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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中尉的女人》:女人色誘的工具是裝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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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用她的嬌弱與楚楚可憐討男人的憐愛, 究竟是她們的裝, 還是一種天生?——這是關於女人的一種常態化疑惑。

為什麼家有嬌妻的男明星,

會去尋找風塵女一泄欲望?——這是關於男人的一種常態化的疑惑。

女人示弱以誘人, 男人選擇弱女(風塵女顯然沒有明星的群體強勢)泄欲, 為什麼女人與男人都有一種默認, 會把女人定位在一種弱者的角度, 才能各自找到自己的誘與被誘方式?

這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人性的秘密?

這是否意味著這個社會有著一種強大的背景設定, 與共同的人性遵守, 歸根結底, 這個強大的背景與誡條, 就是:這個世界是以一種男權的眼光來定位與定型的。

既然我們默認了男性群落是一種強大的存在, 那麼, 女性採取的辦法, 就是對著男人的軟肋處發起攻擊。

瓊瑤小說裡的女孩有一句經典性的臺詞, 大概出自《燃燒吧,

火鳥》:眼淚是我的武器。

在今天我們討論的著名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中, 也有一句類似的話, 我所讀的是百花文藝出版社的新版, 第269頁寫道:“男人的虛榮表現為要求女人百依百順。 女人則是利用百依百順取得最後的勝利。 ”

中國古人早就感知到女性的這種欲拒還迎的本領。 錢鐘書在他的《管錐篇》裡對古典文學中的女性的作秀絕招有妙趣橫生的羅列, 如出自《好色賦》的“女性的意密體疏”, 就是心裡是心機的, 但表面上裝著迥異的相反狀態, “意密體疏”引發的嚴重的後果, 就是女人究竟是“心機婊”還是“清純妹”這兩個截然相反的二重困惑。 而這個困惑, 至今仍是那些光彩照人的女明星們最讓人捉摸不定的迷彩。 而她們成也在這裡,

敗也在這裡。 最典型的要數最近轟動一時的林心如的人設崩潰。 之前的林心如儼然是一個妙出天然的清純妹, 但隨著導火線的引爆, 立刻成了“心機婊”的象徵。 這關鍵的原因, 還是女人的“意”與“體”是分割而分裂的, 如果我們迷信女人的“體”, 為她的外表所迷惑, 會認為她是“清純妹”, 而她所呈現出來的各種動機的綜合結果, 構成了她的“意”的真相, 便會讓她的真實的心機暴露無遺, 從而晉升為“心機婊”。

返回正題。 女人通過她的示弱, 她的梨花帶雨, 她的小鳥依人, 贏得男人的傾情。

男人對弱女, 總是湧上一股拯救的欲望, 從中獲得一種強勢的男性自尊, 形成靈與肉雙重的快感。

這構成了男女結識與碰撞的一種方式。 寫出這種真相的作家, 會給人一種男權主義說教者的錯覺, 實際上, 男性作家, 包括女性作家在這一點上都不得不忠實於社會的真實。 比如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中男畫家對女人的始亂終棄, 容易被引申出作家對男權主義的張揚, 但實際情況遠不是如此。

作家不過在誠實地臨摹社會現實而已。 而這種對男女之情的絲絲入扣的介入與呈現, 恰恰是西方文學作品令我們感到高山仰止的原因。 相比之下, 中國文學在情愛的描寫程度方面何止是相差一個等級。 像莫言的小說中, 對男女關係的成立合理性, 是不願意作出深入考究的, 莫言的偉大之處是給男女情欲的描寫系統, 引入了一套感覺的華彩語彙, 而這種語彙的源頭, 也是舶來自前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 所以, 莫言在一般讀者那裡, 認為他達不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 但對於中國作家來說, 莫言的優勢之處, 恰恰是他在漢語言體系裡所帶來的一套嶄新的詞彙系統, 而這種系統, 再回譯成外國語言之後, 會消釋在漢語體系中的新鮮感,所以,莫言估計在西方文學語境中,並不會評價太高,畢竟在思想上,莫言能夠提供的實在太少。

能夠對男女之間的感情之謎,作出魔魔怔怔描寫的,除了《月亮與六便士》之外,還有《蝴蝶夢》作者的另一部小說《浮生夢》,這部小說雖然沒有前作名氣大,但小說裡對女性制服男性的手腕卻有繪聲繪色的描寫,而我們不得不正視的是,《浮生夢》在書中,對女性的以柔克剛魅力所作出的深刻分析,很像是出自一名男性之手,而根據傳記資料的提供,《浮生夢》的作者帶有明顯的男性化心理傾向,她被認為是一名同性戀者,而這種心理也奠定了《浮生夢》的敘事主體裡對女性的魅力的捕捉很容易獲得男性的認同。——這裡多說幾句,女人之魅,在女性作家看來,是一種賣弄風情,矯揉造作,有一種骨子裡的抵觸情緒,而相反,這種作秀賣弄卻很對男人的胃口,會覺得這個女性是天真無邪、發自本性的。這也是在男人與女人的眼中,對“心機婊”與“清純妹”有不同的看法的原因。性別也是決定立場的一個重要參數。《浮生夢》作者擁有男性心理,所以,她在這本小說裡把一個女性的魔力給描寫得栩栩如生,也因而傳神地勾勒出小說裡的男人臣服在這種魅力之下一蹶不振,全盤皆輸。

而對男女情愛能夠作出富有邏輯性、結果又給人一種魔魔怔怔魅力的小說,還必須提到《法國中尉的女人》。這部小說,其實查了一下它的出版年代,是在1969年,但給人的感覺,卻像是十九世紀的作品,甚至比《蝴蝶夢》還更加古老。在1969年這個時間段裡,作者對準的年代,卻是一百年前的時光,肯定別有用意。

可以說,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一書中,作者以他所站立的1969年(寫作時間還要早一點)這個時點,去重建了一百年前的英國社會的氛圍範本。

2

在小說裡,作者大段的引文,其實已經勾勒出小說裡的主題框架,這就是小說裡的馬克思所確定的階級觀念,達爾文所發現的進化觀念,以及作者所恪守的存在主義理念。

小說裡的人物社會關係,作者恪守了馬克思的階級論的觀點,小說裡的男性主人公查理斯出身于貴族階層,地位顯赫,但經濟上並沒有什麼充實的資本,祖傳的昔日榮耀,是他的最大的耀眼光澤。他的未婚妻蒂娜,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是一個暴發戶家的富小姐,但缺乏家族光譜。查理斯與蒂娜順理成章地走向婚姻,是社會榮耀與經濟資本的一次看似完美的聯姻,是一次階級的新組合。但是查理斯卻意外地鍾情于“法國中尉的女人”,從而打破了他的階級身份,被擠出了他之前一直廁身的上流社會,徹底地改變了他的命運。階級站位的重新選擇,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作者在這裡引經據點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包括小說開篇的引語“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這句話出現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版本上)。

