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不斷引向深入
——邢賁思同志訪談錄
作者：訪談整理：馮秋婷 陳遠章 蘇敬裝 路也
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畢業於中共中央俄文專科學校。 歷任中共中央俄專、北京俄語學院教師，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學術秘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哲學研究》主編。 1988年7月調入中央黨校任副校長， 1994年4月兼任《求是》雜誌社總編輯。 現為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諮詢委員、《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中國期刊協會名譽會長。
“搞理論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學有專長， 不能是‘萬金油’， 什麼都學一點， 沒有專業支撐， 搞不好。 ”
“寫文章絕對不能搞‘中藥鋪’， 寫文章就是應該像剝筍殼。 筍是一層一層的， 從外面一層一層地剝。 寫文章要從分析的角度去寫， 而不是平鋪直敘地寫。 ”
採訪者：邢校長， 您好！您是馬克思主義名師大家， 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科研領域有著很深的造詣。 請您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 談談自己是怎樣走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的？
邢賁思：很多同志可能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經歷， 我原來是學外文的。 1946年我16歲， 受到俄國十月革命救國思想的影響， 我大學報考的是農業經濟系。 1949年5月， 為了迎接新中國的成立， 特別是新中國外事工作的需要， 中央外事組到華東幾個省市招錄一批青年幹部， 作為新中國的外事幹部。 1949年7月份外事小組在上海招生， 經過嚴格考試， 最後錄取了我。 當時解放軍南下開闢新的根據地， 需要在華東特別是在上海招收一批青年分子， 去東南新開闢根據地參加工作， 當時張鼎丞同志號召我們踴躍參加。 後來我兩個都被選中了， 當時的想法是哪一個先錄取就去哪個。 因為那時候還很年輕，
採訪者：那麼您從事理論工作的歷程是怎樣的？
邢賁思：至於我參加理論工作的歷程， 我可以把它歸納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理論入門， 主要是指我在俄文專修學校留校當教員的經歷。 留校後， 學校先是讓我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課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這門課程在大學時候學過一點，
第二階段是打基礎， 主要是指在馬列學院兩年的系統學習經歷。 在馬列學院一部二班兩年的學習， 對我幫助特別大。 對一個剛剛參加理論工作， 尚未入門的青年教師， 經過兩年系統的學習培訓， 提高是比較快的。 當時馬列學院師資隊伍很強， 艾思奇教我們哲學， 郭大力講經濟學， 胡繩講近代史， 張如心講中共黨史。 這麼一個陣容。 再加上楊獻珍也親自講課， 他重點講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 除此之外還有蘇聯專家。 馬列學院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 那就是理論聯繫實際。 可以說， 我對理論工作的真正興趣是在這兩年培養起來了， 因為學進去了， 有興趣了。 這兩年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可以說是刻骨銘心。黨校學習後，讓我們回去教課，那水準就不一樣了。
第三階段是積累沉澱，主要是指在哲學所31年的學習提升經歷。整整31年，有幾個方面的經歷和感受特別值得回憶。
一是繼續打基礎。哲學所要求特別嚴格，要求我們先不要著急寫文章、寫著作，但是一定要寫筆記，讀完一本書一定要寫一個幾千字的筆記。我寫了16本。導師要求也特別嚴格，當時我的導師李光燦先生規定我們每天要讀50頁經典著作，一個星期談一次話。導師跟我們對談，會問我們讀書後有哪些體會，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有收穫的，談話不是拷問式的，而是對話式的。這是打基礎的一個重要方法。當時第二個打基礎的方式就是到老師家開課。我記得有位溫錫增先生，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教授，講柏克來的唯心主義哲學。溫先生給我們講課有個特點，要用英文講，用的書也是柏克來原版的書。他當時說只能有三個人到他家學習，每天晚上兩個小時。因為書只有三本，他用一本，只能借兩本出來。我報名了，當時我的英文還是解放前的底子，聽起來比較吃力，提問可以用中文，講課必須用英文。從這裡可以看出，哲學所對年輕研究人員的培養是非常到位的。
