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是國內第一所高校與地方政府聯合共建的綜合性大學異地分校。
今年6月， 南京林業大學（以下簡稱“南林大”）在江蘇淮安設立的分校區正式揭牌。
作為高等教育強省， 江蘇知名高校雲集， 但多集中在省會南京。 江蘇擁有11所“211工程”高校， 其中8所在南京。 高等教育資源分佈相對不均衡的問題， 引發決策層和教育及行業界人士的高度關注， 高校異地建分校也就應運而生了。
大學在異地辦學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 眾多分析指出， 大學異地辦學的衝動不是源於教育本身， 而是來自地方政府。 不過， 中國高等教育大幅擴張的時機已經過去， 目前已進入內涵式發展階段。 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引進大學異地分校， 與城市希望借助創辦高校來提升自身形象和知名度、為本地培養優秀高端人才、發展知識經濟有關。
三十餘年模式更替， 探索前行
創建於1984年的山東大學威海分校， 是國內第一所高校與地方政府聯合共建的綜合性大學異地分校。 公開資料顯示， 該校區最早被稱為山東大學威海分校， 招生錄取分數在全國一本線以上。
20世紀90年代， 威海分校經歷過一段壓縮招生規模的時期。 2000年前後， 隨著教育部對其辦學模式的肯定以及新山東大學成立， 威海分校開始跨越式發展。 2012年， 在時任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的推動下， 威海分校更名為威海校區， 實現了畢業證、學位證與山東大學的完全統一， 這也是我國大學異地辦學相對成功的樣本。
緊隨其後的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哈工大”）， 於1985年同樣在威海建立了哈工大威海分校。
南開大學邢志傑在《中國大學異地辦學的發展與問題研究》一文中指出， 中國大學的異地辦學興起主要分兩個階段：
一是1980年代中期， 國家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地方行政區劃出現變動。 這一時期異地辦學的典型是山東威海和河北秦皇島。
大學異地分校的不斷設立， 伴生的是我國高校的發展與擴張。 研究顯示， 我國的高等教育大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計劃經濟時代， 高等院校的分佈都由中央統一規劃， 形成了新中國高校的大區佈局；第二階段是在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以後， 全國各地區的高等教育都有了發展，
目前， 第三階段正在形成——以沿海發達省份的中心城市為代表， 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並瞄向高等教育的高端， 如浙江寧波、廣東深圳、江蘇蘇州、山東青島等。
這個階段中， 在寧波的異地分校是一個成功案例。 1990年代末， 寧波立志要成為浙江省的高等教育副中心， 於是從無到有， 陸續建立起十多所高校。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一所高校的辦學模式不盡相同， 如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是政府投資的獨立學院；寧波諾丁漢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獨立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 這些高校雖是分校，但都通過不同方式對寧波的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也在助推過程中完善了自身的辦學模式。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校、市一拍即合，源於共贏訴求
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為我國大學設立異地分校提供了可能，城市開放程度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又為大學異地辦學提供了現實需要。
由於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導致高校過多集中於省會城市，而新興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沿海開放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不足，這是地方政府引進異地分校的背景與現實原因。解決高校辦學空間的不足和促進產學研一體化，推進高校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則是高校做出異地辦學策略的長遠打算。
對於城市來說，地方政府更青睞於引進國內外已有的知名大學而非自己辦高校，正是很多城市發現，靠自身力量辦成一所國內一流大學，難度很大且時間較長，而引進知名大學可以直接借助校方的已有品牌和成熟的辦學經驗與師資，起點高，見效快，也是迅速提高地區教育文化水準、知識經濟轉化為現實成果的捷徑。
