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王屏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5期發表《從研究智庫的理論與方法看日本智庫的作用及影響》（全文約2.8萬字）。
王屏認為， 對世界各國智庫組織形態及其研究動向進行跟蹤研究， 是人們瞭解各國政府內外政策的有效途徑。 以日本智庫為例， 通過對研究智庫的理論與方法以及日本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可以發現智庫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應把追求“公共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冷戰結束以來， 日本智庫的性質與作用發生了質變，
“智庫”是20世紀的產物， 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智庫得到快速發展。 隨著社會的進步， “世界的系統性特徵十分突出， 單個人的決策力量和準確性受到挑戰， 同時， 專家的權威更加牢固， 人們已經養成了聽取專家意見的心理。 在這種情況下， 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以出賣‘頭腦中的知識’為手段的機構開始出現並且蓬勃發展”， 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智庫”或“思想庫”。 鑒於智庫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際戰略制定中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21世紀以來，
隨著日本政治結構以及經濟環境的變化， 智庫也進入了新一輪的整合期。 一批智庫被解散， 同樣， 根據國內外新形勢的需要另一批智庫被改組或新設。 除了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因素外， 財力與人力因素也是智庫分化改組的重要原因。 長期以來， 日本智庫對政治、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的份額並不大。 其中， 研究國際問題的智庫在全日本的智庫當中所占比重為3%，
一、日本智庫發展進入調整期
2000年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行政改革大綱》， 2006年公益法人改革三法以及《地方分權改革推進法》成立。 這些法律的實施為智庫的發展改善了政策環境， 疏通了發展道路。 根據“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智庫資訊2014》的調查資料顯示，
（一）“官僚主導”政策過程沒有明顯改變
日本智庫得不到“可持續發展”固然有多種原因， 但人力財力以及政策環境的制約是最根本的原因。 歷來人們都把官僚機構雲集之地“霞關”看成日本最大的智庫，
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成立於2005年的政黨智庫——“日本智庫2005”（自民黨）和“公共政策平臺”（民主黨），在政權兩次輪替之後都銷聲匿跡了。其實，自民黨內部早就有類似智庫的“政策集團”（如中曾根康弘的“政策科學研究所”、宮澤喜一的“平河會”等）。政策集團作為自民黨內部的小集團，既是派閥形成的基礎與發展條件，也發揮著政黨智庫的作用。自民黨長期執政，為彌補政策轉換的空白，各派閥的“政策集團”就替代智庫起到提出政策構想的作用。“政策集團”不僅提高了各派閥成員的政策水準，也為各派閥在組織上網羅了人才。同時，黨內派閥鬥爭的結果，也使其獲得或失去參與決策的權力。不過，無論哪個政黨執政，“政策立案”的機會都在官僚手中。
（二）趨於保守是日本智庫發展的基本特徵
其實，在野田執政期間，民主黨在政治上就已經向右轉。自民党重新奪回政權後，日本保守陣營的力量得到壯大和發展。安倍晉三第一次執政期間就非常重視教育和安保兩個領域，但其保守的政策主張隨著他的下臺而變成空想。重新執政後，安倍便大刀闊斧地在這兩個領域實施他的政策主張。保守政權打造的政策環境，必然要影響到智庫的研究內容和政治立場，保守智庫紛紛提出偏右的政策主張，為安倍的“新日本主義”執政理念提供政策依據。像岡崎久彥、中西輝政這樣的右傾文人便成為安倍首相倚重的智囊。
2012年是日本智庫發展的轉捩點。這一年，不僅智庫的數量下降到冷戰結束時的水準， 政治立場趨於保守化也成為此後日本智庫發展的基本特徵。前述日本國際論壇、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世界和平研究所在2012年到2016年期間提出的相關報告書和政策建議就是日本智庫趨於保守化的明顯例證。
