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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樣品都檢測出黃麴黴素伏馬毒素和嘔吐毒素還能喝嗎?

方舟子在《科學世界》2017年第7期發表《喝茶能防癌還是致癌?》, 雖然讀者很多, 起初並沒有引起媒體的注意。 到了8月底, 該文關於“喝普洱茶有致癌風險”的部分被一些茶業界微信公眾號摘錄出來傳播,

用了一個吸引眼球的標題《方舟子爆料普洱茶致癌, 引發了茶界軒然大波!》, 讓一篇科普文章變成了抨擊普洱茶的檄文, 引起普洱茶商的強烈反彈, 成了持續多天的一大新聞事件, 其高潮是雲南省普洱茶協會開座談會請了一些雲南茶葉領域的教授、專家反擊我, 會後宣佈要代表雲南600萬茶農向我索賠600萬元的名譽損失費。 然後又由雲南農業大學普洱茶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雲南省食品安全管理學院、雲南省生物大資料重點實驗室聯合發佈“最新研究成果”, 宣佈爭論有了“定論”:普洱茶不含黃麴黴毒素。

出來為普洱茶月臺的, 並不止是普洱茶商和雲南的教授們,

還有:

其專業與生物醫學毫無關係、本來在這個問題上毫無發言資質的網紅“歌手王芳”和中國政法大學吳丹紅的怪事。 在我抗議後, 才又恢復了該文的取閱。

兩個中國工程院院士, 陳宗懋和陳君石。 陳宗懋是茶業界的院士, 我在《喝茶能防癌還是致癌?》中已不點名批評過他。 由於利益關係, 在茶葉食用安全性問題上恰恰不能聽這種院士的, 就像在香煙是否有害健康問題上不能聽煙草院士的。 陳君石號稱是中國食品安全領域唯一的院士, 他會為中國所有食品月臺, 有一句震驚世界的名言:“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全世界最強。 ”不過陳君石不知道是因為年輕時功課沒學好還是年紀大了健忘, 在月臺時經常鬧出大笑話,

比如鬧出過把DNA當成蛋白質的笑話。 這次替普洱茶月臺也接連鬧笑話。

這些反擊, 有的是氣勢洶洶地對我做大批判, 例如“歌手王芳”說我是一名美籍華人, 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喝中國的茶, 只喝美國的可樂好了。 其實我雖然在美國生活, 一直保留中國國籍, 而且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說得很清楚, 我自己就有喝茶的習慣, 主要是喝烏龍茶, 偶爾喝紅茶和綠茶, 都是中國的茶。 普洱茶只是茶的一個品種, 在十幾年前被港臺的茶騙子炒成越老越好的養生茶之前, 喝普洱茶的人並不多, 不能把它當成中國茶的代表, 質疑普洱茶的工藝並不是在一概反對喝中國茶。 至於可樂, 我以前在其他場合反而建議大家儘量少喝可樂這種碳酸飲料。

還有人說我打假都是有利益在裡頭的, 質疑普洱茶是為了推銷什麼茶葉。 這是把我當成崔永元了。 我只是質疑了茶葉的一個品種的工藝, 對其他茶葉品種都沒有質疑, 甚至說自己喝烏龍茶、紅茶、綠茶, 難道我是為了推銷除了普洱茶之外的其他所有茶葉?我這利益也太大了吧?有些人大概也覺得我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利益, 所以要給我縮小一下利益範圍。 雲南省普洱茶協會的包副會長說我只放過福建的茶葉, 其他地方的茶葉都攻擊, 意思是我攻擊普洱茶的目的是要推銷福建的茶葉。 在包副會長髮此高論之前, 為了不讓雲南人民覺得我是在跟他們過不去, 我還表揚了一下雲南是有好茶葉的,

滇紅就很不錯, 我每次去雲南都喝它。 於是有人恍然大悟, 原來我攻擊普洱茶的動機是給滇紅代言。 想必普洱茶協會不至於弱智到因此到當地政府那裡去告滇紅協會(有這協會嗎?我是現在才知道還有個普洱茶協會)的狀吧。 還有人想到了我曾經推薦過“方氏家茶”, 於是認定我的動機是為了推銷自己家的茶。 這是把方玄昌家當成我家了。 他們不說, 有幾個人還記得我推薦過“方氏家茶”?還不如說是這些人在幫著推銷。

有人說我質疑普洱茶是為了打擊中國茶葉的國際市場。 但查2016年中國茶葉出口情況, 普洱茶占的份額少得可憐, 只占0.89%, 應該主要是出口給海外華人喝的。 我如果要打擊中國茶葉, 不是應該去打擊份額大得多的紅茶、綠茶、烏龍茶才符合邏輯嗎?打擊一個占的份額不到1%的不是徒勞嗎?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沒有喝過好的普洱茶,只喝過劣質發黴的普洱茶,才會說普洱茶的壞話。我去過雲南很多次,喝過雲南省政府招待貴賓的普洱茶,難道那也是劣質發黴的普洱茶?雲南省政府會這麼招待客人?

還有的人代表茶農要來找我算帳。雲南省茶科所原所長張順高說:“這樣的言辭先不說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論對於雲南的普洱茶產業所帶來的影響事關重大,普洱茶產業是我省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邊遠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依靠,這關係著600萬茶農的生計。這件事一定要認真對待,依法處理。”這意思是不管我說得對不對,對600萬茶農的生計造成了損失,就要追究我的責任。我說吸煙致癌,是不是也會因為對煙農的生計造成了損失要追究我的責任呢?其實通過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獲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農,如果因為我的言論造成損失,損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農。那些昂貴無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農剛種出來的,跟現在的茶農生計能扯上什麼關係?