二是學會研究問題，學會做研究。幾位老師都跟我談，做研究工作不是寫書。研究工作是研究問題，把問題研究清楚以後才能寫文章、出書。幾位專家都告訴我，做研究要從專題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確立一個專業方向還不行，比如搞馬克思主義哲學，方向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那麼大，從哪裡開始，從哪入手？要從專題入手，當時在導師引導下，我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形成入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怎麼形成的，但是這個題目還是太大，還要分解，所以要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分解為若干個小課題。由大的專題分解為若干小課題，一個個研究清楚，把小課題研究清楚了，那麼大的專題你也就清楚了，然後才談得上寫文章、寫書。我們哲學所當時有一個好的條件，好多前輩跟我們關係很密切，既有搞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如馮友蘭、賀麟、侯外廬、張岱年等，經常到哲學所來跟我們座談；也有搞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特別是胡繩同志來得比較多。我在“文革”之前沒有出書，但是我積累了大量材料，發表了很多文章，在哲學研究上有幾篇還是比較有影響的，最長一篇文章有兩萬五千字，叫《費爾巴哈論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在哲學界還是比較有影響。“文革”後我把這段時間的一些積累出了兩本書，一本是《歐洲哲學史上的人道主義》，另一本是《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這就是我在哲學所這段時間從專題入手學會搞研究的兩個成果。可以說，我的點滴進步並不是突然來的，都是經過一定的積累。
三是學會寫文章。寫文章不僅是會寫專業性文章，還要會寫評論性的文章，這點前輩學者對我幫助很大。胡繩同志跟我們講，不能光會寫哲學史或者比較專門的學術性文章，作為理論工作者必須學會寫評論。這對我啟發很大。現在說“要以問題為導向”，那時候沒有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寫評論員文章就是以問題為導向，就是針對當前比較突出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經過研究、思考後寫出一篇評論。我寫的比較早的兩篇，一篇評論員文章，是1960年1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自由和自覺》。還有一篇是1962年在《紅旗》雜誌第19期發表的《集體研究和個人研究》，這篇文章在當時影響比較大。寫文章絕對不能搞“中藥鋪”，寫文章就是應該像剝筍殼。筍是一層一層的，從外面一層一層地剝。寫文章要從分析的角度去寫，而不是平鋪直敘地寫。胡繩的文章就有這個特點，他有一個論文集叫《棗下論叢》，裡面的文章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他是針對當時某個熱點問題發表觀點，一層一層地分析。他寫的文章邏輯性特別強，一層層分析下來，真正是邏輯的力量。為什麼有的理論文章不能感人？因為沒有邏輯，不是那種剝筍殼的一層層分析下來，剝到最後筍尖出來了。他筍尖老早就冒出來了，這樣沒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轉向，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個也是比較偶然，當時哲學所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不是太多。我們學哲學的人，還是要回歸一些現實問題。所以當真理標準討論的時候，我當時還是比較敏感的一個人。1978年4月9日，我發表了《哲學和宗教》這篇文章，主要批評一種傾向，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當做是一種神學。當時影響非常大。有一種是批評的聲音，而且批評得很厲害，在當時確實風險比較大。文章出來後，《人民日報》的汪子嵩同志給我反映，讓我有兩種思想準備。我說好，沒問題。他接下來讓我寫《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寫的文章，就是《標準只有一個》，1000字的文章，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發表後收到很多來信，後來《人民日報》理論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寫文章回答這個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背景，胡福明同志發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後後我都不知道，就是憑一個理論工作者的理解，我覺得還是應該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我就寫了一篇——《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這篇文章在6月16日見報的，在胡福明這篇文章之後。7月份，吳江同志在《解放軍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當時人民日報出版社把這三篇文章合併在一起，作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前期的幾篇重要文章。這以後各地各單位就邀請我作報告。之後的1978—1980年我寫了差不多30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
哲學所還有一個事情要講一講，就是參加大百科全書的編撰。當時國家要實施一個大工程，就是要編寫大百科全書，覆蓋各個學科，哲學卷當時交給哲學所。閻明複同志跟我商量，像哲學卷這樣的重頭戲肯定要請權威的專家來掛帥，我們商量的結果就是請胡繩同志。於是我們兩個到胡繩家裡請他出山。但是他給我交代一個任務，要我當常務，主要的工作由我負責。當時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從1982—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中，收穫很大。當時胡喬木同志要求，請最合適的專家寫最合適的條目。當時沒有人推卻，因為都知道這是國家文化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很多大專家寫出來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條目，都反復地修改。有些專家雖然已經高齡，身體也不好，為了寫短短幾百字的條目反復地修改，精神令我們非常感動，對我們也是一種教育。我記得是孔子的一個條目，五千個字，專家換了好幾位，都是著名專家。
