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庫成果的成功轉化， 不僅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儘快轉化為生產力並從中獲取收益， 還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 對於促進高校智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 應緊緊抓住成果轉化這個“牛鼻子”， 創新有利於成果轉化的制度和機制， 破除不利於成果轉化的瓶頸束縛， 從根本上促進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又好又快發展。
2014年， 教育部《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畫》出臺， 提出要大力建設特色新型高校智庫， 為黨和國家提供科學諮詢和智力支援。 高校智庫與其他智庫相比，
成果轉化面臨難題
自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來， 高校智庫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得到蓬勃發展。
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特”在於， 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國情、社會制度和教育理念不同， 高校智庫不能全盤照搬西方主流大學智庫的運營模式， 而是著力打造兼具“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智庫， 其知識生產也是立足於中國具體實踐的“知識創造”。 建設特色新型高校智庫， 要求探索出一種既接受統一領導又能實現相對獨立發展的新型模式。
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新”則在於， 一是管理機制的“新”， 包括組織形式、管理方式以及高校之間、高校內部的協同方式與專案評價機制等， 改變學科和人員間封閉分散、各自為戰的局面。 二是研究內容的“新”。 各高校智庫應立足於自身優勢和學科特色， 圍繞“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著眼於黨政決策需要、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開展前瞻性、創新性研究， 增強成果的針對性， 提高成果轉化的可操作性。 三是研究手段的“新”。 在當前2011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等研究機構的基礎上， 著力建設一批由田野調查、統計分析、案例集成的資料庫和以類比模擬、實驗計算研究為手段的研究機構，
然而， “特色”不鮮明、“新型”不突出的問題如今仍舊突出， 這使高校智庫成果轉化面臨重重困難。
一是智庫成果品質不高。 當前， 大多數智庫研究人員仍然熱衷於從理論上進行邏輯論證， 缺乏深入一線的資料獲取與調研分析。 一些科研選題與社會現實問題相分離， 往往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 導致高校智庫的諮政建言要麼大而空、缺乏操作性， 要麼過於技術化， 沒有上升到戰略政策層面。
二是智庫成果轉化的動力不足。 作為智庫成果的供給方， 大多數高校偏重理論研究， 在課程設置、研究導向安排、科研經費資助、評價考核體系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出重理論、輕應用，
三是智庫成果轉化的政策環境約束。 政策環境以顯性或隱性的狀態規範、制約著智庫成果轉化。 政策環境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大多數高校缺乏充足的研究經費和穩定的研究隊伍， 也鮮有從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制度設計等方面給予智庫發展以必要的政策性保障。 第二是大多數地方政府沒有從科研政策、法律條件和市場條件等方面， 創造一個有利於智庫成果轉化的政策環境，難以最大限度地調動高校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
四是智庫成果轉化機制缺失。智庫成果從潛在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高校智庫是知識的生產者，是供給方，政府和企業是成果的需求方。這裡的政府既是成果的需求方，亦扮演著推動成果轉化的調控角色。聯結供給方和需求方的是中間媒介，起著橋樑和紐帶作用。當前，除了少數政策研究者，多數智庫研究人員難以直接接觸決策部門，導致智庫人員對政府的決策需求並不瞭解，智庫成果和決策需要相脫節。就政府層面而言，政府決策需要智庫的協作，但又出於自身和政治利益考量，以及高校智庫知識生產“質的下降”，政府對高校智庫的對話和信任基礎薄弱，導致思想產品市場的供需斷層。
創新機制推進成果轉化
高校智庫成果的成功轉化，不僅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儘快轉化為生產力並從中獲取收益，還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於促進高校智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應緊緊抓住成果轉化這個“牛鼻子”，創新有利於成果轉化的制度和機制，破除不利於成果轉化的瓶頸束縛，從根本上促進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探索建立“雙環流”的中國特色“旋轉門”機制。一方面，鼓勵高校智庫研究人員到黨政部門掛職，也鼓勵具有一定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的黨政機關幹部（包括離退休幹部）到高校智庫從事研究工作。這樣既彌補了高校智庫學術型人才多、應用性人才少的不足，促進高校智庫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和流動化的人才隊伍兩支隊伍建設，也拓寬了高校智庫與決策部門交流、聯絡、合作的管道，提高智庫研究成果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依託優勢學科或特色研究領域，整合跨學校、跨學科的相關知名專家學者，聯合黨政機關，組建“官、學、研、用”模式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大課題的攻關研究，生產出一批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高品質成果，並把研究成果通過各種形式主動、積極地滲透到有關決策部門中去。
