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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敦頤之問”看當代教育:孩子學習為何不快樂?

在距今900多年前的北宋仁宗年間, 有兩個十五六歲的英俊少年在父親的授意下去向一位年僅三十歲的先生問學。 這位先生既沒有教兩個學生如何讀書修身, 也沒有指導他們如何在科舉路上獲勝, 而是經常讓他們探尋和思考“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這個問題。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 學生問學、先生指教, 這本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 可是, 北宋年間的這個問學事件, 卻幾乎成為一個影響中國思想史甚至中國歷史的大事件。

這位先生名叫周敦頤, 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和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 而這兩個問學的少年,

其實是河南洛陽的一對兄弟。 一個叫程顥, 另一個叫程頤。 他們兩位後來都成為理學的領袖和奠基人, 都是影響了宋以後中國七八百年歷史的大思想家。

周敦頤, 字茂叔, 湖南道縣人, 生於1017年, 卒於1073年。 今年恰逢周敦頤誕辰1000周年紀念。 大多數情況下,

周敦頤是因為那篇著名的《愛蓮說》被人們記住的。 那是一種令人神往的境界, 特別是那句“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 簡直是婦孺皆知、千古絕唱。 然而, 很多人對周敦頤的認識也僅止於此, 可能是《愛蓮說》射出的文學家的光芒遮蔽了他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身份。

說周敦頤是大思想家, 主要是因為他接續了孔孟思想, 同時開啟了程朱理學。 說周敦頤是大教育家, 不僅因為他以“聖可學”為目標的教育思想, 更因為他對程顥、程頤等人進行教導時表現出的高超的教育智慧。

二程後來回憶說:“昔受學于周茂叔,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 ”就是說他們兄弟倆從前跟周敦頤學習, 周敦頤經常讓他們探尋孔子和顏回當年在艱苦貧困的條件下還能長期感到快樂的原因。

我們知道, 孔子一生到處奔走, 四處遊說, 顛沛流離, “累累若喪家之狗”。 追隨他的弟子也同樣受苦受罪, 可是, 他們大多都能保持一份快樂的心境, 特別是孔子自己和他的高足顏回。 孔子自道:“飯疏食飲水, 曲躬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 與我如浮雲。 ”孔子贊顏回曰:“賢哉, 回也!一簞食, 一瓢飲, 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 ”如此貧窮, 如此艱苦, 卻還如此愉悅, 如此快樂。 這究竟為何?快樂的根源何在?

是因為貧困嗎?顯然不是。 人不會因為自己貧困而快樂。 越貧困越快樂, 顯然更不符合人性的基本特點。 可見, 孔、顏所樂的是另一種東西, 這種東西不能置換為財貨,

也不能帶來名聲, 卻能給人的心靈賦予一種力量, 讓人不論處於何種境遇皆能保持內心的快樂。 正是這個東西讓身處貧困的孔子和顏回依然能感到快樂。

“周敦頤之問”在程顥、程頤兄弟的腦海中應該徘徊了很久, 他們琢磨得也很深。 後來, 程顥再次跟隨周敦頤學習, 他在語錄裡便這樣說:“自再見周茂叔之後, 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 ”哲學家馮友蘭說, 吟風弄月之樂便是孔顏之樂。 從這裡可以看出, 程顥應該是弄懂了老師周敦頤的問題。 至於“‘吾與點也’之意”更是一種難得的精神境界。 “吾與點也”是《論語》中的一個師生對話片段。 孔子向他的幾個學生詢問各自的志向。 有的說要做官, 有的說要做有功業的事, 有的說想傳承歷史文化。

而曾點說, 他的想法和別人不一樣。 他想在暮春之際, 領幾個童子到大自然當中去郊遊。 爬上山坡任清風吹拂, 最後再歡歌笑語地返回家中。 孔子便說:“吾與點也。 ”他和曾點的想法一樣。 可見, 孔顏之樂, 不是因獲得功名利祿和功利性的成果而喜悅, 而是因人格的追求、精神的完滿、內心的自足、心靈的審美而快樂。

這種快樂, 對現代人特別是現在的學生而言, 非常珍貴和稀缺。 有人調侃, 現在的學生“上學比上墳還難受”。 有的學生不願進學校, 有的學生懼怕見老師;少數老師漠視學生的健康, 眼中只有分數;部分家長也只關注孩子的學業成績而輕視孩子的內心感受。 這些情況直接導致學生的快樂指數下降, 侵蝕著學生的身心健康,出現了不該有的厭學、厭師、厭校,甚至厭世的現象。

“周敦頤之問”對當代教育應有著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孔子和顏回在艱苦貧困的條件下,能保持長久的快樂。那麼,為什麼當代人的物質生活很富足,卻很少能有發自內心的快樂?在校園裡,師生們的笑臉為什麼越來越難看到?孩子們為什麼不快樂?為什麼他們學習得不快樂,生活得也不快樂?

