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敗壞、道德滑坡、道德崩潰、壞人變老……我們用盡了詞彙來評說道德狀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道德滑坡”的說法流行， 差不多同時一場“人文精神”大討論也興起， 將道德失範紛紛歸因於市場經濟等層面。 影響至今。 它隱含著一個預設：我們曾經有過道德高尚的時刻， 是有了市場經濟， “人心”才變壞的。
是這樣嗎？
今年七月， 書評君曾經發出《中國三十年來的公共倫理事件：好的道德， 需要制度正義嗎？》一文， 回顧中國三十年來的公共倫理事件， 質疑市場經濟是原因。 好的道德， 要以制度正義為前提。 正義的環境才有可能薰陶出有擔當的正義者。
而現在， 我們繼續追問我們時代的道德狀況， 將角度換為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陌生人信任關係。
事實上， 至少從公益慈善上看， 中國人並不缺乏做好事的能力和做好事的心。 “問題不在於每一個個體是否心存善意”， 問題在於， “在我們每日具體的生活之中， 陌生人正在變成風險的主要來源。 ”
撰文 | 戰洋
扶不起的陌生人
中國真的陷入道德危機了嗎？
老人跌倒了， 扶還是不扶呢？孩子受傷倒地了， 救還是不救呢？這些貌似基本的問題在近些年卻成為了中國人公共生活以及道德生活的關鍵問題。
事情似乎是從2006年的彭宇案開始發酵的。 當年彭宇將骨折倒地的徐壽蘭送到醫院， 並墊付醫藥費200元。
彭宇案流傳最廣的一張圖。
這件事在媒體上引發持續討論， 即使在法院已經做出彭宇有責任的判決之後， 網友還是為彭宇鳴不平， 認為法院的判定依據很有問題，
自此之後， 每隔一段時間， 有關“扶不扶”的報導和討論就會佔據新聞的重要版面。 其中包括2011年的“小悅悅事件”。 當時兩歲的王悅相繼被兩輛車碾壓， 而在7分鐘的時間裡， 18位路人都沒有伸手幫助。 再次引發大眾有關“道德危機”的討論。
很多人問， 我們的同情心去哪裡呢？我們的愛心呢？為什麼好人做好事會被人訛呢？中國道德水準倒退了50年。 也有很多人說， “如果沒撞人， 你為何要去扶？”“如果沒撞人， 為何要墊錢出住院費？” “人心”問題在公共話語中慢慢呈現， 成為一個顯性的議題。
然而， 中國人真的陷入了道德危機嗎？ 好像也不對。
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2014）。
至少在慈善領域， 中國的中產階級越來越活躍。 1980年以來， 中國慈善捐款的數額一直呈上升趨勢。 自2006至2016， 捐款額從127億上升到810億。 自慈善法頒佈以來， 基金會數量也從975家迅速增加到4696家。 就在不久前， 如火如荼的“99公益日”已經到了第三個年頭。
由於騰訊提供配捐，
可見， 當下的中國城市人並不缺乏做好事的能力和做好事的心。 問題並不在於每一個個體是否心存善意， 是否是樂於幫助他人的“好心人”。 問題在於， 在我們每日具體的生活之中， 陌生人正在變成風險的主要來源。
人們願意為可信賴的、易判斷的人做好事， 卻難以以同樣的方式對待陌生人。 陌生人代表著風險， 代表著不確定性。 在面對陌生人的時候， 大部分人選擇了戒備和躲避。面對陌生人，做好人是難的，甚至變得不可能。
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作者: Haiyan Lee
版本: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11月
同樣，陌生人也越來越難以作為“雷鋒“那樣的好人而存在，對於陌生人做的“好事”，我們也難以信任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社會現實，也是社會常態。在這個問題上，Haiyan Lee在2014年出版的新書The Stranger and the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中，有著非常到位的敘述。她描述了文學、影視和博物館作品對於各類陌生人的呈現，包括外來民工、知識份子、外國人、階級敵人乃至動物。在她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以及當下的社會現實，共同導致了人們對於陌生人的警惕和恐懼。
“好心人“的當代史
從“雷鋒”到公益組織
雖然道德經常以一種恒長的、穩固的面貌呈現，而仔細研究，道德是特別有歷史感的東西。
“好心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是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雷鋒精神一種特殊的時代精神，它代表著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陌生人是可以信賴的。
“雷鋒精神”中的陌生人關係：同志與敵人。
當然，這種信賴的前提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它通常是革命同志之間的，以“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如嚴冬一般無情”的原則為指導的。
