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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鬧中的真智慧
費曼
桃太郎， 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 快到年終的時候， 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說日本即將舉行一個理論物理的國際會議，
惠勒在信中說， 如果我們能先學一點日文會更好， 他還附了一本軍中使用的片語讀本。 我找到一個日本婦人為我矯正發音， 自己也練習用筷子挾起紙屑， 並且讀了很多談日本的書。 當時對我而言， 日本是個神秘的國度， 我想， 能到一個陌生而奇妙的國家是件很有趣的事， 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達日本時， 有人在機場接我們， 帶我們到東京一家由名建築師萊特（FrankLloydWright）設計的旅館。
我們的東道主什麼都安排好了。 第一天晚上， 我們在旅館頂樓用餐， 招呼我們的， 是個穿和服的日本女人， 菜單上寫的還是英文。 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學了一些日本話， 所以晚餐快結束時， 我跟女服務生說：“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 ”她鞠了個躬， 然後出去了。
我的朋友馬夏克疊聲地問：“什麼？什麼？”
“我在說日本話”， 我說。
“噢， 你這騙子！你在亂開玩笑， 費曼。 ”
“你什麼意思？”我一本正經。
“好吧！你剛才在說什麼？”他說。
“我請她給我們咖啡。
馬夏克不相信。 “我和你打賭， ”他說：“如果她端咖啡進來……”
女服務生端著咖啡出現， 馬夏克輸了。
原來， 我是唯一學了點日文的人， 連要我們學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沒花工夫學， 我簡直受不了。 我讀過一些關於日本旅館的資料， 日本式的旅館應該和我們住的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 我請那個為我們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間來。 我說：“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館裡。 ”
“費曼教授， 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
我在書上讀到過， 日本人都很客氣， 但也非常固執；你必須不斷地下工夫。 所以我決定要像他們一般頑固， 而且一樣的客氣。 這是一場心戰， 我們反反復複磨了半小時。
“為什麼你要改住日式旅館呢？”
“因為在這家旅館裡， 並不能感覺到自己身在日本。 ”
“日式旅館不好， 你要睡在地板上。 ”
“我就是想這樣， 我要嘗嘗看那究竟是什麼滋味。 ”
“而且那裡沒有椅子， 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
“沒關係， 這樣很好， 我就是要找這樣的地方。 ”
最後， 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館， 巴士要繞道接你去開會。 ”
“不！不！”我說：“早上我會自己來這家旅館搭車。 ”
“好吧， 好吧， 這樣就沒問題。 ”結果就那麼簡單， 只不過要花半個小時才能談到真正的問題。
他正要走到電話旁， 打電話給另一家旅館， 卻又突然想起什麼停下來。 事情又觸礁了。 我又花了十五分鐘才搞懂， 這次問題出在郵件， 萬一會場有什麼函件要傳過來呢？
他們早已在這家旅館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沒關係， ”我說， “早上我來搭巴士的時候， 會先到旅館看看有沒有我的信。 ”
“好吧， 那就沒問題。 ”他打了電話， 我們終於上路去日式旅館。
一到旅館， 我就知道還是值得：那家旅館真可愛， 在它的大門前有個讓你脫鞋子的地方， 然後有個穿傳統和服的女孩， 腳上穿著拖鞋出來， 拿起你的行李。 你得跟著她行經走廊上鋪著席子的地板， 穿過紙門， 只聽得她“漆—漆—漆”地踩著碎步。 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進我的房間之後， 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個趴在地板上， 鼻子貼著地板， 女服務生也跪下來鼻子貼到地板上。 我覺得手足無措， 我也該把鼻子貼到地板上嗎？
原來他們是在彼此問候， 他為我表示接受這個房間。
這真是個很棒的房間。 今天大家都對日式房間的標準配備很熟悉，但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經驗。牆壁上一小塊凹下去的地方，掛了一幅畫；花瓶裡雅致地插著柳枝，地板上擺了一張桌子，旁邊放了椅墊；房間的一頭還有兩扇紙門，推開後直接面向花園。
招呼我的女服務生是個中年婦人。她幫我脫掉外套，給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藍白相間的簡單袍子，讓我在旅館裡穿。
我推開門欣賞花園的可愛，然後坐在桌子前做點事。
十幾二十分鐘後，好像有什麼映入我的眼簾。我抬頭往花園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個很美麗的年輕日本女人，穿著很可愛的衣服，坐在玄關上。
我讀了很多關於日本風俗的資料，曉得為什麼她被派來我的房間。我想：“這可能很有趣！”
她會講一點英文。“你喜歡逛花園嗎？”她問。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著我的手臂，指點花園的景色給我看。
後來我發現，原來只因為她懂一點英文，旅館經理覺得我大概會喜歡她帶我去逛逛花園，就這麼簡單而已。當然，我有點失望，但我知道東西文化交流時，很容易發生誤會。
讓自己日本化
過了一會兒，女服務生進來，說了幾句日本話——跟洗澡有關。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試試看，所以我說：“好！”
書上說日本式洗澡很複雜，他們在浴池裡放很多水，從外面加熱。大家不能把肥皂放進洗澡水裡，把水弄髒——這樣下一個人就沒辦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邊。雖然中間有門而且緊閉，但我聽得出來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門打開了，正在洗澡的那個人出來看看是誰闖進來。“教授！”他用英文對我說：“其他人在洗澡的時候，你這樣走進盥洗室是個很糟糕的錯誤！”居然是湯川教授！
