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 宋漢理教授（Harriet Zurndorfer）說你們的研究意義有限， 現在是你們進行反擊， 論證自己研究合理性的時候了。 ”通過刻意誤解宋漢理教授的發言， 小組討論主持人包弼德教授（Peter Bol）用這種激將法督促小組成員們大膽發言、激烈交鋒。 雖然大家都看穿了他的“小伎倆”， 但還是忍不住進一步申述各自研究的意義和取得的成果， 小組的整個議題也因此得到深化。 這是9月14日至17日在荷蘭萊頓大學進行的第二屆“唐至明人文會議”中的一幕， 很好地體現了本次會議的進行模式：各小組由主持人激發討論、把控方向， 小組成員們根據自己提交的論文各抒己見、不斷交流，
開幕現場
“唐至明人文會議”（Middle Period Conference）於2014年在哈佛大學第一次舉辦， 彼時便受到了與會學者們的一致好評。 正是鑒於第一屆會議取得的良好效果， 並為給中國史研究者創造更多的交流機會，
會議籌辦者魏希德教授
會議形式創新
本屆“唐至明人文會議”在會議形式上有諸多創新之處。 首先， 與絕大多數的學術會議不同， 這一會議並未設有論文作者的個人陳述環節。 會議參加者需提前兩個月將參會論文提交至會議網站。 接著， 每篇論文會分配由兩位學者進行線上評議。 而所有的與會學者都可以在會議網站上查看每篇論文的內容及其相關評議。
會議開始前一個月， 會議組織者對論文進行分組， 並要求每位參會學者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 閱讀所有和他的論文被分入一組的其它學者的論文。
會議網站首頁
其次， 每篇論文依據主題、時代、研究方法的不同被分別分入三個小組進行討論。 也就是說， 每篇論文在這次會議中要被討論三次：一次從論文主題的角度進行討論；一次從論文所涉及時代的角度進行討論；還有一次會從論文所採用研究方法的角度進行討論。
據筆者統計， 本屆“唐至明人文會議”按照論文主題共設有“政治史”、“物質文化”、“性別研究”、“區域地方史”等16個小組；依論文所涉時代共設有“唐—五代”、“唐—宋”、“宋—元”、“宋—明”、“南宋”等15個小組；依研究方法共設“人際網路分析”、“方志與地方書寫”、“文本分析之官方檔案”、“文本分析之傳記”、“視覺分析”、“數位人文”等16個小組， 總記47個討論小組， 會議規模可見一斑。
小組討論和工作坊
由於會議日程緊張，在某一時間段中總是有5—8個討論小組在同時進行討論，因此本文不可能涵蓋每一小組的討論內容。同時，考慮到本屆會議對論文版權的規定，本文也不宜對單篇論文的具體內容做詳細介紹。因此，下面主要就本人參與或旁聽的部分小組的宏觀主題做一些簡單介紹，呈現更多會議細節。至於每篇論文的題目和作者，感興趣的讀者請登錄會議網站查詢。（會議網址：https://ocs.chinese-empires.eu/index.php/CMPC2017/MPC17）
同時進行中的兩場小組討論
“社會史”小組的討論由柏文莉（Beverley Bossler）和韓明士（Robert Hymes）兩位教授主持。在他們的主持下，整個小組討論並未陷入“就社會論社會”的窠臼，而是時刻注重社會與政府間的互動。柏文莉教授更是根據大家論題各異的論文提出了“十三世紀的中國變遷”這一宏觀命題，並提示大家在討論具體細節時，不要忘記思考這一宏觀命題。可以說，這一小組的討論與兩位教授的研究風格不謀而合。
田安教授（Anna Shields）與Jeffrey Rice教授共同主持了“史學與史家”組的討論。在本場小組討論中，大家在承認史學作品深受史家個人影響的前提下，並沒有探討因此而出現的史料正誤問題，而是轉而討論具體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由具體歷史文本的比對與結構分析推知史家的個人立場，再由史家個人立場感知時代背景與歷史變遷。因此《新唐書》、《資治通鑒》等著作在本小組中不是作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而是作為感知宋代史家作史風格及唐宋學術、社會風氣變化的文本而被使用。此外，小組還討論了不同歷史文體所承擔的不同歷史功用。比如“類書”這一文體就不必處理正史所必須解決的“正統性”問題，因此有更多的書寫空間，其書寫方式反而會影響之後的正史寫作。
田安教授主持的小組討論
“唐—五代”B組由伊維德教授（Wilt Idema）與葛煥禮教授主持討論。其中伊維德教授負責總評組內所有論文，而葛煥禮教授則把握討論方向，提出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具體議題。本組論文的共性是聚焦于中唐至五代時期地方勢力及地方文化的興起，因此很容易被納入“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下進行討論。而主持人則提示，在討論“唐—五代”時有時必須把宋代的視角拋棄掉，因為每個時代都是在處理這個時代正在面臨的問題，時人並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要避免把歷史書寫成一種有必然歸宿的進行模式。
