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6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要牢牢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牢牢把握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戰略、新的舉措”。 因此,如何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並進行全面科學的把握和部署,是重大理論問題、核心實踐要求和全面行動綱領。 階段性強調三個視角: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即從歷史階段、社會階級和演進規律來看,我國處在怎樣的一個歷史時期;二是辯證唯物主義視角,即從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互動與轉化關係出發,我國表現出怎樣的本質特徵和動態趨勢;三是從科學認識論的角度出發,階段性特徵既有應然和必然,但也存在著偶然,增強理論自信,保持戰略定力,是我們認識必然,借力偶然的重要方法。
一、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看,表現為全球化、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段性特徵
當今的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全球化浪潮席捲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以改革開放來擁抱整個世界,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一往無前的決心來引進人類文明的先進思想、體制機制和科學技術,以極富前瞻性、戰略性的眼光和共建共用共贏的理念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既是全球化積極的參與者,也是全球化的宣導者和推進者。
現代化既指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又指人民生活的現代化,還強調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我們的事業就是要面向繼往開來的現代化。
我國最大的實際就是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只有把基本國情作為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才能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贏得發展。嚴格的說,我國正處於從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的進程之中。經濟新常態的各個趨勢特徵正在形成並不斷強化,經濟轉型的速度正在不斷提升,以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動力正在不斷積累,消費、投資、進出口和市場機制的新格局正在不斷形成。2017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保持在6.9%,總體處於中高速增長的良好區間之中,增加值總量新增規模接近2.5萬億元,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支撐。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的特徵更加明顯,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達到了54.1%,高於第二產業14個百分點。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上半年同比分別增長13.1%和11.5%,增速分別高於規模以上工業6.2和4.6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了12.2%和32.2%。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費加快轉型升級,服務消費和耐用消費品占比提升,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正在調整優化。與經濟轉型相適應,經濟增長品質也在不斷提高。企業效益明顯改善,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同比增長了22%,增速高於2016年同期16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達到了6.11%,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增速繼續快於經濟增長。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3%,高於2016年同期0.8個百分點,比同期的經濟增速高0.4個百分點。在經濟增長的動力基礎中,根據初步的投入產出表的測算,2016年我國的全年全員勞動生產率為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而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15500億元,比上年增長9.4%,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08%,其中基礎研究經費798億元,累計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488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1個,國家工程實驗室194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276家。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成為中國經濟新的重要支撐。
二、從辯證唯物主義視角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穩中求進是最具典型意義的階段性特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社會運行階段性特徵的基本方法和理論原則。辯證唯物主義的三大基本規律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相結合,就形成了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對立統一規律也即矛盾規律是新發展理念作為階段性特徵的重要基礎。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顯著改善,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相對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當前階段的主要矛盾。隨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實現了基本小康之後,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需求的滿足則需要轉變我們的發展方式,樹立全新的發展理念,即:以創新發展作為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以協調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基礎支撐,正確處理發展中的城鄉、區域、產業等重大關係;以綠色發展作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要求,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以開放發展作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手段,推動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以共用發展作為增強發展動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扶貧工作是其中之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面向“十三五”提出,作為當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是適當的,合乎規律的。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指對發展模式、組織方式和產品形態的“揚棄”,即通過“否定”形成“去蕪存菁”,通過“再否定”形成“青出於藍”,從而把表面上的循環往復轉變成了“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出的階段性特徵。