談到此處，不得不提在江蘇蘇州出現的大學設立異地分校的成功模式：在蘇州高教園區內，西安交通大學在蘇州的辦學主要以產學研為導向，每個實驗室同時掛牌一個公司，每一位研究生都配備一位企業導師，做課題的同時就是在做企業的課題，學院以就業為導向，注重應用型人才，尤其是蘇州急需人才的培養；中國科技大學在蘇州的分校則以發展學校工科學科，以軟體學院、納米學院的建設為主導，同時按照蘇州對納米技術的重點需求，加速發展建設納米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在蘇州的分校主要依賴校本部法學、金融等王牌學科，在蘇州做延伸辦學，其中法學院也是在高教園區內第一個招收本科生（與校本部分數線一致）的學校。
由於地方政府在異地分校的設立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異地分校在專業設置上多以當地人才需求為導向，偏重設置應用型學科，為社會培養大量急需應用型人才，為本地提供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各種教育服務，更重要的是異地辦學有助於提高當地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加快知識資本的積聚，有助於改善當地的社會環境、投資環境，有助於拉動當地房地產、交通、通信、商業等產業的發展，緩解就業壓力。
異地分校的設立往往與一些城市大學城的興建聯繫在一起。邢志傑指出，深圳大學城所在的西麗片區，原先是整個深圳市房價最低的區域。在大學城建成後，周邊房價就開始直線上升，如今已是深圳最值得投資的區域之一。
珠海因經濟及人文發展條件，成為高校異地辦學的集中地。
對於各大學來說，異地分校的創建有效緩解了本校辦學空間不足的矛盾，實現了辦學規模的快速增長，為本校的發展提供了新生機。本校的主校區往往在一些老城區、市中心，周圍土地資源緊張，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學校的發展。而異地辦學可以擴展學校的辦學空間，改善辦學條件，同時緩解擴招給高校帶來的壓力，緩和供需矛盾，推動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不僅實現高等教育擴大規模的遠期目標，從總體上也普遍提高了勞動力素質，有助於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北京的高校是尋求發展空間突破的典型，通過遷出部分在京本科教育、職業教育等功能，實現高教資源積聚的有效疏解。北京交通大學威海校區於2015年正式招生，校園建設一期工程10.6萬平方米已完工；北京理工大學則和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合作，計畫在深圳建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異地分校的設立不僅能迅速擴大規模，而且能兼顧基本品質，可以稱得上是我國高等教育在今後持續擴大規模時可供選擇的有效模式。
異地分校利用高校的品牌和智力優勢，實現了大學與地方政府、社會資源的結合。大學異地辦學與另起爐灶新辦學校相比較，風險小、易於操作，且教學品質有一定保障，並可以成為溝通城鄉、向基層延伸的最佳起點，是一種比較切合實際的發展模式。大學異地分校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助於增強分校所在城市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和吸納能力，進一步密切大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聯繫，實現高校的智力優勢、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社會資源三者的有效互動。
“分立”還是“統一”？造就不同含金量
異地分校是一個與高校單校區相對而言的概念，是指在只有一個統一的獨立法人辦學實體的高校中，在主校區之外的獨立校區。說到分校，很多人片面地理解為民辦高校或獨立學院。其實，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嚴格意義上講，分校大多是與本校在教學管理方面相獨立的辦學機構，而分校區大多是指與本校除地理區位不同外其餘方面皆保持一致的本校分部，在各方面都直接受本校領導。這兩者前者更強調組織機構關係的“分立”，後者則強調組織關係的“統一”。而分校更是種類繁多，不同分校的含金量也明顯不同。
資料顯示，我國大學的分校區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教育部直屬重點院校在異地創辦的分校，完全公立；二是省屬院校在異地創辦的分校，完全公立；三是省屬院校的獨立學院，屬私立院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今年1月在南林大淮安校區的簽約儀式上，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曾表示，雙方的進一步合作將不僅有利於南林大理順辦學機制，大幅提升生源品質和綜合實力，也有利於淮安市以及蘇北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以前是三本，現在按照一本政策招生。生源品質提高，師資力量、設備設施等辦學品質也會相應提高。”南林大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
這也從另一方面顯現出本質問題：本校與異地分校的含金量是否一致？
借助本校的辦學資源和平臺，通過統一管理，異地分校的辦學實力、師資力量都不會差，校風學風通常一脈相承，但也有差異。比如：分校的專業設置和本部一定有區別。分校會為所在城市或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專業設置會體現出所在區域的人才需求方向；師資方面通常不是全部師資共用，有一些教授、名師會“兩頭跑”，但也會有相當一部分老師固定在分校。學歷、學位方面的異同，更是區別“含金量”的關鍵。