有的專家還有點科研人員的樣子,知道要用資料說話。雲南農業大學茶學院張芳賜教授說:“我們省內相關科研院所會通過更加完備的樣本資料獲取工作,證實方舟子在資料上的不真實性。”也就是說,先認定了我的資料是不真實的,然後再去採集資料來證明。張教授這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知不知道這是科研的大忌?同樣要去採集資料的還有雲南農業大學校長盛軍,他說:“科研人員要用資料說話。我們將組織國內多個科研單位專家,在全國各個普洱茶重點存茶地區倉庫抽樣老茶1萬份,檢驗茶葉中到底有沒有黃麴黴素,兩個月後,以論文說話。”盛校長顯然對資料獲取和寫論文的工作量沒有概念,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要完成1萬分樣本的資料獲取和檢驗並寫成論文發表,只有一個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現在就開始編造資料。

也有專家認為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採集資料是做無用功。雲南農業大學教授周紅傑稱,早在2012年,該校的研究團隊就通過模擬發酵實驗表明,在普洱茶的發酵過程中,雖然初期黃麴黴能在茶樣中生長繁殖,但在後期黃麴黴的生長明顯受到抑制,發酵終止時,不產黃麴黴毒素。原來普洱茶的發酵過程這麼神奇,這麼善解人意,絕不會產生黃麴黴毒素……難怪媒體反復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論。不過周教授的說法存在一個大坑:普洱茶是所謂後發酵茶,在儲存過程中還在不斷發酵,一直到喝它的時候發酵才終止。難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時候熱水讓普洱茶發酵終止?那樣當然不會再產黃麴黴素了,但是此前已經有的黃麴黴素還是會被喝下去的。

雲無心則認為連實驗都不用做,從理論上就可以證明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的“概率極低,低到幾乎不可能”。為什麼呢?他的理由是:“黃麴黴素的生長條件是黃麴黴作用的基礎物必須是含有蛋白類、糖、脂肪為主的物質,雖然普洱茶也有極少量的蛋白、澱粉和脂類物質,但含量實在太少。並且,在發酵過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憐的蛋白質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澱粉又被轉化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類物質在厭氧發酵中由於多酶體系的作用轉化為醇類物質,成了芳香類物質的一種。由於缺少轉化黃麴黴毒素的物質條件,因此普洱茶幾乎不可能出現黃麴黴毒素。”

這段話幾乎一模一樣地出現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發表的文章中。其實是兩人都在根據普洱茶商的宣傳材料寫文章。這暴露了雲無心和歌手王芳一樣對營養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極度無知。他說普洱茶在發酵過程中澱粉被轉化為碳水化合物,說明他不知道澱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雲無心也許查完書後會說,這是筆誤,想說的是澱粉被轉化為單糖。但是單糖不是更容易被黴菌利用嗎?就像氨基酸更容易被黴菌利用一樣。認為蛋白質轉化成氨基酸,澱粉轉化成單糖後就不能被黴菌利用,就不會有黃麴黴素,這是無稽之談。退一步說,假如普洱茶像雲無心說的,由於蛋白質、澱粉、脂類含量低就幾乎不可能有黃麴黴素,但是他又承認在濕倉條件下普洱茶會有黃麴黴素,難道濕倉保存的時候還往普洱茶裡添加蛋白質、澱粉、脂類了?

既然普洱茶這麼神奇,不可能產生黃麴黴素,那麼怎麼會有人檢測出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引用的兩篇國內期刊論文,我後來又查到了五篇國際和國內的期刊論文,現在先把這些檢測到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的論文列在下麵:

論文1:廣州某茶葉市場普洱茶中多種生物毒素污染現狀調查,《癌變 畸變 突變》 , 2011 , 23 (1) :68-71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員抽查了廣州市場上的70份濕倉普洱茶樣品,發現全都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伏馬毒素和嘔吐毒素。論文英文版發表在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論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質形成及陳化中真菌毒素狀況的研究,南昌大學食品工程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3

從南昌市場採集了60份濕倉普洱茶,全都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伏馬毒素和嘔吐毒素。

論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18:842–848, 2015

雲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徐昆龍實驗室的論文,抽查了雲南5個地區15家茶廠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樣品,共30份樣品,用酶聯免疫法全都查出黃麴黴素,用HPLC法絕大部分查出黃麴黴素。

論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場上幾種食品,其中普洱茶樣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黃麴黴素,最高達59ng/g,比花生中黃麴黴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釋10倍後用單克隆抗體法查出4份含黃麴黴素。

論文5:荔灣區茶葉批發市場普洱茶中黃麴黴毒素B_1污染調查,《中國衛生檢驗雜誌》 , 2014 (14) :2088-2089

從廣州荔灣區茶葉批發市場共檢測普洱茶樣品140份,檢出陽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檢出陽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檢出陽性2份。

論文6:發酵茶中多種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的測定,《現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廣東中山市市場普洱茶樣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黃麴黴素B1。

論文7:ELISA法測定發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國熱帶醫學》,(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員抽查深圳市市售濕倉發酵茶(應該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黃麴黴素B1污染水準超出標準規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對這些檢測出黃麴黴素的論文,為普洱茶月臺的人想出了種種辯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個說法是,這些都是濕倉存儲的普洱茶,屬於保存不當,才會產生黃麴黴素,如果是幹倉存儲的普洱茶,就不會。這些論文中,的確有三篇(1,2,7)寫明是濕倉存儲的普洱茶,其他的論文並沒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儲條件,怎麼能都視為濕倉呢?裡面有的明顯抽查的是幹倉,例如論文3抽查的是雲南5個地區15家茶廠的普洱茶,難道雲南茶廠全都不知道應該怎麼保存普洱茶?所謂“濕倉”是人為做舊,加速普洱茶的陳化,也就是說“幹倉”普洱茶時間放久了結果也一樣,而普洱茶偏偏講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動物毒理實驗,往往是大劑量的,你不能因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會一下子攝入那麼大劑量的毒素就認為毒理實驗不能說明問題。