有單位、國家等政治框架作保障，陌生人也能很快確認對方為同志、朋友、可信賴的同事，等等。在這樣的結構中，只要不是階級敵人，縱使是陌生人之間，也可以而且應該是有溫情的，甚至是火熱的革命情感的。因此，雷鋒精神並不是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好人”的行為規範，而是充滿了階級性的一種愛和溫存。
而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歷了非常深入的城市改革，其中最為重要一點，就是“企業辦社會”的單位制度解體。單位本來是一個全能式的組織，它不僅為成員提供勞動的機會和場所，為其成員提供福利，更是他們建立社會關係的核心場所。對於很多單位成員來說，在單位之外是沒有社會關係的。而單位之外的“社會”則是陌生而且危險的，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譬如，“社會青年”就是一個貶義詞，是不安定的充滿了風險的存在。
為了應對單位制解體所帶來的社會轉型，也為了解決市場改革之後的貧富分化，在80年代中後期，“愛心”作為雷鋒精神的類似品和替代物，進入大眾的公共生活。伴隨著團中央支援下的“希望工程”這一全國性助學專案的發展，一種充滿了民族情感和人道主義精神的道德價值開始變得深入人心。愛心話語開始充斥著人們的公共生活。
這樣一來，組織公共生活的主體不再是全能的單位，而是被學者稱為“GONGO”的各類組織，包括各級扶貧基金會以及團組織。與此同時，各類草根組織也有很大的發展，成為承載愛心實踐的重要機構。它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陌生人的風險問題，提供了信任的橋樑。雖然這樣的信賴在“郭美美事件”以及各類詐捐事件的打擊下，也變得飽受質疑、搖搖欲墜。但是這類醜聞實踐的發酵，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對陌生人的戒備和信賴的缺乏，可以對道德實踐帶來多麼巨大的衝擊。
在這一階段，雖然很多單位依然組織各類“獻愛心”活動，然而，“好心人”已經不再是階級框架下的對同志熱情洋溢的革命者，而是對貧苦感同身受的城裡人。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特別是汶川地震之後，“愛心話語”的號召力有所減弱。“好心人”對於透明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網路的發展，使好心人、受助者之間的橋樑變得更加容易建立。各類眾籌網站的發展，就是非常好的例證。與此同時，目前包括騰訊公司在內的大公司和大資本開始積極介入慈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過去單位、國家才能起到的作用。
可以用“道德淪喪”形容一個社會嗎？
道德問題不是一個有沒有的問題
“道德淪喪”、“道德缺失”以及“道德敗壞”這樣的形容詞，用到個人身上表達發言者的譴責和憤怒，可能是有效的。而用來形容一個社會，一個群體，則很難是恰當的。因為道德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牢固的東西。作為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標準經常與社會和經濟等結構性力量息息相關。道德問題不是一個有沒有的問題，而是一個是什麼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 》
作者: [英] 雷蒙德·威廉斯
譯者: 王爾勃 周莉
版本: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年9月
威廉斯以四個關鍵字——文化、語言、文學和意識形態作為文化“基本概念”，展示四個概念所標示的領域的學術史演遷。
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強調人們的情感和道德感，也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每一個社會都會有自己的價值、道德、和情感判斷。 具體到中國語境下，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也經歷了變化。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單位制度的解體，導致中國城市生活迅速要進入更為現代的陌生人社會；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似乎非常缺乏足夠的公共服務、社會和文化機制，來組織和監管陌生人場域。
這樣一來，在陌生人社會，確實充滿了各種不可預測的風險，而一旦風險變成現實，就是個人和家庭承擔。不難發現，大量詐騙，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的詐騙花樣百出、層出不窮。一個不小心，多年積累的財富就可能消失，家庭和社會關係就可能陷入危機之中。
在新自由主義剛剛興起的80年代，柴契爾夫人曾經說過：“沒有社會，只有個人和她的家庭”。這句話作為新自由主義社會的隱喻，直接反映在當代中國人對於陌生人的恐懼上。
對於陌生人的警惕，讓很多人退守到家庭中，似乎在家庭倫理中，人們才是安全的。
《私人生活的變革》
作者: 閻雲翔
譯者: 龔小夏