在書中,作者還直接引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語,來證實他在小說裡表現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P287)

可以看出,作者在複現十九世紀的社會氛圍的時候,基本是沿用了馬克思階級論的觀點。應該說,馬克思的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理論,為小說確立了一個清晰、通透而穩重的觀察視點與方位角。

而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是小說裡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思潮。小說主人公查理斯最初是一個採擷化石的業務科學愛好者,他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並給他的情感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書中對此有著大段大段的哲學式的闡述,比如:“達爾文主義最深刻的蘊涵在決定論和行為主義這兩個方面。也就是說,它所提倡的哲學把道德降為虛偽,把責任變為颶風中的草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查理斯完全免去了薩拉的一切罪責,但是他的思想中欲對進行指責的傾向性比她所想像的要小得多。”(P120)。

這是小說裡的人物的關鍵性設定。被冠之為“法國中尉的女人”的薩拉可謂是臭名昭著,查理斯本來只需要保持敬而遠之就可以了,但是他能夠一步步地走近她,發現她黑色蓋頭下面的神秘與魅力,這背後的支撐理論,就是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體系。“什麼是達爾文的決定論?”據書中作者的解釋,在通常的看法中,人們往往認為,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生下來就是那副面孔承擔責任”(P120),也是說,把一個人的行為,歸咎於他本人。而達爾文打破了這種體系,個人並不應該為自己的命運承擔責任,因為人不過是一個物種,受到自然選擇的作用,一個人走到自己這一步,並不完全是自己所決定的。這樣,便可以為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洗雪自己的罪過與責任。查理斯接受了達爾文的觀點,這才使得他沒有把“法國中尉的女人”身上的黑色陰影,看成是由她的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而更應該從社會的方面尋找責任所在。這是他能夠冒險認識“法國中尉的女人”內心深處的原因所在。

而實際上,達爾文主義,對小說裡的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部分也提供了支援。在書中作者寫道:“但是世上最重要的信條畢竟是適者生存,這至少是查理斯的看法。”(P304)這種看法,也為小說裡的資產階級異軍突起從而擔負起對社會的主導作用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持依據。

在小說裡,第三個支撐著小說人物心理的是作者的存在主義理論。作家也直接把存在主義的思想,化入到小說裡的人物分析中,指出,雖然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用存在主義的方式思考他們的生存,但他們可以說是作者的這套理論的形象代言人。

作者在表現查理斯來到小說裡的重要情節發生地的海邊的時候,直接沿用了存在主義的思想:“凡是存在的,都是美好的。”為此,作者作了一番加諸在人物身上這套思維觀點的現代解釋:“他畢竟是維多利亞時代人。我們現在擁有的知識比他那裡多得多,而且還有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可供我們使用,我們實在不應該要求他明白我們自己現在才開始認識的東西:佔有欲和享受欲具有破壞性。他的自我闡釋應該是:‘現在我擁有這件東西,因此我是快樂的。’而不會像維多利亞時代人那樣說:‘這件東西我不能永遠佔有,因此我很傷心。’”(P69)

僅僅從這一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按照存在主義的新思維,設計了查理斯的思想認識,這樣,才有他在野外天地裡能夠賞識自然,享受存在的美好,而不是當時人那種“念天地之悠悠”的黯然神傷。有了這份對存在的認知,才會有他一次次來到海邊,去感受大自然存在的那份無窮神秘,才能夠結識那個幽靈般的“法國中尉的女人”。可以說,存在主義的價值觀,轉化成了查理斯所有的情感碰撞的動能。

這三種理論體系,是作者對維多利亞時代進行解剖的刀具,支撐起了洞察那個時代的顯微鏡,打造了一個展演人物命運的平臺。但這還不是《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全部,而現在的問題是,作者為什麼偏偏要寫出“法國中尉的女人”這樣一個人物?她為什麼能夠產生那樣的魅力,會把一個貴族與富商之女的婚姻擊破得如土委地?

小說裡最深刻的東西,不是這三種理論,畢竟擁有馬克思主義、達爾文主義、存在主義三件法寶,還不能構成小說最需要的鮮活的生命力道,而現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最為寶貴與最奇譎的恰恰是它對人性的深刻展演。那麼,我們不得不詰問的是,作者是從哪裡得到了對女人的深刻體驗?從何處感知到如下的情愛模式:即男人碰壁到女人的泥沼之後深陷其中,成為女人手下的無可奈何的獵物?作者用以描述的男女感情關係,能夠達到如此的尖銳而深刻的地步,難道僅僅是他根據維多利亞時代的深入研究而作出的合理性推測?

恐怕不能說這麼簡單。

3

其實,作者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還是對小說的核心情節部分,作出了某種源自於自身體驗與經歷的暗示。

作者寫道:“我所創造的這些人物在我腦子之外從未存在過。”(P94)

這顯然是一個真理。作家創造的小說人物,無疑是一種想像的產物,但再怎麼想像,總會事出有因。

作者繼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寫道:“因此,我正在寫的也許是一部易位自傳;也許我現在就住在我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房子當中的一幢裡面;也許查理斯就是我本人的偽裝。也許這只是一場遊戲。”(P94)

其實作者這裡已經不打自招地暗示了,小說裡有作者所接觸到的生活的影子,這才是小說裡的愛情故事如此震撼人心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法國中尉的女人》中查理斯與薩拉的見面過程,只有寥寥七次,而這七次之後,便有了第一個結局,這就是那個最沒有詩意的結局,在這個結局中,查理斯與薩拉再沒有見面,他與蒂娜按部就班的結婚,度過了波瀾不驚的一生,這是最沒有戲劇化的人生,是小說的大敵。當看到這裡的時候,令人產生一種大失所望之感,好在作者在接下來的一章中,推翻了前面的這麼一個平庸的但也是最可能真實的結局,接著開始了小說的敘寫過程,小說後面的兩個結局,其實都是戲劇化性質的,完成了薩拉形象的整體塑造。但我們回過來看,生活中提供的可能,恰恰是前面查理斯與薩拉的蜻蜓點水的相遇,這種相遇,才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真實的原形素材,而後面的部分,是作者發揮了小說家的演義筆法,給予了小說平淡無奇元素的一種強烈的撞擊與啟動。

