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夏曉虹
與誄文尚應記述逝者生平事蹟不同， 祭文重在抒寫哀痛之情， 故正合乎梁啟超所謂“情感之文”。 而配上韻律， 又能夠加強情感的激蕩， 祭文之多出以韻語， 道理在此。 梁啟超只不過進一步析離了“韻文”中所包含的文與詩， 並有意跨越其間的邊界， 徑直將這篇用韻的祭文寫成了分行的詩歌。 《清華文藝》明確地在“詩歌”欄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 這當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願。 於此， 我們也真切地見識到情感打破文體邊界的偉力。
梁啟超的夫人李端蕙（蕙仙）1924年9月13日病逝，
告墓文的撰寫經過與文類辨析
按照梁啟超1925年9月29日寫給梁思順等四位子女的信中所述：“我昨日用一日之力，
這篇經過梁啟超反復“吟哦改削”的祭文， 明顯是作為“傳世之文”經營的。 不但寫得精心， 而且， 按照慣例， “祭文本來該焚燒的”， 梁啟超卻捨不得。 他藉口“我想讀一遍， 你媽媽已經聽見”， 決定將原稿交給當時在加拿大的梁思順保存， 並特別交代，
不知何故， 這篇梁啟超如此看重的文字儘管在1936年3月編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已出現， 卻竟然失收于同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輯錄梁作最多的《飲冰室合集》。 筆者所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已將其錄入，
值得注意的是， 此文無論是在手卷抑或兩處報刊上，
按照梁啟超1922年在南開與東南兩所暑期學校講授的《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所區分：“文章可大別為三種：一記載之文， 二論辯之文， 三情感之文。 ”（《改造》4卷9號）而“盡情髮露”“一年多蘊積的哀痛”的《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 自然應屬於“情感之文”。 梁啟超也正是這樣認定的， 在向子女解釋為何哀辭延至一年後才成稿時說：
情感之文極難工，非到情感劇烈到沸點時，不能表現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點時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喪時，我便一個字也寫不出來。（10月3日信）
在梁啟超看來，“情感之文”“美術性含得格外多，算是專門文學家所當有事”。考慮到“中學學生以會作應用之文為最要”，因此，《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只講了“記載（述）之文”與“論辯之文”，而另外推薦了一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以供對“情感之文”有興味者“拿來參考”。至1925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講演的記錄稿經聽講者整理出版，也本此意附錄了該文（《（梁任公先生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1925年版）。由此可見，任公先生實際是將“情感之文”視作韻文的專長。
本來，所謂“記載”、“論辯”、“情感”都是從內容分類，韻文、散文則屬於形式之別。古人論祭文，已明言其為“祭奠親友之辭”，“以寓哀傷之意”（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祭文》），“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吳訥《文章辨體序說·祭文》）。也即是說，與誄文尚應記述逝者生平事蹟不同，祭文重在抒寫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啟超所謂“情感之文”。而配上韻律，又能夠加強情感的激蕩，祭文之多出以韻語，道理在此。梁啟超只不過進一步析離了“韻文”中所包含的文與詩，並有意跨越其間的邊界，徑直將這篇用韻的祭文寫成了分行的詩歌。
而使用現代詩的分行書寫體式，又是梁啟超1925年6、7月間熱心於白話詞創作的嘗試。在此期間與胡適頻密的交流中（僅6月22-26日，梁即寫與胡適四信，錄詞八首），梁氏抄請胡適評賞的十餘首詞作，便一律為“用公（按：指胡適）寫法”（6月22日《與胡適書》），即“付以新式符號”（6月27日《與林志鈞書》）的分行體。延續這一實驗的興致，兩個月後，梁啟超再把新式標點與分行過段的現代詩歌形式特徵，擴展、帶入古老的文體——祭文，從而改變了其文類屬性。《清華文藝》因此明確地在“詩歌”欄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這當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願。於此，我們也真切地見識到情感打破文體邊界的偉力。
《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分段解說
《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既為梁啟超如此動情用心，結撰成篇，疏證其間的本事，以明瞭作者的心意，自是我輩後人應盡之責。以下即依
照手卷本的分段與書寫格式，順序注說如下（原文的圈點改為加重號）。
惟民國十有四年歲在乙丑夏曆八月既望鰥夫啟超率哀子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奉先室李夫人靈柩永安於京西香山臥佛寺之東原，實夫人周忌之後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於墓門而告之曰：