第四階段是專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主要是指在中央黨校期間研究的轉變。1988年7月，我到中央黨校任職，黨校六年（1988—1994年）多的時間對我幫助很大，最主要一個就是對聯繫現實問題的研究。黨校培養党的中高級幹部，研究問題的重點是現實問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我來了以後要適應這樣一種環境，除了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以外，我研究的重點也有了變化了，重點轉向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當前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
以上就是我簡單作一個經歷的回顧，共四段：俄文專修學校、馬列學院、哲學所、黨校。這四段經歷對我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來講幫助比較大，第一段為起步階段，第二段叫入門階段，第三段是提高階段，第四個是總結階段。
採訪者：作為一名參加工作幾十年的老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請您談談關於理論工作的一些經驗和體會。
邢賁思：做一個合格的理論工作者，我感覺有幾個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礎。基礎一定要打得比較扎實牢靠，基礎不牢，那就很漂浮，寫文章、教學科研都是很漂的。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兩段時間打基礎，一是馬列學院系統的學習，另一個是哲學所30年的錘煉，30年的磨練提高，打好基礎後才開始研究問題，做研究。
第二，要學有專長。就是你要依附在一個專業上面，因為理論工作的天地那麼廣闊，沒有一個專業作為你的依附點，很難做好。從我們的前輩來看，凡是理論上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都有這個特點，都學有專長，比如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郭大力同志等。從我們的同輩來看，跟我們年齡資歷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樣，比如說龔育之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黨史專家，他還是自然辯證法的專家。這些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學科上都有著力點，有學科作為支撐，功底就比較深厚。還有金沖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當深厚，對毛澤東、周恩來傳記的研究有很多貢獻，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專家。劉國光同志是經濟學專家，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學習經濟學，全國解放後留蘇，在蘇聯的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是當時經濟所的所謂幾大“金剛”之一。我為什麼說這些呢？搞理論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學有專長，不能是“萬金油”，什麼都學一點，沒有專業支撐，搞不好。
第三，要經受多種鍛煉。從事理論工作，需要非常豐富的社會實踐，所以參加一些實際工作，好像跟現在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對以後的發展相當有幫助。我本人就經受了很多這樣的鍛煉，舉個例子：上世紀50年代我還在大學工作的時候，1955年被借調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後來的市委大學部，書記是蔣南翔，副書記是宋碩。我帶五六位同志參加前門區大五金批發商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經歷對我幫助很大，對黨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體會比一般的學習書本檔體會要深刻。這次改造比較順利，我們也得到了比較好的實際工作鍛煉，對黨的政策、思想、理論領會得比一般學習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奮。這種勤奮不是一般的勤奮，是要特別的勤奮。我當時在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的時候很少有淩晨一點鐘以前睡覺的，年紀輕，身體也扛得住。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上強調過三勤——勤讀、勤思、勤寫。寫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讀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把閱讀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現出來，這就是寫文章的準備。