從本質上看,《法國中尉的女人》烙印著傳統的十九世紀小說風格,它與《蝴蝶夢》的情節較為相似,故事背景,放置在英國的海邊,充滿著神秘感,在這種天曠人遠的海角天涯處,生命始終懾服在驚濤拍岸的自然氛圍中,很容易激蕩起生命深處隱藏的原力衝動,這構成了小說裡人物服從於自然環境的背景縱深。但作者的突破之處,就是打破了他的這種效法傳統小說的亦步亦趨,從而為這部作品貼上了“先鋒味”與“後現代主義”的標籤,但是文學的標籤從來不是決定文學本質的識別碼,被譽為浪漫主義之作的《悲慘世界》更像是一部嚴峻的現實主義作品。《法國中尉的女人》的“現代主義”風格,更像是作者的一次對傳統寫作風格插科打諢的障眼法,以保護他在小說裡描寫的一個男人與女人的愛情博奕的現實指向性與隱喻性,而這就觸及到小說裡對男女相知的最深刻的認識地段。

我們可以看到,《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在表現查理斯與薩拉的相遇時,非常具有層次感,在小說的第一個結局出現之前,兩個人見面大致有七次,就是這七次,每一次都是一次遞進,一次升化,一種縮短,能夠在七次相遇中,就能夠達到色授魂與的地步,只能說是作者在安排著人物去行動,去人為化地拉扯了這些接近。但作者的妙處在於,他把這七次相遇,設計得如此妙出天然,看不出任何斧鑿的痕跡,但越是看似自然的物品,越能體現創作者的匠心,就像《羅丹》的線條看起來好像是天生如此,但這背後卻是藝術家目光與手腕的一次次修飾。

我們有必要來看看這七次相遇,人物的思想情感有什麼樣的嬗變軌跡。

第一次相遇,查理斯與女友一起散步,見到了神秘的“法國中尉的女人”,因她站在海邊,風很大,便上前搭訕了一句,由此見識到她的尖銳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被刺穿,而且理所當然地變得十分渺小。”(P9)。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這預示著查理斯難以逃脫她的魔咒。而後來據“法國中尉的女人”坦言,從她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已經愛上他了。這是為什麼?一方面查理斯性格不錯,長的也算英俊吧,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查理斯與他的富商女友一同散步的,無形之中,讓薩拉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挑戰欲。因為據後文介紹,薩拉一直有一種深刻的自卑,就是她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她生活在一個父親對她寄予厚望的家庭,但家道中落,父親買了地,但卻賺不了多少錢,最後精神瘋了。薩拉很有一點林黛玉的風格,自小失怙,不得不獨立自主,面對人生的風刀霜劍,但她又沒有多少資本,只能採取冷眼看世界的方法,維持自己的自尊,而更為關鍵的是,她採用的是女人最有力道的武器:裝可憐,甚至為了達到可憐,她不得不自潑污水,求得男人的一掬同情。從某種意義上講,薩拉站在海邊,形單影隻,楚楚可憐,實際上是在進行一次以進為退的進攻,她在佈置一個圈套,而查理斯恰到好處、不失時機地闖進來了,正好落入她的彀中。只不過,薩拉的這種做法是一種驚人的冒險,但對於一個在平庸中生不如死的女人來說,“絕境逢生”是她唯一的選擇,與其好死,不如賴活,活著才會有機會,所以,她把自己降到女人最可憐的地位,以期待那個救苦救難的救世主出現。查理斯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以合適的方式出現了。

第二次相遇,在海邊,查理斯發現薩拉在懸崖下休眠,憐香惜玉之感油然而生。這奠定了查理斯與她的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這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小說裡聲稱:在這一刻“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P71)。就是說,查理斯已經脫離了那個時代的價值體系,而用現代人的情愛觀去決定著自己的取捨了。

第三次相遇,是查理斯陪同女友拜會薩拉侍奉的女主人,在這裡,薩拉收束了自己的野性,扮著溫良態勢,在一群女人之間的那些暗含殺機的寒喧與交流之中,薩拉與查理斯卻心領神會地對了一下眼,“含意卻極為豐富。兩個陌生人終於意識到,他們有共同的敵人”。(P105)這個敵人,就是薩拉不得不去陪伴的貴婦人。而共同的敵人,拉近了兩個人的心靈的距離。人越多的地方,越能夠促進兩個人的瞭解。燈火闌珊處,向來是“尋找千百度”的好地方,因為這裡有足夠的干擾,足夠的雜亂,才能夠提純出一顆心領神會的心。一個眼神,就足可以刺穿背景,打通心靈的關卡。

第四次相遇,再次在海邊,查理斯鬼使神差地來到上次相遇的地方,竟然遇到了她。而她不在意摔倒了,他趕快扶起了她,算是一次小小的英雄救美。有了肢體的接觸,兩個人的思想交流也容易得多了。她這一次表現出的是一種戒備的弱女子的神態,對照後來她的表現,可以看出,她是欲拒還迎,意密體疏。她裝出一副急欲離開的樣子,但她的“臉上有某種東西促使他決心不離開”(P119),這就是女人誘惑的高超處,明明她嘴裡說的是讓他離開,但她的神情卻在鼓勵著他留在這裡。在這種女人的肢體的語言鼓動下,他立刻展現出“英雄救美”的下一步壯舉來,他儼然以一名高大上的男人居高臨下地對她進行勸慰,無非是“你還年輕”啊,“你應該活得更好啊”,完全是一名男人在一個不瞭解的女人面前最喜歡扮成的聖人的姿態,其實他的這一副口吻,在一個具有洞穿人且在設局的女人的眼裡,全是套路而已。此時的薩拉一定覺得可笑地看著查理斯在進行套路式的演說表演,而表演的目的,無非是討得她的歡心。男人在第四次相遇的時候,都喜歡進行這麼一番顯示自己善意的表白,為下次收網作準備,而後來證明,查理斯落入的卻是女人的網上,被女人收入網中了。查理斯勸說她的核心關鍵字,是勸她離開這裡,“在別的地方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發揮。”(P123)。