安葬李端蕙的 1925年10月3日，夏曆為八月十六日（既望）；而其病逝於前一年的中秋，即西曆1924年9月13日。若以夏曆計數，落葬正是周年忌後一日。此前一天上午八點鐘，梁家已先在停靈處、位於廣安門內大街的廣惠寺舉行過周年祭。“九點鐘行移靈告祭禮，九點二十分發引”，親友五六十人陪梁啟超步行將靈柩送至西便門。梁先回清華略事休息，由十八周歲的梁思忠與十三周歲的梁思達兄弟扶棺赴墓地，日落始到。午後三點半，梁啟超方帶領王桂荃（1886—1968）及年幼的三個兒女思懿、思寧、思禮動身。當晚宿於香山慈幼院開設的甘露旅館，以便次日晨七時半葬禮準時開始（參見1925年10月3日信）。
10月3日清晨七點三十五分，李夫人的棺槨移入墓壙。之後,應該就是宣讀告墓文了。梁啟超與子女信中說：“我的深痛極慟，今在祭文上發洩，你們讀了，便知我這幾日間如何情緒。”（10月3日信）
嗚呼！
君真舍我而長逝耶？
任兒女崩摧號戀而一瞑不視耶？
其將從君之母，挈君之殤子，日逍遙於彼界耶？
其將安隱住涅槃，視我輩若塵芥耶？
李端蕙的母親1923年5月去世，比其只早一年。梁啟超長成的九個子女中，李夫人所生有三，即長女思順（1893—1966）、長子（大排行為次子）思成（1901—1972）與次女思莊（1908—1983）。實則，檢索《梁啟超年譜長編》，可知李夫人與王桂荃總共生有五女九子：上述三人外，產自王夫人的尚有次子（大排行為三子）思永（1904—1954）、三子（大排行為四子）思忠（1907—1932）、四子（大排行為五子）思達（1912—2001）、三女（大排行為四女）思懿（1914—1988）、四女（大排行為五女）思寧（1916—2006）、五子（大排行為八子）思禮（1924—2016）；另有早逝者五人，即長子（1897年秋出生，一月而殤，未取名）、三女思靜（1909年生）、六子思均（1916生）、七子思廣（1919年生）、九子思同（1926年生）。其中早殤的長子及思均可確定出自李夫人。
李端蕙去世後，梁啟超撰寫了《悼啟》，末後述及：“夫人夙倔強，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沒前九日，命兒輩為誦《法華》。最後半月，病入腦，殆失痛覺，以極痛楚之病而沒時安隱，顏貌若常，豈亦有夙根耶？哀悼之餘，聊用慰藉而已。”
嗚呼哀哉！
自君嬪我，三十三年。
仰事父母，俯育兒女，我實荒厥職而君獨任其仔肩。
一家之計，上整立規範，下迄瑣屑米鹽，
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肅然秩然。
君舍我去，我何賴焉？
梁啟超1891年與李端蕙結婚，媒人即是其鄉試座師李端棻。《悼啟》中曾記其事：“光緒己醜（按：1889年），尚書苾園先生諱端棻主廣東鄉試，夫人從兄也。啟超以是年領舉，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結婚媾焉，於是夫人以二十三歲歸於我。”而當年梁啟超十九歲。迨1924年李夫人去世，二人成婚已三十三年。
就家世而言，梁氏為廣東鄉下耕讀人家子弟，李氏則是生長于河北官署的仕宦出身，其“嬪炎鄉一農家子”，確為“下嫁”。而梁啟超對其“日親井臼操作，未嘗有戚容”也讚不絕口。《悼啟》有幾處頌其德，移錄如下：
夫人之來歸也，先母見背既六年，先繼母長於夫人二歲耳，夫人愉愉色養，大得母歡，篤愛之過所生。戊戌之難，啟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攜弱女，避難澳門。既而隨先君省我於日本，因留寓焉。啟超素不解治家人生產作業，又奔走轉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給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無饑寒，自奉極刻苦，而常撙節所餘，以待賓客及資助學子之困乏者，十餘年間，心力蓋瘁焉。……兒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讀，稍長，選擇學校，稽督課業，皆夫人任之，啟超未嘗過問也。……至其平日操持內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嬰心，得專其力於所當務，又不俟言也。
不難窺知，李夫人具備了傳統婦德的諸般品格。
我德有闕，君實匡之；
我生多難，君扶將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賞心，君寫君藏；
我有幽憂，君噢使康；
我勞於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揄君揚。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在《悼啟》中，梁啟超稱李夫人為“良伴”，所謂：“天祐不終，奪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與前段所述李夫人之賢妻良母的家庭角色不同，此段所寫乃是體現于大節的知己之情。《悼啟》曾列舉其事：
啟超自結婚以來，常受夫人之策厲襄助，以粗自樹立。蚤歲貧，無所得書，夫人輒思所以益之；記廿一歲時所蓄竹簡齋石印《二十四史》，實夫人嫁時簪珥所易也。中歲奔走國事，屢犯險艱，夫人恒引大義鼓其勇。洪憲之難，啟超赴護國軍，深夜與夫人訣。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毋反顧也。”辭色慷慨，啟超神志為壯焉。
而其夫妻相得，在《飲冰室合集》所錄梁啟超贈與夫人的詩詞中已盡顯現。相關詩篇至少有《上海遇雪寄蕙仙》、《寄內四首》、《蘭陵王》（至日寄蕙仙計時當在道中）、《洞仙歌》（中秋寄內）、《台城路》（黃浦江送蕙仙歸甯之黔余亦南還矣）、《清平樂》（十一月十八日夜宿酒剛醒猛憶前月今夕乃黃?送別時也惘然得句）六題，均為早年去國前所作。只是，其間多的是少年夫妻暫別的哀怨悲愁：“幾多心事，算只有淒涼，背人無語。待取見時，一聲聲訴汝。”（《台城路》）“夢中細語商量，醒來殘月橫窗。待倩嫦娥瞧去，兩人那個淒涼？”（《清平樂》）一種難捨難分的相思縈繞不去。