如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與山東大學本部畢業證書統一，除此之外，應屆畢業生同樣有機會被免試推薦到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以及國家級科研院所攻讀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本部和蘇州校區的畢業證書相同；大連理工大學盤錦校區和本部的畢業證書一致，兩校區之間本科生還可互轉專業，盤錦校區的保研、直博等政策也與本校區一致。
當然也有從本質上就有區別的現實例子。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李獻策曾對於高校的異地辦學模式有過細緻研究，他指出，目前異地辦學的主要形式有：創生型，以珠海獨立學院為代表；分割型，即將學校的某些年級或學院放在另一校區，分校區僅是大學校園在物理空間上的擴展，以中山大學珠海校區為代表；延伸型，以深圳大學城與蘇州獨墅湖高教園為代表。
21世紀初，珠海先後引進了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與吉林大學等國內高校設立分校，經過一系列演變和調整，最終三家高校珠海校區都成為獨立學院，在招生批次、錄取分數、辦學水準上都與本校有質的不同。其中，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與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為兩校與珠海市政府合辦，吉林大學珠海分校為校方與社會資本合作辦學，即所謂的“名校辦民校”，這也是國內獨立學院的普遍做法。
對此，李獻策指出，在創生型異地分校模式中，為分享本校的品牌效應，子體機構無一例外都極力自稱是母體高校的組成部分或分校區，否認自己的獨立身份。比如某名牌大學分校，其學科水準、師資水準等遠未達到重點大學的水準，與其本校相比更是天差地別，但由於受益於母體高校的品牌效應，其在大多數省份的錄取分數竟超出當地重點線10分，高於很多重點甚至名牌大學的錄取分數。這對資訊不對稱的考生是極為不負責的做法。不過，創生型異地辦學雖然沒有按照期望將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原汁原味地擴展到異地，但終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當地高等教育水準並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明確身份的前提下，子體機構期望不斷實現當地語系化，並最終變成一所品質中上、名實相符的本地高校。
合肥工業大學宣城校區具有徽派風格的校門。
“強強聯合”才不至於“黯然收場”
大學不同於一般性的教育機構，其維持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大學精神的傳承。大學精神是一所大學的意識支撐和靈魂，是大學無形而持久的激勵與薰陶。現實是，多數異地分校因地域相隔較遠，無法受到本部悠久、古老的優良傳統和淳樸而濃郁的學風薰陶，其自我文化氛圍也會因歷史尚短或受當地民風社情影響而表現出與本部有差異。在缺少統一文化氛圍影響的情況下，異地分校能否保持與本部在精神品格、文化素養上的同質性尚有待探討。
相關業內人士認為，一些省會城市的高校擴張需要空間，而一些新興的沿海城市又需要高等教育資源，兩者一拍即合便催生、催熱了異地分校。但在異地辦學的過程中，有些分校區師資力量嚴重不足、缺乏高校氛圍，異地分校健康發展並不容易。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深圳設立的研究生院就需要本校的老師“飛來飛去”，時間一長，教師負擔加重，高額的交通費用也會加大辦學成本。因此異地分校的師資一般主要立足於獨立引進和培養，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是本校與分校的師資整體水準產生差距。
在異地分校的設立過程中，當地政府與高校之間有著深遠的關係。高校在經濟發達城市開展延伸辦學，容易受到來自合作方即當地政府的干擾和壓力，從而影響正常的辦學思路。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相對較短，人事調動較為頻繁，這使得分校所在城市有時基於政績考量而急於看到合作辦學帶來的成果。業界普遍認為，作為一個符合時代特徵的城市，在當今的多校區辦學中就要很好地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給高校發展一個自由的空間，也要在這當中積極地調和，要指導、調控，也要合作、服務。如何拿捏其中的幅度，正是很多已暴露出問題的解決之道。
安徽南部小城宣城去年就陷入與另一所部屬高校的糾葛。因合肥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合工大”）大幅壓縮該校宣城校區招生規模，去年6月，宣城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兩次發函至合工大，並抄報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廳。上述檔顯示，宣城市政府對合工大在2016年招生簡章中將宣城校區招生專業由30個減為16個、招生計畫由3000人減為2000人“感到十分不解，非常吃驚”。宣城市政府還在檔中指出：“貴校（合工大）突然單方面宣佈減招，嚴重破壞了《合作協定》，完全違背了廳（安徽省教育廳）市校（合工大）聯席會議精神，對市校合作和宣城校區的穩定、發展會帶來消極後果。如果引發社會不安，市校雙方無法向省委省政府、教育部交代，市委市政府也無法向全市人民交代，貴校也無法向為宣城校區付出辛勤汗水的教職工及廣大學生交代。”
