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聽過“神經衰弱”。 據《中華醫學百科全書》的解釋， 臨床表現有注意力難於集中， 乏力， 容易疲勞， 失眠， 記憶不佳， 常忘事。 工作或學習稍久即感疲乏。
而自卑、敏感、多疑、缺乏自信心或急躁， 都可能是神經衰弱到來前的預兆。
聽到這裡， 你是不是立馬在比照自己， 在緊張？
然而， 漢語裡原本沒有“神經衰弱”一詞， 同樣沒有把這些症狀定義為一種病症。 美國醫生比爾德（George Miller Beard）在1869年的論文中提出“neurasthenia”， 據目前的資料顯示， 經翻譯于1910年首次出現在中國。 這一年宣告一種新的病症在中國被確認。
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工業城市發展，
但當年被現代文明衝擊的“沒落中國”， 同它們的發展狀況相差甚遠， “神經衰弱”又是怎樣出現的？誰在得病？
隨著醫學對神經衰弱認識的變化， 而今“神經衰弱”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已很少作為一種病症來診斷， 中國也在減少。 但神經衰弱一詞所概括的臨床表現， 卻從未消失。 生活不易， 焦慮與緊張正在圍繞著我們。 十一長假來了， 有一句俗話說“走出去散散心”為自己減負， 只是能嗎？
作者｜彭小妍
整合 | 羅東
“神經衰弱”的創造和翻譯
一個醫學概念的漂洋過海
“神經衰弱”這個詞約於20 世紀10 年代出現在中國。 筆者在臺北“國家圖書館”總圖書書目資訊網裡所能找到最早有關神經衰弱的書籍，
《神經衰弱之大研究》（之一本）。
最早談論神經衰弱的醫療手冊， 是1917 年盧壽篯以文言文所寫成的《神經衰弱療養法》。 此書的基礎是1915 年日人井上正賀所著之《神經衰弱營養療法》。
盧氏在此書序言中， 將神經衰弱歸因於“世界文明”與“生存競爭”。 歐美人過於縱欲、中國特有的禮教束縛（性壓抑）及胃腸疾病， 都被列為導致神經衰弱的主因。 盧氏質疑過度理論化的傾向以及醫學物理療法。
盧氏的遣詞用字顯露出他對中國古典醫學詞彙的高度依賴， 例如“營養療法”， 他翻譯成“療養法”。 “療養”是傳統中醫用來談論調和養生的概念， 而“營養”是日人用來翻譯“ nutrition” 的詞彙。 但在正文中， 盧氏就使用了日文漢字術語，
《神經衰弱自療法》（1919）。
相較之下， 王羲和於1919 年出版的譯作《神經衰弱自療法》， 以白話文寫成。 此書是根據比爾德理論編譯而成。 一般認為比爾德在1869 年發表的著名論“Neurasthenia, or Nervous Exhaustion” 中， 創造了這個疾病。
比爾德（George Miller Beard）， 生於1839年， 美國醫生， “神經衰弱”名詞提出者。 著有《醫學與手術電療法》《美國人的焦慮》等。
但是也有人， 包括佛洛德在內， 認為這個新詞彙描述的是英國早有的舊疾， 自17 世紀中葉起就已經受到注意。
《佛洛德及其後繼者》
作者: 米切爾·布萊克 瑪格麗特·布萊克
譯者: 陳祉妍等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07年9月
一部現代精神分析思想史。
比爾德1871 年的《醫學與手術電療法》譯成德文後，在歐洲蔚為風潮。在1881 年的《美國人的焦慮》一書中，比爾德指出神經衰弱是美國人特有的疾病，因現代文明如工業及都市化、極端氣候（極熱、極冷或極幹）或過度耽溺於飲食及性欲而引發。他把腦、胃及生殖系統稱為“三位一體”，當一個部位受到損傷，其他二者全受影響。他建議混合性療法，包括電療、水療、注射等等，但認為完全不用藥物的食物療法，要遠優於完全使用藥物而不靠食物的療法。
比爾德花了許多工夫闡釋進化論，但其實都是他個人對進化論的詮釋，例如他認為“人類身體功能在進化進程中發展最慢的是生育及創作的功能——也就是傳種的能力及抽象思維（包括記憶）的能力……因此，當神經系統受到疾病攻擊而衰弱時，這些最晚進化的功能……就會受損”。
