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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教授車禍去世 曾說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

復旦教授車禍去世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 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作為植物學家, 我們經常在講,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

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鐘揚以此開場。 他以紐西蘭從中國“偷”了20多根獼猴桃枝條, 把獼猴桃培養成第一大產業的故事, 說明了種子的重要性。

“種種這些跡象表明, 如果我們能獲得種子, 對我們的未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這些種子可以為我們提供水果, 可以為我們提供花卉, 改善我們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有糧食作物。 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還有, 那就是醫藥。 ”

然而, 種子們正在面臨現實的威脅:“非常糟糕的是, 由於全球環境的破壞, 人類活動的劇烈, 在瞭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 它就已經沒有了。 怎麼辦?很多科學家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 2000年新的世紀到來以後, 科學家終於決定把這些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想法付諸實現。

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種子庫是斯瓦爾巴特種子庫, 我們稱之為種子方舟或末日種子庫。 ”

鐘揚則與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合作, 呼籲建議中國建立自己的種子庫。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英國館就是由邱園的科學家設計的。 其中很多種子, 是由包括鐘揚在內的中國科學家提供的。

2004年, 中國科學院在昆明主導建立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資源庫。 “這個種子庫從數量上來說, 至少在我國, 在亞洲肯定是第一大, 也是世界上並列的三大種子庫之一。 ”

“吃”完8000個光核桃

鐘揚選擇的工作地點是青藏高原。 據估計, 青藏高原一共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 其中有1000個是特有種。 而從鐘揚的實際見聞來看, 這個數字是被嚴重低估的。

“我從武漢調到復旦大學工作, 但是我發現上海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 北京排名倒數第二。 在這個兩個生物多樣性相對貧乏的地區, 集中了我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 後來我申請了援藏。 ”

收集種子聽上去可能非常浪漫, 但其實過程中充滿了許多艱難、甚至哭笑不得的故事。 鐘揚回憶了一種令人頭疼的種子:光核桃。

“我們所有的桃子中間那個核是皺皺巴巴的, 有皺紋, 而它沒有, 是光的。 這個桃子有什麼用呢?沒什麼用。 目前查來查去, 大概它最大的用處就是藏藥裡面有少許的用途吧。 但是我們需要它, 也許它就像獼猴桃一樣, 多少年以後它終於可以跟我們的水蜜桃雜交了。

雜交完以後顯然我們想它有什麼優點呢?水蜜桃很好吃, 那它有什麼優點呢?它抗蟲、抗病、抗旱、抗寒。 所有這樣的優點, 我們就可以通過非轉基因的方式, 經過雜交, 再加上自然選擇, 來獲得一種新型的桃子品種。 所以我們知道潛在的意義是很大的, 在潛在意義沒有兌現之前, 要緊的是先把它收集起來。

一個桃子裡面有多少種子呢?一個裡面一顆。 所以我先收集8000顆, 8000個桃子, 裝了兩大麻袋, 把它運回拉薩放在我的實驗室裡面。

如何把裡面的種子取出來成了一個關鍵。 如果有自動化方式就非常好, 但是沒有, 也沒有合適的尺寸。 所以我就擺在門口, 鋪了一個檯子, 所有路過的漢族、藏族、老師、學生, 每個人必須嘗一嘗。

嘗多少呢?7顆。

我們認為如果超過了10顆, 很多同志一輩子都不想再見我了。 這7顆拿了以後, 他們都非常淳樸, 特別是藏族朋友, 一邊吃一邊呸呸, 然後告訴我這個東西不能吃。 他們說:老師, 你采錯了, 它真的不能吃, 而且很不好吃。

確實, 我也知道不好吃, 因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 可是我們必須這樣把它吃完, 用牙刷好好地把邊給刷乾淨, 刷完了以後用布把它擦乾, 擦乾以後必須晾乾, 因為不能暴曬, 暴曬以後種子品質就會壞。 ”

收集8000個桃子, 也絕非逮住一片桃林“薅羊毛”。 考慮到遺傳間的雜交問題, 兩個樣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小於50公里。 因此, 鐘揚一天要走800公里。

他在16年間遍訪青藏高原上的植物, 收集種子送上“諾亞方舟”, 並找到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擬南芥;他破解了紅樹北移難題, 為50年後的上海送上一條“美麗的海岸線”。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鐘揚教授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經過幾十年的資源消耗,今後我們能給子孫後代留點什麼?”給未來留下“種子”,貫穿他學術生涯的始終,引領他在世界屋脊上的奔走,直到被車禍戛然打斷。

9月25日上午,鐘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這個種子實際上是應對全球的變化。你猜測一下,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采過了。”鐘揚曾在演講中說道。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家問我,我們的孩子如果采了這些種子能考上大學嗎?一百多年過去了,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網站顯示,鐘揚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1984年畢業於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生物系統科學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員),其間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學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進化生物學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植物分子進化和生物資訊學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畫特聘教授(西藏大學),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