在食品發酵過程中,既不嚴格控制發酵條件,也不接種有益菌群讓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發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嚴格控制發酵條件生產出來的發酵食品,長期保存後同樣會污染有害真菌。茶葉是很好的微生物培養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號稱越老越優質,理論上應該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僅是普洱茶,任何後發酵茶(所謂“黑茶”)都存在同樣的問題。退一步說,就算能夠找到一個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長的發酵條件制定出普洱茶儲存標準,在茶廠裡可以做到,出廠後怎麼做到?普洱茶等後發酵茶和其他茶類不同,不烘培乾燥、不密封低溫保存、沒有保質期,出廠後放在商店賣、賣出後放在消費者家裡保存,都還在繼續發酵,這些儲存環境千變萬化,怎麼可能做到“標準化”保證不會污染有害真菌?順便說一下,紅茶被稱為“發酵茶”,這是不準確的通俗說法,和普洱茶不同,紅茶的生產過程是不經過微生物發酵的,而是由茶葉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進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發酵茶。如果紅茶在生產、保存時意外發酵了,那就是變質了,在這樣的紅茶中也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例如2017年抽查過閩北產的紅茶,大約7%含有黃麴黴素。變質發酵的紅茶或其他茶葉能污染黃麴黴素,普洱茶實質都是變質茶,怎麼反而冰清玉潔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說這些論文能查出黃麴黴素,是因為研究人員故意找污染了黃麴黴素的普洱茶來研究檢測黃麴黴素的方法,她大概以為黃麴黴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來的,不然怎麼故意去找呢?還有人舉出有的論文沒能從普洱茶查出黃麴黴素,來證明普洱茶都不會產生黃麴黴素。這個邏輯很奇怪。我們並沒有說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黃麴黴素,而是說它的製造工藝和存儲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黃麴黴素在內的各種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沒能發現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並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檢測到黃麴黴素的眾多研究。普洱茶的儲存環境變化很大,有的適宜黃麴黴生長,有的適宜別的黴菌生長,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黃麴黴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較出名、比較引起關注的一種,但是真菌毒素還有很多種。那些沒查到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別的真菌毒素。例如,陳君石說國外檢測過普洱茶,沒檢測出黃麴黴素,舉了一篇澳大利亞的論文。我查了一下,原來是陳君石沒看清楚,那是奧地利,不是澳大利亞(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們抽查的是奧地利市場上的普洱茶。中國出口茶葉都是要檢測黃麴黴素的,超標了就不讓出口,所以國外研究人員抽查普洱茶沒有查出黃麴黴素是不奇怪的,中國已經給他們把過關了。但是奧地利的這次抽查雖然沒有發現黃麴黴素,卻發現了另一種致癌物赭麯黴素,含量高得嚇人,是咖啡檢測標準限值的20倍(因為茶葉檢測標準不查赭麯黴素,所以用咖啡檢測標準做比較)。這就說明了普洱茶的生產、儲存環境很容易受各種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沒有黃麴黴,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黴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謝物分析方法測過,普洱茶裡的真菌至少有390種,細菌至少620種,怎能保證這些微生物都是無害的呢?

深圳市計量品質檢測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檢測方法做文章,聲稱茶葉(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黃麴黴素,多年來他們從來就沒有在茶葉中檢出黃麴黴素,別人能查出來是因為使用了酶聯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來不含有黃麴黴素的樣品判斷為含有黃麴黴素,導致假陽性。陳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著這麼說,看來也都是根據普洱茶商的宣傳材料統一口徑。但是上述論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聯免疫檢測法,而且用別的檢測法做了驗證,其他的論文主要是用精確的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的(簡稱HPLC)。在我指出這一點後,雲南農業大學趕快開了一個報告會宣佈他們最新的發現,聲稱HPLC檢測法也和酶聯免疫吸附法一樣騙人:

“現已證實,茶葉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嚴重干擾檢測結果,酶聯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檢測茶葉(包括普洱茶)黃麴黴素誤檢出率100%。國際期刊和國內期刊論文以及近期媒體報導的所有檢出黃麴黴毒素的樣品都是使用這兩種方法。最準確的液質串聯法檢測普洱茶黃麴黴毒素結果都是未檢出。”

他們推薦的“液質串聯法”更準確的說法是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他們說用這種方法都檢測不出普洱茶有黃麴黴素,舉的例子是奧地利、西班牙的檢測結果。我沒有查到西班牙的檢測結果發表過論文,奧地利的檢測結果上面提到了,的確是沒有檢測到黃麴黴素,但是論文裡寫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陳君石看錯了國家名稱,還可以說是沒看清,而雲南農大的人則是乾脆連論文都不看,就在那裡想入非非了。他們茶葉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會被HPLC法當成黃麴黴素,奧地利的研究人員用HPLC法卻沒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難道他們檢測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葉?徐昆龍實驗室用HPLC法檢測,也有7份普洱茶樣品沒有查出黃麴黴素,難道檢測的也是假茶葉?

雲南農大的人說所有檢出黃麴黴毒素的樣品都是使用酶聯免疫吸附法和HPLC這兩種方法,用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都檢測不出來,這也是不查論文就在那裡亂說。上述論文4先用HPLC檢測出5份普洱茶樣品全都含黃麴黴素,之後將樣品稀釋10倍,用高度特異性的單克隆抗體方法檢測,有4份檢測出黃麴黴素,1份因為本來濃度就低、稀釋後低於檢測下限值。可見HPLC是相當精確的。論文7雖然研究的是酶聯免疫吸附法,但是對檢測結果用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做了驗證,結果吻合。論文6則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論文標題就寫著的。可見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也是能檢測出黃麴黴素的。

在這次報告會上,雲南農大校長盛軍說他們發明了一種改良過的酶聯免疫吸附法,要用它來檢測1萬份普洱茶樣品。這種酶聯免疫吸附法經過了怎麼樣的改良,別人為什麼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還精確,語焉不詳。檢測結果既可能有假陽性(沒有顯示有),也可能有假陰性(有顯示沒有)。假陰性比假陽性可怕,因為假陽性可以用別的方法驗證來排除,而假陰性他們就會當真,不會費心再用別的方法驗證。也許雲南農大所謂改良酶聯免疫吸附法的“優點”就是假陰性?