寫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成果，最普通的就是寫筆記，你看一篇文章後寫筆記，筆記不是照抄它的內容，而是在領悟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個好處太大了，我自己受益很多。我是養成了這個習慣的，堅持寫筆記，筆記寫得好，就可以成為一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確態度。理論工作確實比較重要，在整個意識形態裡理論工作是“管總”“管頭”的。對理論工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領域的人員要求要高。黨校對幹部、對老師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這是黨校的好傳統。
採訪者：作為老黨校人，您對黨校、對黨校的青年教師有哪些希望？
邢賁思：我在黨校工作那麼多年，對黨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為老黨校人，對黨校、對年輕的老師，我也有幾點希望：
第一，對黨校的希望。我認為黨校現在形勢很好，有中央的關懷重視。中央高度重視黨校工作，人才濟濟，團結奮進，教學科研工作比我們當時要高出一大截，水準比我們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覺得有兩個方面要注意，一是保持好的傳統，不要隔斷歷史。我最近看了劉雲山同志講黨校姓黨的講課稿，很全面很系統。好的傳統一定要繼承下來，重視黨性修養，重視嚴格要求。二是黨校在教學科研中始終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搞理論不能脫離實際。延安時期，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就是黨校的校風，要繼承和發揚。
第二，對青年教師的希望。這裡只強調八個字：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志存高遠，就是說永遠不要滿足現狀，黨把我們放在這個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沒有最好。理論工作沒有止境，前輩學者也有缺點和不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談何容易，我們花一輩子來做都不一定做得好，對自己要有高標準高要求。腳踏實地，千萬不要學習學術明星，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這個崗位上做一點事，出一點成績，絕非容易的事情。這要經過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夜不能寐。學無止境，一定要踏踏實實地甘於坐冷板凳，才會有更好的成績。
（訪談整理：馮秋婷 陳遠章蘇敬裝 路 也）
可以說是刻骨銘心。黨校學習後，讓我們回去教課，那水準就不一樣了。第三階段是積累沉澱，主要是指在哲學所31年的學習提升經歷。整整31年，有幾個方面的經歷和感受特別值得回憶。
一是繼續打基礎。哲學所要求特別嚴格，要求我們先不要著急寫文章、寫著作，但是一定要寫筆記，讀完一本書一定要寫一個幾千字的筆記。我寫了16本。導師要求也特別嚴格，當時我的導師李光燦先生規定我們每天要讀50頁經典著作，一個星期談一次話。導師跟我們對談，會問我們讀書後有哪些體會，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有收穫的，談話不是拷問式的，而是對話式的。這是打基礎的一個重要方法。當時第二個打基礎的方式就是到老師家開課。我記得有位溫錫增先生，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教授，講柏克來的唯心主義哲學。溫先生給我們講課有個特點，要用英文講，用的書也是柏克來原版的書。他當時說只能有三個人到他家學習，每天晚上兩個小時。因為書只有三本，他用一本，只能借兩本出來。我報名了，當時我的英文還是解放前的底子，聽起來比較吃力，提問可以用中文，講課必須用英文。從這裡可以看出，哲學所對年輕研究人員的培養是非常到位的。
二是學會研究問題，學會做研究。幾位老師都跟我談，做研究工作不是寫書。研究工作是研究問題，把問題研究清楚以後才能寫文章、出書。幾位專家都告訴我，做研究要從專題研究入手，就是你光確立一個專業方向還不行，比如搞馬克思主義哲學，方向是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那麼大，從哪裡開始，從哪入手？要從專題入手，當時在導師引導下，我從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形成入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怎麼形成的，但是這個題目還是太大，還要分解，所以要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分解為若干個小課題。由大的專題分解為若干小課題，一個個研究清楚，把小課題研究清楚了，那麼大的專題你也就清楚了，然後才談得上寫文章、寫書。我們哲學所當時有一個好的條件，好多前輩跟我們關係很密切，既有搞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如馮友蘭、賀麟、侯外廬、張岱年等，經常到哲學所來跟我們座談；也有搞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特別是胡繩同志來得比較多。我在“文革”之前沒有出書，但是我積累了大量材料，發表了很多文章，在哲學研究上有幾篇還是比較有影響的，最長一篇文章有兩萬五千字，叫《費爾巴哈論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在哲學界還是比較有影響。“文革”後我把這段時間的一些積累出了兩本書，一本是《歐洲哲學史上的人道主義》，另一本是《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這就是我在哲學所這段時間從專題入手學會搞研究的兩個成果。可以說，我的點滴進步並不是突然來的，都是經過一定的積累。
