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
1983年， 王安憶去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為期三個月的“國際寫作計畫”， 陳映真前往接機。 王安憶在記錄與陳映真交往的《烏托邦詩篇》裡這樣寫他們的第一次見面：
在車上， 這個人對我說： 你的發言稿我已經看了， 我父親也看了， 父親看了後很感動， 說中國有希望了。 我不知道這人的父親是誰？也不瞭解我的發言稿中哪一部分聯繫了中國的希望， 可是這個人的誇獎卻使我心底陡地升起了一陣快樂……
而陳映真也寫過王安憶。
初次見到王安憶， 是在美國愛荷華的西達•拉比機場。
是初抵愛荷華市參加“國際寫作計畫”的去年八月末罷。 有一天， 聽說中國大陸的作家要抵達， 我決定和“計畫”的工作人員， 和聶華苓大姐一道， 去機場接他們。 所以做了這決定， 是覺得對我個人而言， 做為一個中國的作家， 去會見同為中國作家同事的大陸作家， 在以海峽為界相對峙、相隔斷的現實情況下，
把比我所想像中還要多一點的他們的行李推上車子， 大夥兒在笑語中， 開回愛荷華市。 就在那路上， 我想到王安憶的有關中國大陸年輕一代作家的發言稿。
為了更有準備地理解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文學家早一點抵達愛荷華的我， 向聶大姐要了一些作家們預先寄達的， 有關介紹各該國文學的發言稿。 因為特別關心“四人幫”以後大陸年輕一代的作品和思想，
我已經不記得那發言稿詳細的內容了。 但讀後心中思緒和情感的波動， 卻至今難以遺忘。
（《讀書》1985年第4期）
198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聶華苓家。 後立者茹志娟， 右陳映真， 前左二保羅·安格爾（聶華苓的先生，
文 | 王安憶
多年之後， 有一個外國人， 風塵僕僕， 掮了一個沉重的背囊， 他找到我後， 傾囊而出一堆雜誌， 他的背囊轉眼間輕飄無比。 這雜誌的名字叫做《人間》， 總共有十來本。 大十六開的版面， 印刷精美， 紙張優良。 外國人說， 他是從這個人的島上來， 這個人托他帶來這些給我。 《人間》雜誌是這個人和他的知識份子同伴們自籌資金創辦的雜誌， 這雜誌的名字讓我琢磨了許久， 《人間》的含義被我一層一層地釋剖。 這時候， 我的困難時期已經安然度過， 我情緒平定、內心充實， 我有旅行的計畫和寫作的計畫， 有條不紊。 我把這堆《人間》放在我的床頭，
後來，我核算了一下時間，發現大約就在湯英伸少年踏上走向城市的旅途時，我正去往鄉間。那是我的困難時期，書桌上的空白稿紙天天逼迫我。鄉間總是使人想起規避之地，人走投無路時，就說：“到鄉間去。”我與這個少年隔了遙遠的海峽，在連接鄉村城市的道路上交臂而過。湯英伸唱著歌兒進城了，他滿心都是成功的希望。我去鄉間的心情飄搖不定，忽明忽暗。有人告訴我那鄉間的關於一個孩子死亡的故事，這故事裡有一種奇異的東西，隱隱約約的，呼吸著對我的經驗的回憶，受到呼吸的這一種回憶似乎不僅僅是單純的回憶，還包含有一種新的發現。我就是為了這一點閃爍不定的東西去了鄉間，鄉間總是有著許多故事，這些故事帶有古典浪漫主義的氣息，鼓舞人心。我去追蹤的孩子死在前一個夏季，死去的那年他十二歲。他的家庭非常貧窮，那是在農村責任制分田到戶實行之前。在我去的日子，他家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糧食囤，占去住房三分之二的面積。這孩子從小到大，沒有照過一張相片，他的形象就漸漸地不可阻擋地淡化。後來，有一個畫家要為他畫像，人們就你一言我一語，描繪給那畫家聽，畫家反無從下手了。