另外，像平松茂雄、櫻井良子、渡部升一這樣的右傾智囊更是著書立說，煽動日本民眾反華，鼓動政府制定反華外交政策，惡化了日本的政策環境，也破壞了中日關係的順利發展。櫻井良子主導的民間智庫“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中，充斥著反華言論和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儘管她主導撰寫的報告書對政府決策影響有限，但保守智庫能起到煽動輿論干擾政策環境的負面作用，日本有一批這樣保守的民間小智庫。即便是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間較大的智庫，從2012年以來的研究成果看，其保守傾向也是明顯的。隸屬防衛省的官方智庫“防衛研究所”不僅是“中國威脅論”的發源地，近年來在加強對華研究的同時為日本政府提供的有關中國研究成果逐漸趨於右傾化。
二、日本智庫應把追求“公共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日本智庫要想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做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樹立具有“公共精神”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外交”正是日本外交的價值觀誤區，至今，安倍政府也沒有走出這個誤區。智庫是為政府公共政策決策進行導航的，因此，智庫不能犯方向性錯誤。否則，公眾的利益就會受損，社會就會付出代價。
（一）“公共性”與智庫的價值追求
“公共領域”的存在為智庫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平臺，“公共性”的追求為智庫設立了道德底線。所謂“公共性”，一般是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公共福祉”（public welfare）、“公益”（commonweal）等公共性的利益追求。
不論世界還是日本，智庫的類型各種各樣，觀點立場可以分出左中右不同。但是，智庫作為“政府決策的嚮導”，必須具備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基本價值觀，否則就失去了作為“思想庫”和“智囊團”的價值。尤其在當今世界，國際形勢動盪，國際秩序處於重新建構時期，各國智庫與智囊團都應認真思考什麼才是人類最應當追求的目標，各國政府在制定國際公共政策時也應考慮如何兼顧世界大多數人的利益。
就日本智庫而言，其價值觀定位與其自身發展以及國民對智庫的認識有直接關係。另外，在現有的日本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框架內，智庫的生存空間直接影響到智庫與智囊的使命感與自我認識程度。
（二）日本智庫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的價值選擇
近年來，全球化與區域化進程同時發展。維護世界和平與區域穩定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與義務。日本在地區和平中如何發揮作用，不僅是各國智庫研究的物件，也是日本智庫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出謀劃策”者首先應該校正自己的價值定位，才能為政府決策增添“正能量”。一般來講，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沒有可以號令世界或地區的權威的決策主體，“實力外交”“均衡發展”是其基本規則。因此，構築超越國界的政策網路，創建新的國際體制是各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沒有地區局勢的穩定，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也無從談起。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社會，只有發揮各國的智慧才能保一方平安。目前，國際局勢混沌，特別是朝鮮半島形勢緊張，人們有必要認真思考如何構築地區“安全保障共同體”以及“東亞共同體”。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曾主張“開放的國家利益”，這一觀點值得認真研究。在區域共同體內部用“公共精神”“公共管理”作為指導各國行動的準則，應當成為域內國家間的共識。在“多樣化中求得統一”，而不是將“對立擴大再生產”，“就能將我們生活的東亞這一公共空間變成沒有戰爭的和平穩定的空間”。
日本的部分智庫、智囊以及有識之士也在不斷地反思日本的智庫建設，認為目前的日本還是個民主主義不健全的國家，應當在國家行政機構以外建立“民間非營利的獨立組織”智庫，使之彌補和推動日本的民主化建設。智庫與智囊對民主價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的民主化發展。如，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日本人對NPO的關注度逐漸增大，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NPO法》《資訊公開法》的實施，日本的“民間非營利獨立組織”智庫相繼成立並開始了“政策立案”的研究與實踐活動。