而薩拉也恰到好處地回報了他一點資訊,就是告訴他,傳說中的那個法國人已經結婚了,這再一次觸碰到了查理斯的同情心的要害處,進一步強化了她可憐的印象。

第五次相遇,依然在海邊,他有意選擇了過去相遇的地方,但他卻開始回避她,上一次相遇,是他主動出擊的最高點,他開始意識到不能太玩火,但是,這一次女人開始主動了。她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稱是她跟蹤了他,而且主動提出,願意把自己的事情全盤告訴他,並且說“你是我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P144)這可嚇壞了查理斯。他來到這裡,畢竟是陪著女友來的,而現在另一個女人卻向他大膽地靠攏過來,尋找他前幾次曾經許諾過的幫助。之前他“主動表達施捨”的承諾,只是他的試探,不會帶來危險,而現在他夢想的獵物開始反客為主了,他頓時覺得受不了了。特別是,在薩拉的談話中,提出了她的內心的糾結:“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我不能生下來就是弗裡曼小姐?(查理斯的女友)”這是非常危險的詰問,矛頭直接指向了查理斯的女友,而這個詰問的潛臺詞,就是她為什麼不能像弗裡曼小姐一樣,擁有像查理斯這樣的帥氣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友呢?查理斯意識到自己處於引火焚身、玩火自焚的尷尬境地。所以男女之間從來沒有友誼,當男人施捨同情之後,女人會像那個擠進帳篷的駱駝,會進一步提出鳩占鵲巢的願望。

第六次相遇。上一次相遇之後,查理斯顯然被薩拉的主動回應給嚇壞了,他立刻去找鎮裡的一位老醫生,坦白了薩拉的這一次奇怪的主動回應,醫生認為薩拉無可救藥,進一步堅定了查理斯對薩拉的防備之心。此刻,查理斯已經完全地站到害怕薩拉的角度上來了。他開始他的撤退計畫。但是他又拗不過他那種欲罷不能的關心她的人道主義的責任,在模棱兩可之間,他再次踏出了危險的一步,前去約會,這一次,薩拉講述了自己如何為法國中尉被騙失身的前因後果,她稱“因為我是個蒙受雙重恥辱的女人,既是環境所迫,又是自主選擇。”(P176)。為什麼是自主選擇?為什麼要自甘其辱?她有一段解釋:“我那樣做是為了把自己永遠變成另一個人。”(P176),她的意思是說,她故意成為一個被人們指責的女人,讓人們知道她所受的苦,“嫁給了恥辱……讓我堅持活下來的恰恰是我的恥辱,是我知道自己確實和別的女人不同。”(P177)。

這裡,正集中著薩拉在整部小說裡的一個奇怪的思想意識,這就是她一直在裝可憐,裝受害,裝放蕩,以此通過“被社會不容後獲得自由”(P177),這一點,連此刻的查理斯也覺得難以理解。但是,在後邊的章節中,查理斯才意識到,薩拉正是因為把自己塑造成泡在苦水裡的孩子才獲取了他的同情心,才使他男性意志爆發,不斷地走近她的身邊,終於使薩拉實現了擁有那個富商女可以獲得的帥氣男人的夢想,如此看來,“被社會不容”,有著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女人賦予了一種誘惑力,蕩女總會激發男人的想像,開啟男人的好奇之心。就像王小波在小說裡寫到的那個破鞋醫生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一樣。顯然,薩拉的這一招取得了預料的成功,在聽了她的講述之後,查理斯立刻想入非非,開始想像出面前的這個蕩女與男人上床的淫蕩畫面,而作為一個男人,他無可救藥地在這個淫蕩的畫面中代入了自己,這也是A片的觀眾多是男性的緣故。小說裡毫不留情地寫道:“他一下子仿佛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正在享受她的肉體的瓦蓋納(那個法國中尉),另一個則跳上前去把他打倒在地。在他眼裡,薩拉也是如此:她既是無辜的受害者,又是放蕩不羈、寡廉鮮恥的女人。”(P177)。

至關重要的是,薩拉成功地擊中了他“對她起淫心的心理陰暗面。”(P177)。

儘管在心裡,查理斯已經男盜女娼了,但口頭上他還必須仁義道德,他繼續勸慰薩拉離開這裡,動員她去找能夠幫她的人,而他卻強調,不能再與他見面了。他想以此來斬斷自己越陷越深的陷阱。

第七次相遇,這之前發生了巨大的劇變,查理斯繼承產業泡湯,而薩拉因為她故意地亮出了她的行蹤,而被人舉報,遭受女主人的辭退,家資嚴重縮水的查理斯狼狽而回,收到了薩拉的再一次見面的紙條。去之前,他再次找了醫生,醫生提供的案例,是女人如何通過自殘裝可憐,暗指薩拉也是有意自殘自己,獲得他的同情。在半信半疑之間,查理斯再次去見薩拉,勸她離開小鎮,並且說兩人再也不會相遇。兩個人有了接吻, 但是,查理斯控制了自己,冷漠地對待薩拉的愛情傾訴。之後兩人分手。

小說到這裡,迎來了最平淡的第一個結局,兩個人再也沒有相遇。但作者後來虛晃一槍,把這個結局給否定了。之後的結局繼續按著能夠產生故事的方式發展下去。查理斯又與薩拉見了第八次面,這時兩個人終於有了肉體接觸,查理斯也才發現她還是處女,這時候,他感到自己上當了,也就是說,他發現了自己一直被她用“裝可憐”套上鉤。

他一直想弄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潑污水?這個問號一直延續到小說的另兩個結局之中。而實際上,在那個大團圓的結局中,更能體現出一部小說的前後呼應的完整意圖,也似乎是一個更完整的結局。在這個結局裡,查理斯繼續他的責備,這就是:“你不僅把匕首插入我的胸膛,而且還扭轉它來取樂。”(P467)。他的意思是把她定位在對男人的仇恨之中,而他不過是她的另一個復仇對象而已。

這似乎很有說服力。薩拉被法國中尉的男人所騙,所以,她就開始報復男人,而實際上,整部小說的動機也基本吻合這樣的判斷,至少表面上如此。她開始裝可憐,引動那些意圖幫助她的男人,直到那個男人與她上床,她終於成為她期盼以久的富小姐所擁有的男人身體。

而薩拉的唯一解釋,就是請出了一個關鍵的人物,小說像歐亨利小說一樣,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陌生人,這就是薩拉與他有一夜之歡之後生下的小女孩,她用這個小女孩來證明,她並不是僅僅是使命她的肉體在誘惑他,而且她用她的選擇為他創造了生命,而一個女人做到這一點,就遠不是一個“心機婊”能解釋的。她對她的女兒是這樣向查理斯提出證據的:“她能把我的真實天性……解釋得比我自己更清楚。她會向你解釋,我對你的態度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可惡。”(P468)。

查理斯在看到自己的女兒之後,總算找回了對她的一點信賴,但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她為什麼誘惑他而在之後又回避他,他在這一個結局裡的最後的問話是:“我還有機會理解你的謎嗎?”