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中國私人生活經歷了雙重轉型，這一轉型的核心在於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興起。
如今的人們努力耕耘家庭倫理，在買婚房、買學區房和婚姻關係的處理中，建立日常生活的道德標準。閻雲翔在2003年出版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雖然集中討論的是中國農村，但突出表現了家庭如何作為一個道德場域存在以及這個場域的重要性。儘管在家庭領域中，人們的摸索帶來的新的范式和行為原則，而如何對待陌生人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則仍舊是一個沒有答案、無處求解、充滿困惑的領域。
道德是一種超越性的實踐
克服“關係”
然而，道德實踐必然是要超越家庭領域的。要理解中國人的道德結構，還是要先回到費孝通。
他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過中國人的“人心”，更沒有直接論述過“愛心”和“感恩的心”。但是他對於當下中國人對於自我和他人的人際觀念的考察，則特別能夠解釋中國人有特點的、具有規範性的“自我”、“他人”、“自私”和“無私”的觀念。
《鄉土中國》
作者: 費孝通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1月
一窺中國基層社會。
費孝通曾經論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藉以探討中國社會“無私vs自私”的結構。他這樣表述中國人的自我和社會關係：“以‘己’為中心，像石頭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
費孝通意義上的差序格局，一個對於理解中國人的“自我”、“他人”觀念仍有意義，也是理解中國人“關係”概念的核心切入點。不僅如此，這一概念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人的道德行為，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參考。
首先， 差序格局作為中國人“關係”的核心，講究的是“禮尚往來”，往往是在禮物的流動和交換中，人們才能建立信任和持久的關係，克服對陌生人的恐懼。“禮尚往來”是熟人社會的基礎。即使在現代社會，慈善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禮物交換”的形態。
因此，從莫斯（Marcel Mauss）的禮物交換理論出發來考察慈善，在當下學術界還是非常有影響。在新近出版的關於慈善的研究著作中，美國人類學家安吉亞·繆勒巴赫（Andrea Muehlebach）和艾麗卡·伯恩斯坦（Erica Bornstein）就採取了禮物交換理論的視角，把福利制度、慈善制度，都納入到一種禮物交換的邏輯中來看。
繆勒巴赫特別把義大利語境中的道德感和慈善的興起，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聯繫在了一起。在她看來，新自由主義不僅塑造在市場中自私自利的“經濟人”，也塑造著充滿了美德的公民們。中國語境下，由於攜帶了“愛心”，慈善贈與就成為莫斯意義上的“不可異化”的特殊的禮物。它可以被“銘記”，也可以被“傳遞”。自1980年代開始，慈善領域逐漸形成了一組基本的道德實踐結構，即“愛心”與“感恩的心”之間的符號交換。
另一個層面，在很大意義上，對“愛心”、“好心”這樣美德的實踐，就是對於費孝通意義上的“差序格局”的克服。一個人，僅僅幫助身邊人、家裡人，往往不算做“有愛心”，而越能夠克服自我中心，越能夠超越家庭、血緣、地緣的格局，對陌生人奉獻，就越能夠獲得“愛心”或“好心”的美德。好心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陌生人的好心和愛。因為畢竟，道德是超越性的實踐。
好的道德，離不開制度正義
中國三十年來的公共倫理事件：好的道德，需要制度正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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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選擇了戒備和躲避。面對陌生人，做好人是難的，甚至變得不可能。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
作者: Haiyan Lee
版本: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11月
同樣，陌生人也越來越難以作為“雷鋒“那樣的好人而存在，對於陌生人做的“好事”，我們也難以信任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社會現實，也是社會常態。在這個問題上，Haiyan Lee在2014年出版的新書The Stranger and the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中，有著非常到位的敘述。她描述了文學、影視和博物館作品對於各類陌生人的呈現，包括外來民工、知識份子、外國人、階級敵人乃至動物。在她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以及當下的社會現實，共同導致了人們對於陌生人的警惕和恐懼。