其次，完善高校智庫的多元投入機制。政府要有專門的財政預算來支援高校智庫的發展。政府對於高校智庫的財政支持，一方面可以採取固定資助的方式，用於加強智庫的團隊建設，另一方面通過專案合作以採購智庫成果的方式進行。此外，應鼓勵民間資本、社會公益基金、企業和個人對高校智庫的投資或捐贈。多元經費投入是最大限度地實現智庫研究客觀性、獨立性的根本保證，同時，也是促使高校智庫研究人員紮根某個領域進行“精耕細作”，形成精准的有效智庫知識生產體系的根本保證。
再次，完善有利於高校智庫成果轉化的科研評價制度。應突破倚重“學術論文、縱向課題、學術內部評價”的科研評價傳統，根據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的不同，將智庫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中。將聚集一流專家的能力、接近決策部門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學術界和媒體領域的網路關係、研究報告的數量和品質的穩定性、媒體曝光率、建議被採納的比例等作為評價的主要指標。
最後，完善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的推介機制。建立高校智庫成果推介的公共平臺和智庫成果採購制度，促進智庫轉化的社會化、市場化步伐，並明確決策部門採購成果的標準和程式，按“質”付酬；拓寬成果的轉化管道，建立多管道、多形式、多載體的資訊報送和傳播機制；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新聞發佈會、座談會、論證會、智庫論壇、藍皮書等多形式載體進行宣傳、推介、推廣，打造應用對策研究的知名品牌，增強智庫成果的社會影響力。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創造一個有利於智庫成果轉化的政策環境，難以最大限度地調動高校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四是智庫成果轉化機制缺失。智庫成果從潛在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高校智庫是知識的生產者，是供給方，政府和企業是成果的需求方。這裡的政府既是成果的需求方，亦扮演著推動成果轉化的調控角色。聯結供給方和需求方的是中間媒介，起著橋樑和紐帶作用。當前，除了少數政策研究者，多數智庫研究人員難以直接接觸決策部門，導致智庫人員對政府的決策需求並不瞭解，智庫成果和決策需要相脫節。就政府層面而言，政府決策需要智庫的協作，但又出於自身和政治利益考量，以及高校智庫知識生產“質的下降”，政府對高校智庫的對話和信任基礎薄弱，導致思想產品市場的供需斷層。
創新機制推進成果轉化
高校智庫成果的成功轉化，不僅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儘快轉化為生產力並從中獲取收益，還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於促進高校智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應緊緊抓住成果轉化這個“牛鼻子”，創新有利於成果轉化的制度和機制，破除不利於成果轉化的瓶頸束縛，從根本上促進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探索建立“雙環流”的中國特色“旋轉門”機制。一方面，鼓勵高校智庫研究人員到黨政部門掛職，也鼓勵具有一定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的黨政機關幹部（包括離退休幹部）到高校智庫從事研究工作。這樣既彌補了高校智庫學術型人才多、應用性人才少的不足，促進高校智庫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和流動化的人才隊伍兩支隊伍建設，也拓寬了高校智庫與決策部門交流、聯絡、合作的管道，提高智庫研究成果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依託優勢學科或特色研究領域，整合跨學校、跨學科的相關知名專家學者，聯合黨政機關，組建“官、學、研、用”模式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大課題的攻關研究，生產出一批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高品質成果，並把研究成果通過各種形式主動、積極地滲透到有關決策部門中去。
其次，完善高校智庫的多元投入機制。政府要有專門的財政預算來支援高校智庫的發展。政府對於高校智庫的財政支持，一方面可以採取固定資助的方式，用於加強智庫的團隊建設，另一方面通過專案合作以採購智庫成果的方式進行。此外，應鼓勵民間資本、社會公益基金、企業和個人對高校智庫的投資或捐贈。多元經費投入是最大限度地實現智庫研究客觀性、獨立性的根本保證，同時，也是促使高校智庫研究人員紮根某個領域進行“精耕細作”，形成精准的有效智庫知識生產體系的根本保證。
再次，完善有利於高校智庫成果轉化的科研評價制度。應突破倚重“學術論文、縱向課題、學術內部評價”的科研評價傳統，根據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的不同，將智庫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中。將聚集一流專家的能力、接近決策部門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學術界和媒體領域的網路關係、研究報告的數量和品質的穩定性、媒體曝光率、建議被採納的比例等作為評價的主要指標。
最後，完善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的推介機制。建立高校智庫成果推介的公共平臺和智庫成果採購制度，促進智庫轉化的社會化、市場化步伐，並明確決策部門採購成果的標準和程式，按“質”付酬；拓寬成果的轉化管道，建立多管道、多形式、多載體的資訊報送和傳播機制；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新聞發佈會、座談會、論證會、智庫論壇、藍皮書等多形式載體進行宣傳、推介、推廣，打造應用對策研究的知名品牌，增強智庫成果的社會影響力。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