宣城市政府辦公室有關人員指出，對於合工大宣城校區的引進和建設，宣城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和財力。這所高校不僅是合工大的，同時也是宣城的。對於合工大宣城校區的發展思路，宣城市政府曾多次主動與合工大溝通，但對方依然在沒有提前告知的情況下，單方面發佈壓縮招生規模的資訊。
公開資料顯示，合工大宣城校區由合工大和宣城市政府共同創辦。該校區2011年獲得教育部批准並開始建設，2012年首次面向全國一本線以上考生招生。合工大宣城校區投入使用以來，針對本科生的錄取數量第一年為2600人，第二、三、四年均為3000人。然而，合工大2016年5月發佈的《合肥工業大學2016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顯示，2016年，該校計畫招收普通本科生8200人，其中合肥校區招生6200人，宣城校區招生2000人。
合工大對宣城校區招生規模的驟減，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為校區建設投入巨大精力的宣城市政府在與學校多次溝通無果的情況下，將合工大“上告”至安徽省委省政府。
漸生嫌隙、暴露問題，發展30餘年的國內高校異地辦學，仍在實踐中持續探索，且不是所有異地分校的辦學之路都通往成功。
媒體曾報導，早在2012年，廈門大學（以下簡稱“廈大”）開始將漳州校區萬余名學生中的8200多人遷回校本部。漳州校區2003年啟用，主要供廈大大一、大二學生使用。但是隨著2012年秋天廈大翔安校區建設完成，該校區重新調整功能，不再有本科生入住。報導稱，本科不同年級的“兩地分居”而產生的校園文化、學長學姐引領作用的割裂，以及教學、實驗不連貫等等，是廈大下決心將大一和大二遷回本部並重啟“整院制”的原因。
2012 年起，廈門大學開始將漳州校區學生陸續遷回校本部。
30餘年來，國內大學異地分校的設立並未形成固定模式，成敗與否，和外部環境、合作雙方綜合實力、辦學方式等方面有較大關聯。
具體合作中，大學與城市的綜合實力成為重要考量。現有事實表明，“強強聯合”更有利於異地辦學。
這裡的“強”，不僅指大學具有優質資源，更要求城市具備較強的綜合實力或鮮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威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經濟實力較強，對大學建異地分校而言也更具吸引力。
相反，像安徽宣城、河北廊坊、福建漳州等城市，相較而言本身綜合實力一般，引進大學異地分校也寄希望于“以強帶弱”，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師資力量不足、留不住人才、資金用地短缺等問題。
我國臺灣地區就經歷了類似的發展歷程。1960年代，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為滿足當時經濟發展需要，臺灣的職業教育充分發展，湧現出大批專科學校。
到了1990年代，臺灣地區經濟面臨轉型。原先的職業學校開始“吃不飽”。除了撤校，許多專科學校紛紛“專升本”，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
據統計，1995—2012年間，臺灣地區的本科院校由60所上升至148所，專科學校從74所下降到14所。與此同時，近年來臺灣新生兒數量逐漸下降，“少子化”現象十分突出，再加上一些精英階層更傾向于讓子女留學，導致現在臺灣的很多大學生源緊缺。有報導稱，就連臺灣最好的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等名校有時都招不滿學生，更有人預言，臺灣未來將出現大學倒閉潮。
城市通過吸引國內外著名大學來當地辦學，助力自身的創新型城市建設，最終還是為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引擎。但從全國角度來說，高等教育的總量是一定的。2000年時，我國共有各類高等院校1031所，如今已經增加到2900多所。“如果再新辦學校，將來這些學校能不能招到學生都要打個問號。這些城市的大學異地分校計畫能不能如願發展起來？我對此不做判定，還需觀望。” 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馬陸亭表示。
這些高校雖是分校，但都通過不同方式對寧波的發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也在助推過程中完善了自身的辦學模式。
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
校、市一拍即合，源於共贏訴求
國家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為我國大學設立異地分校提供了可能，城市開放程度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又為大學異地辦學提供了現實需要。