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形成了較為完備和較具競爭力、影響力的國民經濟體系,通過創新投融資方式和支援企業滾動發展實現了產能的極大擴張;通過引進外資和扶持龍頭企業的方式,形成了“中心—週邊”結構的產業生態;通過延長產業鏈、細化分工形成了標準化的生產組織方式;通過產業積聚和專業園區實現了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完美融合。以“標準化產品+價格競爭+同質市場覆蓋”的模式,中國製造遍佈全球,並一舉解決了國內供給短缺的問題,對傳統的分散型、小型和非標準型生產的“否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隨著“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漸成主流”,“模仿型和排浪式的階段基本結構”等趨勢的形成,標準化生產體系匹配個性化消費需求的難度就越來越大,我們必須要對現有的生產體系進行調整和完善,以使其能夠匹配最終需求,“再否定”的階段性表現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增加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即強調供給必須匹配需求(有效供給),而且著力點並非單一廠商,而是整個供給體系,即通過供給體系的改革實現高效率、低成本、高品質的差異化產品生產,實現對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匹配。具體到理念和手段上,“製造+再製造”、“增材製造”、“柔性生產”、“虛擬實境”、“工業機器人”、“區塊鏈協同”等就成為新的時代名詞;而表現在企業的組織模式上,小型化、專業化和智慧化成為新的趨勢和方向。“再否定”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也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內生動力。
品質互變規律強調量變的重要性和面對質變的信心、決心和能力,穩中求進就是品質互變規律在當前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徵。“穩”強調量變的環境,即通過系統性、漸進性、小幅度的量變實現對發展瓶頸和機制制約的突破,進而為局部質變的“進”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重要的突破口,從而量變帶動局部質變,局部質變為系統性、全域性變革創造和準備條件。2013年以來,我國一直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量變在不斷的積累,局部質變也在有序的發生,至2016年年末,主要領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以壟斷行業改革為例,在不少人民群眾還在報怨壟斷企業的各種“惡行”的時候,隨著今年5月21日國務院“油氣改革指導意見”的頒佈,我國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和軍工等領域的壟斷行業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轉入推進落實階段。量變帶來的局部質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隨處可見,堅持穩中求進的時代特徵,將改革進行到底。
三、從科學認識論的角度看,堅持區間意識、底線思維和戰略定力把握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認識論是關於人類的認識來源、認識能力、認識形式、認識過程和認識真理性問題的科學認識理論。它首先是可知論,即從“必然”的角度出發,人們不僅能夠認識物質世界的現象,而且可以透過現象認識其本質;它其次是反映論,即將人的經驗和意識與分析和歸納相結合,從而在“偶然”的基礎上產生正確的預期和判斷;第三還是實踐論,即“應然”的角度產生理論總結,並將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認識的目的和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
區間意識是認識論中“應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具體是指對經濟運行設定合理(意)區間,當經濟在區間內運行時,無論增速高一點,還是增速低一點,都屬於正常的現象。這一方面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更加協調、規範,另一方面也給改革以必要的空間和時間。2012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轉向區間調控,即只要經濟在合理的區間內運行,就不安排“強刺激”政策,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並以“點調控”和“微刺激”來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2015年則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基於對政策效果的認識和判斷,實施了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使政策與經濟的匹配程度更好,政策效率更高,並成功的在2016年完成了經濟“探底”、2017年經濟“企穩”的目標。
底線思維是認識論中“必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由於經濟效率的提高,社會文明的發展都將導致一定程度的生產要素和組織因數的活躍,從而加大不確定性。我們堅持底線思維,在沒有達到底線(已知的“必然”)之前,通過提升監管水準和處置能力應對風險的變動;而一旦達到了底線,則以控制風險作為第一要務,予以系統、規範和有效的處置。底線思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2016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頒佈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其中規定,在風險達到IV級之前,地方政府應有序安排本地的財政支出和投資事項,確保政府運轉和公務員工資,並協調推進地方經濟發展、社會保障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等項工作。而在風險達到IV級之後,在恢復正常償債能力前,除國務院確定的重點專案外,原則上不得新上政府投資專案。在建政府投資項目能夠緩建的,可以暫停建設,騰出資金依法用於償債,此外,市縣債務管理領導小組或債務應急領導小組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啟動財政重整計畫。而當風險達到I級的標準後,除緩建項目、出售資產、壓縮經費和降低福利之外,還將由省級政府暫停相關涉及市縣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券資格,並啟動債務風險責任追究機制。相關風險底線以風險應對為第一要務,部分管制性措施在約束風險進一步擴張的同時,也將減少風險的處置和緩衝空間,但從底線思維的角度出發,這種犧牲是值得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阻止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和濫用信用,確保我國財政體系的平穩、可持續發展。
戰略定力是認識論中“偶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偶然”不代表趨勢,但又反映變化,因此,面對“偶然”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改革的方向,堅持發展的目標,但又不忽視可能存在的環境變化。比如面對當前的中國經濟,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餘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裡去。因此,對一些經濟指標回升,不要喜形於色;對一些經濟指標下行,也別驚慌失措。保持戰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迎來中國經濟的新局面。比如今年剛剛公佈的8月份經濟資料,引發了市場的一片譁然,許多重要的運行指標在資料上表現出了明顯的下滑。例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降至10.1%,比1-7月份的均值下滑了0.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7.8%,較1-7月份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同比實際增長為6%,較7月份回落了0.4個百分點。