三是學會寫文章。寫文章不僅是會寫專業性文章，還要會寫評論性的文章，這點前輩學者對我幫助很大。胡繩同志跟我們講，不能光會寫哲學史或者比較專門的學術性文章，作為理論工作者必須學會寫評論。這對我啟發很大。現在說“要以問題為導向”，那時候沒有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寫評論員文章就是以問題為導向，就是針對當前比較突出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經過研究、思考後寫出一篇評論。我寫的比較早的兩篇，一篇評論員文章，是1960年1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自由和自覺》。還有一篇是1962年在《紅旗》雜誌第19期發表的《集體研究和個人研究》，這篇文章在當時影響比較大。寫文章絕對不能搞“中藥鋪”，寫文章就是應該像剝筍殼。筍是一層一層的，從外面一層一層地剝。寫文章要從分析的角度去寫，而不是平鋪直敘地寫。胡繩的文章就有這個特點，他有一個論文集叫《棗下論叢》，裡面的文章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他是針對當時某個熱點問題發表觀點，一層一層地分析。他寫的文章邏輯性特別強，一層層分析下來，真正是邏輯的力量。為什麼有的理論文章不能感人？因為沒有邏輯，不是那種剝筍殼的一層層分析下來，剝到最後筍尖出來了。他筍尖老早就冒出來了，這樣沒有味道。
四是我研究工作的轉向，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個也是比較偶然，當時哲學所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不是太多。我們學哲學的人，還是要回歸一些現實問題。所以當真理標準討論的時候，我當時還是比較敏感的一個人。1978年4月9日，我發表了《哲學和宗教》這篇文章，主要批評一種傾向，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當做是一種神學。當時影響非常大。有一種是批評的聲音，而且批評得很厲害，在當時確實風險比較大。文章出來後，《人民日報》的汪子嵩同志給我反映，讓我有兩種思想準備。我說好，沒問題。他接下來讓我寫《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另外一位同志寫的文章，就是《標準只有一個》，1000字的文章，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發表後收到很多來信，後來《人民日報》理論部的何匡同志要我寫文章回答這個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個背景，胡福明同志發表的那篇文章，前前後後我都不知道，就是憑一個理論工作者的理解，我覺得還是應該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我就寫了一篇——《關於真理標準的問題》。這篇文章在6月16日見報的，在胡福明這篇文章之後。7月份，吳江同志在《解放軍報》又發表了一篇文章。當時人民日報出版社把這三篇文章合併在一起，作為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前期的幾篇重要文章。這以後各地各單位就邀請我作報告。之後的1978—1980年我寫了差不多30篇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
哲學所還有一個事情要講一講，就是參加大百科全書的編撰。當時國家要實施一個大工程，就是要編寫大百科全書，覆蓋各個學科，哲學卷當時交給哲學所。閻明複同志跟我商量，像哲學卷這樣的重頭戲肯定要請權威的專家來掛帥，我們商量的結果就是請胡繩同志。於是我們兩個到胡繩家裡請他出山。但是他給我交代一個任務，要我當常務，主要的工作由我負責。當時我是花了四年的工夫，從1982—1986年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工作中，收穫很大。當時胡喬木同志要求，請最合適的專家寫最合適的條目。當時沒有人推卻，因為都知道這是國家文化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很多大專家寫出來的五百字都不到的條目，都反復地修改。有些專家雖然已經高齡，身體也不好，為了寫短短幾百字的條目反復地修改，精神令我們非常感動，對我們也是一種教育。我記得是孔子的一個條目，五千個字，專家換了好幾位，都是著名專家。
第四階段是專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主要是指在中央黨校期間研究的轉變。1988年7月，我到中央黨校任職，黨校六年（1988—1994年）多的時間對我幫助很大，最主要一個就是對聯繫現實問題的研究。黨校培養党的中高級幹部，研究問題的重點是現實問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一些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我來了以後要適應這樣一種環境，除了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以外，我研究的重點也有了變化了，重點轉向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當前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
以上就是我簡單作一個經歷的回顧，共四段：俄文專修學校、馬列學院、哲學所、黨校。這四段經歷對我作為一個理論工作者來講幫助比較大，第一段為起步階段，第二段叫入門階段，第三段是提高階段，第四個是總結階段。