由於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導致高校過多集中於省會城市，而新興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沿海開放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不足，這是地方政府引進異地分校的背景與現實原因。解決高校辦學空間的不足和促進產學研一體化，推進高校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則是高校做出異地辦學策略的長遠打算。
對於城市來說，地方政府更青睞於引進國內外已有的知名大學而非自己辦高校，正是很多城市發現，靠自身力量辦成一所國內一流大學，難度很大且時間較長，而引進知名大學可以直接借助校方的已有品牌和成熟的辦學經驗與師資，起點高，見效快，也是迅速提高地區教育文化水準、知識經濟轉化為現實成果的捷徑。
談到此處，不得不提在江蘇蘇州出現的大學設立異地分校的成功模式：在蘇州高教園區內，西安交通大學在蘇州的辦學主要以產學研為導向，每個實驗室同時掛牌一個公司，每一位研究生都配備一位企業導師，做課題的同時就是在做企業的課題，學院以就業為導向，注重應用型人才，尤其是蘇州急需人才的培養；中國科技大學在蘇州的分校則以發展學校工科學科，以軟體學院、納米學院的建設為主導，同時按照蘇州對納米技術的重點需求，加速發展建設納米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在蘇州的分校主要依賴校本部法學、金融等王牌學科，在蘇州做延伸辦學，其中法學院也是在高教園區內第一個招收本科生（與校本部分數線一致）的學校。
由於地方政府在異地分校的設立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異地分校在專業設置上多以當地人才需求為導向，偏重設置應用型學科，為社會培養大量急需應用型人才，為本地提供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各種教育服務，更重要的是異地辦學有助於提高當地居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加快知識資本的積聚，有助於改善當地的社會環境、投資環境，有助於拉動當地房地產、交通、通信、商業等產業的發展，緩解就業壓力。
異地分校的設立往往與一些城市大學城的興建聯繫在一起。邢志傑指出，深圳大學城所在的西麗片區，原先是整個深圳市房價最低的區域。在大學城建成後，周邊房價就開始直線上升，如今已是深圳最值得投資的區域之一。
珠海因經濟及人文發展條件，成為高校異地辦學的集中地。
對於各大學來說，異地分校的創建有效緩解了本校辦學空間不足的矛盾，實現了辦學規模的快速增長，為本校的發展提供了新生機。本校的主校區往往在一些老城區、市中心，周圍土地資源緊張，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學校的發展。而異地辦學可以擴展學校的辦學空間，改善辦學條件，同時緩解擴招給高校帶來的壓力，緩和供需矛盾，推動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不僅實現高等教育擴大規模的遠期目標，從總體上也普遍提高了勞動力素質，有助於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北京的高校是尋求發展空間突破的典型，通過遷出部分在京本科教育、職業教育等功能，實現高教資源積聚的有效疏解。北京交通大學威海校區於2015年正式招生，校園建設一期工程10.6萬平方米已完工；北京理工大學則和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合作，計畫在深圳建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異地分校的設立不僅能迅速擴大規模，而且能兼顧基本品質，可以稱得上是我國高等教育在今後持續擴大規模時可供選擇的有效模式。
異地分校利用高校的品牌和智力優勢，實現了大學與地方政府、社會資源的結合。大學異地辦學與另起爐灶新辦學校相比較，風險小、易於操作，且教學品質有一定保障，並可以成為溝通城鄉、向基層延伸的最佳起點，是一種比較切合實際的發展模式。大學異地分校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助於增強分校所在城市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和吸納能力，進一步密切大學與社會、經濟之間的聯繫，實現高校的智力優勢、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社會資源三者的有效互動。
“分立”還是“統一”？造就不同含金量
異地分校是一個與高校單校區相對而言的概念，是指在只有一個統一的獨立法人辦學實體的高校中，在主校區之外的獨立校區。說到分校，很多人片面地理解為民辦高校或獨立學院。其實，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嚴格意義上講，分校大多是與本校在教學管理方面相獨立的辦學機構，而分校區大多是指與本校除地理區位不同外其餘方面皆保持一致的本校分部，在各方面都直接受本校領導。這兩者前者更強調組織機構關係的“分立”，後者則強調組織關係的“統一”。而分校更是種類繁多，不同分校的含金量也明顯不同。
資料顯示，我國大學的分校區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教育部直屬重點院校在異地創辦的分校，完全公立；二是省屬院校在異地創辦的分校，完全公立；三是省屬院校的獨立學院，屬私立院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今年1月在南林大淮安校區的簽約儀式上，時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曾表示，雙方的進一步合作將不僅有利於南林大理順辦學機制，大幅提升生源品質和綜合實力，也有利於淮安市以及蘇北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