為普洱茶月臺的人沒法否認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了,就說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含量很低,吃了沒事。雲無心繼續高喊著他發明的“談毒性不談劑量都是耍流氓”的偽科學口號,給我們算了一筆賬,說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當於從糧食中攝入的總量的1%。“如果你擔心喝普洱茶會致癌,那麼吃飯導致的致癌風險比它要高100倍!”洪廣玉也說,大米、玉米等糧食每天攝入的量大,它們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風險;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國家標準中對茶葉沒有限量要求,說明茶葉中的真菌毒素不是問題。

雲無心的“往高了算”其實是往低了算,檢測出的黃麴黴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這且不說。關鍵是,我們不能因為黃麴黴素在發黴的糧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對較低,就認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擔心裡面的黃麴黴素。糧食中的黃麴黴素我們當然也應該儘量避免,不要去吃發黴的糧食。市場上的糧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黃麴黴素,在一定限值內我們也只好接受,因為我們不可能因此不吃飯。但是我們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並不是必需品,喜歡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選擇其他風險較低的茶葉品種。雲無心、洪廣玉將非必需的普洱茶與必需的糧食做對比,認為我們既然不能不吃飯,就沒有必要擔心普洱茶,這是什麼樣的強盜邏輯?糧食的生產過程不需要發酵,在生產和儲存過程中反而要儘量防止發酵,而且有國家標準和檢測部門防止黃麴黴素超標的糧食上市。而普洱茶是發酵食品,不僅不防止發酵還要創造發酵條件,這個過程就容易污染黃麴黴素,而目前並沒有國家標準來規範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監管部門也不監測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防止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攝入黃麴黴素的風險要比吃糧食的風險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國家標準中對茶葉沒有限量要求,並不能說明是因為茶葉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慮攝入風險。國家標準中對調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難道調味品的攝入量比茶葉還大?雲無心、洪廣玉也拿調味品中黃麴黴素攝入量算一算,肯定遠遠低於從糧食中攝入的黃麴黴素總量的1%,是不是也要認為從調味品中吃點黃麴黴素沒事,要求取消調味品檢測黃麴黴素的國家標準?國家標準不檢測茶葉中的黃麴黴素,恐怕是因為行業利益,否則很多普洱茶都經不起查驗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國出口茶葉是要求檢測黃麴黴素的,國內自己喝的就沒要求了,反正中國人命在這些院士、專家眼裡不如外國人值錢,對吧?

陳君石說國內權威機構的專家算過了,即使天天喝被黃麴黴素污染的茶,全國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說,這個只是一個理論數字,消費者即使天天喝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會引起肝癌。陳院士拿致癌風險評估來保證天天喝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會引起肝癌,這也是笑話。且不說致癌風險評估非常粗糙、各家資料不一,他的演算法就大有問題。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黃麴黴素含量8.52微克/千克來算的,說這是最高含量。其實普洱茶測出的黃麴黴素有比這高得多的,我上面舉的論文4測出的黃麴黴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數豈不是要變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發酵過程中除了污染黃麴黴素,還會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這個風險陳院士怎麼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較少,怎麼就可以認為不引起肝癌?就認為吃了沒事?世界衛生組織在關於黃麴黴素的兩份檔中都明確指出,黃麴黴素作為能導致肝癌的致癌物,應該盡可能地避免攝入,檢測標準中規定的限值是為了方便管理設定的,不能把它當成安全劑量。致癌物沒有安全值,是個常識。請這些院士、專家回爐去學學教科書。例如李雲主編《食品安全與毒理學基礎》第236頁:“WHO等權威機構規定,對於經流行病學確認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許量標準時不必考慮最大無作用劑量,而是容許量越小越安全,最好為零含量。”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院士、教授、專家、記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黃麴黴素少,吃了沒事”的怪事。

陳君石說:“不能因為普洱茶可能被黃麴黴毒素污染,就說‘普洱茶不能喝了’,這個結論是不成立的。因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難道熏肉、烤鴨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嗎?如果只要有一點風險就取消一類食品,那麼最後我們就沒有食品可以吃了。”我從來就沒說過某類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說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點都不能碰,只不過需要瞭解其風險,在美味和健康之間做出權衡。”何況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別的好處,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紅肉富含某些營養素。對那些對健康沒有好處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儘量少碰。普洱茶就屬於這一類,因為它即使含有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物質的話,其他茶葉品種完全可以取代它。當然,普洱茶不會因為被發現含有致癌物就沒人喝了。吸煙能致癌是眾所周知的,也沒見中國香煙市場萎縮。但是管理部門應該規範市場、做好監管。普洱茶出廠前應該檢測黃麴黴素、伏馬毒素、赭麯黴素等已知致癌物,應該密封包裝、應有保質期。至於消費者買了普洱茶後願意過期保存、飲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別人管不著。