這種低徊感傷的言情方式，到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即頓然改觀。1899年底，梁再從日本遊歷美洲，於橫渡太平洋的航程中，嘗作《壯別二十六首》，中有“別內一首”：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聊相慰，分攜亦自佳。
圍爐談意氣，對鏡數年華。匹馬忽飛去，黃塵帽影斜。
自注雲：“內子隨侍家大人來省視，相居月餘，複別去。”說的即是《悼啟》中“隨先君省我於日本”之事。只是，此時儘管流亡天涯，無以家為，梁啟超卻已把別離視為常態。因而，即便重逢後又分離，依然意氣風發，吐詞豪壯。而這份壯懷又不只屬於梁氏，“圍爐”者尚有李夫人。
嗚呼哀哉！
君我相敬愛，自結髮來，未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谿一度。
君之彌留，引疚自懺，如泣如訴。
我實不德，我實無禮，致君痼疾，豈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窮，此恨不可極，每一沉思，捶胸淚下如雨！
在告墓文寫作的過程中，梁啟超給大洋對岸的子女們寫信，有一番自懺與坦白：“順兒呵，我總覺得你媽媽這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之極，悔恨之極。我怕傷你們的心，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也像把自己罪過減輕一點。”（9月29日信）此事內情已無從知曉。“七年以前”當為1918年，而李夫人患乳腺癌，病發於1915年冬，實與夫妻吵架
無干。如此引咎自責，在梁啟超實為減輕內心痛苦的一種方式。
嗚呼哀哉！
君之疾舉世醫者知其不瘳，
胡乃深自諱匿而驅愛子遠遊？
吾悔不強拂君意使之少留；
致彼終天泣血欲贖而末由。
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刹那刹那千痛萬慘永印我心頭。
《悼啟》述李夫人患病經過：“夫人體氣至強，一生無病。民國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醫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復發，發至不能割，則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來，割既兩度，今春再發，蔓及項脅之際，與血管相接，割無所施，沉綿半年，卒以不起。”
又言：“兒子思成思永卒業清華學校，屬當適美留學，戀戀不欲行。夫人慮其失學，揮之使去，曰：‘吾病無害，能待汝曹歸也。’嗚呼！孰謂竟與其愛子長別耶？”梁思成與梁思永先後於1923、1924年夏從清華學校畢業。先是思成與林徽音於1924年6月赴美留學，思永隨後也前往，以致李夫人去世時，兄弟二人均不在身邊。
梁啟超于告墓文中所記“正月”、“八月”，乃是李端蕙病情復發與過世的慘痛時間節點。在夫人逝去當年12月寫作的《痛苦中的小頑意兒》裡，梁啟超如此訴說其“生人道盡”的哀傷：“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苦痛，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至於“五月”與“七月”，則對應著思成、思永與母親的生離死別，那同樣是一種慘痛的人生際遇。當然，這裡所說的均為夏曆。
嗚呼！
我知君之諸子實君第二生命。
我今語君以彼輩，君其聰聽：
順自侍君疾以迄執君喪，幾勞毀以滅性；
君與我固常憂其病；
今幸無恙，隨婿摯孫，徜徉大陸，起居殊勝。
阿莊君所最系戀；今從厥姊，學而能競。
成永長矣，率君之教，無失其恒性。
一月以前，同氣四人，天涯合併，
相持一慟，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迸！
君倘曾一臨存，當那邊夜深人靜？
忠達懿寧，正匍伏墓前展敬；
君試一煦摩省視，看曾否比去年淑令！
小子禮在懷，君恨不一見而瞑；
今已牙牙學喚母，牙牙學喚母，君胡弗應？
作為母親，李夫人當然最關心、愛護子女，梁啟超於是逐一向其彙報各人現狀。為照顧母親,思順1924年4月已返國。據梁啟超8月12日與友人書，此時其已決議招思成回來，“因此病太酷，左右不能離人，思順攜幼三人（諸孫因換水土，常生病），兩地牽縈，所處非人所能堪（現已有病），竊計此後須十日或半月一換班方可（退班時要出天津），思永既行，小妾（按：指王桂荃）又臨月，現在已狼狽萬分，望思成歸如望歲”（《與蹇念益書》）。李夫人病故後，因丈夫周國賢於1925年1月調任駐加拿大總領事，4月間，思順即攜帶思莊及子女遠赴渥太華。思莊隨後也遵照父親的願望，就便在加拿大讀書。8月，思成與思永亦自美國到渥太華，與思順、思莊團聚。
而葬禮之日，思忠、思達、思懿、思甯則隨同梁啟超，在墓前致祭。王夫人所產幼子思禮，出生於1924年8月24日，其時李夫人已病危，20天后即長逝，故尚未及一見新生兒。
《悼啟》亦述及李夫人對子女的言傳身教：“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堅強，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為姑息。”對子女品格的養成有深刻的影響。
嗚呼哀哉！
君之去我，彈指經年。
無情涼月，十三回圓。
月兮，月兮，為誰圓？
中秋之月兮，照人棄捐！
嗚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與汝長棄捐——
年年此夜，碧海青天。