根據他的進化觀，他認為對人類來說最好的食物就是在進化位階上最接近人的食物，換句話說，就是肉類、蛋、牛奶及魚。他反對食用水果、蔬菜、穀類（小麥例外）、脂肪（奶油例外）。如果體質特別纖弱，奶油，甚至麵包都不推薦食用。這種觀念與我們今天認可的健康食品大相徑庭。
醫學概念的書寫
文學作品是怎麼描述“神經衰弱”的？
神經衰弱作為一種精神疾患，在現代從歐洲傳到美國，在美國被視為現代病，接著回到歐洲，使歐洲人重新關注這個疾病；然後來到日本與中國，連帶傳統醫藥觀念加入治療。大約20世紀20 年代中期，神經衰弱一詞逐漸出現于中國現代文學。
穆時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中國現代小說家。圖為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首頁。
穆時英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吃盡摩登女郎苦頭的摩登青年反復訴說他患了“神經衰弱症”時，態度輕佻戲謔，一派新感覺派作家對現代主義及科學主義的慣常嘲諷。穆時英對科學詞彙的這種戲謔態度，事實上顯現出他另有所指：他嘲諷的物件不僅是小說裡的摩登男女，更是某些現代作家，不但正經八百地使用心理學詞彙，還把它們轉化為創作的母題。換句話說，輕易相信科學主義、在作品中使用這些心理疾患概念的作家，是他批判嘲弄的物件。
“摩登”上海的市井（1936年）。
20 世紀20 年代，創造社作家如張資平及郁達夫的文本中，“神經衰弱”“憂鬱症”及“歇斯底里”等詞彙充斥，所描寫的男女主角為精神失調所苦，往往耽溺於性放縱或性壓抑，處於神經崩潰邊緣。在偏愛情色心理描寫上，創造社作家可說是新感覺派如劉呐鷗、穆時英及施蟄存等的前驅。這兩派作家對這些醫學詞彙特別熟悉，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張資平、郁達夫、劉呐鷗等都曾在年少時負笈日本求學。
對現代作家如創造社及新感覺派而言，要描述現代人的感覺、情感、精神狀態及心的疾病，不得不使用翻譯的詞彙。因此之故，當年的評論家也必須使用精神分析詞彙來討論他們的作品。此外，這些作家的公眾形象與神經衰弱的病症密不可分。劉呐鷗1927 年二三月的日記中，描寫自己在上海日本人所開的品川醫院住院，治療神經衰弱症：
頭痛一半，臉上又發了二三的腫物，真的是神經衰弱再來了。（二月七日）
頭和臉腫得更利害。左眼細得難看地可憐。說是極度的神經衰弱來的偏頭痛。（二月十一日）
私は人間嫌い自殺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 我討厭人，也許會自殺]。（三月十六日）
這豈不是在訴說，他正因“心的疾病”而飽受折磨？ 1927 年7 月間，他到日本旅遊。芥川龍之介24 日自殺身亡的消息，使他大受刺激，滿腦子都是自殺及瘋狂，25 日在日記上寫道：
睡眠不足，神經跳得尖刺刺的時候，又受了一大刺戢。芥川龍之［介］不是自殺了麼。……他是個被神經魔縛去的不幸者。……神經的尾尖是通著狂奔的大道。宇野浩二不是也發狂了麼。
劉呐鷗、穆時英、張資平及郁達夫的世代，必須透過譯介的知識，來嘗試瞭解自己及他人的身心。換個角度看，他們的上一世代作家不也如此？今天我們更不例外。
知識份子與神經衰弱
魯迅、沈從文，也無法自外於神經衰弱症的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1920 及1930 年間僅有創造社及新感覺派作家因心的疾病而受苦，那麼就低估了這個現代病的普遍性。現代城市中新派男女的交際關係前所未有，故鄉買辦婚姻傳統的束縛仍難擺脫；科舉考試的廢除，知識份子突然必須在茫茫人海中討生活；內戰、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大規模流離失所……使得20 世紀初的中國成為精神疾病的溫床。
中年魯迅。
即使如魯迅、沈從文，雖不齒創造社及新感覺派的頹廢文風，對之批判不遺餘力，卻也無法自外於神經衰弱症的影響。
魯迅早在1912 年8 月12 日的日記中，就已記載日本醫生對他的慢性病之診斷：“數日前患咳，疑是氣管病，上午就池田醫院診之，雲無妨，惟神經衰弱所當理耳。”他的作品也透露出精神失調症的魔咒如影隨形。