“以前是三本，現在按照一本政策招生。生源品質提高，師資力量、設備設施等辦學品質也會相應提高。”南林大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
這也從另一方面顯現出本質問題：本校與異地分校的含金量是否一致？
借助本校的辦學資源和平臺，通過統一管理，異地分校的辦學實力、師資力量都不會差，校風學風通常一脈相承，但也有差異。比如：分校的專業設置和本部一定有區別。分校會為所在城市或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專業設置會體現出所在區域的人才需求方向；師資方面通常不是全部師資共用，有一些教授、名師會“兩頭跑”，但也會有相當一部分老師固定在分校。學歷、學位方面的異同，更是區別“含金量”的關鍵。
如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與山東大學本部畢業證書統一，除此之外，應屆畢業生同樣有機會被免試推薦到國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院校以及國家級科研院所攻讀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本部和蘇州校區的畢業證書相同；大連理工大學盤錦校區和本部的畢業證書一致，兩校區之間本科生還可互轉專業，盤錦校區的保研、直博等政策也與本校區一致。
當然也有從本質上就有區別的現實例子。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李獻策曾對於高校的異地辦學模式有過細緻研究，他指出，目前異地辦學的主要形式有：創生型，以珠海獨立學院為代表；分割型，即將學校的某些年級或學院放在另一校區，分校區僅是大學校園在物理空間上的擴展，以中山大學珠海校區為代表；延伸型，以深圳大學城與蘇州獨墅湖高教園為代表。
21世紀初，珠海先後引進了北京師範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與吉林大學等國內高校設立分校，經過一系列演變和調整，最終三家高校珠海校區都成為獨立學院，在招生批次、錄取分數、辦學水準上都與本校有質的不同。其中，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與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為兩校與珠海市政府合辦，吉林大學珠海分校為校方與社會資本合作辦學，即所謂的“名校辦民校”，這也是國內獨立學院的普遍做法。
對此，李獻策指出，在創生型異地分校模式中，為分享本校的品牌效應，子體機構無一例外都極力自稱是母體高校的組成部分或分校區，否認自己的獨立身份。比如某名牌大學分校，其學科水準、師資水準等遠未達到重點大學的水準，與其本校相比更是天差地別，但由於受益於母體高校的品牌效應，其在大多數省份的錄取分數竟超出當地重點線10分，高於很多重點甚至名牌大學的錄取分數。這對資訊不對稱的考生是極為不負責的做法。不過，創生型異地辦學雖然沒有按照期望將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原汁原味地擴展到異地，但終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當地高等教育水準並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在明確身份的前提下，子體機構期望不斷實現當地語系化，並最終變成一所品質中上、名實相符的本地高校。
合肥工業大學宣城校區具有徽派風格的校門。
“強強聯合”才不至於“黯然收場”
大學不同於一般性的教育機構，其維持與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大學精神的傳承。大學精神是一所大學的意識支撐和靈魂，是大學無形而持久的激勵與薰陶。現實是，多數異地分校因地域相隔較遠，無法受到本部悠久、古老的優良傳統和淳樸而濃郁的學風薰陶，其自我文化氛圍也會因歷史尚短或受當地民風社情影響而表現出與本部有差異。在缺少統一文化氛圍影響的情況下，異地分校能否保持與本部在精神品格、文化素養上的同質性尚有待探討。
相關業內人士認為，一些省會城市的高校擴張需要空間，而一些新興的沿海城市又需要高等教育資源，兩者一拍即合便催生、催熱了異地分校。但在異地辦學的過程中，有些分校區師資力量嚴重不足、缺乏高校氛圍，異地分校健康發展並不容易。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深圳設立的研究生院就需要本校的老師“飛來飛去”，時間一長，教師負擔加重，高額的交通費用也會加大辦學成本。因此異地分校的師資一般主要立足於獨立引進和培養，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是本校與分校的師資整體水準產生差距。
在異地分校的設立過程中，當地政府與高校之間有著深遠的關係。高校在經濟發達城市開展延伸辦學，容易受到來自合作方即當地政府的干擾和壓力，從而影響正常的辦學思路。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相對較短，人事調動較為頻繁，這使得分校所在城市有時基於政績考量而急於看到合作辦學帶來的成果。業界普遍認為，作為一個符合時代特徵的城市，在當今的多校區辦學中就要很好地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給高校發展一個自由的空間，也要在這當中積極地調和，要指導、調控，也要合作、服務。如何拿捏其中的幅度，正是很多已暴露出問題的解決之道。