可見小說裡她的行為動機依然是一個謎。

小說裡的另一個結局,直接明白地說,“她從一開始就在操縱他。她要操縱到底。”(P478)。這個結局沒有反轉,把她作為一個心機婊的屬性一直延續到小說結尾,而上一個結局,可以看出,薩拉仍然是一個愛著查理斯的人,她不過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運用了她的可能付出的智慧與肉體而已。

這樣回過頭來看看小說的三個結局(當然也有論者說小說擁有四個結局的,第四個結局,是查理斯在火車上被“我”處理成死了)。可以說,這三個結局,是跟著前面的“七次相遇”上的。這“七次相遇”,如果作者沒有實際體驗,很難把握得如此準確,而這個結局的最正常的結果,就是男女主人公各分東西,之後沒有交集,查理斯回到正常的軌道。但這樣的小說顯然是無意義的,只能說是一個生活的素材,所以,作者在後面設計出了一個更為奇詭的結局,這兩個結局,都是努力去完成解釋薩拉誘惑他而又離開他的這一個女人之謎。大團圓結局,顯然是出於美化薩拉的用意,而另一個結局,則是把薩拉釘在了一個心機婊的位置之上。而這個結局,又中和了美化薩拉的大團圓結局帶來的過度善意。生活既不是大團圓結局那麼美,也不會像恩斷義絕的那個結局這般涇渭分明,生活往往就是第一個結局那種無息無息,曾經有一段瘋狂,但風流雲散,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無所有,這才是生活的真正真相。而只有文學,才會對一個生活之謎窮追不捨。大多數真實情境之下的情感之謎,往往隨著年齡的增長、當事人的作古而湮沒無聞。作者就是如此這般在小說中引入了“現代主義”寫作技巧,以向真正的生活本質致意與致敬。

會消釋在漢語體系中的新鮮感,所以,莫言估計在西方文學語境中,並不會評價太高,畢竟在思想上,莫言能夠提供的實在太少。

能夠對男女之間的感情之謎,作出魔魔怔怔描寫的,除了《月亮與六便士》之外,還有《蝴蝶夢》作者的另一部小說《浮生夢》,這部小說雖然沒有前作名氣大,但小說裡對女性制服男性的手腕卻有繪聲繪色的描寫,而我們不得不正視的是,《浮生夢》在書中,對女性的以柔克剛魅力所作出的深刻分析,很像是出自一名男性之手,而根據傳記資料的提供,《浮生夢》的作者帶有明顯的男性化心理傾向,她被認為是一名同性戀者,而這種心理也奠定了《浮生夢》的敘事主體裡對女性的魅力的捕捉很容易獲得男性的認同。——這裡多說幾句,女人之魅,在女性作家看來,是一種賣弄風情,矯揉造作,有一種骨子裡的抵觸情緒,而相反,這種作秀賣弄卻很對男人的胃口,會覺得這個女性是天真無邪、發自本性的。這也是在男人與女人的眼中,對“心機婊”與“清純妹”有不同的看法的原因。性別也是決定立場的一個重要參數。《浮生夢》作者擁有男性心理,所以,她在這本小說裡把一個女性的魔力給描寫得栩栩如生,也因而傳神地勾勒出小說裡的男人臣服在這種魅力之下一蹶不振,全盤皆輸。

而對男女情愛能夠作出富有邏輯性、結果又給人一種魔魔怔怔魅力的小說,還必須提到《法國中尉的女人》。這部小說,其實查了一下它的出版年代,是在1969年,但給人的感覺,卻像是十九世紀的作品,甚至比《蝴蝶夢》還更加古老。在1969年這個時間段裡,作者對準的年代,卻是一百年前的時光,肯定別有用意。

可以說,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一書中,作者以他所站立的1969年(寫作時間還要早一點)這個時點,去重建了一百年前的英國社會的氛圍範本。

2

在小說裡,作者大段的引文,其實已經勾勒出小說裡的主題框架,這就是小說裡的馬克思所確定的階級觀念,達爾文所發現的進化觀念,以及作者所恪守的存在主義理念。

小說裡的人物社會關係,作者恪守了馬克思的階級論的觀點,小說裡的男性主人公查理斯出身于貴族階層,地位顯赫,但經濟上並沒有什麼充實的資本,祖傳的昔日榮耀,是他的最大的耀眼光澤。他的未婚妻蒂娜,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是一個暴發戶家的富小姐,但缺乏家族光譜。查理斯與蒂娜順理成章地走向婚姻,是社會榮耀與經濟資本的一次看似完美的聯姻,是一次階級的新組合。但是查理斯卻意外地鍾情于“法國中尉的女人”,從而打破了他的階級身份,被擠出了他之前一直廁身的上流社會,徹底地改變了他的命運。階級站位的重新選擇,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作者在這裡引經據點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包括小說開篇的引語“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還給人自己。”( 這句話出現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版本上)。

在書中,作者還直接引用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語,來證實他在小說裡表現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P287)

可以看出,作者在複現十九世紀的社會氛圍的時候,基本是沿用了馬克思階級論的觀點。應該說,馬克思的放之五湖四海而皆准的理論,為小說確立了一個清晰、通透而穩重的觀察視點與方位角。

而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是小說裡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思潮。小說主人公查理斯最初是一個採擷化石的業務科學愛好者,他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並給他的情感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書中對此有著大段大段的哲學式的闡述,比如:“達爾文主義最深刻的蘊涵在決定論和行為主義這兩個方面。也就是說,它所提倡的哲學把道德降為虛偽,把責任變為颶風中的草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查理斯完全免去了薩拉的一切罪責,但是他的思想中欲對進行指責的傾向性比她所想像的要小得多。”(P120)。

這是小說裡的人物的關鍵性設定。被冠之為“法國中尉的女人”的薩拉可謂是臭名昭著,查理斯本來只需要保持敬而遠之就可以了,但是他能夠一步步地走近她,發現她黑色蓋頭下面的神秘與魅力,這背後的支撐理論,就是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體系。“什麼是達爾文的決定論?”據書中作者的解釋,在通常的看法中,人們往往認為,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生下來就是那副面孔承擔責任”(P120),也是說,把一個人的行為,歸咎於他本人。而達爾文打破了這種體系,個人並不應該為自己的命運承擔責任,因為人不過是一個物種,受到自然選擇的作用,一個人走到自己這一步,並不完全是自己所決定的。這樣,便可以為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洗雪自己的罪過與責任。查理斯接受了達爾文的觀點,這才使得他沒有把“法國中尉的女人”身上的黑色陰影,看成是由她的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而更應該從社會的方面尋找責任所在。這是他能夠冒險認識“法國中尉的女人”內心深處的原因所在。