他告訴我，毫無疑問，女服務生是問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話，她會先為我準備妥當，並且在浴室空出來時通知我。當我犯下這麼嚴重的社交錯誤時，我實在很慶倖對方是湯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這個日本旅館很宜人，有其他人來探訪我時，服務尤其周到。有人來到我的房間時，我們就坐在地板上談話。
不到5分鐘，女服務生就端著茶盤進來，上面除了茶，還有糖果，就好像在家裡招待客人一樣。在美國，如果有人到旅館房間來拜訪你，沒人會理你，你得打電話叫人來服務。在這裡用餐也與眾不同。你吃飯的時候，端食物進來的女孩會一直陪在旁邊，所以你不是孤單一個人進餐；儘管我沒辦法跟這女孩深入交談，不過沒關係。食物也很特別，例如湯是用一個有蓋的小碗盛著，打開蓋子以後，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點點綠蔥浮在美味的湯上，真是精彩。
對日本人來說，食物的外觀也很重要。
我決定盡可能過日式的生活，但這卻意味著我得吃很多魚。從小我就不喜歡吃魚，但是我發現，在日本不吃魚實在太孩子氣了，我在那裡吃了很多魚，而且樂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國，第一件事就是跑去賣魚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從前一樣，我沒法忍受。後來我找出原因：原來魚必須要非常非常新鮮，否則就會帶有一些令我討厭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館吃飯，他們端來一杯黃色的液體，裡面裝著一個又圓又硬、蛋黃大小的東西。一直到那時為止，我什麼都吃，但是這個東西把我嚇壞了，它看起來盤盤結結，像腦子一樣。我問女服務生那是什麼，她回答：“枯裡（kuri）。”這對我沒多大幫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魚卵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心裡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為我想要盡可能日本化（30年來，我一直記得“枯裡”
這個詞，好像是什麼攸關性命的東西一樣）。
第二天，我在會場問一個日本人“枯裡”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他，我覺得很難下嚥。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錯了什麼？
我學會的日本話，許多時候還真的發揮了極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遲遲不啟程，有個傢伙說：“嗨，費曼！你懂日文，叫他們快點開動！”
我就說：“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點！快點！走吧！走吧！”
我立刻發現，我的日本話大概不是平常用語。我是從軍隊的片語讀本中學會這些話，而它們一定十分粗魯；因為旅館裡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張地跑開，嘴裡說：“是！是！”
而車子也立刻開走了。
在日本的會議一共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東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訴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關於日式旅館的事，他也想試試。我們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館，那裡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間，派斯就和我共住一個日式房間。
第二天早上，負責照料我們房間的年輕女服務生為我們準備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她端著早餐進來，我這時衣服還未穿好。她轉向我，很有禮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從浴室出來，身上一絲不掛而且滴著水。她轉向派斯，同樣泰然自若的說：“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後把早餐盤子放下。
派斯看著我說：“天哪，我們太不文明了。”
在美國，女服務生來送早餐的時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絲不掛站在那裡，保管會有尖叫和麻煩。但在日本，他們完全習以為常。我們覺得，在這些事情上他們比我們先進而且文明。
在這段期間，我在研究液態氦的理論，而且發現可以利用量子動力學的定律來解釋“超流動性”（superfluidity）現象。我為此感到驕傲，而且將在京都會議中發表我的研究及發現。
發表報告之前的那個晚上，在餐會中坐我旁邊的恰好是翁薩格（LarsOnsager）教授。他是固態物理和液態氦問題的泰斗，也是那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學者。
“費曼，”他以沙啞的聲音說：“聽人家說，你自認已經瞭解液態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個晚上跟我說過唯一的一段話，內容實在不怎麼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發表報告，說明我所知道的液態氦理論。末尾，我抱怨我對液態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態氦的相轉換——從某一相轉換到另一相——是屬於第一級（firstorder）（例如當固體熔解或液體沸騰時的情形，其時溫度不變）還是第二級（例如在磁鐵中看到的某些現象，其中溫度不停變動）的現象？
翁薩格教授站起來，以他冷冷的聲音說：“費曼教授在我們這個領域還只是個新手，我想他需要一點指導。有些事情他應該知道，我們應該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錯了什麼啦？”