1918 年的《狂人日記》描述男主角因分裂的價值觀而引發了心的疾病。1927 年的詩文集《野草》，評論家稱之為“魯迅靈魂的視窗”，其中瘋狂的敘事聲音難免讓人將敘事者等同于作者。魯迅一生不斷受到無名病痛及疾病的折磨，他的自殺衝動最近才由一本中國大陸的研究透露出來。
沈從文1929 年自傳性濃厚的系列作品《一個天才的通訊》，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瀕臨崩潰邊緣：敘事者是一名作家，正寫信給編輯，懇求他儘快支付稿費，並抱怨長期的慢性病使他寫作時心力交瘁。偏頭痛、精神低落、不明疼痛、失眠、流鼻血、肺結核等等病痛折磨他，死刑、種族屠殺、戰爭及饑荒帶來的死亡陰影纏擾他。他想自殺也想殺人，落得憔悴蒼白，不成人形。
年輕時的沈從文（左一）。
這篇文章寫於內戰開始後，沈從文被迫逃離北京避難到上海之時。故事處處告訴我們，敘事者正苦於神經衰弱症。心的疾病與知識份子實有難解之緣，高度多愁善感的作家更容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沈從文說道：
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殺人麼？我說戰爭吧，這也是罔誕。大家從新的戰爭中過了日子多年，說這個只是無聊。我說饑荒，報紙上頭號字載得是陝西甘肅每日餓死人兩千，可是同一張新聞上特號字登載百齡機效果，背面則“開會行禮如儀”，天下太平。
日本醫學的擴張
治療神經衰弱的成為家常藥
沈從文上段話中的“百齡機”，是當年一種補藥的名字，專用來治療貧血及神經衰弱。攸關“心的疾病”的各種醫學術語，如神經衰弱及憂鬱症，到20 世紀30 年代已經常見於日常用語中。
報紙及雜誌上，治療這類失調症的醫藥及維他命廣告充斥，五花八門。只看1930 年的《上海申報》，這類補藥的廣告就超過十種。8 月12 日“百齡機”的廣告，以機器的隱喻描述人的身體。有如機器需要機油，身體也需要能量：機器蒙塵積垢時，需要加油潤滑；憂鬱攻心時，就需要百齡機。
“百齡機”
5 月13 日的報紙，可見一則“兜安氏補神藥片”的廣告，英文名稱是“ Doan’s Nerve Tonic Tablets” 。為了推銷這種神經補藥，中文藥名使用傳統中醫概念的“補神”二字。廣告中，除了代表長壽的仙鶴、松樹及掛在樹梢上的兜安氏補神藥的藥盒之外，廣告詞還強調此藥為萬靈丹：“此藥專治男婦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神經痛、健忘、失眠、胃呆、病後體虛等症。服有奇效。
而于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每到中年神經衰弱者，此藥尤為絕對補神妙品，且有速效也。”廣告下方印著藥品公司的英文名字“ 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rnMedicine ”（兜安氏西藥公司）。
悉尼The Bulletin中的藥品廣告。
此公司在維多利亞時期就已存在，在英國及悉尼販售如“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兜安氏腰痛補腎丸）之類藥品。1900 年12 月13 日，悉尼出版的The Bulletin 刊物中，也可看到他們的藥品廣告。
11 月8 日的《上海申報》有一則“補爾多壽”的廣告。這也是一種補血靈藥，上面注明英文“ new iron tonic”，還有德文“ Blutose” 的字樣。廣告詞也聲明此藥無病不治，還賣弄一個神秘兮兮的德國醫生名字：“本品為德國休米脫伯兒博士發明之補血強精靈藥。芳香美味……專治各種血虧體弱、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精神不振、腰酸腳軟、肺癆咳嗽……”如此標榜德國人的發明，或許是想靠歐洲風的名字增強權威性，但此藥品事實上是日本的藤澤藥品公司所售。
《上海申報》上“補爾多壽”的廣告。