而實際上,達爾文主義,對小說裡的馬克思理論體系的部分也提供了支援。在書中作者寫道:“但是世上最重要的信條畢竟是適者生存,這至少是查理斯的看法。”(P304)這種看法,也為小說裡的資產階級異軍突起從而擔負起對社會的主導作用提供了合理性的支持依據。

在小說裡,第三個支撐著小說人物心理的是作者的存在主義理論。作家也直接把存在主義的思想,化入到小說裡的人物分析中,指出,雖然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用存在主義的方式思考他們的生存,但他們可以說是作者的這套理論的形象代言人。

作者在表現查理斯來到小說裡的重要情節發生地的海邊的時候,直接沿用了存在主義的思想:“凡是存在的,都是美好的。”為此,作者作了一番加諸在人物身上這套思維觀點的現代解釋:“他畢竟是維多利亞時代人。我們現在擁有的知識比他那裡多得多,而且還有存在主義的哲學思想可供我們使用,我們實在不應該要求他明白我們自己現在才開始認識的東西:佔有欲和享受欲具有破壞性。他的自我闡釋應該是:‘現在我擁有這件東西,因此我是快樂的。’而不會像維多利亞時代人那樣說:‘這件東西我不能永遠佔有,因此我很傷心。’”(P69)

僅僅從這一分析中,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按照存在主義的新思維,設計了查理斯的思想認識,這樣,才有他在野外天地裡能夠賞識自然,享受存在的美好,而不是當時人那種“念天地之悠悠”的黯然神傷。有了這份對存在的認知,才會有他一次次來到海邊,去感受大自然存在的那份無窮神秘,才能夠結識那個幽靈般的“法國中尉的女人”。可以說,存在主義的價值觀,轉化成了查理斯所有的情感碰撞的動能。

這三種理論體系,是作者對維多利亞時代進行解剖的刀具,支撐起了洞察那個時代的顯微鏡,打造了一個展演人物命運的平臺。但這還不是《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全部,而現在的問題是,作者為什麼偏偏要寫出“法國中尉的女人”這樣一個人物?她為什麼能夠產生那樣的魅力,會把一個貴族與富商之女的婚姻擊破得如土委地?

小說裡最深刻的東西,不是這三種理論,畢竟擁有馬克思主義、達爾文主義、存在主義三件法寶,還不能構成小說最需要的鮮活的生命力道,而現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最為寶貴與最奇譎的恰恰是它對人性的深刻展演。那麼,我們不得不詰問的是,作者是從哪裡得到了對女人的深刻體驗?從何處感知到如下的情愛模式:即男人碰壁到女人的泥沼之後深陷其中,成為女人手下的無可奈何的獵物?作者用以描述的男女感情關係,能夠達到如此的尖銳而深刻的地步,難道僅僅是他根據維多利亞時代的深入研究而作出的合理性推測?

恐怕不能說這麼簡單。

3

其實,作者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還是對小說的核心情節部分,作出了某種源自於自身體驗與經歷的暗示。

作者寫道:“我所創造的這些人物在我腦子之外從未存在過。”(P94)

這顯然是一個真理。作家創造的小說人物,無疑是一種想像的產物,但再怎麼想像,總會事出有因。

作者繼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裡寫道:“因此,我正在寫的也許是一部易位自傳;也許我現在就住在我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房子當中的一幢裡面;也許查理斯就是我本人的偽裝。也許這只是一場遊戲。”(P94)

其實作者這裡已經不打自招地暗示了,小說裡有作者所接觸到的生活的影子,這才是小說裡的愛情故事如此震撼人心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到,《法國中尉的女人》中查理斯與薩拉的見面過程,只有寥寥七次,而這七次之後,便有了第一個結局,這就是那個最沒有詩意的結局,在這個結局中,查理斯與薩拉再沒有見面,他與蒂娜按部就班的結婚,度過了波瀾不驚的一生,這是最沒有戲劇化的人生,是小說的大敵。當看到這裡的時候,令人產生一種大失所望之感,好在作者在接下來的一章中,推翻了前面的這麼一個平庸的但也是最可能真實的結局,接著開始了小說的敘寫過程,小說後面的兩個結局,其實都是戲劇化性質的,完成了薩拉形象的整體塑造。但我們回過來看,生活中提供的可能,恰恰是前面查理斯與薩拉的蜻蜓點水的相遇,這種相遇,才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真實的原形素材,而後面的部分,是作者發揮了小說家的演義筆法,給予了小說平淡無奇元素的一種強烈的撞擊與啟動。

從本質上看,《法國中尉的女人》烙印著傳統的十九世紀小說風格,它與《蝴蝶夢》的情節較為相似,故事背景,放置在英國的海邊,充滿著神秘感,在這種天曠人遠的海角天涯處,生命始終懾服在驚濤拍岸的自然氛圍中,很容易激蕩起生命深處隱藏的原力衝動,這構成了小說裡人物服從於自然環境的背景縱深。但作者的突破之處,就是打破了他的這種效法傳統小說的亦步亦趨,從而為這部作品貼上了“先鋒味”與“後現代主義”的標籤,但是文學的標籤從來不是決定文學本質的識別碼,被譽為浪漫主義之作的《悲慘世界》更像是一部嚴峻的現實主義作品。《法國中尉的女人》的“現代主義”風格,更像是作者的一次對傳統寫作風格插科打諢的障眼法,以保護他在小說裡描寫的一個男人與女人的愛情博奕的現實指向性與隱喻性,而這就觸及到小說裡對男女相知的最深刻的認識地段。

我們可以看到,《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在表現查理斯與薩拉的相遇時,非常具有層次感,在小說的第一個結局出現之前,兩個人見面大致有七次,就是這七次,每一次都是一次遞進,一次升化,一種縮短,能夠在七次相遇中,就能夠達到色授魂與的地步,只能說是作者在安排著人物去行動,去人為化地拉扯了這些接近。但作者的妙處在於,他把這七次相遇,設計得如此妙出天然,看不出任何斧鑿的痕跡,但越是看似自然的物品,越能體現創作者的匠心,就像《羅丹》的線條看起來好像是天生如此,但這背後卻是藝術家目光與手腕的一次次修飾。