陳君石、洪廣玉一面為奸商月臺,說吃點致癌物不會讓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為消費者著想狀,說要加強監管防止變質的普洱茶進入食品領域。但是普洱茶並沒有保質期,連明顯發黴長毛的普洱茶他們也引用雲南農大的研究說檢測不出黃麴黴素,堅決反對在茶葉中監測黃麴黴素,那麼請問怎麼知道普洱茶是不是變質?怎麼監管?根據中國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裝和預包裝食品都必須標明保質期,只有五種食品被國家標準豁免可以不標保質期:酒精度大於等於10%的飲料酒;食醋;食用鹽;固態食糖類;味精。這是因為微生物在這類食品中無法繁殖,就不太可能變質。普洱茶既不屬於這類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單中,不標保質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領域的院士是在為一種違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月臺。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業利益,對它的質疑遭到反彈,甚至遭到封殺,都是意料中的。更會有“專家”、“檢測機構”、“專業網站”或者被收買,或 者是自願,為普洱茶茶商月臺、洗白。這場爭論讓人們更看清了那些所謂“科研人員”、“檢測機構”、“科普專家”、“科普網站”是怎麼無視公眾健康,為了商家利益誤導公眾的。這樣的“科研”、“科普”、“闢謠”是要害死人的。

有不少普洱茶茶商嘲笑我沒有喝過好的普洱茶,只喝過劣質發黴的普洱茶,才會說普洱茶的壞話。我去過雲南很多次,喝過雲南省政府招待貴賓的普洱茶,難道那也是劣質發黴的普洱茶?雲南省政府會這麼招待客人?

還有的人代表茶農要來找我算帳。雲南省茶科所原所長張順高說:“這樣的言辭先不說可信度有多高,但其言論對於雲南的普洱茶產業所帶來的影響事關重大,普洱茶產業是我省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邊遠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依靠,這關係著600萬茶農的生計。這件事一定要認真對待,依法處理。”這意思是不管我說得對不對,對600萬茶農的生計造成了損失,就要追究我的責任。我說吸煙致癌,是不是也會因為對煙農的生計造成了損失要追究我的責任呢?其實通過炒作普洱茶越老越好獲利最大的是普洱茶商,而不是茶農,如果因為我的言論造成損失,損失最大的也是茶商,而不是茶農。那些昂貴無比的普洱茶都是多年前的老茶,又不是茶農剛種出來的,跟現在的茶農生計能扯上什麼關係?

有的專家還有點科研人員的樣子,知道要用資料說話。雲南農業大學茶學院張芳賜教授說:“我們省內相關科研院所會通過更加完備的樣本資料獲取工作,證實方舟子在資料上的不真實性。”也就是說,先認定了我的資料是不真實的,然後再去採集資料來證明。張教授這是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知不知道這是科研的大忌?同樣要去採集資料的還有雲南農業大學校長盛軍,他說:“科研人員要用資料說話。我們將組織國內多個科研單位專家,在全國各個普洱茶重點存茶地區倉庫抽樣老茶1萬份,檢驗茶葉中到底有沒有黃麴黴素,兩個月後,以論文說話。”盛校長顯然對資料獲取和寫論文的工作量沒有概念,用兩個月的時間就要完成1萬分樣本的資料獲取和檢驗並寫成論文發表,只有一個方法能做到,那就是現在就開始編造資料。

也有專家認為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採集資料是做無用功。雲南農業大學教授周紅傑稱,早在2012年,該校的研究團隊就通過模擬發酵實驗表明,在普洱茶的發酵過程中,雖然初期黃麴黴能在茶樣中生長繁殖,但在後期黃麴黴的生長明顯受到抑制,發酵終止時,不產黃麴黴毒素。原來普洱茶的發酵過程這麼神奇,這麼善解人意,絕不會產生黃麴黴毒素……難怪媒體反復引用周教授的神奇理論。不過周教授的說法存在一個大坑:普洱茶是所謂後發酵茶,在儲存過程中還在不斷發酵,一直到喝它的時候發酵才終止。難道周教授的意思就是喝普洱茶的時候熱水讓普洱茶發酵終止?那樣當然不會再產黃麴黴素了,但是此前已經有的黃麴黴素還是會被喝下去的。

雲無心則認為連實驗都不用做,從理論上就可以證明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的“概率極低,低到幾乎不可能”。為什麼呢?他的理由是:“黃麴黴素的生長條件是黃麴黴作用的基礎物必須是含有蛋白類、糖、脂肪為主的物質,雖然普洱茶也有極少量的蛋白、澱粉和脂類物質,但含量實在太少。並且,在發酵過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憐的蛋白質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澱粉又被轉化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脂類物質在厭氧發酵中由於多酶體系的作用轉化為醇類物質,成了芳香類物質的一種。由於缺少轉化黃麴黴毒素的物質條件,因此普洱茶幾乎不可能出現黃麴黴毒素。”

這段話幾乎一模一樣地出現在歌手王芳更早一些發表的文章中。其實是兩人都在根據普洱茶商的宣傳材料寫文章。這暴露了雲無心和歌手王芳一樣對營養學、生物化學、微生物學極度無知。他說普洱茶在發酵過程中澱粉被轉化為碳水化合物,說明他不知道澱粉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雲無心也許查完書後會說,這是筆誤,想說的是澱粉被轉化為單糖。但是單糖不是更容易被黴菌利用嗎?就像氨基酸更容易被黴菌利用一樣。認為蛋白質轉化成氨基酸,澱粉轉化成單糖後就不能被黴菌利用,就不會有黃麴黴素,這是無稽之談。退一步說,假如普洱茶像雲無心說的,由於蛋白質、澱粉、脂類含量低就幾乎不可能有黃麴黴素,但是他又承認在濕倉條件下普洱茶會有黃麴黴素,難道濕倉保存的時候還往普洱茶裡添加蛋白質、澱粉、脂類了?