就在上個月,鐘揚在“一席”上講述了他與種子的故事。

“那個地方是高原,培養人特別慢”

儘管如此,鐘揚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來吸引新的學生:“我每次做招生宣傳都歡迎年輕的孩子們讀植物學。我都講請你們報考復旦大學或者西藏大學植物學,這好像是我們八項規定以後比較少有的公費旅遊的專業。大概能跟我們專業媲美的也只有烹飪系,他們還可以公款吃喝。”

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種子,鐘揚還在西藏大學這個“世界最高學府”留下了其他“種子”。

“我說那個地方是高原,特別的慢,培養人特別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畢業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我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是他們不一定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種子,或者像這樣高勞動強度的、低回報的工作真的有那麼大幫助。但是在西藏,我培養的藏族博士,他們畢業以後,至少這五個裡面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都在西藏工作。”

“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在“一席”的演講中,鐘揚曾經介紹道,在7年時間裡,他的團隊收集了大約1000個物種,占到西藏物種的1/5。從今年起,他們要在墨脫開始新一輪的收集。

“如果這樣,在未來的10年中,我們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務。這樣合在一起,我們大約能收集到超過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的課題組都來做這樣的工作的話,在未來的20年,我們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鐘揚說道。

西藏的植物種子們還會繼續迎來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團隊中不會再有鐘揚的身影。就像50年後,當上海臨港灘塗上的上千株紅樹苗蔚然成林,曾許願在林中漫步的種樹人也再不會出現了。

鐘揚團隊在溫室中逐步對紅樹苗進行抗寒訓練,並從海裡引水,使紅樹林的幼苗能夠吸收到適量的鹽分。

經歷了近10年的千錘百煉,新一批千餘株紅樹苗安然度過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願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後,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嗇地稱其為 美麗的海濱城市。雖然我看不到這一幕,但上海的紅樹林將造福子子孫孫,成為巨大的寶藏———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鐘揚在2016年的開春說道。

(原標題:復旦植物學家鐘揚因車禍逝世:給50年後的上海留下紅樹林)

為50年後的上海送上一條“美麗的海岸線”。

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著名植物學家鐘揚教授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經過幾十年的資源消耗,今後我們能給子孫後代留點什麼?”給未來留下“種子”,貫穿他學術生涯的始終,引領他在世界屋脊上的奔走,直到被車禍戛然打斷。

9月25日上午,鐘揚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

“這個種子實際上是應對全球的變化。你猜測一下,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采過了。”鐘揚曾在演講中說道。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家問我,我們的孩子如果采了這些種子能考上大學嗎?一百多年過去了,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網站顯示,鐘揚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1984年畢業於該校無線電電子學系。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生物系統科學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員),其間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學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進化生物學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植物分子進化和生物資訊學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為長江計畫特聘教授(西藏大學),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

就在上個月,鐘揚在“一席”上講述了他與種子的故事。

“那個地方是高原,培養人特別慢”

儘管如此,鐘揚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來吸引新的學生:“我每次做招生宣傳都歡迎年輕的孩子們讀植物學。我都講請你們報考復旦大學或者西藏大學植物學,這好像是我們八項規定以後比較少有的公費旅遊的專業。大概能跟我們專業媲美的也只有烹飪系,他們還可以公款吃喝。”

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種子,鐘揚還在西藏大學這個“世界最高學府”留下了其他“種子”。

“我說那個地方是高原,特別的慢,培養人特別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畢業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我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是他們不一定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種子,或者像這樣高勞動強度的、低回報的工作真的有那麼大幫助。但是在西藏,我培養的藏族博士,他們畢業以後,至少這五個裡面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都在西藏工作。”

“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在“一席”的演講中,鐘揚曾經介紹道,在7年時間裡,他的團隊收集了大約1000個物種,占到西藏物種的1/5。從今年起,他們要在墨脫開始新一輪的收集。

“如果這樣,在未來的10年中,我們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務。這樣合在一起,我們大約能收集到超過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的課題組都來做這樣的工作的話,在未來的20年,我們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鐘揚說道。

西藏的植物種子們還會繼續迎來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團隊中不會再有鐘揚的身影。就像50年後,當上海臨港灘塗上的上千株紅樹苗蔚然成林,曾許願在林中漫步的種樹人也再不會出現了。

鐘揚團隊在溫室中逐步對紅樹苗進行抗寒訓練,並從海裡引水,使紅樹林的幼苗能夠吸收到適量的鹽分。

經歷了近10年的千錘百煉,新一批千餘株紅樹苗安然度過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願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後,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嗇地稱其為 美麗的海濱城市。雖然我看不到這一幕,但上海的紅樹林將造福子子孫孫,成為巨大的寶藏———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鐘揚在2016年的開春說道。

(原標題:復旦植物學家鐘揚因車禍逝世:給50年後的上海留下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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