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的認知始於對某件事的察覺和反思， 公眾的認知則依賴於教育和傳播， 此外， 討論或辯論也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 不論辯論或討論中的雙方或多方觀點的是非曲直， 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有價值的， 是一件正確的事。
最近， 在公益領域曾出現圍繞一些話題所展開的討論， 友成研究院也從另外一些角度參與這個討論， 也許更大的目的不僅僅是觀點呈現， 而是參與這個行為本身。 有更多的人參與， 說明有更多的人關心公益。 我們也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批評、建議和討論。
一、關於概念的力量
語言不僅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成果，
伏爾泰曾說過：“如果你想要與我交談， 那麼請先給你的用語下個定義”， 這就是邏輯學的本質、它的靈魂：嚴肅討論中的每一個詞彙都應當經過最嚴謹的斟酌和定義。 [1]（《哲學的故事》， P56）這也是為什麼蘇格拉底在每次辯論前都會窮盡對概念的定義， 柏拉圖一生都在追求概念的完整， 到了亞里斯多德終於集大成， 邏輯學成了影響人類至今最有力量的思維工具。
如果說邏輯是個建構過程， 那麼其中的概念就是建構的基本材料。 邏輯得以正確建構， 有兩個前提， 第一是概念的準確， 第二是前提的正確。
比如說：1）人是理性的動物；2）小王是人；3）小王是理性動物。 這個結論顯然並不一定正確， 因為小王有可能是智障者。 這就是大前提的不完備性。
同樣， 我們也無法認可如下的推論：1）市場機制推動了人類發展；2）公益的目的是推動人類發展；3）公益也應該是市場機制。 這是在兩個不同類別之間進行了比較。
由此可見， 概念的混亂必然導致邏輯的矛盾。 它不僅會造成討論過程中不必要的爭論， 其更大的危害是有可能混淆視聽， 影響大眾的認知。
這大概是古人要“敏于思慎於言”的關鍵。
二、關於人性中的利己， 利他和理性
關於利己利他的爭論和思考古已有之。 在人類早期， 出現這樣的思考和討論並不奇怪， 因為那時人類剛剛從洪荒時代走出，
到了現在， 即使存在， 但也只有很少很極端的人認為人性中只有利己的成分。 人類在自己同類和親人遭受苦難時表現出的悲痛和憂心忡忡， 就不是一種經過利己計算的功利行為， 而是一種自然情感的表露， 是一種休戚與共， 是一種同體大悲。
事實上， 動物也存在利他行為。 一些科學研究表明， 利他和利己一樣， 都是進化選擇的結果， 利他並不只是一種外在的情感表達或一種道德要求， 而是利他基因在長期進化選擇的結果。 動物的利他行為被科學界定義為那些靠犧牲自身生存和生殖機會以增加其他個體生存和生殖機會的行為。
所以利己和利他都是人性中自然的成分， 它們表現為一種情感， 並且具有生物學基礎。 雖然每個個體因基因構成不同， 會表現出利己和利他比例的不同， 但利己和利他之間卻並不存在主次關係。 也就是說， 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斷語也可能是不正確的。
所謂的理性恰恰是利己和利他的平衡， 是長期和近期的平衡。 極端的利己和極端的利他都不是理性主義， 我們往往將前者形容為自私主義， 將後者褒揚為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
雖然具有生物學基礎， 但性相近習相遠，
三、關於市場化
所以人們常常又說， 正因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所以公益得以產生。 但這個結論也並不完備。 事實上早在市場出現以前就存在慈善。 因此，慈善或公益首先發端於人的利他行為這種本能，其次，慈善和公益又確實表現為市場和政府失靈的結果。
我們當然歡迎市場和政府所能覆蓋的面能更廣一些，更多的社會問題可以通過商業的方式解決。但市場化卻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是一個無法被催生也無需去宣導的事情。言其無法被催生是由市場條件決定的，是由看不見的那只手決定的；言其無須被宣導，乃是因為，對於可能的潛在利益的驅使，只要有點條件，就一定有人去冒險、去創新，去完成市場化。
在公益領域宣導市場化非但於事無補，還有一個值得警惕的可能，那就是不僅改變了社會對公益的認知，也改變了公益人士對自己使命的認知。
四、關於規模化
規模化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也是工業文明的思維。規模化的核心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正是因為規模經濟、機器生產，人類的財富水準才得到驚人的增長。但是，並非通過規模就一定帶來效率的提升，事實上也存在大量規模但不經濟的現象，所謂的規模陷阱。
而且，即便是商業領域，規模化也並不是唯一的途徑，我們知道有許多百年老字型大小，還有許多隱形冠軍，這些企業一樣為社會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功能。規模化的前提是標準化，但未來需要的將是越來越多的個性化需求，並且在消費的總體比例中，和文學、藝術、公益相關的產品，和個人精神和靈性提升的產品比例會越來越大，而這些都是無法被標準化的。即便是物質成分的消費，定制化也越來越成為更多人的選擇。
對於公益領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於，大量的社會問題都是雖然並非普遍性但卻很嚴重的問題，例如很多社會問題的最後一公里問題。這是因為社會問題的成因千差萬別。便如同樣表現為貧困這一現象，我們便無法用標準的方法去解決。對於這類問題，我們常常無法用規模化來解決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提出精准扶貧的原因。
毫無疑問，因標準化帶來的規模化曾經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規模化和標準化也產生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例如，規模化是一種野蠻的力量，它剝奪了在流水線上生產者的某些人性需求。難怪馬雲說，工業化是如何把人變成機器。