他還沒有留下一件遺物，因為那鄉間不僅貧窮還極其愚昧，認為十二歲的死者不宜留下任何東西，留下任何東西將會給其他孩子帶來厄運。人們將他的東西一把火燒光。於是，當人們要對他進行紀念活動的時候，就找不到一件實物，可寄託對他的哀思。他是為了一個老人而死，這老人無親無故，已到了風燭殘年，一場特大的洪水衝垮了他的破舊的草屋。那鄉間是個洪水頻發的鄉間，關於洪水，那裡有許多神奇的傳說。長年來，孩子一直陪伴老人，好比一祖一孫。這天夜間，屋頂開始落土，土塊越落越大，屋樑塌下了。孩子推開老人，木梁砸在他的腹部。這間草屋的所有部分都已朽爛，唯有這根木梁，堅硬如故。孩子被送往醫院，十五天之後死去。孩子死去僅是故事的引子，正片這時才開了頭。在這鄉間，有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關於他的生涯他有兩句詩可作寫照，那就是：“學生為國曾投筆，糞土經年無消息。”這一回，他將孩子的事蹟寫成報告，寄到報社，孩子因此而成為一名英雄。那鄉間出了一名英雄的消息，頓時傳遍了四面八方。許多孩子和大人，步行或者坐車到那鄉間去瞻仰孩子的墳墓，孩子的墳墓從小河邊遷到村莊的中央，豎起了紀念碑。我就是這些孩子和大人中的一個，以我的經驗，我敏感到這裡面有一個秘密，這秘密在暗中召喚著我。後來，我相信我是有預感的。我預感到事情要有變化了。
現在，我所以要敘述這個故事，是因為在某一個時期裡，我和這個人的活動都是圍繞著一個孩子： 他是為了那一個孩子的生，我則是為了這孩子的死。這個人距離我是那樣遙遠，有時候我也想尋找一些或虛或實的東西，作為我與這個人的聯繫，好使我的懷念的詩篇有一些邏輯的性質。他在他的刊物《人間》裡，開闢了偌大的版面，描述湯英伸少年，使得全社會都注意到一個普通的孩子。孩子殺人雖不算是太平常的事，可卻也不算太稀奇。都市里每天都發生許多案件，每個案件都有特別之處。他和他的知識份子夥伴們大聲地疾呼，請你們看看這個孩子！看看這個孩子為什麼犯罪！當這個孩子犯罪的時候，我們每一個大人都已經對他犯了罪！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身置一個法治的社會，他們企望以自然世界的人道法則去裁決這一樁城市的命案。他們甚至提請人們注意到幾百年前，一個大民族對這個少年所屬的小族所犯下的罪行，他們提請人們注意這樣一個帶有浪漫的詩化傾向的事實： 當湯英伸少年向那雇主的一家行兇的時候，其實是在向幾百年不公平的待遇復仇。他們向這個嚴厲的法制社會講情，說：“請先把我們都綁起來，再槍斃他。”他們還要這個法制社會注意到天國裡的聲音：“凡祂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丟失，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這個人的身影活躍在這些激越而溫存的話語裡，使我覺得無比親切。親切的心情是他時常給予的，“親切”二字似乎太平凡且太平淡了，然而，千真萬確就是親切。有一張照片，是在湯英伸的死刑執行初步暫緩以後，律師、神父、湯英伸的父親，以及這個人，正密切討論下一步的法律行動。他正面站著，以他習慣的雙手撐著後腰的姿態。這時候，前途叵知，生死未蔔。律師是他們中間唯一能夠將所有人的理想、情感、願望賦予行動的人。他們所有人都殷切地、熱烈地期望於他。這個人在他們中間，使我感到多麼的親切啊！交通和印刷業真是個好東西，外國人也是個好東西，他是自由的信使，為分離的人們傳遞消息，使懷念由此誕生。
