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國防軍需大學(DAU)主辦的《國防軍需研究學報》(Defense ARJ)發表了陸軍上校葛籣•沃爾茨的署名文章,題為《軍事創新的催化劑——對國防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案例分析》,全文共24頁。 文章通過對國防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肇始及演進,分析國防創新能力的定義、發展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 現將全文摘譯如下:

軍事創新的定義
創新是一種過程,是用新的理念、技術或方法來提升能力、滿足現實需求。 通常遵循著發現、應用、開發的過程,將基礎研究由概念轉化為工具或流程,以提供某種作戰優勢。 有意義的變革需要具備以下特徵:
一是創新過程實質性地改變了軍事組織在戰場上發揮作用的方式;
二是這些變革在範圍和組織層面具有重大意義;
三是這些變革最終產生了更大的軍事效能。
對於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而言,關鍵的驅動力在於認識到針對非常規對手而實施的反叛亂與反恐作戰要求採取有別於常規軍事衝突的不同學說和技術工具。
明確的作戰應用
作為未經廣泛測試的戰場技術,生物特徵識別技術之所以得到迅速發展,原因在於該技術為識別、追蹤、鎖定未身著軍裝或採用非常規戰鬥隊形的非正規作戰人員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反叛亂作戰行動中,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廣泛應用于扣押人員管理、高價值目標鎖定、支援法治行動等方面。
學說與戰略概念
新的軍事技術需要系統配套的運用概念,以確保在更廣泛的學說與戰略框架內切實體現其價值。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成功運用,部分原因在於它應用於新的學說和戰略框架下,聚焦“人口中心型衝突”和“以身份為基礎的目標鎖定”。

▲作為未經廣泛測試的戰場技術，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之所以得到迅速發展， 原因在於該技術為識別、追蹤、鎖定未身著軍裝或採用非常規戰鬥隊形的非正規作戰人員， 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行政部門的有效支持
軍事創新終究要在組織環境下實現,因此需要行政部門的大力支持,來管理新技術的開發與融合。
競爭性市場環境下的研發夥伴
當政府與不同領域的開發合作夥伴在一個動態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下開展合作時,最有利於軍事創新。 當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在戰場上出現時,其在商業領域的應用需求同樣在增長,從而迎來了非國防部門的快速創新時期。 私人部門將在研發、樣機生產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使國防部從中受益。 儘管國防部不是這種創新的唯一市場驅動者,但它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利用商業部門的最新研發成果,並將其直接用於滿足軍事需求。
作為軍事創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早期教訓是,許多為常規作戰研發的傳統情報技術無法提供有效支援反叛亂行動所需要的情報,特別是在鎖定需要身份識別的高價值目標方面。當美國轉而實施反叛亂戰略時,它需要人口中心型情報和精煉的目標情報,以便在戰場上識別、隔離和清除叛亂分子。這些作戰上的挑戰需要新技術來確保美軍發現和識別行為個體,描述定位其行為,並厘清其網路的結構與功能。
在2001年前,美軍沒有使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作戰經驗。但“9•11事件”後,國土安全部的關注重點和隨後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成為將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轉化為服務作戰技術的初始催化劑。
2004年,在費盧傑主要作戰行動後的安置工作中,海軍陸戰隊首次實戰運用“生物特徵識別自動化工具套裝”(BAT)系統,通過監控進出城市的人流,識別藏匿在人流中的叛亂分子。隨著美國在伊拉克轉為實施人口中心型反叛亂戰略,該技術在戰場上的運用範圍迅速擴大,成為在更大規模的民眾中識別與隔離叛亂分子的關鍵工具。到伊拉克作戰行動後期,美軍已彙集編制出一個含有300萬條個人資訊的生物特徵識別資料庫。
該技術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樣得到了證明。在那裡,很少有居民擁有身份證明文件,很難將武裝分子與周圍的平民區分開來。有超過7000套生物特徵識別搜集設備被部署和使用,用於管理關押人員、執行高危人員的逮捕令、對確認的叛亂分子發動定點襲擊等。其間,美軍搜集了超過250萬條生物特徵識別記錄,並在可進行生物特徵識別的監控名單上列出了約3.3萬條個人身份資訊。
作為理論創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