李夫人1924年中秋病歿，因1925年農曆閏四月，故再到中秋日，計年雖是一歲，夏曆卻過去了十三個月。
嗚呼哀哉！
有懷不極，急景相催。
寒柯辭葉，斜徑封苔；
龍蛇素旐，蝴蝶紙灰；
殘陽欲沒，靈風動哀；
百年此別，送君夜台。
塵與影兮不可見，羌蜷局兮余馬懷——
五裡一反顧，十裡一徘徊。
此節所寫全然一派深秋日暮景色。實則，李夫人的葬禮“上午七點半鐘起，至十二點鐘止”。下午三點，梁啟超已回到清華園。其感慨的是：“現在雖餘哀未忘，思寧、思禮們已嬉笑雜作了。唐人詩雲：‘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真能寫出我此時實感。”（10月3日信）所引詩句乃出自南宋詩人高翥的《清明》。
最後兩行除汲取了屈原《離騷》中“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之語，以表戀戀不捨之情，更套用了漢樂府《豔歌何嘗行》中句。該詩“前四解寫雌鵠中途抱病，與雄鵠生離”，作：“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裡一反顧，六裡一徘徊。二解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三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5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正可比況梁啟超當時情形。
嗚呼！
人生兮若交蘆，因緣散兮何有？
情之核兮不滅，與天地兮長久。
碧雲兮自飛，玉泉兮常溜。
臥佛兮一臥千年，夢裡欠伸兮微笑。
鬱鬱兮佳城，融融兮隧道，
我虛兮其左，君宅兮其右。
海枯兮石爛，天荒兮地老，
君須我兮山之阿！行將與君兮於此長相守。
“交蘆”一詞典出《楞嚴經》，佛告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于交蘆。”圓瑛法師解曰：“此蘆異于常蘆，生必二莖交並而立，二根盤結而連，單則撲地，不能自立，外實中虛。此喻有三義存焉：一喻相依，各無自立之性；二喻同源，本是一體不分；三喻根、塵、空、有，二者俱非。”（《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告墓文引《楞嚴經》，則與李夫人病逝前忽然信佛有關。雖然人世因緣為空，但梁啟超仍然相信愛情不滅，與天地共存。
以下敘述墓地周邊環境，附近有碧雲寺、玉泉山與臥佛寺。再講到墓穴（佳城）的格局，梁啟超給思順等人信中曾詳述：
壙內雙塚，你媽媽居右，我居左。雙塚中間隔以一牆，牆厚二尺餘，即由所謂新灰煉石者製成。牆上通一窗，丁方尺許。今日下葬後，便用浮磚將窗堵塞。二叔（按：即主持墓園修建工程的梁啟超二弟梁啟勳）說到將來我也到了，便將那窗的磚打開，只用紅綢蒙在窗上。……第二次葬時，舊塚一切不勞驚動，這是再好不過了。（10月3日信）
如此佈置，方合“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之意。而此處的“長相守”，亦應和前文的“長棄捐”，預示著夫婦從分離到複合的回歸。
嗚呼哀哉！
尚饗！
此為呼應開篇那段享祭文字的程式化用語。全篇至此結束。
三個文本對勘所見
手卷本的價值，除以上所言在李夫人墓前宣讀過、並為子女們持有的唯一定稿原跡，還包含了其他難得的資訊。特別是與兩個發表本對勘，讓我們可以更多探知此文的斟酌修改過程。
原本沒有標題的祭文，公開發表時，均以《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名篇。不過，兩個底本給出的時間有先後。《清華文藝》刊稿題署的寫作時間與地點為：“十四，九，二十九，作于清華北院二號賃盧（按：“盧”通“廬”）。”參考前文，可知此時告墓文尚在“吟哦改削”階段。《晨報星期畫報》則是9月30日以後才“將稿鈔去”，因此確定是根據定本謄錄，這從文末保留了“任公記”所有的題款文字可知。
以兩份刊本與手卷對照，確實存在著若干出入。就標點而言，第一段，三本無一相同，而《清華文藝》本更接近手卷：在“八月既望”後加了逗號；“東原”後用了句號，而非逗號；其他與手卷同。《晨報星期畫報》的標點卻相當繁複，照錄於下：
惟民國十有四年，歲在乙丑，夏曆八月既望，鰥夫啟超，率哀子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奉先室李夫人靈柩，永安於京西香山臥佛寺之東原，實夫人周忌之後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於墓門而告之曰：
這些標點的大量增加，也可能出於梁啟超日後的增補。但由此已反襯出，即便在祭文的韻語主體挪用了“胡適之體”的新式符號，任公先生于9月30日書寫定本之際，卻仍然沒有意識到，開篇這段散文也應援例處理。可見詩、文的分野以及區別對待，在梁啟超那裡本是天然存在，跨越文類的邊界實屬有意的作為。
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標點，一是破折號的多次使用。《清華文藝》本有四處，分別為
“君倘曾一臨存，——當那邊夜深人靜”、“今已牙牙學喚母，——牙牙學喚母”、“今生今世與汝長棄捐——”及“羌蜷局兮余馬懷——”；到定本只保留了後兩處，應當是任公先生以之作為情感延續的符號，特意用來表達綿長的痛苦與思念之情。另一為引號的使用。此符號集中出現在韻文的最後一段，如“碧雲”、“玉泉”和“臥佛”都用到。這樣固然可以提醒讀者，此三處關涉地名；但也會因此限制了詞語延展義的想像空間，使文字變得過於實在。定本的祛除引號確乎更勝一籌。
文字的出入，大抵見於《清華文藝》本與其他兩者之不同。如第一段的“享於墓門”原先作“享於墓”，改後可凸顯安葬的過程。前後呼應的“自君嬪我，三十三年”與“自君去我，彈指經年”，《清華文藝》分別作“君之嬪我”、“君之去我”云云，定本改以“自”起首，添加了計數的意味，語氣之間更顯鄭重。而將“自結髮來”添字成為“自結髮以來”，又純然出自音節和美的考慮。