讓我把那兩個孩子的故事說完，湯英伸在城市裡的遭遇很不順利，他沒有遇到好人，他遇到的人都黑了心腸，那個職業介紹所首當其衝。他們壓榨這個初到城市的山地少年，欺他年少、單純、人生地不熟。他們在一夜之間，就將這少年欺壓得怒火中燒，焦灼不安，殺人的事情就是在黎明時分發生的。爭執是從很小一件事開始的，似乎是湯英伸要離開他的雇主，而雇主由於已經付了傭工介紹所許多錢，不肯吃這個虧，要扣下湯英伸的行李。這是一個導火線式的事件，湯英伸在一晝夜裡積壓的怒氣如火山一樣爆發了。他變得力大無窮，不計後果，他一口氣殺了兩個大人，一個小孩。他不殺人不足以解氣，太陽這時候才升起。他丟下手裡的兇器，大約還拍了拍手，好像剛幹完一件清掃的勞動。他肯定會有片刻覺得無比的輕鬆，害怕與懊悔是後來的事情。如前所說，我那個孩子的故事其實發生在他死亡之後。他活著的時候，幾乎沒有故事，村人們對他記憶淡薄，只是說這孩子稟性寬厚，為人仁義，待那老人親如兒孫。在他死後，有關於他與老人神秘的奇緣之說在鄉間流傳，在孩子死後第三個七天，那老人安然長逝，三七是死者的回眸之時，召喚了老人前去會合。老人和孩子的傳說本可以很優美，可是輪回之說卻平添一股陰森之氣。後來，孩子成為一名英雄，老人與孩子的關係才有了明亮的色彩，成為一幅尊老愛老、捨身救人的圖畫。從此，鄉間成了英雄的故鄉，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裡，村莊有了直通城鎮的公路。這孩子以他的生命換來了鄉間的繁榮景象。為孩子樹碑立傳成為熱愛文學的青年們爭先恐後的事情，當有人去采寫孩子與死亡作鬥爭的一頁時，才發現孩子的創口在當時沒有受到負責的治療。這幾個人很想以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好立驚世駭俗之說。可這個念頭被悄然制止，這將使一個光輝的學習英雄運動變成了一樁陰暗的社會事件。就這樣，這小草般的生命的冥滅，演繹出輝煌的故事，並且越演越烈。
這個人和他的同伴們，為湯英伸奔走呼號，他們甚至活動到使原告撤訴。他們說，世間應當有一種比死刑更好的贖罪方式，要給罪人們新生的機會。在那些日子裡，湯英伸的案件婦孺皆知，人人關心。關於案件的判決一拖再拖，給予人們不盡的希望，湯英伸的命運成為了一個懸念，寄託著人們心中最良善的知覺。詩人們提出“難以言說的寬愛”；教育家提出“不以報復的方式”；政治家提出“人文的進步”；歷史家提出“優勢民族與弱勢民族的平等”；人們說：“可憐可憐孩子，槍下留人！”這是一幅如何激動人心的場面。由於這個人投身其間，甚至處於領先的位置，使得這場運動與我有了一種奇妙的聯繫，我與這個從未謀面的少年似乎有了一種類乎休戚與共的情感。而我是在一年之後才得知關於湯英伸的消息，這時候，一切都有了結局，我只能在想像中體驗著令人心懸的過程。這時候，關於我的孩子已有了許多紀念與學習的文章。孩子們吹著隊號，唱著隊歌來到鄉間，過一個莊嚴的少先隊隊日。隊日已成為鄉間最經常的事件，一聽到號角聲聲，人們便說： 孩子們來了。這孩子的死亡時間把我吸引到了鄉間，我已經有了相當的閱歷，我的閱歷告訴我，這事件中有秘密，這秘密非同尋常，我決心著手調查這秘密，我意識到調查這秘密于我事關重大。後來的事情證明我頗具先見之明，孩子的死亡事件于我恰成契機，它以一個極典型的事例，喚起了我對我的中國經驗的全新認識。我的中國經驗在此認識之光的照耀下重新變成有用之物，使我對世界的體驗更上了一層樓。我的經驗由於孩子的死亡事件的召喚，從那些淹沒了我的、別人的經驗中凸現出來，成為前景，別人的經驗則成了廣闊的背景。我的經驗不再是個孤立的事件，而是有了人類性質的呼籲和回應。我就像個旅行中人，最終找回了我的失物，還附帶有關部門的賠償。我的經驗走過那一個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的路程，改變了模樣，有了質的飛躍。這就是後來使我名聲大噪的《小鮑莊》。
選自《烏托邦詩篇》
標題為編者所加
相關圖書
《烏托邦詩篇》