“好心人“的當代史
從“雷鋒”到公益組織
雖然道德經常以一種恒長的、穩固的面貌呈現，而仔細研究，道德是特別有歷史感的東西。
“好心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是以“雷鋒精神”為代表的。雷鋒精神一種特殊的時代精神，它代表著在社會主義框架內，陌生人是可以信賴的。
“雷鋒精神”中的陌生人關係：同志與敵人。
當然，這種信賴的前提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它通常是革命同志之間的，以“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如嚴冬一般無情”的原則為指導的。
有單位、國家等政治框架作保障，陌生人也能很快確認對方為同志、朋友、可信賴的同事，等等。在這樣的結構中，只要不是階級敵人，縱使是陌生人之間，也可以而且應該是有溫情的，甚至是火熱的革命情感的。因此，雷鋒精神並不是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好人”的行為規範，而是充滿了階級性的一種愛和溫存。
而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歷了非常深入的城市改革，其中最為重要一點，就是“企業辦社會”的單位制度解體。單位本來是一個全能式的組織，它不僅為成員提供勞動的機會和場所，為其成員提供福利，更是他們建立社會關係的核心場所。對於很多單位成員來說，在單位之外是沒有社會關係的。而單位之外的“社會”則是陌生而且危險的，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譬如，“社會青年”就是一個貶義詞，是不安定的充滿了風險的存在。
為了應對單位制解體所帶來的社會轉型，也為了解決市場改革之後的貧富分化，在80年代中後期，“愛心”作為雷鋒精神的類似品和替代物，進入大眾的公共生活。伴隨著團中央支援下的“希望工程”這一全國性助學專案的發展，一種充滿了民族情感和人道主義精神的道德價值開始變得深入人心。愛心話語開始充斥著人們的公共生活。
這樣一來，組織公共生活的主體不再是全能的單位，而是被學者稱為“GONGO”的各類組織，包括各級扶貧基金會以及團組織。與此同時，各類草根組織也有很大的發展，成為承載愛心實踐的重要機構。它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陌生人的風險問題，提供了信任的橋樑。雖然這樣的信賴在“郭美美事件”以及各類詐捐事件的打擊下，也變得飽受質疑、搖搖欲墜。但是這類醜聞實踐的發酵，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對陌生人的戒備和信賴的缺乏，可以對道德實踐帶來多麼巨大的衝擊。
在這一階段，雖然很多單位依然組織各類“獻愛心”活動，然而，“好心人”已經不再是階級框架下的對同志熱情洋溢的革命者，而是對貧苦感同身受的城裡人。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特別是汶川地震之後，“愛心話語”的號召力有所減弱。“好心人”對於透明度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網路的發展，使好心人、受助者之間的橋樑變得更加容易建立。各類眾籌網站的發展，就是非常好的例證。與此同時，目前包括騰訊公司在內的大公司和大資本開始積極介入慈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過去單位、國家才能起到的作用。
可以用“道德淪喪”形容一個社會嗎？
道德問題不是一個有沒有的問題
“道德淪喪”、“道德缺失”以及“道德敗壞”這樣的形容詞，用到個人身上表達發言者的譴責和憤怒，可能是有效的。而用來形容一個社會，一個群體，則很難是恰當的。因為道德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牢固的東西。作為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的標準經常與社會和經濟等結構性力量息息相關。道德問題不是一個有沒有的問題，而是一個是什麼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與文學 》
作者: [英] 雷蒙德·威廉斯
譯者: 王爾勃 周莉
版本: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年9月
威廉斯以四個關鍵字——文化、語言、文學和意識形態作為文化“基本概念”，展示四個概念所標示的領域的學術史演遷。
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強調人們的情感和道德感，也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每一個社會都會有自己的價值、道德、和情感判斷。 具體到中國語境下，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的情感結構也經歷了變化。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單位制度的解體，導致中國城市生活迅速要進入更為現代的陌生人社會；另一方面，當代中國似乎非常缺乏足夠的公共服務、社會和文化機制，來組織和監管陌生人場域。