“碑刻、佛塔與祠堂”組由來自牛津大學的田海教授（Barend ter Haar）和來自康奈爾大學的艾媞捷教授（TJ Hinrichs）共同主持。由於碑刻所記往往是某一具體事件或某一人物的相關生平，受此特點影響，利用碑刻所做的研究往往以個案為主。因此，如何由個案研究拓展至具有一般性意義的研究成為了小組討論的重點。有學者認為應在總結個案的基礎上努力提出具有解釋力的框架，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應努力講好每一件碑刻本身的故事，倒不必刻意提出框架。此外，由於絕大多數的傳世碑刻都經歷了“作者稿本——碑刻——拓本——錄文本”的變遷，因此，在載體變遷的過程中，文本及其效果究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也成為了小組成員們討論的重點。本組討論的第三個重點則是在辨明碑刻修辭與事實的基礎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碑刻材料。
小組討論外，本次會議還設有5個工作坊供與會學者選擇參加。分別是由魏希德教授主持的MARKUS工作坊，主要討論如何利用MARKUS及其關聯平臺創建並分析文本資料庫；包弼德教授主持的數位人文工作坊，主要講授CBDB、GIS及社會網路分析軟體Gephi的使用方法；Christoph Anderl教授主持的敦煌寫本工作坊，主要介紹敦煌寫本文獻的數位化及標記；史懷梅教授（Naomi Standen）主持的考古工作坊，主要探討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互補，以及如何利用google maps和CARTO開展研究；陳詩沛研究員主持的地方誌工作坊，主要展示如何利用新近開發的數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國地方誌。
包弼德教授在工作坊教學中
可以看出，5個工作坊無一例外地都與數位化相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海外漢學界研究中國史的方法取向，即要積極主動地從事數位人文研究，利用新的數位工具拓寬中國史研究的視野與邊界。據悉，會議主辦方將會近期在其網站上對每個工作坊做詳細介紹，請感興趣的讀者之後注意查看。（網址：http://chinese-empires.eu/events/conferences/）
陳詩沛研究員展示LoGaRT的使用
小組討論和工作坊自然是此次會議的重頭戲，而在此之外，會議主辦方還安排了其它相關的文化活動。如伊維德教授曾做主題演講，回顧杜德橋教授（Glen Dudbridge）在唐至明階段研究中取得的卓越學術成就。萊頓市也在市政廳專門舉辦酒會歡迎各與會學者的到來，強調萊頓與亞洲研究的緊密關聯。由於會議舉辦期間恰逢萊頓亞洲年和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開館，本次會議還特地安排了亞洲圖書館參觀、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特藏書籍展示、高羅佩生平電影首映等活動。
酒會一角
四天的會議很快落幕，萊頓小城也回歸了往日的平靜。站在靜靜流淌的萊茵河畔，回憶會期討論的激烈和收穫，難免有些悵然若失。然而感慨之後，還是讀書去吧。
（注：本文所採用的漢學家中文姓名均采自網上流傳的漢學家中英文姓名對照表）
會議規模可見一斑。小組討論和工作坊
由於會議日程緊張，在某一時間段中總是有5—8個討論小組在同時進行討論，因此本文不可能涵蓋每一小組的討論內容。同時，考慮到本屆會議對論文版權的規定，本文也不宜對單篇論文的具體內容做詳細介紹。因此，下面主要就本人參與或旁聽的部分小組的宏觀主題做一些簡單介紹，呈現更多會議細節。至於每篇論文的題目和作者，感興趣的讀者請登錄會議網站查詢。（會議網址：https://ocs.chinese-empires.eu/index.php/CMPC2017/MPC17）
同時進行中的兩場小組討論
“社會史”小組的討論由柏文莉（Beverley Bossler）和韓明士（Robert Hymes）兩位教授主持。在他們的主持下，整個小組討論並未陷入“就社會論社會”的窠臼，而是時刻注重社會與政府間的互動。柏文莉教授更是根據大家論題各異的論文提出了“十三世紀的中國變遷”這一宏觀命題，並提示大家在討論具體細節時，不要忘記思考這一宏觀命題。可以說，這一小組的討論與兩位教授的研究風格不謀而合。