但實際上,社會消費品的結構正處於改善之中,汽車、通訊器材等耐用消費品的增速均明顯超過年度均值,不斷優化的國債收益率曲線也在為市場的消費融資提供強大的支撐;而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中,汽車、造船、鐵路、電氣機械等裝備製造業的投資增速均保持在8%左右的良好狀態,電腦、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投資增速高達25.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出中,機電類、裝備製造類的增加值增速均遠遠的超過6%的平均增速,主要產品的產量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均保持穩定增長或增速加快的情況。這些隱藏在表面資料背後的變化實際上是真正意義上趨勢性變化,隨著積極因素的不斷積累,我國經濟的基礎條件、要素構成、動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都將形成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作者單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在生態發展上,要求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大力推進“兩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提升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發展水準。我國最大的實際就是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只有把基本國情作為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統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才能在時代前進潮流中把握主動、贏得發展。嚴格的說,我國正處於從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的進程之中。經濟新常態的各個趨勢特徵正在形成並不斷強化,經濟轉型的速度正在不斷提升,以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動力正在不斷積累,消費、投資、進出口和市場機制的新格局正在不斷形成。2017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保持在6.9%,總體處於中高速增長的良好區間之中,增加值總量新增規模接近2.5萬億元,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支撐。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業主導經濟增長的特徵更加明顯,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達到了54.1%,高於第二產業14個百分點。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高技術製造業和裝備製造業上半年同比分別增長13.1%和11.5%,增速分別高於規模以上工業6.2和4.6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了12.2%和32.2%。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費加快轉型升級,服務消費和耐用消費品占比提升,高技術產業投資快速增長,消費結構和投資結構正在調整優化。與經濟轉型相適應,經濟增長品質也在不斷提高。企業效益明顯改善,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同比增長了22%,增速高於2016年同期16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達到了6.11%,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居民收入增速繼續快於經濟增長。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3%,高於2016年同期0.8個百分點,比同期的經濟增速高0.4個百分點。在經濟增長的動力基礎中,根據初步的投入產出表的測算,2016年我國的全年全員勞動生產率為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而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15500億元,比上年增長9.4%,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08%,其中基礎研究經費798億元,累計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488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1個,國家工程實驗室194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276家。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成為中國經濟新的重要支撐。
二、從辯證唯物主義視角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穩中求進是最具典型意義的階段性特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是我們認識和把握當前經濟社會運行階段性特徵的基本方法和理論原則。辯證唯物主義的三大基本規律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相結合,就形成了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對立統一規律也即矛盾規律是新發展理念作為階段性特徵的重要基礎。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準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顯著改善,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相對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當前階段的主要矛盾。隨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實現了基本小康之後,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些需求的滿足則需要轉變我們的發展方式,樹立全新的發展理念,即:以創新發展作為國家發展全域的核心,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以協調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的基礎支撐,正確處理發展中的城鄉、區域、產業等重大關係;以綠色發展作為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要求,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以開放發展作為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手段,推動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以共用發展作為增強發展動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扶貧工作是其中之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新發展理念面向“十三五”提出,作為當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是適當的,合乎規律的。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指對發展模式、組織方式和產品形態的“揚棄”,即通過“否定”形成“去蕪存菁”,通過“再否定”形成“青出於藍”,從而把表面上的循環往復轉變成了“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出的階段性特徵。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形成了較為完備和較具競爭力、影響力的國民經濟體系,通過創新投融資方式和支援企業滾動發展實現了產能的極大擴張;通過引進外資和扶持龍頭企業的方式,形成了“中心—週邊”結構的產業生態;通過延長產業鏈、細化分工形成了標準化的生產組織方式;通過產業積聚和專業園區實現了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的完美融合。以“標準化產品+價格競爭+同質市場覆蓋”的模式,中國製造遍佈全球,並一舉解決了國內供給短缺的問題,對傳統的分散型、小型和非標準型生產的“否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隨著“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漸成主流”,“模仿型和排浪式的階段基本結構”等趨勢的形成,標準化生產體系匹配個性化消費需求的難度就越來越大,我們必須要對現有的生產體系進行調整和完善,以使其能夠匹配最終需求,“再否定”的階段性表現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增加有效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即強調供給必須匹配需求(有效供給),而且著力點並非單一廠商,而是整個供給體系,即通過供給體系的改革實現高效率、低成本、高品質的差異化產品生產,實現對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匹配。具體到理念和手段上,“製造+再製造”、“增材製造”、“柔性生產”、“虛擬實境”、“工業機器人”、“區塊鏈協同”等就成為新的時代名詞;而表現在企業的組織模式上,小型化、專業化和智慧化成為新的趨勢和方向。“再否定”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也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內生動力。