由此可見，規模化或小而美或精確化都只是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如果把手段當目標，就有可能背道而馳。並且，同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如果發心不是利他和長遠的，那些規模化越大的事情往往會是更大的災難，往往會遺患無窮；即便發心是好的，但過於盲信所謂規模化的神話，則會揠苗助長，過猶不及。
五、什麼是公益產品的核心
事實上，很多人對什麼是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理解也有偏差。有很多人認為，凡是政府提供的都是公共產品，市場提供的都是私人產品。
嚴格地按經濟學來定義，所謂公共產品，就是任何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何另外一個人的消費機會（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國防建設或霧霾治理。而私人產品則是任何一個人的消費都有可能影響另外一個人的消費機會（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別是對於資源稀缺的產品，比如春運時的鐵路。所以政府也可以提供私人產品。
公益產品則既可能提供私人產品也可能提供公共產品。但這裡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而無法覆蓋的部分。公益產品中的私人產品很多，比如扶貧款，比如希望小學的建設等。但公益產品中有一項公共產品，卻並非是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所惠予的，而是公益和慈善與生俱來的，這就是慈善或公益給社會帶來的關於人的利他性的宣導作用，這是一種認知宣導，這種認知宣導對整個社會都起到非常深刻的影響。
也就是說，公益和公益心並不是一回事。公益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社會上宣導更多的公益心。在今天，這種宣導作用尤其顯得重要。
雖然，我們樂見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的問題都在市場和政府的有效供給範圍之內，但即便如此，公益依舊存在。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利他精神這樣一個公共產品，也因為利他不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本能。
六、這個時代，我們應該追求什麼
工業文明發展至今已近300年了。毋庸置疑，工業文明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繁榮。工業文明是建立在所謂現代性基礎之上的，表現在政治上是民主和憲政，表現在經濟上則是市場機制。但政治上的民主並未真正帶來更多的平等，市場機制的運行卻頻頻帶來有如黑死病一樣的週期性金融危機。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有新自由經濟學的影響下，資本市場看來是釋放了人性中理性和自由的一面，但其實是放任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說得嚴重一些，放大了人性中惡的一面。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轉捩點：總體財富極其龐大，但人類的不平等也登峰造極；網路連結異常便捷，但社會關係（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宗教之間）卻異常脆弱；各個局部非常繁榮，但系統性風險與日俱增。這一切主要都緣於近三百年來對人性中利他部分的忽視。忽視了這部分人性的成長，這部分人性就會被遮蔽。人性的畸形發展是社會畸形發展的基礎。
因此，在這個時代，我們是通過公益創新來影響企業行為重要，還是通過企業來改變公益行為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積極宣導人性中利他的部分重要呢，還是進一步強調利己的部分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去改變主流市場人士的價值觀重要，還是強化公益人士的市場觀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應該喚醒人性中高尚的利他精神，還是鼓勵精緻的利己主義？
於是，我們認為，與其談公益的市場化和規模化，不如談公益領域的創新。當然，創新的目的不是商業化和規模化，而是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續。
我們總要一個立場，總要一個態度。
因此，慈善或公益首先發端於人的利他行為這種本能，其次，慈善和公益又確實表現為市場和政府失靈的結果。我們當然歡迎市場和政府所能覆蓋的面能更廣一些，更多的社會問題可以通過商業的方式解決。但市場化卻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是一個無法被催生也無需去宣導的事情。言其無法被催生是由市場條件決定的，是由看不見的那只手決定的；言其無須被宣導，乃是因為，對於可能的潛在利益的驅使，只要有點條件，就一定有人去冒險、去創新，去完成市場化。
在公益領域宣導市場化非但於事無補，還有一個值得警惕的可能，那就是不僅改變了社會對公益的認知，也改變了公益人士對自己使命的認知。
四、關於規模化
規模化是工業文明的產物，也是工業文明的思維。規模化的核心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正是因為規模經濟、機器生產，人類的財富水準才得到驚人的增長。但是，並非通過規模就一定帶來效率的提升，事實上也存在大量規模但不經濟的現象，所謂的規模陷阱。