田安教授（Anna Shields）與Jeffrey Rice教授共同主持了“史學與史家”組的討論。在本場小組討論中，大家在承認史學作品深受史家個人影響的前提下，並沒有探討因此而出現的史料正誤問題，而是轉而討論具體的文本是如何生成的——由具體歷史文本的比對與結構分析推知史家的個人立場，再由史家個人立場感知時代背景與歷史變遷。因此《新唐書》、《資治通鑒》等著作在本小組中不是作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而是作為感知宋代史家作史風格及唐宋學術、社會風氣變化的文本而被使用。此外，小組還討論了不同歷史文體所承擔的不同歷史功用。比如“類書”這一文體就不必處理正史所必須解決的“正統性”問題，因此有更多的書寫空間，其書寫方式反而會影響之後的正史寫作。
田安教授主持的小組討論
“唐—五代”B組由伊維德教授（Wilt Idema）與葛煥禮教授主持討論。其中伊維德教授負責總評組內所有論文，而葛煥禮教授則把握討論方向，提出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具體議題。本組論文的共性是聚焦于中唐至五代時期地方勢力及地方文化的興起，因此很容易被納入“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下進行討論。而主持人則提示，在討論“唐—五代”時有時必須把宋代的視角拋棄掉，因為每個時代都是在處理這個時代正在面臨的問題，時人並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要避免把歷史書寫成一種有必然歸宿的進行模式。
“碑刻、佛塔與祠堂”組由來自牛津大學的田海教授（Barend ter Haar）和來自康奈爾大學的艾媞捷教授（TJ Hinrichs）共同主持。由於碑刻所記往往是某一具體事件或某一人物的相關生平，受此特點影響，利用碑刻所做的研究往往以個案為主。因此，如何由個案研究拓展至具有一般性意義的研究成為了小組討論的重點。有學者認為應在總結個案的基礎上努力提出具有解釋力的框架，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應努力講好每一件碑刻本身的故事，倒不必刻意提出框架。此外，由於絕大多數的傳世碑刻都經歷了“作者稿本——碑刻——拓本——錄文本”的變遷，因此，在載體變遷的過程中，文本及其效果究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也成為了小組成員們討論的重點。本組討論的第三個重點則是在辨明碑刻修辭與事實的基礎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碑刻材料。
小組討論外，本次會議還設有5個工作坊供與會學者選擇參加。分別是由魏希德教授主持的MARKUS工作坊，主要討論如何利用MARKUS及其關聯平臺創建並分析文本資料庫；包弼德教授主持的數位人文工作坊，主要講授CBDB、GIS及社會網路分析軟體Gephi的使用方法；Christoph Anderl教授主持的敦煌寫本工作坊，主要介紹敦煌寫本文獻的數位化及標記；史懷梅教授（Naomi Standen）主持的考古工作坊，主要探討歷史學與考古學的互補，以及如何利用google maps和CARTO開展研究；陳詩沛研究員主持的地方誌工作坊，主要展示如何利用新近開發的數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國地方誌。
包弼德教授在工作坊教學中
可以看出，5個工作坊無一例外地都與數位化相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海外漢學界研究中國史的方法取向，即要積極主動地從事數位人文研究，利用新的數位工具拓寬中國史研究的視野與邊界。據悉，會議主辦方將會近期在其網站上對每個工作坊做詳細介紹，請感興趣的讀者之後注意查看。（網址：http://chinese-empires.eu/events/conferences/）
陳詩沛研究員展示LoGaRT的使用
小組討論和工作坊自然是此次會議的重頭戲，而在此之外，會議主辦方還安排了其它相關的文化活動。如伊維德教授曾做主題演講，回顧杜德橋教授（Glen Dudbridge）在唐至明階段研究中取得的卓越學術成就。萊頓市也在市政廳專門舉辦酒會歡迎各與會學者的到來，強調萊頓與亞洲研究的緊密關聯。由於會議舉辦期間恰逢萊頓亞洲年和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開館，本次會議還特地安排了亞洲圖書館參觀、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特藏書籍展示、高羅佩生平電影首映等活動。
酒會一角
四天的會議很快落幕，萊頓小城也回歸了往日的平靜。站在靜靜流淌的萊茵河畔，回憶會期討論的激烈和收穫，難免有些悵然若失。然而感慨之後，還是讀書去吧。
（注：本文所採用的漢學家中文姓名均采自網上流傳的漢學家中英文姓名對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