我們知道,“錢學森之問”追問的是,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如果說“錢學森之問”關注的主要是人的才能和成功,那麼,“周敦頤之問”關注的就主要是人的德性與心靈。

那麼,今天的教育應當如何關注學生的德性與心靈,讓學生成為充滿快樂的人呢?

首先,要注重情感的薰陶和教育。快樂是一種情感體驗。快樂學習一直被中國古代教育家所推崇。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陽明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趣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清代教育家王筠說:“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現代心理學研究也證明,輕鬆愉快的良好情緒,不僅能使人產生超強的記憶力,還能活躍創造性思維,充分發揮人的內在潛能。

二程有個弟子叫侯仲良,他有問題請教程頤,但程頤費盡心機還是不能讓他擺脫疑惑。他便偷偷去找周敦頤。周敦頤讓他住在家裡,兩人對塌而臥,每天晚上都談到很晚。三天后,侯仲良便滿意地回去了。後來有人問他這次見到周敦頤的感受,他只說了一句話:“如在春風裡坐了半年。”聽周敦頤的課如沐春風,如此這般舒適快樂,難怪侯仲良的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現在我們有很多老師的課都無法給學生如沐春風的感覺,常常是讓學生如坐針氈,甚至如蹲監獄。主要原因在於今天的老師過於注重知識的灌輸、認知的刺激和技能的訓練,課堂中充斥著聽講、背誦、抄寫、做題、練習、作業等模式化教學動作,學生的學習幾乎淪為一種機械的訓練。這樣的學習實在無法讓人產生快樂的情感。另外,家長也常常成為老師的“幫兇”,在家裡繼續監督、督促甚至逼迫孩子學習、讀書、做作業。家長更多的在關注孩子的知識獲得和成績進步,而對孩子的情感體驗和內心感受非常漠視。孩子放學回到家,家長問的常常是“今天在學校學得怎麼樣”,而不是“今天在學校感受怎麼樣”。孩子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人啊,而不是學習的機器。教育缺乏情感的關懷和溫暖,孩子是無法快樂起來的。

其次,要重視人格和理想教育。學習並不總是一個輕鬆快樂的過程,對於那些繁難、艱澀的學習內容,比如背誦文言文、記單詞、學習高中物理等,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需要反復學習和鑽研。這個過程往往是辛苦的、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那麼,如何才能讓學生“苦中作樂”,因苦而樂呢?這就需要人格和理想教育。周敦頤對二程的教育,就是這種教育。他讓二程探尋孔顏樂處,就是讓他們以孔子和顏回為榜樣,學做聖人。用周敦頤的話說就是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程顥正是因為“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最終成為一代理學宗師的。

當一個人以“學做聖人”為理想時,他在求學和求道過程中遭遇的一切辛勞和苦難就不算什麼了,甚至是一種快樂了。例如心學大師王陽明,為了求道,格亭前之竹七天,最終勞神成疾;他被貶至貴州龍場,幾乎陷於絕境。這些磨難都沒能讓他放棄求道之心,其原因就在於王陽明始終懷抱著一個人生理想,那就是“做第一等事”、“讀書做聖人”。

可惜的是,當前是個過於務實的時代,凡事都講眼前的實在利益,而很少談未來的理想。成年人不談理想,中小學生也慢慢不談理想了。因為,老師看中的是眼前的成績,家長看中的是能考中哪個名校。人格和理想教育的缺失,必然導致學生缺乏因人格不斷完善和為理想不斷奮鬥而獲得的精神快樂。

最後,要加強審美教育。現代社會有很多人缺乏的不是物質,也不是知識,而是審美。吳冠中先生說:“今天中國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美盲很多,其根源就在於審美教育的缺失,其結果便是失去了很多心靈該有的快樂。如果一個人,一個學生有著良好的審美素養,他(她)在生活、社會和大自然中隨時隨地都可以捕捉到美,那他(她)還會不快樂,還會悶悶不樂嗎?木心先生說:“沒有審美力是絕症,知識也解救不了。”既然得了絕症,自然快樂不起來。

對學生開展良好的審美教育,他們便可以時時處處因發現美、欣賞美甚至創造美而快樂了。程顥說:“自再見周茂叔之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其實,“吟風弄月”之樂和“吾與點也”的境界更多的就是一種心靈的審美之樂。

周敦頤一生留下的文字不過六千餘字,但他的人格、道德和思想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周敦頤之問,不只是在問他的學生二程,也是在問他自己,更是在問天下有志之人。周敦頤的一生也如孔子和顏回一樣,是快樂的。他有一首題為《春晚》的小詩,詩雖小,卻表現出了一種和諧、寧靜的心靈之樂。詩的內容是:“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幹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本文主要參考《周敦頤集》和王立新先生的《理學開山周敦頤》一書。)

侵蝕著學生的身心健康,出現了不該有的厭學、厭師、厭校,甚至厭世的現象。

“周敦頤之問”對當代教育應有著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孔子和顏回在艱苦貧困的條件下,能保持長久的快樂。那麼,為什麼當代人的物質生活很富足,卻很少能有發自內心的快樂?在校園裡,師生們的笑臉為什麼越來越難看到?孩子們為什麼不快樂?為什麼他們學習得不快樂,生活得也不快樂?

