西方人發明的Drug，與中國人發明的“藥”一樣嗎？

人類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 創造了醫學， 也發明了藥物。 可是， 西方人發明的Drug， 與中國人發明的“藥”內涵一樣嗎？下面這篇文章， 作者從兩者的本義、應用、發展角度， 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起去看看吧～～

Drug在英語中的語義解是“a medicine or material used for making medicines”。 在歷史上， 古希臘人很早就知道許多植物可以作為Drug使用， 那時的一些神學家、醫生或植物學家也都寫了許多關於草藥的書籍， 但稍微流覽一下那段歷史就可以發現， 有許多可作為Drug使用的植物被賦予了神奇的寓意， 飛翔的曼陀羅、玫瑰和陰蘭的魅影、芳香療法等， 都與刺激精神的愉悅和消除軀體的疼痛有關。 因為自一開始西方人就意識到了Drug的Substance屬性， 所以， 在Drug的發展史上， 有許多Drug是被用化學的方法合成的， 儘管他們也很早認識到了植物可以作為Drug使用， 但就像“從罌粟汁到嗎啡”那樣， 植物中的許多Drug被提取分離出來。 所以， 西方人發明的Drug一直是化學性的，

它跟隨著化學技術的發展而成長。

與Drug不同， 在中國人的思想中“藥”是有食性的， 並且更多地具有草木的特質。 這種特質不僅形象地體現在“藥”的字形構造和語義中， 而且也深刻地印在關於“藥”的起源和發展歷史中。 雖然中國人在很遠古的時代就在採食植物和狩獵過程中意識到了植物的藥用作用，

但卻又不像西方人那樣把人那些最為本性的東西放在Drug中， 從而在Drug的語義中顯示出濃濃地刺激人本性欲望的幻想。 也許他們在“嘗百草”而識藥的過程中付出了許多遇毒而死的悲壯代價， 因此才遠在西周時期就有了“聚毒藥以供醫事”的經驗。 有關中藥的史學研究一般都認為， 中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是成書于東漢末年的《神農本草經》。 從那時以來， 大凡歷代學者著錄關於“藥”的書籍都稱“本草”。 僅由“神農”和“本草”， 也足可見“藥”與食物和草木的原本聯繫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藥”的食性和草木特質不僅凝固在中國人的思想中， 而且也體現在“藥”的使用方法上。

從今以往， 他們沒有走過“從罌粟汁到嗎啡”的道路， 無論是服一味藥， 還是用一個按照醫理治則配伍起來的複方， 也無論是煮湯， 抑或製作丸散， 都像食物一樣， 把那些草木一軲轆地吃下去。 在他們看來， 人和草木是有生命的， 人的疾病和藥用草木當然也都是有生命屬性的， 於是， 他們發現了人的疾病屬性和藥用草木的生命屬性之間的相互關係， 就像植物的可食性和機體的生命屬性之間的那種關係一樣。 於是， 他們把“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歸經”這樣的生命特質融在藥用草木中， 將每一味“藥”的這些特質從與疾病生命屬性的相互關係中表述出來。 因而， 中國人發明的“藥”是生物性的， 它跟隨著在今天看來是很有生物學意味的中醫學理論的發展而成長。

在醫藥學的發展歷史上， 基於Drug的化學性， 西方的藥物科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也許是從Drug和“藥”的差異中在心底深深地感到了一種文化和科技的失落， 近代中國人也把原本屬於Drug的那些化學性的東西賦予具有濃厚草木特質的“藥”中， 從中發現了許多像Drug一樣的藥用化合物或先導化合物。這些研究使中西方的藥物學家同時認識到，由古中國人以“嘗百草”“聚毒藥”的生命代價和人種藥理學成本發現的那些藥用草木給今天藥物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能夠發現許多新的藥用化合物或先導化合物的巨大的組合化學庫，從中篩選新的Drug會更快、更經濟和更有效，隨之，在現代，“藥”在與Drug化學性的基礎上和比較中得到了隆重的“禮遇”，這為中國人所進行的傳統“本草”研究增添上了一個現代的光環，也使我們今天繼續研究那些“本草”的人為之感到驕傲。

人的念想就是如此，因為失落，所以渴望得到，得到了，新的失落又常常油然而生。人們關於“藥”的研究念想也是如此。當近代中國人把“藥”的草木特質使用化學的觀念和方法加以改變的同時，他們也意識到這種研究道路卻離“藥”賴以成長的中醫學理論越來越遠，而在另一方面，生命科學在分子水準的發展又使人們看到，存在於生命中的生物分子和合成的在生命中不存在的化學分子在生命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模式是有很大差異的，前者在於和生命狀態相關的代謝修飾，而後者卻是毫無顧忌的環節“開關”。這使我們想到，對於“藥”的研究，在基於Drug的化學性之外，從其生物性角度（比如草木生命與動物生命在進化中建立起來的親緣關係）的生物藥學和營養藥學研究，可能是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本文選自《藝術中醫》（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馮前進、劉潤蘭著） ，最終解釋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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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發現了許多像Drug一樣的藥用化合物或先導化合物。這些研究使中西方的藥物學家同時認識到，由古中國人以“嘗百草”“聚毒藥”的生命代價和人種藥理學成本發現的那些藥用草木給今天藥物科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能夠發現許多新的藥用化合物或先導化合物的巨大的組合化學庫，從中篩選新的Drug會更快、更經濟和更有效，隨之，在現代，“藥”在與Drug化學性的基礎上和比較中得到了隆重的“禮遇”，這為中國人所進行的傳統“本草”研究增添上了一個現代的光環，也使我們今天繼續研究那些“本草”的人為之感到驕傲。

人的念想就是如此，因為失落，所以渴望得到，得到了，新的失落又常常油然而生。人們關於“藥”的研究念想也是如此。當近代中國人把“藥”的草木特質使用化學的觀念和方法加以改變的同時，他們也意識到這種研究道路卻離“藥”賴以成長的中醫學理論越來越遠，而在另一方面，生命科學在分子水準的發展又使人們看到，存在於生命中的生物分子和合成的在生命中不存在的化學分子在生命體系中所起的作用模式是有很大差異的，前者在於和生命狀態相關的代謝修飾，而後者卻是毫無顧忌的環節“開關”。這使我們想到，對於“藥”的研究，在基於Drug的化學性之外，從其生物性角度（比如草木生命與動物生命在進化中建立起來的親緣關係）的生物藥學和營養藥學研究，可能是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本文選自《藝術中醫》（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馮前進、劉潤蘭著） ，最終解釋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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