部署一項新技術本身並不代表真正的軍事創新,還需要同步的理論創新過程,通過提供理論框架和達成軍事目標的方法挖掘新技術的潛力。為獲得成功,學說創新必須在足夠大的範圍內推翻舊的工作模式,從而使新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化。
美軍對生物特徵識別技術運用是在大規模的作戰模式轉換背景下:身份識別成為新的作戰模式的核心。反叛亂與反恐作戰要求美軍重新進行一次重大的學說定位,重點在於如何鎖定網路與武裝分子,而非成建制的部隊和武器平臺。隨著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在新作戰模式中的發展,陸軍正式確認了該技術的學說地位,作為陸軍“通過生物特徵識別實現的情報”(BEI)概念的組成部分。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也採用了名為“身份作戰”的相似概念,並將其寫入各自軍種的軍事理論。
近期,國防部情報界在聯合出版物中提出了身份情報(I2)的頂層概念:身份屬性的收集、分析利用與管理,以及相關技術與程式。規定了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明確作用,包括突襲、檢查點執勤、邊境控制與海上封鎖、部隊防護、支持東道國法制、詳細的人文地形測繪等。
上述實例均表明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在理論框架內的融合程度,而具體的應用案例和戰術應用則為該框架提供了論據。
作為軍事創新因素的採辦與技術融合
官僚文化的本質及採辦程式的動態變化在軍事創新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機構通常傾向保持現狀,即使一種新興技術優勢明顯,也很少開發出其全部潛能。以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為例,與採辦與技術融合相關的挑戰會對創新是否取得成功產生不同的影響。
“9•11事件”後,政府立即意識到需要加強邊境管控和建立識別入境人員的自動系統。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需要國防、情報、國土安全、國內執法等部門在破除機構壁壘方面做出空前努力,從而在部門間充分共用潛在威脅人員的身份資訊。然而,美國政府目前僅有兩套主要的生物特徵識別系統,分屬聯邦調查局和移民歸化局。
即使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設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已經得到廣泛使用,國防部在制定總體戰略規劃,以便將該技術轉化為戰鬥力、進一步融合到國家安全機制中仍舉步維艱,既缺乏運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具體的、可量化的戰略目標,也缺乏對其目的、界限的總體認識,從而導致採辦計畫缺乏連續性,國防部生物特徵識別專案因缺乏長期規劃而飽受詬病。
對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而言,加快設備的列裝速度能夠給予戰士盡可能多的技術支援,但也意味著一些新設備可能達不到國防部的標準和性能指標,無法通過操作測試或達到評估需求。對於部隊來說,只有相對較少的受訓人員和領導者熟悉這些系統,沒有足夠人力來全面開發該技術的潛能。
生物特徵探測技術在早期部署過程中遇到了另一個問題是採辦過程中官僚作風。執行代理沒有被賦予足夠的權力向相關部門提供有效的督察和戰略指導,這為通用標準的發佈與執行帶來了挑戰。不同用戶間的溝通協調也是工作難點之一,按照不同任務需求研發的系統能力給各機構處理彼此生物特徵識別資訊帶來問題,使國防部和聯邦調查局商議、簽訂生物特徵識別資訊共用協定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即使在國防部內部,不同部門間也無法始終無縫共用生物特徵識別資訊。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樣得到了證明。在那裡，很少有居民擁有身份證明文件，很難將武裝分子與周圍的平民區分開來
從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國防應用得出的創新經驗
生物特徵識別設備迅速成為戰場的常用工具和反暴亂、反恐行動的重要技術,雖然成績顯著,但也存在不足之處。雖然在過去十年間,該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但如何應用這些工具的法律、政治和資源框架的發展已然落後于技術進步。
在快速研發和運用新技術方面,國防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應該被視作一次戰術上的成功。然而,快速列裝到部隊的過程也暴露出國防部在機構層面推動軍事創新問題上的一些缺陷。該挑戰無疑不僅存在於生物特徵識別技術一例,值得仔細研究以更好的理解國防部應如何改進戰時創新模式。軍隊因戰爭而存在,但他們的創新更多情況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因此,創新戰略必須能夠適應兩種環境,並且能夠適應兩種環境的轉換。這也許是我們從中所能學到的重要經驗之一。
未來將面臨的挑戰