翁薩格說：“我們應該告訴他，從來沒有人能從基本理論開始，研究出任何相轉換的數量級。因此，如果他的理論不能讓他正確計算出數量級，也並不代表他還未充分瞭解液態氦的其他層面。”原來他要說的只是恭維的好話呢！但是他剛開始講話的語氣，讓我以為這次會被修理得很慘！
樹大招風
不到一天，我在房間就接到《時代週刊》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人說：“我們對你的研究很有興趣，你能不能寄一份報告給我們？”
我從來沒有上過《時代週刊》，覺得興奮極了。我很為自己的研究感到驕傲，研究成果在會議上也頗受肯定，因此我說：“當然可以！”
“很好。請把它寄到我們在東京的辦事處。”他把位址給我，我覺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複述了一遍，那人說：“沒錯。很謝謝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驚地說：“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嗎？對不起，他回來的時候，我會告訴他你要跟他談。”
幾小時後派斯回來了：“嘿，派斯！派斯！”我興奮地說：“《時代週刊》打電話來！他們希望你寄一份你剛發表的報告過去。”
“噢！”他說：“出風頭准沒什麼好事！”
我十分震驚。
往後，我慢慢發現派斯說得很對；但在當時，我覺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現在《時代週刊》上的話，實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訴他們，只要有大學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連串的地點，讓我到每個地方待上幾天。
這時候，我已經和瑪麗露結了婚，而不管到哪裡，我們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個地方特別為我們安排了一套舞蹈儀式，通常他們只為大的團體表演。在另一個地方，所有的學生都跑到船上來見我們；還有一處地方，連市長都親自來與我們會面。
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們住在樹林裡一個樸素的小屋裡，那是天皇到這裡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愛，周圍環繞著樹林，有一種清幽之美。天皇會來這種地方小住，表示他對於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們這些西方人強烈多了。
在每個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會告訴我，他們正在做些什麼研究，我再跟他們討論。他們會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後就開始寫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說，“你講的問題有沒有什麼例子？”
“當然有。”
“很好，那麼就舉一個例子。”這是我的作風：除非我腦袋裡能出現一個具體的例子，然後根據這個特例來演算下去，否則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東西。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會覺得我反應有點慢，不瞭解問題所在，因為我問一大堆笨問題，像“陰極是正的還是負的？陰離子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
但是過了一會兒，當那些傢伙寫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來解釋一些東西時，我會說：“等一下！這裡有個錯誤！
這不可能是正確的！“
那傢伙瞪著他的方程式，果然，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錯誤，然後開始搞不懂這個開始時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的傢伙，怎麼有辦法在這堆雜亂無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錯誤？
他以為我是一步步地跟著他演算，其實不然。我腦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論中某個特定、實際的例子，而根據過去經驗和直覺，我很清楚這例子的特性。所以當方程式應該會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錯誤的推論，於是跳起來說：“等一下！那裡有個錯誤！”
所以，在日本時，除非他們給我一個實際的例子，我沒有辦法瞭解或者討論他們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數人都提不出這樣的例子。提得出來的例子往往極為薄弱，用其他更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由於我總是要求別人給我實際例子，而不是要他們寫數學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學家之間流傳的油印刊物（這是他們在戰後設計出來的一種簡單有效的傳播資訊方式），用“費曼的轟炸及我們的回應”的標題，來總結我在日本各地的訪問。
到過若干大學訪問之後，我在京都的湯川研究院待了好幾個月。我真喜歡在那裡工作，一切都那麼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脫掉，想喝茶的時候，就會有人過來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時候，我拼命學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後來進步到可以搭計程車到處跑、辦事情。那段期間，我跟一個日本人學日文，每天一個小時。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這個字的日文。“好，”
他說，“如果你想說‘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園嗎？’你應該怎麼說？”我用剛剛學會的字造了一個句子。