王安憶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烏托邦詩篇》共有三個部分，分別是：烏托邦詩篇、英特納雄耐爾和陳映真在《人間》。作者王安憶以散文的筆調記錄與陳映真先生之間交往的點點滴滴、對現實的思考以及陳映真《人間》辦刊史。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臺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裡，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裡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於是，他隻身一人來到都市謀生。但是，我還設想，他可能是從流行歌曲裡開始了對都市的嚮往，他覺得那裡機會很多，生活豐富多彩。搖滾的節奏總是使人興奮無比，熱血沸騰，對前途充滿希望和信心。因為這時候，我們這裡也成了流行歌曲的世界，人們唱著歌，心情就很歡暢。人們在上下班的路上，戴著耳機，讓那震耳欲聾的音響，激勵我們的身心，驅散日常的疲乏。少數民族通常是能歌善曲的民族，他們沒有被大族整肅的文明同化，在偏遠的山地，保持了原始人的自然的天性。日月星辰是他們的夥伴，草木枯榮教給他們生命的課程。他們將他們的經驗變成歌曲，一代傳給一代。唱歌往往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活動，是他們交往的主要方式。後來，留聲機和答錄機，多聲道的音響傳播了搖滾的節奏，機械與電子的作用使得聲音具有排山倒海之勢，自然之聲相形見絀，軟弱無力。流行歌曲真是個好東西，它使人忘記現實世界，沉湎在一個假想世界，以未明的快樂與出路來誘惑我們。我設想湯英伸是戴著walkman的耳機離開山地，去到大都市。我從照片裡看湯英伸有一個吉他，掛在牆上，線條異常優美，文章也告訴我，這是一個熱愛唱歌的少年。而他沒有想到，離開山地就意味著踏上了死亡之地。死亡是怎樣來臨的呢？後來，我核算了一下時間，發現大約就在湯英伸少年踏上走向城市的旅途時，我正去往鄉間。那是我的困難時期，書桌上的空白稿紙天天逼迫我。鄉間總是使人想起規避之地，人走投無路時，就說：“到鄉間去。”我與這個少年隔了遙遠的海峽，在連接鄉村城市的道路上交臂而過。湯英伸唱著歌兒進城了，他滿心都是成功的希望。我去鄉間的心情飄搖不定，忽明忽暗。有人告訴我那鄉間的關於一個孩子死亡的故事，這故事裡有一種奇異的東西，隱隱約約的，呼吸著對我的經驗的回憶，受到呼吸的這一種回憶似乎不僅僅是單純的回憶，還包含有一種新的發現。我就是為了這一點閃爍不定的東西去了鄉間，鄉間總是有著許多故事，這些故事帶有古典浪漫主義的氣息，鼓舞人心。我去追蹤的孩子死在前一個夏季，死去的那年他十二歲。他的家庭非常貧窮，那是在農村責任制分田到戶實行之前。在我去的日子，他家已經有了一個巨大的糧食囤，占去住房三分之二的面積。這孩子從小到大，沒有照過一張相片，他的形象就漸漸地不可阻擋地淡化。後來，有一個畫家要為他畫像，人們就你一言我一語，描繪給那畫家聽，畫家反無從下手了。他還沒有留下一件遺物，因為那鄉間不僅貧窮還極其愚昧，認為十二歲的死者不宜留下任何東西，留下任何東西將會給其他孩子帶來厄運。人們將他的東西一把火燒光。於是，當人們要對他進行紀念活動的時候，就找不到一件實物，可寄託對他的哀思。他是為了一個老人而死，這老人無親無故，已到了風燭殘年，一場特大的洪水衝垮了他的破舊的草屋。那鄉間是個洪水頻發的鄉間，關於洪水，那裡有許多神奇的傳說。長年來，孩子一直陪伴老人，好比一祖一孫。這天夜間，屋頂開始落土，土塊越落越大，屋樑塌下了。孩子推開老人，木梁砸在他的腹部。這間草屋的所有部分都已朽爛，唯有這根木梁，堅硬如故。孩子被送往醫院，十五天之後死去。孩子死去僅是故事的引子，正片這時才開了頭。在這鄉間，有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關於他的生涯他有兩句詩可作寫照，那就是：“學生為國曾投筆，糞土經年無消息。”這一回，他將孩子的事蹟寫成報告，寄到報社，孩子因此而成為一名英雄。那鄉間出了一名英雄的消息，頓時傳遍了四面八方。許多孩子和大人，步行或者坐車到那鄉間去瞻仰孩子的墳墓，孩子的墳墓從小河邊遷到村莊的中央，豎起了紀念碑。我就是這些孩子和大人中的一個，以我的經驗，我敏感到這裡面有一個秘密，這秘密在暗中召喚著我。後來，我相信我是有預感的。我預感到事情要有變化了。