既然普洱茶這麼神奇,不可能產生黃麴黴素,那麼怎麼會有人檢測出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呢?除了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引用的兩篇國內期刊論文,我後來又查到了五篇國際和國內的期刊論文,現在先把這些檢測到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的論文列在下麵:

論文1:廣州某茶葉市場普洱茶中多種生物毒素污染現狀調查,《癌變 畸變 突變》 , 2011 , 23 (1) :68-71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員抽查了廣州市場上的70份濕倉普洱茶樣品,發現全都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伏馬毒素和嘔吐毒素。論文英文版發表在Journal of Basic & Applied Sciences, 2014, 10, 349-356

論文2:渥堆中普洱茶品質形成及陳化中真菌毒素狀況的研究,南昌大學食品工程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13

從南昌市場採集了60份濕倉普洱茶,全都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伏馬毒素和嘔吐毒素。

論文3:Development of an HPLC-Based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flatoxins in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18:842–848, 2015

雲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徐昆龍實驗室的論文,抽查了雲南5個地區15家茶廠的生普和熟普各1份樣品,共30份樣品,用酶聯免疫法全都查出黃麴黴素,用HPLC法絕大部分查出黃麴黴素。

論文4:A high selective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for rapid detection of aflatoxin B1,Talanta 85 (2011) 736–742

中國農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抽查市場上幾種食品,其中普洱茶樣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黃麴黴素,最高達59ng/g,比花生中黃麴黴素含量都高得多。稀釋10倍後用單克隆抗體法查出4份含黃麴黴素。

論文5:荔灣區茶葉批發市場普洱茶中黃麴黴毒素B_1污染調查,《中國衛生檢驗雜誌》 , 2014 (14) :2088-2089

從廣州荔灣區茶葉批發市場共檢測普洱茶樣品140份,檢出陽性8份。其中普洱熟茶82份,檢出陽性6份,普洱生茶58份,檢出陽性2份。

論文6:發酵茶中多種真菌毒素超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的測定,《現代食品科技》,2016, 8:322-327

抽查廣東中山市市場普洱茶樣品10份,其中2份查出黃麴黴素B1。

論文7:ELISA法測定發酵茶和植物香料真菌毒素的污染,《中國熱帶醫學》,(2011)11: 1381-03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員抽查深圳市市售濕倉發酵茶(應該就是普洱茶)60份,其中黃麴黴素B1污染水準超出標準規定限值(20μg/kg)的有10份。

面對這些檢測出黃麴黴素的論文,為普洱茶月臺的人想出了種種辯解方法。最早想出的一個說法是,這些都是濕倉存儲的普洱茶,屬於保存不當,才會產生黃麴黴素,如果是幹倉存儲的普洱茶,就不會。這些論文中,的確有三篇(1,2,7)寫明是濕倉存儲的普洱茶,其他的論文並沒有提到普洱茶的存儲條件,怎麼能都視為濕倉呢?裡面有的明顯抽查的是幹倉,例如論文3抽查的是雲南5個地區15家茶廠的普洱茶,難道雲南茶廠全都不知道應該怎麼保存普洱茶?所謂“濕倉”是人為做舊,加速普洱茶的陳化,也就是說“幹倉”普洱茶時間放久了結果也一樣,而普洱茶偏偏講究的是越久越好。就像動物毒理實驗,往往是大劑量的,你不能因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會一下子攝入那麼大劑量的毒素就認為毒理實驗不能說明問題。

在食品發酵過程中,既不嚴格控制發酵條件,也不接種有益菌群讓其大量繁殖抑制有害菌群,靠“天然”發酵,必然容易污染有害真菌。即使是嚴格控制發酵條件生產出來的發酵食品,長期保存後同樣會污染有害真菌。茶葉是很好的微生物培養基,更容易污染。普洱茶號稱越老越優質,理論上應該是越容易受真菌毒素污染。不僅是普洱茶,任何後發酵茶(所謂“黑茶”)都存在同樣的問題。退一步說,就算能夠找到一個完全抑制有害真菌生長的發酵條件制定出普洱茶儲存標準,在茶廠裡可以做到,出廠後怎麼做到?普洱茶等後發酵茶和其他茶類不同,不烘培乾燥、不密封低溫保存、沒有保質期,出廠後放在商店賣、賣出後放在消費者家裡保存,都還在繼續發酵,這些儲存環境千變萬化,怎麼可能做到“標準化”保證不會污染有害真菌?順便說一下,紅茶被稱為“發酵茶”,這是不準確的通俗說法,和普洱茶不同,紅茶的生產過程是不經過微生物發酵的,而是由茶葉自身的茶多酚氧化酶進行氧化,是氧化茶,不是發酵茶。如果紅茶在生產、保存時意外發酵了,那就是變質了,在這樣的紅茶中也能檢測出黃麴黴素。例如2017年抽查過閩北產的紅茶,大約7%含有黃麴黴素。變質發酵的紅茶或其他茶葉能污染黃麴黴素,普洱茶實質都是變質茶,怎麼反而冰清玉潔呢?

“海外美食作家冰清”說這些論文能查出黃麴黴素,是因為研究人員故意找污染了黃麴黴素的普洱茶來研究檢測黃麴黴素的方法,她大概以為黃麴黴素是可以用肉眼看出來的,不然怎麼故意去找呢?還有人舉出有的論文沒能從普洱茶查出黃麴黴素,來證明普洱茶都不會產生黃麴黴素。這個邏輯很奇怪。我們並沒有說所有的普洱茶都含有黃麴黴素,而是說它的製造工藝和存儲方式容易污染包括黃麴黴素在內的各種真菌毒素,有的研究沒能發現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並不能以此就否定能檢測到黃麴黴素的眾多研究。普洱茶的儲存環境變化很大,有的適宜黃麴黴生長,有的適宜別的黴菌生長,這沒有什麼奇怪的。黃麴黴素只是真菌毒素中比較出名、比較引起關注的一種,但是真菌毒素還有很多種。那些沒查到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的研究,往往查出了別的真菌毒素。例如,陳君石說國外檢測過普洱茶,沒檢測出黃麴黴素,舉了一篇澳大利亞的論文。我查了一下,原來是陳君石沒看清楚,那是奧地利,不是澳大利亞(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of fungi andmycotoxins from Pu-erh t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Microbiology 166 (2013) 316–322)。他們抽查的是奧地利市場上的普洱茶。中國出口茶葉都是要檢測黃麴黴素的,超標了就不讓出口,所以國外研究人員抽查普洱茶沒有查出黃麴黴素是不奇怪的,中國已經給他們把過關了。但是奧地利的這次抽查雖然沒有發現黃麴黴素,卻發現了另一種致癌物赭麯黴素,含量高得嚇人,是咖啡檢測標準限值的20倍(因為茶葉檢測標準不查赭麯黴素,所以用咖啡檢測標準做比較)。這就說明了普洱茶的生產、儲存環境很容易受各種有毒真菌的污染,即使沒有黃麴黴,也很可能有其他的有毒黴菌。有人用基因序列和代謝物分析方法測過,普洱茶裡的真菌至少有390種,細菌至少620種,怎能保證這些微生物都是無害的呢?