“不對，不對！”他說：“當你說：”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園？‘，你用的是第一個’看‘，可是當你想看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必須用另外那個’看‘字，比較有禮。“
基本上，第一種說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爛花園？”可是當你想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得說些類似“我能否參觀你那漂亮的花園？”這樣的話。因你必須用兩種不同的字眼。
然後他又出了另一道題目：“你到廟裡去，想看看那裡的花園……”
我造了一個句子，這次我用的是有禮貌的“看”字。
“不對，不對！”他說：“寺廟裡的花園更加、更加的優雅。所以你說話的語氣應該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無比的花園上嗎？’”
同樣的一項概念，卻要用三四種不同的字眼來表達，只因為當我做這件事時，就很糟糕，但當做的人是你的時候，就很典雅。
我學日文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討論專業上的東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樣的問題是不是也會發生在科學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裡問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麼說？”
他們教我說。
“好。現在我要說：”請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嗎？‘我要怎麼說？“
“那樣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們說。
“為什麼？”我抗議：“不管是我解方程式，還是你解方程式，我們做的是同樣的鬼東西！”
“是，沒錯，但要用不同的字——這比較有禮貌。”
我投降了。我覺得日文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於是從此停止學日文。
（選自《別鬧了，費曼先生》〔美〕費曼 / 吳程遠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5）
責編：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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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都對日式房間的標準配備很熟悉，但當時對我來說，一切都是嶄新的經驗。牆壁上一小塊凹下去的地方，掛了一幅畫；花瓶裡雅致地插著柳枝，地板上擺了一張桌子，旁邊放了椅墊；房間的一頭還有兩扇紙門，推開後直接面向花園。招呼我的女服務生是個中年婦人。她幫我脫掉外套，給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藍白相間的簡單袍子，讓我在旅館裡穿。
我推開門欣賞花園的可愛，然後坐在桌子前做點事。
十幾二十分鐘後，好像有什麼映入我的眼簾。我抬頭往花園的方向看去，看到一個很美麗的年輕日本女人，穿著很可愛的衣服，坐在玄關上。
我讀了很多關於日本風俗的資料，曉得為什麼她被派來我的房間。我想：“這可能很有趣！”
她會講一點英文。“你喜歡逛花園嗎？”她問。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著我的手臂，指點花園的景色給我看。
後來我發現，原來只因為她懂一點英文，旅館經理覺得我大概會喜歡她帶我去逛逛花園，就這麼簡單而已。當然，我有點失望，但我知道東西文化交流時，很容易發生誤會。
讓自己日本化
過了一會兒，女服務生進來，說了幾句日本話——跟洗澡有關。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試試看，所以我說：“好！”
書上說日本式洗澡很複雜，他們在浴池裡放很多水，從外面加熱。大家不能把肥皂放進洗澡水裡，把水弄髒——這樣下一個人就沒辦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邊。雖然中間有門而且緊閉，但我聽得出來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門打開了，正在洗澡的那個人出來看看是誰闖進來。“教授！”他用英文對我說：“其他人在洗澡的時候，你這樣走進盥洗室是個很糟糕的錯誤！”居然是湯川教授！
他告訴我，毫無疑問，女服務生是問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話，她會先為我準備妥當，並且在浴室空出來時通知我。當我犯下這麼嚴重的社交錯誤時，我實在很慶倖對方是湯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這個日本旅館很宜人，有其他人來探訪我時，服務尤其周到。有人來到我的房間時，我們就坐在地板上談話。
不到5分鐘，女服務生就端著茶盤進來，上面除了茶，還有糖果，就好像在家裡招待客人一樣。在美國，如果有人到旅館房間來拜訪你，沒人會理你，你得打電話叫人來服務。在這裡用餐也與眾不同。你吃飯的時候，端食物進來的女孩會一直陪在旁邊，所以你不是孤單一個人進餐；儘管我沒辦法跟這女孩深入交談，不過沒關係。食物也很特別，例如湯是用一個有蓋的小碗盛著，打開蓋子以後，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點點綠蔥浮在美味的湯上，真是精彩。
對日本人來說，食物的外觀也很重要。
我決定盡可能過日式的生活，但這卻意味著我得吃很多魚。從小我就不喜歡吃魚，但是我發現，在日本不吃魚實在太孩子氣了，我在那裡吃了很多魚，而且樂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國，第一件事就是跑去賣魚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從前一樣，我沒法忍受。後來我找出原因：原來魚必須要非常非常新鮮，否則就會帶有一些令我討厭的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館吃飯，他們端來一杯黃色的液體，裡面裝著一個又圓又硬、蛋黃大小的東西。一直到那時為止，我什麼都吃，但是這個東西把我嚇壞了，它看起來盤盤結結，像腦子一樣。我問女服務生那是什麼，她回答：“枯裡（kuri）。”這對我沒多大幫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魚卵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心裡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為我想要盡可能日本化（30年來，我一直記得“枯裡”