而且，即便是商業領域，規模化也並不是唯一的途徑，我們知道有許多百年老字型大小，還有許多隱形冠軍，這些企業一樣為社會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功能。規模化的前提是標準化，但未來需要的將是越來越多的個性化需求，並且在消費的總體比例中，和文學、藝術、公益相關的產品，和個人精神和靈性提升的產品比例會越來越大，而這些都是無法被標準化的。即便是物質成分的消費，定制化也越來越成為更多人的選擇。
對於公益領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於，大量的社會問題都是雖然並非普遍性但卻很嚴重的問題，例如很多社會問題的最後一公里問題。這是因為社會問題的成因千差萬別。便如同樣表現為貧困這一現象，我們便無法用標準的方法去解決。對於這類問題，我們常常無法用規模化來解決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中央提出精准扶貧的原因。
毫無疑問，因標準化帶來的規模化曾經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規模化和標準化也產生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例如，規模化是一種野蠻的力量，它剝奪了在流水線上生產者的某些人性需求。難怪馬雲說，工業化是如何把人變成機器。
由此可見，規模化或小而美或精確化都只是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如果把手段當目標，就有可能背道而馳。並且，同樣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如果發心不是利他和長遠的，那些規模化越大的事情往往會是更大的災難，往往會遺患無窮；即便發心是好的，但過於盲信所謂規模化的神話，則會揠苗助長，過猶不及。
五、什麼是公益產品的核心
事實上，很多人對什麼是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的理解也有偏差。有很多人認為，凡是政府提供的都是公共產品，市場提供的都是私人產品。
嚴格地按經濟學來定義，所謂公共產品，就是任何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何另外一個人的消費機會（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國防建設或霧霾治理。而私人產品則是任何一個人的消費都有可能影響另外一個人的消費機會（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別是對於資源稀缺的產品，比如春運時的鐵路。所以政府也可以提供私人產品。
公益產品則既可能提供私人產品也可能提供公共產品。但這裡的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而無法覆蓋的部分。公益產品中的私人產品很多，比如扶貧款，比如希望小學的建設等。但公益產品中有一項公共產品，卻並非是政府失靈或市場失靈所惠予的，而是公益和慈善與生俱來的，這就是慈善或公益給社會帶來的關於人的利他性的宣導作用，這是一種認知宣導，這種認知宣導對整個社會都起到非常深刻的影響。
也就是說，公益和公益心並不是一回事。公益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社會上宣導更多的公益心。在今天，這種宣導作用尤其顯得重要。
雖然，我們樂見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的問題都在市場和政府的有效供給範圍之內，但即便如此，公益依舊存在。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利他精神這樣一個公共產品，也因為利他不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本能。
六、這個時代，我們應該追求什麼
工業文明發展至今已近300年了。毋庸置疑，工業文明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和繁榮。工業文明是建立在所謂現代性基礎之上的，表現在政治上是民主和憲政，表現在經濟上則是市場機制。但政治上的民主並未真正帶來更多的平等，市場機制的運行卻頻頻帶來有如黑死病一樣的週期性金融危機。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有新自由經濟學的影響下，資本市場看來是釋放了人性中理性和自由的一面，但其實是放任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說得嚴重一些，放大了人性中惡的一面。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轉捩點：總體財富極其龐大，但人類的不平等也登峰造極；網路連結異常便捷，但社會關係（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宗教之間）卻異常脆弱；各個局部非常繁榮，但系統性風險與日俱增。這一切主要都緣於近三百年來對人性中利他部分的忽視。忽視了這部分人性的成長，這部分人性就會被遮蔽。人性的畸形發展是社會畸形發展的基礎。
因此，在這個時代，我們是通過公益創新來影響企業行為重要，還是通過企業來改變公益行為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積極宣導人性中利他的部分重要呢，還是進一步強調利己的部分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去改變主流市場人士的價值觀重要，還是強化公益人士的市場觀重要？在這個時代，我們是應該喚醒人性中高尚的利他精神，還是鼓勵精緻的利己主義？
於是，我們認為，與其談公益的市場化和規模化，不如談公益領域的創新。當然，創新的目的不是商業化和規模化，而是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續。
我們總要一個立場，總要一個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