我們有必要來看看這七次相遇,人物的思想情感有什麼樣的嬗變軌跡。

第一次相遇,查理斯與女友一起散步,見到了神秘的“法國中尉的女人”,因她站在海邊,風很大,便上前搭訕了一句,由此見識到她的尖銳的目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被刺穿,而且理所當然地變得十分渺小。”(P9)。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這預示著查理斯難以逃脫她的魔咒。而後來據“法國中尉的女人”坦言,從她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已經愛上他了。這是為什麼?一方面查理斯性格不錯,長的也算英俊吧,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查理斯與他的富商女友一同散步的,無形之中,讓薩拉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挑戰欲。因為據後文介紹,薩拉一直有一種深刻的自卑,就是她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她生活在一個父親對她寄予厚望的家庭,但家道中落,父親買了地,但卻賺不了多少錢,最後精神瘋了。薩拉很有一點林黛玉的風格,自小失怙,不得不獨立自主,面對人生的風刀霜劍,但她又沒有多少資本,只能採取冷眼看世界的方法,維持自己的自尊,而更為關鍵的是,她採用的是女人最有力道的武器:裝可憐,甚至為了達到可憐,她不得不自潑污水,求得男人的一掬同情。從某種意義上講,薩拉站在海邊,形單影隻,楚楚可憐,實際上是在進行一次以進為退的進攻,她在佈置一個圈套,而查理斯恰到好處、不失時機地闖進來了,正好落入她的彀中。只不過,薩拉的這種做法是一種驚人的冒險,但對於一個在平庸中生不如死的女人來說,“絕境逢生”是她唯一的選擇,與其好死,不如賴活,活著才會有機會,所以,她把自己降到女人最可憐的地位,以期待那個救苦救難的救世主出現。查理斯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以合適的方式出現了。

第二次相遇,在海邊,查理斯發現薩拉在懸崖下休眠,憐香惜玉之感油然而生。這奠定了查理斯與她的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這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小說裡聲稱:在這一刻“整個維多利亞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P71)。就是說,查理斯已經脫離了那個時代的價值體系,而用現代人的情愛觀去決定著自己的取捨了。

第三次相遇,是查理斯陪同女友拜會薩拉侍奉的女主人,在這裡,薩拉收束了自己的野性,扮著溫良態勢,在一群女人之間的那些暗含殺機的寒喧與交流之中,薩拉與查理斯卻心領神會地對了一下眼,“含意卻極為豐富。兩個陌生人終於意識到,他們有共同的敵人”。(P105)這個敵人,就是薩拉不得不去陪伴的貴婦人。而共同的敵人,拉近了兩個人的心靈的距離。人越多的地方,越能夠促進兩個人的瞭解。燈火闌珊處,向來是“尋找千百度”的好地方,因為這裡有足夠的干擾,足夠的雜亂,才能夠提純出一顆心領神會的心。一個眼神,就足可以刺穿背景,打通心靈的關卡。

第四次相遇,再次在海邊,查理斯鬼使神差地來到上次相遇的地方,竟然遇到了她。而她不在意摔倒了,他趕快扶起了她,算是一次小小的英雄救美。有了肢體的接觸,兩個人的思想交流也容易得多了。她這一次表現出的是一種戒備的弱女子的神態,對照後來她的表現,可以看出,她是欲拒還迎,意密體疏。她裝出一副急欲離開的樣子,但她的“臉上有某種東西促使他決心不離開”(P119),這就是女人誘惑的高超處,明明她嘴裡說的是讓他離開,但她的神情卻在鼓勵著他留在這裡。在這種女人的肢體的語言鼓動下,他立刻展現出“英雄救美”的下一步壯舉來,他儼然以一名高大上的男人居高臨下地對她進行勸慰,無非是“你還年輕”啊,“你應該活得更好啊”,完全是一名男人在一個不瞭解的女人面前最喜歡扮成的聖人的姿態,其實他的這一副口吻,在一個具有洞穿人且在設局的女人的眼裡,全是套路而已。此時的薩拉一定覺得可笑地看著查理斯在進行套路式的演說表演,而表演的目的,無非是討得她的歡心。男人在第四次相遇的時候,都喜歡進行這麼一番顯示自己善意的表白,為下次收網作準備,而後來證明,查理斯落入的卻是女人的網上,被女人收入網中了。查理斯勸說她的核心關鍵字,是勸她離開這裡,“在別的地方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發揮。”(P123)。

而薩拉也恰到好處地回報了他一點資訊,就是告訴他,傳說中的那個法國人已經結婚了,這再一次觸碰到了查理斯的同情心的要害處,進一步強化了她可憐的印象。

第五次相遇,依然在海邊,他有意選擇了過去相遇的地方,但他卻開始回避她,上一次相遇,是他主動出擊的最高點,他開始意識到不能太玩火,但是,這一次女人開始主動了。她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稱是她跟蹤了他,而且主動提出,願意把自己的事情全盤告訴他,並且說“你是我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P144)這可嚇壞了查理斯。他來到這裡,畢竟是陪著女友來的,而現在另一個女人卻向他大膽地靠攏過來,尋找他前幾次曾經許諾過的幫助。之前他“主動表達施捨”的承諾,只是他的試探,不會帶來危險,而現在他夢想的獵物開始反客為主了,他頓時覺得受不了了。特別是,在薩拉的談話中,提出了她的內心的糾結:“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我不能生下來就是弗裡曼小姐?(查理斯的女友)”這是非常危險的詰問,矛頭直接指向了查理斯的女友,而這個詰問的潛臺詞,就是她為什麼不能像弗裡曼小姐一樣,擁有像查理斯這樣的帥氣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友呢?查理斯意識到自己處於引火焚身、玩火自焚的尷尬境地。所以男女之間從來沒有友誼,當男人施捨同情之後,女人會像那個擠進帳篷的駱駝,會進一步提出鳩占鵲巢的願望。

第六次相遇。上一次相遇之後,查理斯顯然被薩拉的主動回應給嚇壞了,他立刻去找鎮裡的一位老醫生,坦白了薩拉的這一次奇怪的主動回應,醫生認為薩拉無可救藥,進一步堅定了查理斯對薩拉的防備之心。此刻,查理斯已經完全地站到害怕薩拉的角度上來了。他開始他的撤退計畫。但是他又拗不過他那種欲罷不能的關心她的人道主義的責任,在模棱兩可之間,他再次踏出了危險的一步,前去約會,這一次,薩拉講述了自己如何為法國中尉被騙失身的前因後果,她稱“因為我是個蒙受雙重恥辱的女人,既是環境所迫,又是自主選擇。”(P176)。為什麼是自主選擇?為什麼要自甘其辱?她有一段解釋:“我那樣做是為了把自己永遠變成另一個人。”(P176),她的意思是說,她故意成為一個被人們指責的女人,讓人們知道她所受的苦,“嫁給了恥辱……讓我堅持活下來的恰恰是我的恥辱,是我知道自己確實和別的女人不同。”(P177)。