現在，我所以要敘述這個故事，是因為在某一個時期裡，我和這個人的活動都是圍繞著一個孩子： 他是為了那一個孩子的生，我則是為了這孩子的死。這個人距離我是那樣遙遠，有時候我也想尋找一些或虛或實的東西，作為我與這個人的聯繫，好使我的懷念的詩篇有一些邏輯的性質。他在他的刊物《人間》裡，開闢了偌大的版面，描述湯英伸少年，使得全社會都注意到一個普通的孩子。孩子殺人雖不算是太平常的事，可卻也不算太稀奇。都市里每天都發生許多案件，每個案件都有特別之處。他和他的知識份子夥伴們大聲地疾呼，請你們看看這個孩子！看看這個孩子為什麼犯罪！當這個孩子犯罪的時候，我們每一個大人都已經對他犯了罪！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身置一個法治的社會，他們企望以自然世界的人道法則去裁決這一樁城市的命案。他們甚至提請人們注意到幾百年前，一個大民族對這個少年所屬的小族所犯下的罪行，他們提請人們注意這樣一個帶有浪漫的詩化傾向的事實： 當湯英伸少年向那雇主的一家行兇的時候，其實是在向幾百年不公平的待遇復仇。他們向這個嚴厲的法制社會講情，說：“請先把我們都綁起來，再槍斃他。”他們還要這個法制社會注意到天國裡的聲音：“凡祂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丟失，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這個人的身影活躍在這些激越而溫存的話語裡，使我覺得無比親切。親切的心情是他時常給予的，“親切”二字似乎太平凡且太平淡了，然而，千真萬確就是親切。有一張照片，是在湯英伸的死刑執行初步暫緩以後，律師、神父、湯英伸的父親，以及這個人，正密切討論下一步的法律行動。他正面站著，以他習慣的雙手撐著後腰的姿態。這時候，前途叵知，生死未蔔。律師是他們中間唯一能夠將所有人的理想、情感、願望賦予行動的人。他們所有人都殷切地、熱烈地期望於他。這個人在他們中間，使我感到多麼的親切啊！交通和印刷業真是個好東西，外國人也是個好東西，他是自由的信使，為分離的人們傳遞消息，使懷念由此誕生。
讓我把那兩個孩子的故事說完，湯英伸在城市裡的遭遇很不順利，他沒有遇到好人，他遇到的人都黑了心腸，那個職業介紹所首當其衝。他們壓榨這個初到城市的山地少年，欺他年少、單純、人生地不熟。他們在一夜之間，就將這少年欺壓得怒火中燒，焦灼不安，殺人的事情就是在黎明時分發生的。爭執是從很小一件事開始的，似乎是湯英伸要離開他的雇主，而雇主由於已經付了傭工介紹所許多錢，不肯吃這個虧，要扣下湯英伸的行李。這是一個導火線式的事件，湯英伸在一晝夜裡積壓的怒氣如火山一樣爆發了。他變得力大無窮，不計後果，他一口氣殺了兩個大人，一個小孩。他不殺人不足以解氣，太陽這時候才升起。他丟下手裡的兇器，大約還拍了拍手，好像剛幹完一件清掃的勞動。他肯定會有片刻覺得無比的輕鬆，害怕與懊悔是後來的事情。如前所說，我那個孩子的故事其實發生在他死亡之後。他活著的時候，幾乎沒有故事，村人們對他記憶淡薄，只是說這孩子稟性寬厚，為人仁義，待那老人親如兒孫。在他死後，有關於他與老人神秘的奇緣之說在鄉間流傳，在孩子死後第三個七天，那老人安然長逝，三七是死者的回眸之時，召喚了老人前去會合。老人和孩子的傳說本可以很優美，可是輪回之說卻平添一股陰森之氣。