安徽南部小城宣城去年就陷入與另一所部屬高校的糾葛。因合肥工業大學（以下簡稱“合工大”）大幅壓縮該校宣城校區招生規模，去年6月，宣城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兩次發函至合工大，並抄報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省教育廳。上述檔顯示，宣城市政府對合工大在2016年招生簡章中將宣城校區招生專業由30個減為16個、招生計畫由3000人減為2000人“感到十分不解，非常吃驚”。宣城市政府還在檔中指出：“貴校（合工大）突然單方面宣佈減招，嚴重破壞了《合作協定》，完全違背了廳（安徽省教育廳）市校（合工大）聯席會議精神，對市校合作和宣城校區的穩定、發展會帶來消極後果。如果引發社會不安，市校雙方無法向省委省政府、教育部交代，市委市政府也無法向全市人民交代，貴校也無法向為宣城校區付出辛勤汗水的教職工及廣大學生交代。”
宣城市政府辦公室有關人員指出，對於合工大宣城校區的引進和建設，宣城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和財力。這所高校不僅是合工大的，同時也是宣城的。對於合工大宣城校區的發展思路，宣城市政府曾多次主動與合工大溝通，但對方依然在沒有提前告知的情況下，單方面發佈壓縮招生規模的資訊。
公開資料顯示，合工大宣城校區由合工大和宣城市政府共同創辦。該校區2011年獲得教育部批准並開始建設，2012年首次面向全國一本線以上考生招生。合工大宣城校區投入使用以來，針對本科生的錄取數量第一年為2600人，第二、三、四年均為3000人。然而，合工大2016年5月發佈的《合肥工業大學2016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顯示，2016年，該校計畫招收普通本科生8200人，其中合肥校區招生6200人，宣城校區招生2000人。
合工大對宣城校區招生規模的驟減，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為校區建設投入巨大精力的宣城市政府在與學校多次溝通無果的情況下，將合工大“上告”至安徽省委省政府。
漸生嫌隙、暴露問題，發展30餘年的國內高校異地辦學，仍在實踐中持續探索，且不是所有異地分校的辦學之路都通往成功。
媒體曾報導，早在2012年，廈門大學（以下簡稱“廈大”）開始將漳州校區萬余名學生中的8200多人遷回校本部。漳州校區2003年啟用，主要供廈大大一、大二學生使用。但是隨著2012年秋天廈大翔安校區建設完成，該校區重新調整功能，不再有本科生入住。報導稱，本科不同年級的“兩地分居”而產生的校園文化、學長學姐引領作用的割裂，以及教學、實驗不連貫等等，是廈大下決心將大一和大二遷回本部並重啟“整院制”的原因。
2012 年起，廈門大學開始將漳州校區學生陸續遷回校本部。
30餘年來，國內大學異地分校的設立並未形成固定模式，成敗與否，和外部環境、合作雙方綜合實力、辦學方式等方面有較大關聯。
具體合作中，大學與城市的綜合實力成為重要考量。現有事實表明，“強強聯合”更有利於異地辦學。
這裡的“強”，不僅指大學具有優質資源，更要求城市具備較強的綜合實力或鮮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威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經濟實力較強，對大學建異地分校而言也更具吸引力。
相反，像安徽宣城、河北廊坊、福建漳州等城市，相較而言本身綜合實力一般，引進大學異地分校也寄希望于“以強帶弱”，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出現師資力量不足、留不住人才、資金用地短缺等問題。
我國臺灣地區就經歷了類似的發展歷程。1960年代，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為滿足當時經濟發展需要，臺灣的職業教育充分發展，湧現出大批專科學校。
到了1990年代，臺灣地區經濟面臨轉型。原先的職業學校開始“吃不飽”。除了撤校，許多專科學校紛紛“專升本”，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
據統計，1995—2012年間，臺灣地區的本科院校由60所上升至148所，專科學校從74所下降到14所。與此同時，近年來臺灣新生兒數量逐漸下降，“少子化”現象十分突出，再加上一些精英階層更傾向于讓子女留學，導致現在臺灣的很多大學生源緊缺。有報導稱，就連臺灣最好的臺灣大學、臺灣清華大學等名校有時都招不滿學生，更有人預言，臺灣未來將出現大學倒閉潮。
城市通過吸引國內外著名大學來當地辦學，助力自身的創新型城市建設，最終還是為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引擎。但從全國角度來說，高等教育的總量是一定的。2000年時，我國共有各類高等院校1031所，如今已經增加到2900多所。“如果再新辦學校，將來這些學校能不能招到學生都要打個問號。這些城市的大學異地分校計畫能不能如願發展起來？我對此不做判定，還需觀望。” 教育部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馬陸亭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