最多的改動出現在“我知君之諸子實君第二生命”一節。其中“徜徉新陸”後改為“徜徉大陸”。“新大陸”指包括加拿大在內的美洲，由於位元組的限制，本來用“新陸”或“大陸”均可。梁啟超在此處的更動，主要可能出於平仄的協調。在“徜徉”兩個平聲字之後，綴以“大陸”兩個仄聲，讀起來音律效果會更好。而將“無改其恒性”易為“無失其恒性”，因思成、思永之“恒性”既為“率君之教”以養成，以此，關鍵在於“無失”而非“無改”。寫到思忠以下四子之句，先是請李夫人試“看能否比去年淑令”，再改為“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前者的“能不能”自然比後者的“是不是”生硬了許多。
最後一節韻文也有兩處更改：“愛之核”變為“情之核”，“君領兮其右”修訂為“君宅兮其右”。“情”比“愛”來得含蓄；“領”雖有佔有、居先意，畢竟會讓人想到“統領”一層，有失夫唱婦隨、即文中所說“我唱君和”之道，故不如使用表居住的“宅”字更讓梁啟超安心。于此等細小處，無意間透露出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識，也令筆者發會心一笑。
經過如此字斟句酌、涵泳諷誦的吟改，熔鑄了梁啟超諸多心血與情感的《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作為傳世之作，無疑會感動一代代後人。
2017年3月18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在向子女解釋為何哀辭延至一年後才成稿時說：情感之文極難工，非到情感劇烈到沸點時，不能表現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點時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喪時，我便一個字也寫不出來。（10月3日信）
在梁啟超看來，“情感之文”“美術性含得格外多，算是專門文學家所當有事”。考慮到“中學學生以會作應用之文為最要”，因此，《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只講了“記載（述）之文”與“論辯之文”，而另外推薦了一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以供對“情感之文”有興味者“拿來參考”。至1925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暑期學校講演的記錄稿經聽講者整理出版，也本此意附錄了該文（《（梁任公先生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1925年版）。由此可見，任公先生實際是將“情感之文”視作韻文的專長。
本來，所謂“記載”、“論辯”、“情感”都是從內容分類，韻文、散文則屬於形式之別。古人論祭文，已明言其為“祭奠親友之辭”，“以寓哀傷之意”（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祭文》），“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吳訥《文章辨體序說·祭文》）。也即是說，與誄文尚應記述逝者生平事蹟不同，祭文重在抒寫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啟超所謂“情感之文”。而配上韻律，又能夠加強情感的激蕩，祭文之多出以韻語，道理在此。梁啟超只不過進一步析離了“韻文”中所包含的文與詩，並有意跨越其間的邊界，徑直將這篇用韻的祭文寫成了分行的詩歌。
而使用現代詩的分行書寫體式，又是梁啟超1925年6、7月間熱心於白話詞創作的嘗試。在此期間與胡適頻密的交流中（僅6月22-26日，梁即寫與胡適四信，錄詞八首），梁氏抄請胡適評賞的十餘首詞作，便一律為“用公（按：指胡適）寫法”（6月22日《與胡適書》），即“付以新式符號”（6月27日《與林志鈞書》）的分行體。延續這一實驗的興致，兩個月後，梁啟超再把新式標點與分行過段的現代詩歌形式特徵，擴展、帶入古老的文體——祭文，從而改變了其文類屬性。《清華文藝》因此明確地在“詩歌”欄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這當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願。於此，我們也真切地見識到情感打破文體邊界的偉力。
《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分段解說
《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既為梁啟超如此動情用心，結撰成篇，疏證其間的本事，以明瞭作者的心意，自是我輩後人應盡之責。以下即依
照手卷本的分段與書寫格式，順序注說如下（原文的圈點改為加重號）。
惟民國十有四年歲在乙丑夏曆八月既望鰥夫啟超率哀子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奉先室李夫人靈柩永安於京西香山臥佛寺之東原，實夫人周忌之後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於墓門而告之曰：
安葬李端蕙的 1925年10月3日，夏曆為八月十六日（既望）；而其病逝於前一年的中秋，即西曆1924年9月13日。若以夏曆計數，落葬正是周年忌後一日。此前一天上午八點鐘，梁家已先在停靈處、位於廣安門內大街的廣惠寺舉行過周年祭。“九點鐘行移靈告祭禮，九點二十分發引”，親友五六十人陪梁啟超步行將靈柩送至西便門。梁先回清華略事休息，由十八周歲的梁思忠與十三周歲的梁思達兄弟扶棺赴墓地，日落始到。午後三點半，梁啟超方帶領王桂荃（1886—1968）及年幼的三個兒女思懿、思寧、思禮動身。當晚宿於香山慈幼院開設的甘露旅館，以便次日晨七時半葬禮準時開始（參見1925年10月3日信）。