第二代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研發歷程可能較最初階段有很大的不同。新興的軍事創新模式可能會越發依賴研發新技術的商業供應商。這些新技術一開始或許並非為國防需求而設計,但之後根據需要可調整為軍事用途。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應用過程反應出了這種變化。當該技術在政府和軍隊部門迅速發展的同時,其客戶群也已發生了悄然變化。隨著相關產業的逐漸成熟,相關技術開始在醫療、零售業、銀行和數位設備等方面得以應用。隨著市場的迅速拓展,國防部所占份額在快速發展的市場中越來越小時,這一轉換趨勢才會加速。屆時,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產業的主要增長點將來自其他工業部門,而並非軍事和國防部門,美國也將不再是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國防部需要打破政府資助技術研發項目的傳統極限,這對下一代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而言尤為重要,其中涵蓋遙感、資料科學、人工智慧、資訊管理、通信等技術。未來的軍事創新主要取決於國防部從非國防領域甄別、吸收商業技術的能力。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經驗揭示了某些潛在挑戰:由於政府採取了資料密集型決策戰略,互通和技術融合問題越發成為創新的重中之重。
商業領域的變革速度為國防部跟上發展步伐、不斷升級現有系統、快速改進現有技術等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一些有意促進創新的倡議可能加劇目前在互通、資料共用與融合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如擴大採辦過程的自主權、增加原型數量、加速列裝進程等。這同樣引起人們對學說發展、應用理念、部隊培訓等能否跟上技術發展速度的擔憂。這些問題突顯出一個事實,即識別、獲取尖端技術僅僅是軍事創新成功的一個方面。
儘管國防部不是這種創新的唯一市場驅動者,但它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利用商業部門的最新研發成果,並將其直接用於滿足軍事需求。作為軍事創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早期教訓是,許多為常規作戰研發的傳統情報技術無法提供有效支援反叛亂行動所需要的情報,特別是在鎖定需要身份識別的高價值目標方面。當美國轉而實施反叛亂戰略時,它需要人口中心型情報和精煉的目標情報,以便在戰場上識別、隔離和清除叛亂分子。這些作戰上的挑戰需要新技術來確保美軍發現和識別行為個體,描述定位其行為,並厘清其網路的結構與功能。
在2001年前,美軍沒有使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作戰經驗。但“9•11事件”後,國土安全部的關注重點和隨後的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成為將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轉化為服務作戰技術的初始催化劑。
2004年,在費盧傑主要作戰行動後的安置工作中,海軍陸戰隊首次實戰運用“生物特徵識別自動化工具套裝”(BAT)系統,通過監控進出城市的人流,識別藏匿在人流中的叛亂分子。隨著美國在伊拉克轉為實施人口中心型反叛亂戰略,該技術在戰場上的運用範圍迅速擴大,成為在更大規模的民眾中識別與隔離叛亂分子的關鍵工具。到伊拉克作戰行動後期,美軍已彙集編制出一個含有300萬條個人資訊的生物特徵識別資料庫。
該技術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樣得到了證明。在那裡,很少有居民擁有身份證明文件,很難將武裝分子與周圍的平民區分開來。有超過7000套生物特徵識別搜集設備被部署和使用,用於管理關押人員、執行高危人員的逮捕令、對確認的叛亂分子發動定點襲擊等。其間,美軍搜集了超過250萬條生物特徵識別記錄,並在可進行生物特徵識別的監控名單上列出了約3.3萬條個人身份資訊。
作為理論創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
部署一項新技術本身並不代表真正的軍事創新,還需要同步的理論創新過程,通過提供理論框架和達成軍事目標的方法挖掘新技術的潛力。為獲得成功,學說創新必須在足夠大的範圍內推翻舊的工作模式,從而使新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化。
美軍對生物特徵識別技術運用是在大規模的作戰模式轉換背景下:身份識別成為新的作戰模式的核心。反叛亂與反恐作戰要求美軍重新進行一次重大的學說定位,重點在於如何鎖定網路與武裝分子,而非成建制的部隊和武器平臺。隨著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在新作戰模式中的發展,陸軍正式確認了該技術的學說地位,作為陸軍“通過生物特徵識別實現的情報”(BEI)概念的組成部分。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也採用了名為“身份作戰”的相似概念,並將其寫入各自軍種的軍事理論。
近期,國防部情報界在聯合出版物中提出了身份情報(I2)的頂層概念:身份屬性的收集、分析利用與管理,以及相關技術與程式。規定了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明確作用,包括突襲、檢查點執勤、邊境控制與海上封鎖、部隊防護、支持東道國法制、詳細的人文地形測繪等。
上述實例均表明生物特徵識別技術在理論框架內的融合程度,而具體的應用案例和戰術應用則為該框架提供了論據。
作為軍事創新因素的採辦與技術融合