安倍晉三首次上臺，其“新日本主義”執政理念就已顯現。縱觀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的內外政策，其右傾保守特徵越來越明顯。為了追求“軍事大國”目標，安倍內閣對內搞“皇國”和“軍國”式教育，加速修憲步伐，一些右翼勢力及相關智庫積極跟進。近年來，日本的一些智庫研究者也在思考智庫在“公共領域”的價值導向問題。他們在“民間、非營利、獨立”之外，又增添了“公益”兩個字，完善了智庫概念的內容。他們認為作為智庫，應具備“民間、非營利、獨立、公益”幾個特徵才能體現出智庫的價值追求和工作目標，確信智庫只有比官僚更優秀並具備一種“公共精神”，才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得到可持續發展。
當今世界，智庫在國家治理和國際戰略制定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手段。進入21世紀以來，各國領導人制定內外政策時越來越依賴系統化且具有前瞻性的知識與高超的智慧。因此，各國不僅需要建設自己的高端智庫，跟蹤研究世界前沿性課題，更有必要對世界各國智庫的研究動態與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的梳理與規律性總結。上述日本智庫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和智庫的作用與影響，也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王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自民黨和民主黨分別成立於2005年的政黨智庫——“日本智庫2005”（自民黨）和“公共政策平臺”（民主黨），在政權兩次輪替之後都銷聲匿跡了。其實，自民黨內部早就有類似智庫的“政策集團”（如中曾根康弘的“政策科學研究所”、宮澤喜一的“平河會”等）。政策集團作為自民黨內部的小集團，既是派閥形成的基礎與發展條件，也發揮著政黨智庫的作用。自民黨長期執政，為彌補政策轉換的空白，各派閥的“政策集團”就替代智庫起到提出政策構想的作用。“政策集團”不僅提高了各派閥成員的政策水準，也為各派閥在組織上網羅了人才。同時，黨內派閥鬥爭的結果，也使其獲得或失去參與決策的權力。不過，無論哪個政黨執政，“政策立案”的機會都在官僚手中。
（二）趨於保守是日本智庫發展的基本特徵
其實，在野田執政期間，民主黨在政治上就已經向右轉。自民党重新奪回政權後，日本保守陣營的力量得到壯大和發展。安倍晉三第一次執政期間就非常重視教育和安保兩個領域，但其保守的政策主張隨著他的下臺而變成空想。重新執政後，安倍便大刀闊斧地在這兩個領域實施他的政策主張。保守政權打造的政策環境，必然要影響到智庫的研究內容和政治立場，保守智庫紛紛提出偏右的政策主張，為安倍的“新日本主義”執政理念提供政策依據。像岡崎久彥、中西輝政這樣的右傾文人便成為安倍首相倚重的智囊。
2012年是日本智庫發展的轉捩點。這一年，不僅智庫的數量下降到冷戰結束時的水準， 政治立場趨於保守化也成為此後日本智庫發展的基本特徵。前述日本國際論壇、國際問題研究所以及世界和平研究所在2012年到2016年期間提出的相關報告書和政策建議就是日本智庫趨於保守化的明顯例證。
另外，像平松茂雄、櫻井良子、渡部升一這樣的右傾智囊更是著書立說，煽動日本民眾反華，鼓動政府制定反華外交政策，惡化了日本的政策環境，也破壞了中日關係的順利發展。櫻井良子主導的民間智庫“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中，充斥著反華言論和對歷史問題的錯誤認識。儘管她主導撰寫的報告書對政府決策影響有限，但保守智庫能起到煽動輿論干擾政策環境的負面作用，日本有一批這樣保守的民間小智庫。即便是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間較大的智庫，從2012年以來的研究成果看，其保守傾向也是明顯的。隸屬防衛省的官方智庫“防衛研究所”不僅是“中國威脅論”的發源地，近年來在加強對華研究的同時為日本政府提供的有關中國研究成果逐漸趨於右傾化。
二、日本智庫應把追求“公共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日本智庫要想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做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樹立具有“公共精神”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外交”正是日本外交的價值觀誤區，至今，安倍政府也沒有走出這個誤區。智庫是為政府公共政策決策進行導航的，因此，智庫不能犯方向性錯誤。否則，公眾的利益就會受損，社會就會付出代價。
（一）“公共性”與智庫的價值追求
“公共領域”的存在為智庫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平臺，“公共性”的追求為智庫設立了道德底線。所謂“公共性”，一般是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公共福祉”（public welfare）、“公益”（commonweal）等公共性的利益追求。