我們知道,“錢學森之問”追問的是,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如果說“錢學森之問”關注的主要是人的才能和成功,那麼,“周敦頤之問”關注的就主要是人的德性與心靈。

那麼,今天的教育應當如何關注學生的德性與心靈,讓學生成為充滿快樂的人呢?

首先,要注重情感的薰陶和教育。快樂是一種情感體驗。快樂學習一直被中國古代教育家所推崇。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陽明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趣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清代教育家王筠說:“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現代心理學研究也證明,輕鬆愉快的良好情緒,不僅能使人產生超強的記憶力,還能活躍創造性思維,充分發揮人的內在潛能。

二程有個弟子叫侯仲良,他有問題請教程頤,但程頤費盡心機還是不能讓他擺脫疑惑。他便偷偷去找周敦頤。周敦頤讓他住在家裡,兩人對塌而臥,每天晚上都談到很晚。三天后,侯仲良便滿意地回去了。後來有人問他這次見到周敦頤的感受,他只說了一句話:“如在春風裡坐了半年。”聽周敦頤的課如沐春風,如此這般舒適快樂,難怪侯仲良的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現在我們有很多老師的課都無法給學生如沐春風的感覺,常常是讓學生如坐針氈,甚至如蹲監獄。主要原因在於今天的老師過於注重知識的灌輸、認知的刺激和技能的訓練,課堂中充斥著聽講、背誦、抄寫、做題、練習、作業等模式化教學動作,學生的學習幾乎淪為一種機械的訓練。這樣的學習實在無法讓人產生快樂的情感。另外,家長也常常成為老師的“幫兇”,在家裡繼續監督、督促甚至逼迫孩子學習、讀書、做作業。家長更多的在關注孩子的知識獲得和成績進步,而對孩子的情感體驗和內心感受非常漠視。孩子放學回到家,家長問的常常是“今天在學校學得怎麼樣”,而不是“今天在學校感受怎麼樣”。孩子是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人啊,而不是學習的機器。教育缺乏情感的關懷和溫暖,孩子是無法快樂起來的。

其次,要重視人格和理想教育。學習並不總是一個輕鬆快樂的過程,對於那些繁難、艱澀的學習內容,比如背誦文言文、記單詞、學習高中物理等,都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需要反復學習和鑽研。這個過程往往是辛苦的、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那麼,如何才能讓學生“苦中作樂”,因苦而樂呢?這就需要人格和理想教育。周敦頤對二程的教育,就是這種教育。他讓二程探尋孔顏樂處,就是讓他們以孔子和顏回為榜樣,學做聖人。用周敦頤的話說就是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程顥正是因為“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最終成為一代理學宗師的。

當一個人以“學做聖人”為理想時,他在求學和求道過程中遭遇的一切辛勞和苦難就不算什麼了,甚至是一種快樂了。例如心學大師王陽明,為了求道,格亭前之竹七天,最終勞神成疾;他被貶至貴州龍場,幾乎陷於絕境。這些磨難都沒能讓他放棄求道之心,其原因就在於王陽明始終懷抱著一個人生理想,那就是“做第一等事”、“讀書做聖人”。

可惜的是,當前是個過於務實的時代,凡事都講眼前的實在利益,而很少談未來的理想。成年人不談理想,中小學生也慢慢不談理想了。因為,老師看中的是眼前的成績,家長看中的是能考中哪個名校。人格和理想教育的缺失,必然導致學生缺乏因人格不斷完善和為理想不斷奮鬥而獲得的精神快樂。

最後,要加強審美教育。現代社會有很多人缺乏的不是物質,也不是知識,而是審美。吳冠中先生說:“今天中國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美盲很多,其根源就在於審美教育的缺失,其結果便是失去了很多心靈該有的快樂。如果一個人,一個學生有著良好的審美素養,他(她)在生活、社會和大自然中隨時隨地都可以捕捉到美,那他(她)還會不快樂,還會悶悶不樂嗎?木心先生說:“沒有審美力是絕症,知識也解救不了。”既然得了絕症,自然快樂不起來。

對學生開展良好的審美教育,他們便可以時時處處因發現美、欣賞美甚至創造美而快樂了。程顥說:“自再見周茂叔之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其實,“吟風弄月”之樂和“吾與點也”的境界更多的就是一種心靈的審美之樂。

周敦頤一生留下的文字不過六千餘字,但他的人格、道德和思想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周敦頤之問,不只是在問他的學生二程,也是在問他自己,更是在問天下有志之人。周敦頤的一生也如孔子和顏回一樣,是快樂的。他有一首題為《春晚》的小詩,詩雖小,卻表現出了一種和諧、寧靜的心靈之樂。詩的內容是:“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幹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本文主要參考《周敦頤集》和王立新先生的《理學開山周敦頤》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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