深圳市計量品質檢測研究院最早想到了拿檢測方法做文章,聲稱茶葉(不止是普洱茶)不可能含有黃麴黴素,多年來他們從來就沒有在茶葉中檢出黃麴黴素,別人能查出來是因為使用了酶聯免疫吸附法,容易把本來不含有黃麴黴素的樣品判斷為含有黃麴黴素,導致假陽性。陳君石、朱毅等人也都跟著這麼說,看來也都是根據普洱茶商的宣傳材料統一口徑。但是上述論文只有2篇用到了酶聯免疫檢測法,而且用別的檢測法做了驗證,其他的論文主要是用精確的高效液相色譜法檢測的(簡稱HPLC)。在我指出這一點後,雲南農業大學趕快開了一個報告會宣佈他們最新的發現,聲稱HPLC檢測法也和酶聯免疫吸附法一樣騙人:

“現已證實,茶葉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嚴重干擾檢測結果,酶聯免疫吸附法和高效液相法檢測茶葉(包括普洱茶)黃麴黴素誤檢出率100%。國際期刊和國內期刊論文以及近期媒體報導的所有檢出黃麴黴毒素的樣品都是使用這兩種方法。最準確的液質串聯法檢測普洱茶黃麴黴毒素結果都是未檢出。”

他們推薦的“液質串聯法”更準確的說法是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他們說用這種方法都檢測不出普洱茶有黃麴黴素,舉的例子是奧地利、西班牙的檢測結果。我沒有查到西班牙的檢測結果發表過論文,奧地利的檢測結果上面提到了,的確是沒有檢測到黃麴黴素,但是論文裡寫得很清楚,用的是HPLC法,而不是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陳君石看錯了國家名稱,還可以說是沒看清,而雲南農大的人則是乾脆連論文都不看,就在那裡想入非非了。他們茶葉中的茶多酚和茶色素會被HPLC法當成黃麴黴素,奧地利的研究人員用HPLC法卻沒查出普洱茶中含有黃麴黴素,難道他們檢測的是不含茶多酚和茶色素的假茶葉?徐昆龍實驗室用HPLC法檢測,也有7份普洱茶樣品沒有查出黃麴黴素,難道檢測的也是假茶葉?

雲南農大的人說所有檢出黃麴黴毒素的樣品都是使用酶聯免疫吸附法和HPLC這兩種方法,用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都檢測不出來,這也是不查論文就在那裡亂說。上述論文4先用HPLC檢測出5份普洱茶樣品全都含黃麴黴素,之後將樣品稀釋10倍,用高度特異性的單克隆抗體方法檢測,有4份檢測出黃麴黴素,1份因為本來濃度就低、稀釋後低於檢測下限值。可見HPLC是相當精確的。論文7雖然研究的是酶聯免疫吸附法,但是對檢測結果用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做了驗證,結果吻合。論文6則用的就是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論文標題就寫著的。可見即使用高效液相色譜-串聯質譜法也是能檢測出黃麴黴素的。

在這次報告會上,雲南農大校長盛軍說他們發明了一種改良過的酶聯免疫吸附法,要用它來檢測1萬份普洱茶樣品。這種酶聯免疫吸附法經過了怎麼樣的改良,別人為什麼就要相信它比HPLC法還精確,語焉不詳。檢測結果既可能有假陽性(沒有顯示有),也可能有假陰性(有顯示沒有)。假陰性比假陽性可怕,因為假陽性可以用別的方法驗證來排除,而假陰性他們就會當真,不會費心再用別的方法驗證。也許雲南農大所謂改良酶聯免疫吸附法的“優點”就是假陰性?

為普洱茶月臺的人沒法否認至少部分普洱茶含有黃麴黴素了,就說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含量很低,吃了沒事。雲無心繼續高喊著他發明的“談毒性不談劑量都是耍流氓”的偽科學口號,給我們算了一筆賬,說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含量很低,往高了算也只相當於從糧食中攝入的總量的1%。“如果你擔心喝普洱茶會致癌,那麼吃飯導致的致癌風險比它要高100倍!”洪廣玉也說,大米、玉米等糧食每天攝入的量大,它們中的真菌毒素污染才是主要風險;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國家標準中對茶葉沒有限量要求,說明茶葉中的真菌毒素不是問題。

