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上海科技界規模最大的多學科、綜合性、開放性的學術交流平臺——上海市科協學術年會（第15屆）前天在上海科學會堂開幕，
開幕式上， 中國科學院院士、市科協主席陳凱先致辭， 分別為2017年新升級的上海市太陽能學會等6家星級學會和獲得“第三屆上海市先進社會組織”榮譽稱號的上海市標準化協會等6家學會頒發證書和獎牌， 為上海市科協生命科學學會聯盟成立揭牌， 授予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研究所首任所長、弗蘭克•維爾切克教授上海市科協“榮譽委員”稱號。
“李政道研究所將設立好奇心驅動的量子研究中心”
開幕式後的主題報告會上， 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弗蘭克•維爾切克教授，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趙國屏研究員，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高文教授等分別圍繞量子力學、生命科學和人工智慧等當前熱點科學研究領域作特邀報告。
弗蘭克•維爾切克教授告訴大家， 目前依託于上海交通大學的李政道研究所主要關注粒子科學、量子力學、宇宙寫、量子計算、大腦物理學、神經網路等領域， 將在這些激動人心的領域開展世界領先的研究。“我剛加入學界時，最感興趣的是大腦物理學。當時為時過早，現在看來恰逢其時。當前神經網路領域比較優秀的研究者很多是物理學出身的。”弗蘭克•維爾切克表示。據他介紹，之前，李政道研究所在四川的一座大山裡鑽了一條隧道，在隧道末端不受外界環境干擾的位置開展暗物質研究；2到3年後，研究所將作為第一家機構進駐將在上海浦東建成的張江科學城。李政道研究所還將與上海交大合作，設立一個純理論的量子研究中心，這是一個研究項目純粹由好奇心驅動的中心。
“我國科研機構迫切需要開展資料積累活動”
當前生命科學已進入將工程、生命科學、醫學結合起來的會聚時代。談及這個時代繞不開的大資料，趙國屏院士特別強調了大資料中重要的一點——辨識資料“真態”的重要性。他舉例說，人會說假話，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即使是醫生，在記錄病情的時候也未必是真實、客觀、全面的。“上一次上海發現H7N9疫情時，那些看起來不像H7N9病毒感染者的人老說自己到市場上買過活雞，而那些看起來像H7N9感染者的人卻說自己沒有去市場上買過活雞。因為如果判斷可能感染了H7N9，所有的醫療費用都是由國家包，所以他只要自己有發燒、感冒的症狀，就想說‘我是H7N9患者’，認為這樣就不用付錢。反過來，有一些老太太、老先生很像真的感染者，但他們覺得如果自己真是的話，再說自己到市場上去過，家裡、里弄裡的人都會說‘這個人帶著病毒回來了’，這樣他們覺得會被別人看不起，就不願意說真話了。”趙國屏院士感到，像這樣人為作假的問題如果不解決，資料的真實性很容易大打折扣。
他介紹說，國際上已有總結，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三大類科學研究活動。一類是波爾象限基礎研究，數學很多是那樣的；第二類是應用研究，比如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現在最多的是一種所謂的“應用基礎研究”，就是巴斯德做的那種：巴斯德研究紅酒時，在紅酒裡面發現了酵母的生物發酵過程，看到了生命起源的規律，把科學的基礎認識和應用實踐結合得很好。如今，趙國屏想強調的是第四種科學研究活動——資料積累活動。在他看來，通過複雜、重要的資料積累打通資料鏈，是我國科研機構當前迫切應該做的。
“城市大腦需要數位視網膜”
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大腦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決策支援系統，它的目的是把來自感測器的不管是圖像、視頻或聲音的資料全部匯總到城市的語音系統，最後由計算得出一個結果，去驅動對應的響應。這個過程中有許多人工智慧的幫助。