10月3日清晨七點三十五分，李夫人的棺槨移入墓壙。之後,應該就是宣讀告墓文了。梁啟超與子女信中說：“我的深痛極慟，今在祭文上發洩，你們讀了，便知我這幾日間如何情緒。”（10月3日信）
嗚呼！
君真舍我而長逝耶？
任兒女崩摧號戀而一瞑不視耶？
其將從君之母，挈君之殤子，日逍遙於彼界耶？
其將安隱住涅槃，視我輩若塵芥耶？
李端蕙的母親1923年5月去世，比其只早一年。梁啟超長成的九個子女中，李夫人所生有三，即長女思順（1893—1966）、長子（大排行為次子）思成（1901—1972）與次女思莊（1908—1983）。實則，檢索《梁啟超年譜長編》，可知李夫人與王桂荃總共生有五女九子：上述三人外，產自王夫人的尚有次子（大排行為三子）思永（1904—1954）、三子（大排行為四子）思忠（1907—1932）、四子（大排行為五子）思達（1912—2001）、三女（大排行為四女）思懿（1914—1988）、四女（大排行為五女）思寧（1916—2006）、五子（大排行為八子）思禮（1924—2016）；另有早逝者五人，即長子（1897年秋出生，一月而殤，未取名）、三女思靜（1909年生）、六子思均（1916生）、七子思廣（1919年生）、九子思同（1926年生）。其中早殤的長子及思均可確定出自李夫人。
李端蕙去世後，梁啟超撰寫了《悼啟》，末後述及：“夫人夙倔強，不信奉任何宗教，病中忽皈依佛法。沒前九日，命兒輩為誦《法華》。最後半月，病入腦，殆失痛覺，以極痛楚之病而沒時安隱，顏貌若常，豈亦有夙根耶？哀悼之餘，聊用慰藉而已。”
嗚呼哀哉！
自君嬪我，三十三年。
仰事父母，俯育兒女，我實荒厥職而君獨任其仔肩。
一家之計，上整立規範，下迄瑣屑米鹽，
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肅然秩然。
君舍我去，我何賴焉？
梁啟超1891年與李端蕙結婚，媒人即是其鄉試座師李端棻。《悼啟》中曾記其事：“光緒己醜（按：1889年），尚書苾園先生諱端棻主廣東鄉試，夫人從兄也。啟超以是年領舉，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結婚媾焉，於是夫人以二十三歲歸於我。”而當年梁啟超十九歲。迨1924年李夫人去世，二人成婚已三十三年。
就家世而言，梁氏為廣東鄉下耕讀人家子弟，李氏則是生長于河北官署的仕宦出身，其“嬪炎鄉一農家子”，確為“下嫁”。而梁啟超對其“日親井臼操作，未嘗有戚容”也讚不絕口。《悼啟》有幾處頌其德，移錄如下：
夫人之來歸也，先母見背既六年，先繼母長於夫人二歲耳，夫人愉愉色養，大得母歡，篤愛之過所生。戊戌之難，啟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攜弱女，避難澳門。既而隨先君省我於日本，因留寓焉。啟超素不解治家人生產作業，又奔走轉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給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無饑寒，自奉極刻苦，而常撙節所餘，以待賓客及資助學子之困乏者，十餘年間，心力蓋瘁焉。……兒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讀，稍長，選擇學校，稽督課業，皆夫人任之，啟超未嘗過問也。……至其平日操持內政，條理整肅，使啟超不以家事嬰心，得專其力於所當務，又不俟言也。
不難窺知，李夫人具備了傳統婦德的諸般品格。
我德有闕，君實匡之；
我生多難，君扶將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我有賞心，君寫君藏；
我有幽憂，君噢使康；
我勞於外，君煦使忘；
我唱君和，我揄君揚。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在《悼啟》中，梁啟超稱李夫人為“良伴”，所謂：“天祐不終，奪我良伴，何其速耶？何其酷耶？”與前段所述李夫人之賢妻良母的家庭角色不同，此段所寫乃是體現于大節的知己之情。《悼啟》曾列舉其事：
啟超自結婚以來，常受夫人之策厲襄助，以粗自樹立。蚤歲貧，無所得書，夫人輒思所以益之；記廿一歲時所蓄竹簡齋石印《二十四史》，實夫人嫁時簪珥所易也。中歲奔走國事，屢犯險艱，夫人恒引大義鼓其勇。洪憲之難，啟超赴護國軍，深夜與夫人訣。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兒女，我一身任之；君但為國死，毋反顧也。”辭色慷慨，啟超神志為壯焉。
而其夫妻相得，在《飲冰室合集》所錄梁啟超贈與夫人的詩詞中已盡顯現。相關詩篇至少有《上海遇雪寄蕙仙》、《寄內四首》、《蘭陵王》（至日寄蕙仙計時當在道中）、《洞仙歌》（中秋寄內）、《台城路》（黃浦江送蕙仙歸甯之黔余亦南還矣）、《清平樂》（十一月十八日夜宿酒剛醒猛憶前月今夕乃黃?送別時也惘然得句）六題，均為早年去國前所作。只是，其間多的是少年夫妻暫別的哀怨悲愁：“幾多心事，算只有淒涼，背人無語。待取見時，一聲聲訴汝。”（《台城路》）“夢中細語商量，醒來殘月橫窗。待倩嫦娥瞧去，兩人那個淒涼？”（《清平樂》）一種難捨難分的相思縈繞不去。
這種低徊感傷的言情方式，到戊戌政變發生、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即頓然改觀。1899年底，梁再從日本遊歷美洲，於橫渡太平洋的航程中，嘗作《壯別二十六首》，中有“別內一首”：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聊相慰，分攜亦自佳。
圍爐談意氣，對鏡數年華。匹馬忽飛去，黃塵帽影斜。
自注雲：“內子隨侍家大人來省視，相居月餘，複別去。”說的即是《悼啟》中“隨先君省我於日本”之事。只是，此時儘管流亡天涯，無以家為，梁啟超卻已把別離視為常態。因而，即便重逢後又分離，依然意氣風發，吐詞豪壯。而這份壯懷又不只屬於梁氏，“圍爐”者尚有李夫人。
嗚呼哀哉！