採訪者：作為一名參加工作幾十年的老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請您談談關於理論工作的一些經驗和體會。
邢賁思：做一個合格的理論工作者，我感覺有幾個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要打好基礎。基礎一定要打得比較扎實牢靠，基礎不牢，那就很漂浮，寫文章、教學科研都是很漂的。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我兩段時間打基礎，一是馬列學院系統的學習，另一個是哲學所30年的錘煉，30年的磨練提高，打好基礎後才開始研究問題，做研究。
第二，要學有專長。就是你要依附在一個專業上面，因為理論工作的天地那麼廣闊，沒有一個專業作為你的依附點，很難做好。從我們的前輩來看，凡是理論上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先生和同事，都有這個特點，都學有專長，比如楊獻珍、艾思奇、張如心、郭大力同志等。從我們的同輩來看，跟我們年齡資歷差不多的朋友也都是那樣，比如說龔育之同志，大家都知道他是黨史專家，他還是自然辯證法的專家。這些都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學科上都有著力點，有學科作為支撐，功底就比較深厚。還有金沖及同志的近代史功底相當深厚，對毛澤東、周恩來傳記的研究有很多貢獻，是近代史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專家。劉國光同志是經濟學專家，在西南聯大時期就學習經濟學，全國解放後留蘇，在蘇聯的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是當時經濟所的所謂幾大“金剛”之一。我為什麼說這些呢？搞理論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定要學有專長，不能是“萬金油”，什麼都學一點，沒有專業支撐，搞不好。
第三，要經受多種鍛煉。從事理論工作，需要非常豐富的社會實踐，所以參加一些實際工作，好像跟現在的工作不搭界，但是對以後的發展相當有幫助。我本人就經受了很多這樣的鍛煉，舉個例子：上世紀50年代我還在大學工作的時候，1955年被借調到北京市委高校工委，即後來的市委大學部，書記是蔣南翔，副書記是宋碩。我帶五六位同志參加前門區大五金批發商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經歷對我幫助很大，對黨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體會比一般的學習書本檔體會要深刻。這次改造比較順利，我們也得到了比較好的實際工作鍛煉，對黨的政策、思想、理論領會得比一般學習要深刻的多。
第四，要勤奮。這種勤奮不是一般的勤奮，是要特別的勤奮。我當時在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的時候很少有淩晨一點鐘以前睡覺的，年紀輕，身體也扛得住。我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上強調過三勤——勤讀、勤思、勤寫。寫是非常重要的，把你所讀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表現出來，把閱讀思考的成果用文字表現出來，這就是寫文章的準備。寫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成果，最普通的就是寫筆記，你看一篇文章後寫筆記，筆記不是照抄它的內容，而是在領悟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個好處太大了，我自己受益很多。我是養成了這個習慣的，堅持寫筆記，筆記寫得好，就可以成為一篇文章。
第五，要有正確態度。理論工作確實比較重要，在整個意識形態裡理論工作是“管總”“管頭”的。對理論工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政治思想的要求，比其他領域的人員要求要高。黨校對幹部、對老師的要求比一般高校要高，這是黨校的好傳統。
採訪者：作為老黨校人，您對黨校、對黨校的青年教師有哪些希望？
邢賁思：我在黨校工作那麼多年，對黨校的感情是很深的，作為老黨校人，對黨校、對年輕的老師，我也有幾點希望：
第一，對黨校的希望。我認為黨校現在形勢很好，有中央的關懷重視。中央高度重視黨校工作，人才濟濟，團結奮進，教學科研工作比我們當時要高出一大截，水準比我們有很大提高。但是我覺得有兩個方面要注意，一是保持好的傳統，不要隔斷歷史。我最近看了劉雲山同志講黨校姓黨的講課稿，很全面很系統。好的傳統一定要繼承下來，重視黨性修養，重視嚴格要求。二是黨校在教學科研中始終強調理論聯繫實際，搞理論不能脫離實際。延安時期，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就是黨校的校風，要繼承和發揚。
第二，對青年教師的希望。這裡只強調八個字：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志存高遠，就是說永遠不要滿足現狀，黨把我們放在這個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沒有最好。理論工作沒有止境，前輩學者也有缺點和不足，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談何容易，我們花一輩子來做都不一定做得好，對自己要有高標準高要求。腳踏實地，千萬不要學習學術明星，要能板凳坐的十年冷。你要在這個崗位上做一點事，出一點成績，絕非容易的事情。這要經過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夜不能寐。學無止境，一定要踏踏實實地甘於坐冷板凳，才會有更好的成績。
（訪談整理：馮秋婷 陳遠章蘇敬裝 路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