這裡,正集中著薩拉在整部小說裡的一個奇怪的思想意識,這就是她一直在裝可憐,裝受害,裝放蕩,以此通過“被社會不容後獲得自由”(P177),這一點,連此刻的查理斯也覺得難以理解。但是,在後邊的章節中,查理斯才意識到,薩拉正是因為把自己塑造成泡在苦水裡的孩子才獲取了他的同情心,才使他男性意志爆發,不斷地走近她的身邊,終於使薩拉實現了擁有那個富商女可以獲得的帥氣男人的夢想,如此看來,“被社會不容”,有著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女人賦予了一種誘惑力,蕩女總會激發男人的想像,開啟男人的好奇之心。就像王小波在小說裡寫到的那個破鞋醫生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一樣。顯然,薩拉的這一招取得了預料的成功,在聽了她的講述之後,查理斯立刻想入非非,開始想像出面前的這個蕩女與男人上床的淫蕩畫面,而作為一個男人,他無可救藥地在這個淫蕩的畫面中代入了自己,這也是A片的觀眾多是男性的緣故。小說裡毫不留情地寫道:“他一下子仿佛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正在享受她的肉體的瓦蓋納(那個法國中尉),另一個則跳上前去把他打倒在地。在他眼裡,薩拉也是如此:她既是無辜的受害者,又是放蕩不羈、寡廉鮮恥的女人。”(P177)。

至關重要的是,薩拉成功地擊中了他“對她起淫心的心理陰暗面。”(P177)。

儘管在心裡,查理斯已經男盜女娼了,但口頭上他還必須仁義道德,他繼續勸慰薩拉離開這裡,動員她去找能夠幫她的人,而他卻強調,不能再與他見面了。他想以此來斬斷自己越陷越深的陷阱。

第七次相遇,這之前發生了巨大的劇變,查理斯繼承產業泡湯,而薩拉因為她故意地亮出了她的行蹤,而被人舉報,遭受女主人的辭退,家資嚴重縮水的查理斯狼狽而回,收到了薩拉的再一次見面的紙條。去之前,他再次找了醫生,醫生提供的案例,是女人如何通過自殘裝可憐,暗指薩拉也是有意自殘自己,獲得他的同情。在半信半疑之間,查理斯再次去見薩拉,勸她離開小鎮,並且說兩人再也不會相遇。兩個人有了接吻, 但是,查理斯控制了自己,冷漠地對待薩拉的愛情傾訴。之後兩人分手。

小說到這裡,迎來了最平淡的第一個結局,兩個人再也沒有相遇。但作者後來虛晃一槍,把這個結局給否定了。之後的結局繼續按著能夠產生故事的方式發展下去。查理斯又與薩拉見了第八次面,這時兩個人終於有了肉體接觸,查理斯也才發現她還是處女,這時候,他感到自己上當了,也就是說,他發現了自己一直被她用“裝可憐”套上鉤。

他一直想弄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潑污水?這個問號一直延續到小說的另兩個結局之中。而實際上,在那個大團圓的結局中,更能體現出一部小說的前後呼應的完整意圖,也似乎是一個更完整的結局。在這個結局裡,查理斯繼續他的責備,這就是:“你不僅把匕首插入我的胸膛,而且還扭轉它來取樂。”(P467)。他的意思是把她定位在對男人的仇恨之中,而他不過是她的另一個復仇對象而已。

這似乎很有說服力。薩拉被法國中尉的男人所騙,所以,她就開始報復男人,而實際上,整部小說的動機也基本吻合這樣的判斷,至少表面上如此。她開始裝可憐,引動那些意圖幫助她的男人,直到那個男人與她上床,她終於成為她期盼以久的富小姐所擁有的男人身體。

而薩拉的唯一解釋,就是請出了一個關鍵的人物,小說像歐亨利小說一樣,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陌生人,這就是薩拉與他有一夜之歡之後生下的小女孩,她用這個小女孩來證明,她並不是僅僅是使命她的肉體在誘惑他,而且她用她的選擇為他創造了生命,而一個女人做到這一點,就遠不是一個“心機婊”能解釋的。她對她的女兒是這樣向查理斯提出證據的:“她能把我的真實天性……解釋得比我自己更清楚。她會向你解釋,我對你的態度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可惡。”(P468)。

查理斯在看到自己的女兒之後,總算找回了對她的一點信賴,但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她為什麼誘惑他而在之後又回避他,他在這一個結局裡的最後的問話是:“我還有機會理解你的謎嗎?”

可見小說裡她的行為動機依然是一個謎。

小說裡的另一個結局,直接明白地說,“她從一開始就在操縱他。她要操縱到底。”(P478)。這個結局沒有反轉,把她作為一個心機婊的屬性一直延續到小說結尾,而上一個結局,可以看出,薩拉仍然是一個愛著查理斯的人,她不過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運用了她的可能付出的智慧與肉體而已。

這樣回過頭來看看小說的三個結局(當然也有論者說小說擁有四個結局的,第四個結局,是查理斯在火車上被“我”處理成死了)。可以說,這三個結局,是跟著前面的“七次相遇”上的。這“七次相遇”,如果作者沒有實際體驗,很難把握得如此準確,而這個結局的最正常的結果,就是男女主人公各分東西,之後沒有交集,查理斯回到正常的軌道。但這樣的小說顯然是無意義的,只能說是一個生活的素材,所以,作者在後面設計出了一個更為奇詭的結局,這兩個結局,都是努力去完成解釋薩拉誘惑他而又離開他的這一個女人之謎。大團圓結局,顯然是出於美化薩拉的用意,而另一個結局,則是把薩拉釘在了一個心機婊的位置之上。而這個結局,又中和了美化薩拉的大團圓結局帶來的過度善意。生活既不是大團圓結局那麼美,也不會像恩斷義絕的那個結局這般涇渭分明,生活往往就是第一個結局那種無息無息,曾經有一段瘋狂,但風流雲散,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無所有,這才是生活的真正真相。而只有文學,才會對一個生活之謎窮追不捨。大多數真實情境之下的情感之謎,往往隨著年齡的增長、當事人的作古而湮沒無聞。作者就是如此這般在小說中引入了“現代主義”寫作技巧,以向真正的生活本質致意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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