君我相敬愛，自結髮來，未始有忤；
七年以前，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谿一度。
君之彌留，引疚自懺，如泣如訴。
我實不德，我實無禮，致君痼疾，豈不由我之故？
天地有窮，此恨不可極，每一沉思，捶胸淚下如雨！
在告墓文寫作的過程中，梁啟超給大洋對岸的子女們寫信，有一番自懺與坦白：“順兒呵，我總覺得你媽媽這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之極，悔恨之極。我怕傷你們的心，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也像把自己罪過減輕一點。”（9月29日信）此事內情已無從知曉。“七年以前”當為1918年，而李夫人患乳腺癌，病發於1915年冬，實與夫妻吵架
無干。如此引咎自責，在梁啟超實為減輕內心痛苦的一種方式。
嗚呼哀哉！
君之疾舉世醫者知其不瘳，
胡乃深自諱匿而驅愛子遠遊？
吾悔不強拂君意使之少留；
致彼終天泣血欲贖而末由。
去年正月，去年五月，去年七月乃至八月，刹那刹那千痛萬慘永印我心頭。
《悼啟》述李夫人患病經過：“夫人體氣至強，一生無病。民國四年冬，忽患乳癌。乳癌，諸病中最酷毒者，全世界醫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惟恃割治；割必復發，發至不能割，則束手焉。夫人自得病以來，割既兩度，今春再發，蔓及項脅之際，與血管相接，割無所施，沉綿半年，卒以不起。”
又言：“兒子思成思永卒業清華學校，屬當適美留學，戀戀不欲行。夫人慮其失學，揮之使去，曰：‘吾病無害，能待汝曹歸也。’嗚呼！孰謂竟與其愛子長別耶？”梁思成與梁思永先後於1923、1924年夏從清華學校畢業。先是思成與林徽音於1924年6月赴美留學，思永隨後也前往，以致李夫人去世時，兄弟二人均不在身邊。
梁啟超于告墓文中所記“正月”、“八月”，乃是李端蕙病情復發與過世的慘痛時間節點。在夫人逝去當年12月寫作的《痛苦中的小頑意兒》裡，梁啟超如此訴說其“生人道盡”的哀傷：“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極人間未有之苦痛，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至於“五月”與“七月”，則對應著思成、思永與母親的生離死別，那同樣是一種慘痛的人生際遇。當然，這裡所說的均為夏曆。
嗚呼！
我知君之諸子實君第二生命。
我今語君以彼輩，君其聰聽：
順自侍君疾以迄執君喪，幾勞毀以滅性；
君與我固常憂其病；
今幸無恙，隨婿摯孫，徜徉大陸，起居殊勝。
阿莊君所最系戀；今從厥姊，學而能競。
成永長矣，率君之教，無失其恒性。
一月以前，同氣四人，天涯合併，
相持一慟，相看一笑，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迸！
君倘曾一臨存，當那邊夜深人靜？
忠達懿寧，正匍伏墓前展敬；
君試一煦摩省視，看曾否比去年淑令！
小子禮在懷，君恨不一見而瞑；
今已牙牙學喚母，牙牙學喚母，君胡弗應？
作為母親，李夫人當然最關心、愛護子女，梁啟超於是逐一向其彙報各人現狀。為照顧母親,思順1924年4月已返國。據梁啟超8月12日與友人書，此時其已決議招思成回來，“因此病太酷，左右不能離人，思順攜幼三人（諸孫因換水土，常生病），兩地牽縈，所處非人所能堪（現已有病），竊計此後須十日或半月一換班方可（退班時要出天津），思永既行，小妾（按：指王桂荃）又臨月，現在已狼狽萬分，望思成歸如望歲”（《與蹇念益書》）。李夫人病故後，因丈夫周國賢於1925年1月調任駐加拿大總領事，4月間，思順即攜帶思莊及子女遠赴渥太華。思莊隨後也遵照父親的願望，就便在加拿大讀書。8月，思成與思永亦自美國到渥太華，與思順、思莊團聚。
而葬禮之日，思忠、思達、思懿、思甯則隨同梁啟超，在墓前致祭。王夫人所產幼子思禮，出生於1924年8月24日，其時李夫人已病危，20天后即長逝，故尚未及一見新生兒。
《悼啟》亦述及李夫人對子女的言傳身教：“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堅強，富於常識而遇事果斷。訓兒女以義方，不為姑息。”對子女品格的養成有深刻的影響。
嗚呼哀哉！
君之去我，彈指經年。
無情涼月，十三回圓。
月兮，月兮，為誰圓？
中秋之月兮，照人棄捐！
嗚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與汝長棄捐——
年年此夜，碧海青天。
李夫人1924年中秋病歿，因1925年農曆閏四月，故再到中秋日，計年雖是一歲，夏曆卻過去了十三個月。
嗚呼哀哉！
有懷不極，急景相催。
寒柯辭葉，斜徑封苔；
龍蛇素旐，蝴蝶紙灰；
殘陽欲沒，靈風動哀；
百年此別，送君夜台。
塵與影兮不可見，羌蜷局兮余馬懷——
五裡一反顧，十裡一徘徊。
此節所寫全然一派深秋日暮景色。實則，李夫人的葬禮“上午七點半鐘起，至十二點鐘止”。下午三點，梁啟超已回到清華園。其感慨的是：“現在雖餘哀未忘，思寧、思禮們已嬉笑雜作了。唐人詩雲：‘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日落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真能寫出我此時實感。”（10月3日信）所引詩句乃出自南宋詩人高翥的《清明》。
最後兩行除汲取了屈原《離騷》中“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之語，以表戀戀不捨之情，更套用了漢樂府《豔歌何嘗行》中句。該詩“前四解寫雌鵠中途抱病，與雄鵠生離”，作：“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裡一反顧，六裡一徘徊。二解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三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530頁，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正可比況梁啟超當時情形。