藤澤友吉于1894 年于大阪創立藤澤商店，後於1930 至1943 年間改名為藤澤友吉商店。之後業務逐漸擴展至臺灣地區、瑞典、倫敦、美國、法國及德國。昭和時代一張 Blutose 的彩色海報中，一名微笑女子手持一瓶藥水，旁邊的廣告詞寫著：“正しき補血強壯増進剤”（正牌補血健身劑）。
比較上述兩種補爾多壽的廣告，可見這類治療神經衰弱的補藥在20 世紀30年代已成為中國及日本的家常用藥。這個現代病的知識透過翻譯文本及學科建制，從西方傳播到日本再到中國後，診斷中國知識份子如魯迅及劉呐鷗患了“心的疾病”的，是跟隨日本的帝國主義進駐中國的日本醫師。
《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
作者：彭小妍
版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17年7月
本文內容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授權整合自《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作者：彭小妍），整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整合：羅東；編輯：阿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夢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嗎？他從不懂26個字母的工廠青年，變成國內最受歡迎的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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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德及其後繼者》
作者: 米切爾·布萊克 瑪格麗特·布萊克
譯者: 陳祉妍等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07年9月
一部現代精神分析思想史。
比爾德1871 年的《醫學與手術電療法》譯成德文後，在歐洲蔚為風潮。在1881 年的《美國人的焦慮》一書中，比爾德指出神經衰弱是美國人特有的疾病，因現代文明如工業及都市化、極端氣候（極熱、極冷或極幹）或過度耽溺於飲食及性欲而引發。他把腦、胃及生殖系統稱為“三位一體”，當一個部位受到損傷，其他二者全受影響。他建議混合性療法，包括電療、水療、注射等等，但認為完全不用藥物的食物療法，要遠優於完全使用藥物而不靠食物的療法。
比爾德花了許多工夫闡釋進化論，但其實都是他個人對進化論的詮釋，例如他認為“人類身體功能在進化進程中發展最慢的是生育及創作的功能——也就是傳種的能力及抽象思維（包括記憶）的能力……因此，當神經系統受到疾病攻擊而衰弱時，這些最晚進化的功能……就會受損”。
根據他的進化觀，他認為對人類來說最好的食物就是在進化位階上最接近人的食物，換句話說，就是肉類、蛋、牛奶及魚。他反對食用水果、蔬菜、穀類（小麥例外）、脂肪（奶油例外）。如果體質特別纖弱，奶油，甚至麵包都不推薦食用。這種觀念與我們今天認可的健康食品大相徑庭。
醫學概念的書寫
文學作品是怎麼描述“神經衰弱”的？
神經衰弱作為一種精神疾患，在現代從歐洲傳到美國，在美國被視為現代病，接著回到歐洲，使歐洲人重新關注這個疾病；然後來到日本與中國，連帶傳統醫藥觀念加入治療。大約20世紀20 年代中期，神經衰弱一詞逐漸出現于中國現代文學。
穆時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中國現代小說家。圖為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首頁。