這個詞，好像是什麼攸關性命的東西一樣）。
第二天，我在會場問一個日本人“枯裡”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他，我覺得很難下嚥。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錯了什麼？
我學會的日本話，許多時候還真的發揮了極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遲遲不啟程，有個傢伙說：“嗨，費曼！你懂日文，叫他們快點開動！”
我就說：“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點！快點！走吧！走吧！”
我立刻發現，我的日本話大概不是平常用語。我是從軍隊的片語讀本中學會這些話，而它們一定十分粗魯；因為旅館裡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張地跑開，嘴裡說：“是！是！”
而車子也立刻開走了。
在日本的會議一共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東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訴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關於日式旅館的事，他也想試試。我們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館，那裡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間，派斯就和我共住一個日式房間。
第二天早上，負責照料我們房間的年輕女服務生為我們準備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間裡。過了一會兒，她端著早餐進來，我這時衣服還未穿好。她轉向我，很有禮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從浴室出來，身上一絲不掛而且滴著水。她轉向派斯，同樣泰然自若的說：“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後把早餐盤子放下。
派斯看著我說：“天哪，我們太不文明了。”
在美國，女服務生來送早餐的時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絲不掛站在那裡，保管會有尖叫和麻煩。但在日本，他們完全習以為常。我們覺得，在這些事情上他們比我們先進而且文明。
在這段期間，我在研究液態氦的理論，而且發現可以利用量子動力學的定律來解釋“超流動性”（superfluidity）現象。我為此感到驕傲，而且將在京都會議中發表我的研究及發現。
發表報告之前的那個晚上，在餐會中坐我旁邊的恰好是翁薩格（LarsOnsager）教授。他是固態物理和液態氦問題的泰斗，也是那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學者。
“費曼，”他以沙啞的聲音說：“聽人家說，你自認已經瞭解液態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個晚上跟我說過唯一的一段話，內容實在不怎麼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發表報告，說明我所知道的液態氦理論。末尾，我抱怨我對液態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態氦的相轉換——從某一相轉換到另一相——是屬於第一級（firstorder）（例如當固體熔解或液體沸騰時的情形，其時溫度不變）還是第二級（例如在磁鐵中看到的某些現象，其中溫度不停變動）的現象？
翁薩格教授站起來，以他冷冷的聲音說：“費曼教授在我們這個領域還只是個新手，我想他需要一點指導。有些事情他應該知道，我們應該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錯了什麼啦？”
翁薩格說：“我們應該告訴他，從來沒有人能從基本理論開始，研究出任何相轉換的數量級。因此，如果他的理論不能讓他正確計算出數量級，也並不代表他還未充分瞭解液態氦的其他層面。”原來他要說的只是恭維的好話呢！但是他剛開始講話的語氣，讓我以為這次會被修理得很慘！
樹大招風
不到一天，我在房間就接到《時代週刊》打來的電話，打電話的人說：“我們對你的研究很有興趣，你能不能寄一份報告給我們？”
我從來沒有上過《時代週刊》，覺得興奮極了。我很為自己的研究感到驕傲，研究成果在會議上也頗受肯定，因此我說：“當然可以！”
“很好。請把它寄到我們在東京的辦事處。”他把位址給我，我覺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複述了一遍，那人說：“沒錯。很謝謝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驚地說：“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嗎？對不起，他回來的時候，我會告訴他你要跟他談。”
幾小時後派斯回來了：“嘿，派斯！派斯！”我興奮地說：“《時代週刊》打電話來！他們希望你寄一份你剛發表的報告過去。”
“噢！”他說：“出風頭准沒什麼好事！”
我十分震驚。
往後，我慢慢發現派斯說得很對；但在當時，我覺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現在《時代週刊》上的話，實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訴他們，只要有大學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連串的地點，讓我到每個地方待上幾天。
這時候，我已經和瑪麗露結了婚，而不管到哪裡，我們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個地方特別為我們安排了一套舞蹈儀式，通常他們只為大的團體表演。在另一個地方，所有的學生都跑到船上來見我們；還有一處地方，連市長都親自來與我們會面。