官僚文化的本質及採辦程式的動態變化在軍事創新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政府機構通常傾向保持現狀,即使一種新興技術優勢明顯,也很少開發出其全部潛能。以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為例,與採辦與技術融合相關的挑戰會對創新是否取得成功產生不同的影響。
“9•11事件”後,政府立即意識到需要加強邊境管控和建立識別入境人員的自動系統。新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需要國防、情報、國土安全、國內執法等部門在破除機構壁壘方面做出空前努力,從而在部門間充分共用潛在威脅人員的身份資訊。然而,美國政府目前僅有兩套主要的生物特徵識別系統,分屬聯邦調查局和移民歸化局。
即使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設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已經得到廣泛使用,國防部在制定總體戰略規劃,以便將該技術轉化為戰鬥力、進一步融合到國家安全機制中仍舉步維艱,既缺乏運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具體的、可量化的戰略目標,也缺乏對其目的、界限的總體認識,從而導致採辦計畫缺乏連續性,國防部生物特徵識別專案因缺乏長期規劃而飽受詬病。
對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而言,加快設備的列裝速度能夠給予戰士盡可能多的技術支援,但也意味著一些新設備可能達不到國防部的標準和性能指標,無法通過操作測試或達到評估需求。對於部隊來說,只有相對較少的受訓人員和領導者熟悉這些系統,沒有足夠人力來全面開發該技術的潛能。
生物特徵探測技術在早期部署過程中遇到了另一個問題是採辦過程中官僚作風。執行代理沒有被賦予足夠的權力向相關部門提供有效的督察和戰略指導,這為通用標準的發佈與執行帶來了挑戰。不同用戶間的溝通協調也是工作難點之一,按照不同任務需求研發的系統能力給各機構處理彼此生物特徵識別資訊帶來問題,使國防部和聯邦調查局商議、簽訂生物特徵識別資訊共用協定的過程變得更加複雜。即使在國防部內部,不同部門間也無法始終無縫共用生物特徵識別資訊。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樣得到了證明。在那裡，很少有居民擁有身份證明文件，很難將武裝分子與周圍的平民區分開來
從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國防應用得出的創新經驗
生物特徵識別設備迅速成為戰場的常用工具和反暴亂、反恐行動的重要技術,雖然成績顯著,但也存在不足之處。雖然在過去十年間,該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但如何應用這些工具的法律、政治和資源框架的發展已然落後于技術進步。
在快速研發和運用新技術方面,國防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應該被視作一次戰術上的成功。然而,快速列裝到部隊的過程也暴露出國防部在機構層面推動軍事創新問題上的一些缺陷。該挑戰無疑不僅存在於生物特徵識別技術一例,值得仔細研究以更好的理解國防部應如何改進戰時創新模式。軍隊因戰爭而存在,但他們的創新更多情況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因此,創新戰略必須能夠適應兩種環境,並且能夠適應兩種環境的轉換。這也許是我們從中所能學到的重要經驗之一。
未來將面臨的挑戰
第二代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研發歷程可能較最初階段有很大的不同。新興的軍事創新模式可能會越發依賴研發新技術的商業供應商。這些新技術一開始或許並非為國防需求而設計,但之後根據需要可調整為軍事用途。
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應用過程反應出了這種變化。當該技術在政府和軍隊部門迅速發展的同時,其客戶群也已發生了悄然變化。隨著相關產業的逐漸成熟,相關技術開始在醫療、零售業、銀行和數位設備等方面得以應用。隨著市場的迅速拓展,國防部所占份額在快速發展的市場中越來越小時,這一轉換趨勢才會加速。屆時,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產業的主要增長點將來自其他工業部門,而並非軍事和國防部門,美國也將不再是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國防部需要打破政府資助技術研發項目的傳統極限,這對下一代的生物特徵識別技術而言尤為重要,其中涵蓋遙感、資料科學、人工智慧、資訊管理、通信等技術。未來的軍事創新主要取決於國防部從非國防領域甄別、吸收商業技術的能力。生物特徵識別技術的經驗揭示了某些潛在挑戰:由於政府採取了資料密集型決策戰略,互通和技術融合問題越發成為創新的重中之重。
商業領域的變革速度為國防部跟上發展步伐、不斷升級現有系統、快速改進現有技術等提出了重大挑戰。而且一些有意促進創新的倡議可能加劇目前在互通、資料共用與融合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如擴大採辦過程的自主權、增加原型數量、加速列裝進程等。這同樣引起人們對學說發展、應用理念、部隊培訓等能否跟上技術發展速度的擔憂。這些問題突顯出一個事實,即識別、獲取尖端技術僅僅是軍事創新成功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