穆時英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吃盡摩登女郎苦頭的摩登青年反復訴說他患了“神經衰弱症”時，態度輕佻戲謔，一派新感覺派作家對現代主義及科學主義的慣常嘲諷。穆時英對科學詞彙的這種戲謔態度，事實上顯現出他另有所指：他嘲諷的物件不僅是小說裡的摩登男女，更是某些現代作家，不但正經八百地使用心理學詞彙，還把它們轉化為創作的母題。換句話說，輕易相信科學主義、在作品中使用這些心理疾患概念的作家，是他批判嘲弄的物件。
“摩登”上海的市井（1936年）。
20 世紀20 年代，創造社作家如張資平及郁達夫的文本中，“神經衰弱”“憂鬱症”及“歇斯底里”等詞彙充斥，所描寫的男女主角為精神失調所苦，往往耽溺於性放縱或性壓抑，處於神經崩潰邊緣。在偏愛情色心理描寫上，創造社作家可說是新感覺派如劉呐鷗、穆時英及施蟄存等的前驅。這兩派作家對這些醫學詞彙特別熟悉，並不讓人意外，因為張資平、郁達夫、劉呐鷗等都曾在年少時負笈日本求學。
對現代作家如創造社及新感覺派而言，要描述現代人的感覺、情感、精神狀態及心的疾病，不得不使用翻譯的詞彙。因此之故，當年的評論家也必須使用精神分析詞彙來討論他們的作品。此外，這些作家的公眾形象與神經衰弱的病症密不可分。劉呐鷗1927 年二三月的日記中，描寫自己在上海日本人所開的品川醫院住院，治療神經衰弱症：
頭痛一半，臉上又發了二三的腫物，真的是神經衰弱再來了。（二月七日）
頭和臉腫得更利害。左眼細得難看地可憐。說是極度的神經衰弱來的偏頭痛。（二月十一日）
私は人間嫌い自殺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 我討厭人，也許會自殺]。（三月十六日）
這豈不是在訴說，他正因“心的疾病”而飽受折磨？ 1927 年7 月間，他到日本旅遊。芥川龍之介24 日自殺身亡的消息，使他大受刺激，滿腦子都是自殺及瘋狂，25 日在日記上寫道：
睡眠不足，神經跳得尖刺刺的時候，又受了一大刺戢。芥川龍之［介］不是自殺了麼。……他是個被神經魔縛去的不幸者。……神經的尾尖是通著狂奔的大道。宇野浩二不是也發狂了麼。
劉呐鷗、穆時英、張資平及郁達夫的世代，必須透過譯介的知識，來嘗試瞭解自己及他人的身心。換個角度看，他們的上一世代作家不也如此？今天我們更不例外。
知識份子與神經衰弱
魯迅、沈從文，也無法自外於神經衰弱症的影響
如果我們認為1920 及1930 年間僅有創造社及新感覺派作家因心的疾病而受苦，那麼就低估了這個現代病的普遍性。現代城市中新派男女的交際關係前所未有，故鄉買辦婚姻傳統的束縛仍難擺脫；科舉考試的廢除，知識份子突然必須在茫茫人海中討生活；內戰、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大規模流離失所……使得20 世紀初的中國成為精神疾病的溫床。
中年魯迅。
即使如魯迅、沈從文，雖不齒創造社及新感覺派的頹廢文風，對之批判不遺餘力，卻也無法自外於神經衰弱症的影響。
魯迅早在1912 年8 月12 日的日記中，就已記載日本醫生對他的慢性病之診斷：“數日前患咳，疑是氣管病，上午就池田醫院診之，雲無妨，惟神經衰弱所當理耳。”他的作品也透露出精神失調症的魔咒如影隨形。
1918 年的《狂人日記》描述男主角因分裂的價值觀而引發了心的疾病。1927 年的詩文集《野草》，評論家稱之為“魯迅靈魂的視窗”，其中瘋狂的敘事聲音難免讓人將敘事者等同于作者。魯迅一生不斷受到無名病痛及疾病的折磨，他的自殺衝動最近才由一本中國大陸的研究透露出來。
沈從文1929 年自傳性濃厚的系列作品《一個天才的通訊》，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瀕臨崩潰邊緣：敘事者是一名作家，正寫信給編輯，懇求他儘快支付稿費，並抱怨長期的慢性病使他寫作時心力交瘁。偏頭痛、精神低落、不明疼痛、失眠、流鼻血、肺結核等等病痛折磨他，死刑、種族屠殺、戰爭及饑荒帶來的死亡陰影纏擾他。他想自殺也想殺人，落得憔悴蒼白，不成人形。
年輕時的沈從文（左一）。
這篇文章寫於內戰開始後，沈從文被迫逃離北京避難到上海之時。故事處處告訴我們，敘事者正苦於神經衰弱症。心的疾病與知識份子實有難解之緣，高度多愁善感的作家更容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沈從文說道：