後來，孩子成為一名英雄，老人與孩子的關係才有了明亮的色彩，成為一幅尊老愛老、捨身救人的圖畫。從此，鄉間成了英雄的故鄉，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裡，村莊有了直通城鎮的公路。這孩子以他的生命換來了鄉間的繁榮景象。為孩子樹碑立傳成為熱愛文學的青年們爭先恐後的事情，當有人去采寫孩子與死亡作鬥爭的一頁時，才發現孩子的創口在當時沒有受到負責的治療。這幾個人很想以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好立驚世駭俗之說。可這個念頭被悄然制止，這將使一個光輝的學習英雄運動變成了一樁陰暗的社會事件。就這樣，這小草般的生命的冥滅，演繹出輝煌的故事，並且越演越烈。
這個人和他的同伴們，為湯英伸奔走呼號，他們甚至活動到使原告撤訴。他們說，世間應當有一種比死刑更好的贖罪方式，要給罪人們新生的機會。在那些日子裡，湯英伸的案件婦孺皆知，人人關心。關於案件的判決一拖再拖，給予人們不盡的希望，湯英伸的命運成為了一個懸念，寄託著人們心中最良善的知覺。詩人們提出“難以言說的寬愛”；教育家提出“不以報復的方式”；政治家提出“人文的進步”；歷史家提出“優勢民族與弱勢民族的平等”；人們說：“可憐可憐孩子，槍下留人！”這是一幅如何激動人心的場面。由於這個人投身其間，甚至處於領先的位置，使得這場運動與我有了一種奇妙的聯繫，我與這個從未謀面的少年似乎有了一種類乎休戚與共的情感。而我是在一年之後才得知關於湯英伸的消息，這時候，一切都有了結局，我只能在想像中體驗著令人心懸的過程。這時候，關於我的孩子已有了許多紀念與學習的文章。孩子們吹著隊號，唱著隊歌來到鄉間，過一個莊嚴的少先隊隊日。隊日已成為鄉間最經常的事件，一聽到號角聲聲，人們便說： 孩子們來了。這孩子的死亡時間把我吸引到了鄉間，我已經有了相當的閱歷，我的閱歷告訴我，這事件中有秘密，這秘密非同尋常，我決心著手調查這秘密，我意識到調查這秘密于我事關重大。後來的事情證明我頗具先見之明，孩子的死亡事件于我恰成契機，它以一個極典型的事例，喚起了我對我的中國經驗的全新認識。我的中國經驗在此認識之光的照耀下重新變成有用之物，使我對世界的體驗更上了一層樓。我的經驗由於孩子的死亡事件的召喚，從那些淹沒了我的、別人的經驗中凸現出來，成為前景，別人的經驗則成了廣闊的背景。我的經驗不再是個孤立的事件，而是有了人類性質的呼籲和回應。我就像個旅行中人，最終找回了我的失物，還附帶有關部門的賠償。我的經驗走過那一個從有到無，再從無到有的路程，改變了模樣，有了質的飛躍。這就是後來使我名聲大噪的《小鮑莊》。
選自《烏托邦詩篇》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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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詩篇》
王安憶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烏托邦詩篇》共有三個部分，分別是：烏托邦詩篇、英特納雄耐爾和陳映真在《人間》。作者王安憶以散文的筆調記錄與陳映真先生之間交往的點點滴滴、對現實的思考以及陳映真《人間》辦刊史。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臺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裡，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裡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