高文院士認為，目前的城市大腦系統存在一定的問題：在這套系統的攝像頭中，既有專門做存儲用的，也有編碼壓縮攝像頭，還有專門做人臉識別的、車牌識別的，以及一些卡口的攝像頭。每一個攝像頭只執行單一功能。作為一個城市大腦，它的“城市之眼”應該要克服存儲難、檢索難、識別難和功能多樣化四大難題。現有的系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整個傳感系統必須進化，也就是把單一功能的攝像頭升級演化成多功能的攝像頭，一個攝像頭可以既管編碼又管特徵編碼。這樣，既能做存儲同時也能做識別，從而為城市大腦的前端視覺或視網膜提供最完整的支援。
據悉，這套數字視網膜系統現已開始在一些地方研發和佈局。
將在這些激動人心的領域開展世界領先的研究。“我剛加入學界時，最感興趣的是大腦物理學。當時為時過早，現在看來恰逢其時。當前神經網路領域比較優秀的研究者很多是物理學出身的。”弗蘭克•維爾切克表示。據他介紹，之前，李政道研究所在四川的一座大山裡鑽了一條隧道，在隧道末端不受外界環境干擾的位置開展暗物質研究；2到3年後，研究所將作為第一家機構進駐將在上海浦東建成的張江科學城。李政道研究所還將與上海交大合作，設立一個純理論的量子研究中心，這是一個研究項目純粹由好奇心驅動的中心。“我國科研機構迫切需要開展資料積累活動”
當前生命科學已進入將工程、生命科學、醫學結合起來的會聚時代。談及這個時代繞不開的大資料，趙國屏院士特別強調了大資料中重要的一點——辨識資料“真態”的重要性。他舉例說，人會說假話，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即使是醫生，在記錄病情的時候也未必是真實、客觀、全面的。“上一次上海發現H7N9疫情時，那些看起來不像H7N9病毒感染者的人老說自己到市場上買過活雞，而那些看起來像H7N9感染者的人卻說自己沒有去市場上買過活雞。因為如果判斷可能感染了H7N9，所有的醫療費用都是由國家包，所以他只要自己有發燒、感冒的症狀，就想說‘我是H7N9患者’，認為這樣就不用付錢。反過來，有一些老太太、老先生很像真的感染者，但他們覺得如果自己真是的話，再說自己到市場上去過，家裡、里弄裡的人都會說‘這個人帶著病毒回來了’，這樣他們覺得會被別人看不起，就不願意說真話了。”趙國屏院士感到，像這樣人為作假的問題如果不解決，資料的真實性很容易大打折扣。
他介紹說，國際上已有總結，認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三大類科學研究活動。一類是波爾象限基礎研究，數學很多是那樣的；第二類是應用研究，比如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現在最多的是一種所謂的“應用基礎研究”，就是巴斯德做的那種：巴斯德研究紅酒時，在紅酒裡面發現了酵母的生物發酵過程，看到了生命起源的規律，把科學的基礎認識和應用實踐結合得很好。如今，趙國屏想強調的是第四種科學研究活動——資料積累活動。在他看來，通過複雜、重要的資料積累打通資料鏈，是我國科研機構當前迫切應該做的。
“城市大腦需要數位視網膜”
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大腦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決策支援系統，它的目的是把來自感測器的不管是圖像、視頻或聲音的資料全部匯總到城市的語音系統，最後由計算得出一個結果，去驅動對應的響應。這個過程中有許多人工智慧的幫助。
高文院士認為，目前的城市大腦系統存在一定的問題：在這套系統的攝像頭中，既有專門做存儲用的，也有編碼壓縮攝像頭，還有專門做人臉識別的、車牌識別的，以及一些卡口的攝像頭。每一個攝像頭只執行單一功能。作為一個城市大腦，它的“城市之眼”應該要克服存儲難、檢索難、識別難和功能多樣化四大難題。現有的系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整個傳感系統必須進化，也就是把單一功能的攝像頭升級演化成多功能的攝像頭，一個攝像頭可以既管編碼又管特徵編碼。這樣，既能做存儲同時也能做識別，從而為城市大腦的前端視覺或視網膜提供最完整的支援。
據悉，這套數字視網膜系統現已開始在一些地方研發和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