除了住南京、住上海租界，不是全都成天可以看殺人麼？我說戰爭吧，這也是罔誕。大家從新的戰爭中過了日子多年，說這個只是無聊。我說饑荒，報紙上頭號字載得是陝西甘肅每日餓死人兩千，可是同一張新聞上特號字登載百齡機效果，背面則“開會行禮如儀”，天下太平。
日本醫學的擴張
治療神經衰弱的成為家常藥
沈從文上段話中的“百齡機”，是當年一種補藥的名字，專用來治療貧血及神經衰弱。攸關“心的疾病”的各種醫學術語，如神經衰弱及憂鬱症，到20 世紀30 年代已經常見於日常用語中。
報紙及雜誌上，治療這類失調症的醫藥及維他命廣告充斥，五花八門。只看1930 年的《上海申報》，這類補藥的廣告就超過十種。8 月12 日“百齡機”的廣告，以機器的隱喻描述人的身體。有如機器需要機油，身體也需要能量：機器蒙塵積垢時，需要加油潤滑；憂鬱攻心時，就需要百齡機。
“百齡機”
5 月13 日的報紙，可見一則“兜安氏補神藥片”的廣告，英文名稱是“ Doan’s Nerve Tonic Tablets” 。為了推銷這種神經補藥，中文藥名使用傳統中醫概念的“補神”二字。廣告中，除了代表長壽的仙鶴、松樹及掛在樹梢上的兜安氏補神藥的藥盒之外，廣告詞還強調此藥為萬靈丹：“此藥專治男婦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神經痛、健忘、失眠、胃呆、病後體虛等症。服有奇效。
而于文人學士因思慮過度，每到中年神經衰弱者，此藥尤為絕對補神妙品，且有速效也。”廣告下方印著藥品公司的英文名字“ Doan’s Medical Company of WesternMedicine ”（兜安氏西藥公司）。
悉尼The Bulletin中的藥品廣告。
此公司在維多利亞時期就已存在，在英國及悉尼販售如“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兜安氏腰痛補腎丸）之類藥品。1900 年12 月13 日，悉尼出版的The Bulletin 刊物中，也可看到他們的藥品廣告。
11 月8 日的《上海申報》有一則“補爾多壽”的廣告。這也是一種補血靈藥，上面注明英文“ new iron tonic”，還有德文“ Blutose” 的字樣。廣告詞也聲明此藥無病不治，還賣弄一個神秘兮兮的德國醫生名字：“本品為德國休米脫伯兒博士發明之補血強精靈藥。芳香美味……專治各種血虧體弱、神經衰弱、精力不足、精神不振、腰酸腳軟、肺癆咳嗽……”如此標榜德國人的發明，或許是想靠歐洲風的名字增強權威性，但此藥品事實上是日本的藤澤藥品公司所售。
《上海申報》上“補爾多壽”的廣告。
藤澤友吉于1894 年于大阪創立藤澤商店，後於1930 至1943 年間改名為藤澤友吉商店。之後業務逐漸擴展至臺灣地區、瑞典、倫敦、美國、法國及德國。昭和時代一張 Blutose 的彩色海報中，一名微笑女子手持一瓶藥水，旁邊的廣告詞寫著：“正しき補血強壯増進剤”（正牌補血健身劑）。
比較上述兩種補爾多壽的廣告，可見這類治療神經衰弱的補藥在20 世紀30年代已成為中國及日本的家常用藥。這個現代病的知識透過翻譯文本及學科建制，從西方傳播到日本再到中國後，診斷中國知識份子如魯迅及劉呐鷗患了“心的疾病”的，是跟隨日本的帝國主義進駐中國的日本醫師。
《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
作者：彭小妍
版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2017年7月
本文內容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授權整合自《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作者：彭小妍），整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整合：羅東；編輯：阿東。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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