這樣一來，在陌生人社會，確實充滿了各種不可預測的風險，而一旦風險變成現實，就是個人和家庭承擔。不難發現，大量詐騙，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的詐騙花樣百出、層出不窮。一個不小心，多年積累的財富就可能消失，家庭和社會關係就可能陷入危機之中。
在新自由主義剛剛興起的80年代，柴契爾夫人曾經說過：“沒有社會，只有個人和她的家庭”。這句話作為新自由主義社會的隱喻，直接反映在當代中國人對於陌生人的恐懼上。
對於陌生人的警惕，讓很多人退守到家庭中，似乎在家庭倫理中，人們才是安全的。
《私人生活的變革》
作者: 閻雲翔
譯者: 龔小夏
版本: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中國私人生活經歷了雙重轉型，這一轉型的核心在於個人作為獨立主體的興起。
如今的人們努力耕耘家庭倫理，在買婚房、買學區房和婚姻關係的處理中，建立日常生活的道德標準。閻雲翔在2003年出版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雖然集中討論的是中國農村，但突出表現了家庭如何作為一個道德場域存在以及這個場域的重要性。儘管在家庭領域中，人們的摸索帶來的新的范式和行為原則，而如何對待陌生人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則仍舊是一個沒有答案、無處求解、充滿困惑的領域。
道德是一種超越性的實踐
克服“關係”
然而，道德實踐必然是要超越家庭領域的。要理解中國人的道德結構，還是要先回到費孝通。
他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過中國人的“人心”，更沒有直接論述過“愛心”和“感恩的心”。但是他對於當下中國人對於自我和他人的人際觀念的考察，則特別能夠解釋中國人有特點的、具有規範性的“自我”、“他人”、“自私”和“無私”的觀念。
《鄉土中國》
作者: 費孝通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7年1月
一窺中國基層社會。
費孝通曾經論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藉以探討中國社會“無私vs自私”的結構。他這樣表述中國人的自我和社會關係：“以‘己’為中心，像石頭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
費孝通意義上的差序格局，一個對於理解中國人的“自我”、“他人”觀念仍有意義，也是理解中國人“關係”概念的核心切入點。不僅如此，這一概念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人的道德行為，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參考。
首先， 差序格局作為中國人“關係”的核心，講究的是“禮尚往來”，往往是在禮物的流動和交換中，人們才能建立信任和持久的關係，克服對陌生人的恐懼。“禮尚往來”是熟人社會的基礎。即使在現代社會，慈善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禮物交換”的形態。
因此，從莫斯（Marcel Mauss）的禮物交換理論出發來考察慈善，在當下學術界還是非常有影響。在新近出版的關於慈善的研究著作中，美國人類學家安吉亞·繆勒巴赫（Andrea Muehlebach）和艾麗卡·伯恩斯坦（Erica Bornstein）就採取了禮物交換理論的視角，把福利制度、慈善制度，都納入到一種禮物交換的邏輯中來看。
繆勒巴赫特別把義大利語境中的道德感和慈善的興起，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聯繫在了一起。在她看來，新自由主義不僅塑造在市場中自私自利的“經濟人”，也塑造著充滿了美德的公民們。中國語境下，由於攜帶了“愛心”，慈善贈與就成為莫斯意義上的“不可異化”的特殊的禮物。它可以被“銘記”，也可以被“傳遞”。自1980年代開始，慈善領域逐漸形成了一組基本的道德實踐結構，即“愛心”與“感恩的心”之間的符號交換。
另一個層面，在很大意義上，對“愛心”、“好心”這樣美德的實踐，就是對於費孝通意義上的“差序格局”的克服。一個人，僅僅幫助身邊人、家裡人，往往不算做“有愛心”，而越能夠克服自我中心，越能夠超越家庭、血緣、地緣的格局，對陌生人奉獻，就越能夠獲得“愛心”或“好心”的美德。好心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對陌生人的好心和愛。因為畢竟，道德是超越性的實踐。
好的道德，離不開制度正義
中國三十年來的公共倫理事件：好的道德，需要制度正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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