雲無心的“往高了算”其實是往低了算,檢測出的黃麴黴素含量有比他用的值高得多的,這且不說。關鍵是,我們不能因為黃麴黴素在發黴的糧食中含量高,而在普洱茶中含量相對較低,就認為可以放心地喝普洱茶而不用擔心裡面的黃麴黴素。糧食中的黃麴黴素我們當然也應該儘量避免,不要去吃發黴的糧食。市場上的糧食不可能都完全去除黃麴黴素,在一定限值內我們也只好接受,因為我們不可能因此不吃飯。但是我們是可以不喝普洱茶的,普洱茶並不是必需品,喜歡喝茶的人完全可以選擇其他風險較低的茶葉品種。雲無心、洪廣玉將非必需的普洱茶與必需的糧食做對比,認為我們既然不能不吃飯,就沒有必要擔心普洱茶,這是什麼樣的強盜邏輯?糧食的生產過程不需要發酵,在生產和儲存過程中反而要儘量防止發酵,而且有國家標準和檢測部門防止黃麴黴素超標的糧食上市。而普洱茶是發酵食品,不僅不防止發酵還要創造發酵條件,這個過程就容易污染黃麴黴素,而目前並沒有國家標準來規範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監管部門也不監測普洱茶中的黃麴黴素防止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上市,所以喝普洱茶攝入黃麴黴素的風險要比吃糧食的風險高得多。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國家標準中對茶葉沒有限量要求,並不能說明是因為茶葉中的真菌毒素量太少,所以不必考慮攝入風險。國家標準中對調味品有真菌毒素限量要求,難道調味品的攝入量比茶葉還大?雲無心、洪廣玉也拿調味品中黃麴黴素攝入量算一算,肯定遠遠低於從糧食中攝入的黃麴黴素總量的1%,是不是也要認為從調味品中吃點黃麴黴素沒事,要求取消調味品檢測黃麴黴素的國家標準?國家標準不檢測茶葉中的黃麴黴素,恐怕是因為行業利益,否則很多普洱茶都經不起查驗真菌毒素,都得下架。中國出口茶葉是要求檢測黃麴黴素的,國內自己喝的就沒要求了,反正中國人命在這些院士、專家眼裡不如外國人值錢,對吧?

陳君石說國內權威機構的專家算過了,即使天天喝被黃麴黴素污染的茶,全國每年也只是增加370例肝癌,他說,這個只是一個理論數字,消費者即使天天喝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會引起肝癌。陳院士拿致癌風險評估來保證天天喝受黃麴黴素污染的普洱茶也不會引起肝癌,這也是笑話。且不說致癌風險評估非常粗糙、各家資料不一,他的演算法就大有問題。他用的是普洱茶中黃麴黴素含量8.52微克/千克來算的,說這是最高含量。其實普洱茶測出的黃麴黴素有比這高得多的,我上面舉的論文4測出的黃麴黴素最高是其7倍,增加肝癌人數豈不是要變成2000多人?普洱茶在發酵過程中除了污染黃麴黴素,還會污染其他真菌毒素,其中很多也是致癌物,這個風險陳院士怎麼算?即使新增加的病例較少,怎麼就可以認為不引起肝癌?就認為吃了沒事?世界衛生組織在關於黃麴黴素的兩份檔中都明確指出,黃麴黴素作為能導致肝癌的致癌物,應該盡可能地避免攝入,檢測標準中規定的限值是為了方便管理設定的,不能把它當成安全劑量。致癌物沒有安全值,是個常識。請這些院士、專家回爐去學學教科書。例如李雲主編《食品安全與毒理學基礎》第236頁:“WHO等權威機構規定,對於經流行病學確認的已知致癌物,在制定食品中最大容許量標準時不必考慮最大無作用劑量,而是容許量越小越安全,最好為零含量。”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院士、教授、專家、記者一起高喊“普洱茶黃麴黴素少,吃了沒事”的怪事。

陳君石說:“不能因為普洱茶可能被黃麴黴毒素污染,就說‘普洱茶不能喝了’,這個結論是不成立的。因為不少食品都可能含有致癌物,難道熏肉、烤鴨都不能吃了,酒也不能喝了嗎?如果只要有一點風險就取消一類食品,那麼最後我們就沒有食品可以吃了。”我從來就沒說過某類食品含有致癌物就要取消,我文章中說得很清楚:“含有致癌物的食品不一定就一點都不能碰,只不過需要瞭解其風險,在美味和健康之間做出權衡。”何況有些含致癌物的食品有別的好處,比如少量喝酒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紅肉富含某些營養素。對那些對健康沒有好處的,或有更安全的替代品的,儘量少碰。普洱茶就屬於這一類,因為它即使含有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物質的話,其他茶葉品種完全可以取代它。當然,普洱茶不會因為被發現含有致癌物就沒人喝了。吸煙能致癌是眾所周知的,也沒見中國香煙市場萎縮。但是管理部門應該規範市場、做好監管。普洱茶出廠前應該檢測黃麴黴素、伏馬毒素、赭麯黴素等已知致癌物,應該密封包裝、應有保質期。至於消費者買了普洱茶後願意過期保存、飲用,迷信普洱茶越老越好,那是其自由,別人管不著。

陳君石、洪廣玉一面為奸商月臺,說吃點致癌物不會讓人得癌症,一面又假惺惺地做為消費者著想狀,說要加強監管防止變質的普洱茶進入食品領域。但是普洱茶並沒有保質期,連明顯發黴長毛的普洱茶他們也引用雲南農大的研究說檢測不出黃麴黴素,堅決反對在茶葉中監測黃麴黴素,那麼請問怎麼知道普洱茶是不是變質?怎麼監管?根據中國食品安全法,所有的散裝和預包裝食品都必須標明保質期,只有五種食品被國家標準豁免可以不標保質期:酒精度大於等於10%的飲料酒;食醋;食用鹽;固態食糖類;味精。這是因為微生物在這類食品中無法繁殖,就不太可能變質。普洱茶既不屬於這類食品也不在豁免名單中,不標保質期就是非法的。食品安全領域的院士是在為一種違反食品安全法的食品月臺。

普洱茶涉及到巨大的行業利益,對它的質疑遭到反彈,甚至遭到封殺,都是意料中的。更會有“專家”、“檢測機構”、“專業網站”或者被收買,或 者是自願,為普洱茶茶商月臺、洗白。這場爭論讓人們更看清了那些所謂“科研人員”、“檢測機構”、“科普專家”、“科普網站”是怎麼無視公眾健康,為了商家利益誤導公眾的。這樣的“科研”、“科普”、“闢謠”是要害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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