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我們住在樹林裡一個樸素的小屋裡，那是天皇到這裡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愛，周圍環繞著樹林，有一種清幽之美。天皇會來這種地方小住，表示他對於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們這些西方人強烈多了。
在每個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會告訴我，他們正在做些什麼研究，我再跟他們討論。他們會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後就開始寫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說，“你講的問題有沒有什麼例子？”
“當然有。”
“很好，那麼就舉一個例子。”這是我的作風：除非我腦袋裡能出現一個具體的例子，然後根據這個特例來演算下去，否則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東西。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會覺得我反應有點慢，不瞭解問題所在，因為我問一大堆笨問題，像“陰極是正的還是負的？陰離子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
但是過了一會兒，當那些傢伙寫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來解釋一些東西時，我會說：“等一下！這裡有個錯誤！
這不可能是正確的！“
那傢伙瞪著他的方程式，果然，過了一會兒，他發現了錯誤，然後開始搞不懂這個開始時幾乎什麼都不知道的傢伙，怎麼有辦法在這堆雜亂無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錯誤？
他以為我是一步步地跟著他演算，其實不然。我腦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論中某個特定、實際的例子，而根據過去經驗和直覺，我很清楚這例子的特性。所以當方程式應該會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錯誤的推論，於是跳起來說：“等一下！那裡有個錯誤！”
所以，在日本時，除非他們給我一個實際的例子，我沒有辦法瞭解或者討論他們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數人都提不出這樣的例子。提得出來的例子往往極為薄弱，用其他更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由於我總是要求別人給我實際例子，而不是要他們寫數學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學家之間流傳的油印刊物（這是他們在戰後設計出來的一種簡單有效的傳播資訊方式），用“費曼的轟炸及我們的回應”的標題，來總結我在日本各地的訪問。
到過若干大學訪問之後，我在京都的湯川研究院待了好幾個月。我真喜歡在那裡工作，一切都那麼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脫掉，想喝茶的時候，就會有人過來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時候，我拼命學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後來進步到可以搭計程車到處跑、辦事情。那段期間，我跟一個日本人學日文，每天一個小時。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這個字的日文。“好，”
他說，“如果你想說‘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園嗎？’你應該怎麼說？”我用剛剛學會的字造了一個句子。
“不對，不對！”他說：“當你說：”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園？‘，你用的是第一個’看‘，可是當你想看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必須用另外那個’看‘字，比較有禮。“
基本上，第一種說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爛花園？”可是當你想看別人的花園時，你得說些類似“我能否參觀你那漂亮的花園？”這樣的話。因你必須用兩種不同的字眼。
然後他又出了另一道題目：“你到廟裡去，想看看那裡的花園……”
我造了一個句子，這次我用的是有禮貌的“看”字。
“不對，不對！”他說：“寺廟裡的花園更加、更加的優雅。所以你說話的語氣應該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無比的花園上嗎？’”
同樣的一項概念，卻要用三四種不同的字眼來表達，只因為當我做這件事時，就很糟糕，但當做的人是你的時候，就很典雅。
我學日文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討論專業上的東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樣的問題是不是也會發生在科學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裡問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麼說？”
他們教我說。
“好。現在我要說：”請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嗎？‘我要怎麼說？“
“那樣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們說。
“為什麼？”我抗議：“不管是我解方程式，還是你解方程式，我們做的是同樣的鬼東西！”
“是，沒錯，但要用不同的字——這比較有禮貌。”
我投降了。我覺得日文不是我這種人學的，於是從此停止學日文。
（選自《別鬧了，費曼先生》〔美〕費曼 / 吳程遠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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