嗚呼！
人生兮若交蘆，因緣散兮何有？
情之核兮不滅，與天地兮長久。
碧雲兮自飛，玉泉兮常溜。
臥佛兮一臥千年，夢裡欠伸兮微笑。
鬱鬱兮佳城，融融兮隧道，
我虛兮其左，君宅兮其右。
海枯兮石爛，天荒兮地老，
君須我兮山之阿！行將與君兮於此長相守。
“交蘆”一詞典出《楞嚴經》，佛告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于交蘆。”圓瑛法師解曰：“此蘆異于常蘆，生必二莖交並而立，二根盤結而連，單則撲地，不能自立，外實中虛。此喻有三義存焉：一喻相依，各無自立之性；二喻同源，本是一體不分；三喻根、塵、空、有，二者俱非。”（《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告墓文引《楞嚴經》，則與李夫人病逝前忽然信佛有關。雖然人世因緣為空，但梁啟超仍然相信愛情不滅，與天地共存。
以下敘述墓地周邊環境，附近有碧雲寺、玉泉山與臥佛寺。再講到墓穴（佳城）的格局，梁啟超給思順等人信中曾詳述：
壙內雙塚，你媽媽居右，我居左。雙塚中間隔以一牆，牆厚二尺餘，即由所謂新灰煉石者製成。牆上通一窗，丁方尺許。今日下葬後，便用浮磚將窗堵塞。二叔（按：即主持墓園修建工程的梁啟超二弟梁啟勳）說到將來我也到了，便將那窗的磚打開，只用紅綢蒙在窗上。……第二次葬時，舊塚一切不勞驚動，這是再好不過了。（10月3日信）
如此佈置，方合“生則同衾，死則同穴”之意。而此處的“長相守”，亦應和前文的“長棄捐”，預示著夫婦從分離到複合的回歸。
嗚呼哀哉！
尚饗！
此為呼應開篇那段享祭文字的程式化用語。全篇至此結束。
三個文本對勘所見
手卷本的價值，除以上所言在李夫人墓前宣讀過、並為子女們持有的唯一定稿原跡，還包含了其他難得的資訊。特別是與兩個發表本對勘，讓我們可以更多探知此文的斟酌修改過程。
原本沒有標題的祭文，公開發表時，均以《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名篇。不過，兩個底本給出的時間有先後。《清華文藝》刊稿題署的寫作時間與地點為：“十四，九，二十九，作于清華北院二號賃盧（按：“盧”通“廬”）。”參考前文，可知此時告墓文尚在“吟哦改削”階段。《晨報星期畫報》則是9月30日以後才“將稿鈔去”，因此確定是根據定本謄錄，這從文末保留了“任公記”所有的題款文字可知。
以兩份刊本與手卷對照，確實存在著若干出入。就標點而言，第一段，三本無一相同，而《清華文藝》本更接近手卷：在“八月既望”後加了逗號；“東原”後用了句號，而非逗號；其他與手卷同。《晨報星期畫報》的標點卻相當繁複，照錄於下：
惟民國十有四年，歲在乙丑，夏曆八月既望，鰥夫啟超，率哀子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奉先室李夫人靈柩，永安於京西香山臥佛寺之東原，實夫人周忌之後一日也。既克葬，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蓏，享於墓門而告之曰：
這些標點的大量增加，也可能出於梁啟超日後的增補。但由此已反襯出，即便在祭文的韻語主體挪用了“胡適之體”的新式符號，任公先生于9月30日書寫定本之際，卻仍然沒有意識到，開篇這段散文也應援例處理。可見詩、文的分野以及區別對待，在梁啟超那裡本是天然存在，跨越文類的邊界實屬有意的作為。
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標點，一是破折號的多次使用。《清華文藝》本有四處，分別為
“君倘曾一臨存，——當那邊夜深人靜”、“今已牙牙學喚母，——牙牙學喚母”、“今生今世與汝長棄捐——”及“羌蜷局兮余馬懷——”；到定本只保留了後兩處，應當是任公先生以之作為情感延續的符號，特意用來表達綿長的痛苦與思念之情。另一為引號的使用。此符號集中出現在韻文的最後一段，如“碧雲”、“玉泉”和“臥佛”都用到。這樣固然可以提醒讀者，此三處關涉地名；但也會因此限制了詞語延展義的想像空間，使文字變得過於實在。定本的祛除引號確乎更勝一籌。
文字的出入，大抵見於《清華文藝》本與其他兩者之不同。如第一段的“享於墓門”原先作“享於墓”，改後可凸顯安葬的過程。前後呼應的“自君嬪我，三十三年”與“自君去我，彈指經年”，《清華文藝》分別作“君之嬪我”、“君之去我”云云，定本改以“自”起首，添加了計數的意味，語氣之間更顯鄭重。而將“自結髮來”添字成為“自結髮以來”，又純然出自音節和美的考慮。
最多的改動出現在“我知君之諸子實君第二生命”一節。其中“徜徉新陸”後改為“徜徉大陸”。“新大陸”指包括加拿大在內的美洲，由於位元組的限制，本來用“新陸”或“大陸”均可。梁啟超在此處的更動，主要可能出於平仄的協調。在“徜徉”兩個平聲字之後，綴以“大陸”兩個仄聲，讀起來音律效果會更好。而將“無改其恒性”易為“無失其恒性”，因思成、思永之“恒性”既為“率君之教”以養成，以此，關鍵在於“無失”而非“無改”。寫到思忠以下四子之句，先是請李夫人試“看能否比去年淑令”，再改為“看曾否比去年淑令”，前者的“能不能”自然比後者的“是不是”生硬了許多。
最後一節韻文也有兩處更改：“愛之核”變為“情之核”，“君領兮其右”修訂為“君宅兮其右”。“情”比“愛”來得含蓄；“領”雖有佔有、居先意，畢竟會讓人想到“統領”一層，有失夫唱婦隨、即文中所說“我唱君和”之道，故不如使用表居住的“宅”字更讓梁啟超安心。于此等細小處，無意間透露出作者的男性中心意識，也令筆者發會心一笑。
經過如此字斟句酌、涵泳諷誦的吟改，熔鑄了梁啟超諸多心血與情感的《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作為傳世之作，無疑會感動一代代後人。
2017年3月18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