不論世界還是日本，智庫的類型各種各樣，觀點立場可以分出左中右不同。但是，智庫作為“政府決策的嚮導”，必須具備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基本價值觀，否則就失去了作為“思想庫”和“智囊團”的價值。尤其在當今世界，國際形勢動盪，國際秩序處於重新建構時期，各國智庫與智囊團都應認真思考什麼才是人類最應當追求的目標，各國政府在制定國際公共政策時也應考慮如何兼顧世界大多數人的利益。
就日本智庫而言，其價值觀定位與其自身發展以及國民對智庫的認識有直接關係。另外，在現有的日本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框架內，智庫的生存空間直接影響到智庫與智囊的使命感與自我認識程度。
（二）日本智庫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的價值選擇
近年來，全球化與區域化進程同時發展。維護世界和平與區域穩定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與義務。日本在地區和平中如何發揮作用，不僅是各國智庫研究的物件，也是日本智庫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出謀劃策”者首先應該校正自己的價值定位，才能為政府決策增添“正能量”。一般來講，在國際公共政策領域，沒有可以號令世界或地區的權威的決策主體，“實力外交”“均衡發展”是其基本規則。因此，構築超越國界的政策網路，創建新的國際體制是各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沒有地區局勢的穩定，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也無從談起。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社會，只有發揮各國的智慧才能保一方平安。目前，國際局勢混沌，特別是朝鮮半島形勢緊張，人們有必要認真思考如何構築地區“安全保障共同體”以及“東亞共同體”。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曾主張“開放的國家利益”，這一觀點值得認真研究。在區域共同體內部用“公共精神”“公共管理”作為指導各國行動的準則，應當成為域內國家間的共識。在“多樣化中求得統一”，而不是將“對立擴大再生產”，“就能將我們生活的東亞這一公共空間變成沒有戰爭的和平穩定的空間”。
日本的部分智庫、智囊以及有識之士也在不斷地反思日本的智庫建設，認為目前的日本還是個民主主義不健全的國家，應當在國家行政機構以外建立“民間非營利的獨立組織”智庫，使之彌補和推動日本的民主化建設。智庫與智囊對民主價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的民主化發展。如，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日本人對NPO的關注度逐漸增大，9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NPO法》《資訊公開法》的實施，日本的“民間非營利獨立組織”智庫相繼成立並開始了“政策立案”的研究與實踐活動。
安倍晉三首次上臺，其“新日本主義”執政理念就已顯現。縱觀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的內外政策，其右傾保守特徵越來越明顯。為了追求“軍事大國”目標，安倍內閣對內搞“皇國”和“軍國”式教育，加速修憲步伐，一些右翼勢力及相關智庫積極跟進。近年來，日本的一些智庫研究者也在思考智庫在“公共領域”的價值導向問題。他們在“民間、非營利、獨立”之外，又增添了“公益”兩個字，完善了智庫概念的內容。他們認為作為智庫，應具備“民間、非營利、獨立、公益”幾個特徵才能體現出智庫的價值追求和工作目標，確信智庫只有比官僚更優秀並具備一種“公共精神”，才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得到可持續發展。
當今世界，智庫在國家治理和國際戰略制定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手段。進入21世紀以來，各國領導人制定內外政策時越來越依賴系統化且具有前瞻性的知識與高超的智慧。因此，各國不僅需要建設自己的高端智庫，跟蹤研究世界前沿性課題，更有必要對世界各國智庫的研究動態與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的梳理與規律性總結。上述日本智庫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和智庫的作用與影響，也值得我們重視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王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