品質互變規律強調量變的重要性和面對質變的信心、決心和能力,穩中求進就是品質互變規律在當前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徵。“穩”強調量變的環境,即通過系統性、漸進性、小幅度的量變實現對發展瓶頸和機制制約的突破,進而為局部質變的“進”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和重要的突破口,從而量變帶動局部質變,局部質變為系統性、全域性變革創造和準備條件。2013年以來,我國一直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量變在不斷的積累,局部質變也在有序的發生,至2016年年末,主要領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以壟斷行業改革為例,在不少人民群眾還在報怨壟斷企業的各種“惡行”的時候,隨著今年5月21日國務院“油氣改革指導意見”的頒佈,我國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和軍工等領域的壟斷行業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轉入推進落實階段。量變帶來的局部質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隨處可見,堅持穩中求進的時代特徵,將改革進行到底。
三、從科學認識論的角度看,堅持區間意識、底線思維和戰略定力把握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認識論是關於人類的認識來源、認識能力、認識形式、認識過程和認識真理性問題的科學認識理論。它首先是可知論,即從“必然”的角度出發,人們不僅能夠認識物質世界的現象,而且可以透過現象認識其本質;它其次是反映論,即將人的經驗和意識與分析和歸納相結合,從而在“偶然”的基礎上產生正確的預期和判斷;第三還是實踐論,即“應然”的角度產生理論總結,並將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認識的目的和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唯一標準。
區間意識是認識論中“應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具體是指對經濟運行設定合理(意)區間,當經濟在區間內運行時,無論增速高一點,還是增速低一點,都屬於正常的現象。這一方面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更加協調、規範,另一方面也給改革以必要的空間和時間。2012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轉向區間調控,即只要經濟在合理的區間內運行,就不安排“強刺激”政策,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並以“點調控”和“微刺激”來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2015年則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基於對政策效果的認識和判斷,實施了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使政策與經濟的匹配程度更好,政策效率更高,並成功的在2016年完成了經濟“探底”、2017年經濟“企穩”的目標。
底線思維是認識論中“必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由於經濟效率的提高,社會文明的發展都將導致一定程度的生產要素和組織因數的活躍,從而加大不確定性。我們堅持底線思維,在沒有達到底線(已知的“必然”)之前,通過提升監管水準和處置能力應對風險的變動;而一旦達到了底線,則以控制風險作為第一要務,予以系統、規範和有效的處置。底線思維最主要的表現就是2016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頒佈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其中規定,在風險達到IV級之前,地方政府應有序安排本地的財政支出和投資事項,確保政府運轉和公務員工資,並協調推進地方經濟發展、社會保障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等項工作。而在風險達到IV級之後,在恢復正常償債能力前,除國務院確定的重點專案外,原則上不得新上政府投資專案。在建政府投資項目能夠緩建的,可以暫停建設,騰出資金依法用於償債,此外,市縣債務管理領導小組或債務應急領導小組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啟動財政重整計畫。而當風險達到I級的標準後,除緩建項目、出售資產、壓縮經費和降低福利之外,還將由省級政府暫停相關涉及市縣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券資格,並啟動債務風險責任追究機制。相關風險底線以風險應對為第一要務,部分管制性措施在約束風險進一步擴張的同時,也將減少風險的處置和緩衝空間,但從底線思維的角度出發,這種犧牲是值得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阻止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和濫用信用,確保我國財政體系的平穩、可持續發展。
戰略定力是認識論中“偶然”原則的階段性特徵。“偶然”不代表趨勢,但又反映變化,因此,面對“偶然”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改革的方向,堅持發展的目標,但又不忽視可能存在的環境變化。比如面對當前的中國經濟,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餘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裡去。因此,對一些經濟指標回升,不要喜形於色;對一些經濟指標下行,也別驚慌失措。保持戰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迎來中國經濟的新局面。比如今年剛剛公佈的8月份經濟資料,引發了市場的一片譁然,許多重要的運行指標在資料上表現出了明顯的下滑。例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降至10.1%,比1-7月份的均值下滑了0.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7.8%,較1-7月份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同比實際增長為6%,較7月份回落了0.4個百分點。但實際上,社會消費品的結構正處於改善之中,汽車、通訊器材等耐用消費品的增速均明顯超過年度均值,不斷優化的國債收益率曲線也在為市場的消費融資提供強大的支撐;而固定資產投資的結構中,汽車、造船、鐵路、電氣機械等裝備製造業的投資增速均保持在8%左右的良好狀態,電腦、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投資增速高達25.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出中,機電類、裝備製造類的增加值增速均遠遠的超過6%的平均增速,主要產品的產量在去產能的大背景下,均保持穩定增長或增速加快的情況。這些隱藏在表面資料背後的變化實際上是真正意義上趨勢性變化,隨著積極因素的不斷積累,我國經濟的基礎條件、要素構成、動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都將形成新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
(作者單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