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良心：責任擔當是第一要務｜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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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透視

在資訊嚴重超載而受眾注意力高度透支的今天，媒體社會責任處在低水位狀態。

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的野蠻擴張，導致媒體生態出現某種程度的失衡，行為失範，價值失序，責任失守，引發一系列問題。

全文大約3700字，閱讀時長約為7分鐘。

報紙原文：《責任擔當是媒體的第一要務》

作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西藏大學特聘教授張濤甫

在資訊嚴重超載而受眾注意力高度透支的今天，媒體社會責任處在低水位狀態。按理說，越是社會和公眾資訊負荷超重的當口，越是要媒體把責任的籬笆紮緊。但事實上，當下中國社會，媒體責任防線則到處漏水，特別是社會化媒體的野蠻擴張，媒體生態出現某種程度的失衡，行為失範，價值失序，責任失守，引發一系列問題。其中，甚為突出者有：真相缺位、“標題党”、“咪蒙”化等諸項。

真相缺位：口水太多，態度先行

媒體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反映人們身處世界的處境和狀況，讓人們知曉周遭世界的變化，從而為其認知、行為提供判斷。雖說，媒體無法做到零時差全面客觀反映世界，但畢竟可以通過有效的機制來把握世界。此前，

媒體經過長期的演化，已經玉成了一套成熟的連接世界的機制以及表現真相的邏輯。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媒體與世界之間的連接和呈現方式是穩定的，呈現出來的世界景觀也是明確、清晰的。

新媒體崛起之後，媒體生態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傳統媒體反映世界的邏輯被徹底改寫了。按理說，媒體數量越多，連接世界的埠就越多，對世界的呈現就更加全面、真實。殊不知，如今，形形色色的媒體如恒河之沙，對世界真相的反映卻有些越來越遠，每一個媒體作為一個資訊節點，所反映的真相是扭曲、片面的。由於很多真相的輸出，並非基於事實邏輯，而是基於偏好和態度，很多真相就變成了基於態度和偏好基礎之上的事實編織，即各個資訊主體會按照自己偏好和態度取向去選擇事實，不同資訊主體陷在自己的資訊“繭房”裡，致使真相難產。這種現象在當下的媒體語境下，變得十分突出。

有人指出，當下世界進入了“後真相”（Post-truth）時代。所謂“後真相”是指：“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簡而言之，在資訊傳播過程中，真相有時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觀點。在很多時候，真相還沒來得及展開，或者說，真相僅以假相的形式逆行的時候，人們就開始表態、評價。很多時候，人們在很起勁地圍觀一個新聞熱點，而這個熱點本身就是一個虛假新聞。比如，2016年春節期間，被輿論爆炒的一個假新聞：上海女子跟男友回江西老家過年，見到第一頓飯後想分手。再者，榆林孕婦跳樓事件爆出之後，真相還沒來得及傳開，輿論就開始狂轟濫炸，結果反而把真相弄丟了。這種態度先行、口水淹沒真相的輿論偏向是後真相時代的浮華表徵。

標題黨：誤導公眾注意力

標題是資訊的路標，關乎用戶的第一感知。標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標題偏航了，會把受眾帶到陰溝裡去的。網上資訊是無限的，而受眾注意力則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注意力覆蓋無限的海量資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受眾的眼球只能選擇性關注。一旦出現選擇性關注，必然存在競爭。在海量的資訊資訊面前，只有那些吸引受眾眼球的資訊才會引起關注，那些被刻意強化和與眾不同的資訊才能勝出。“標題黨”正是這種注意力惡性競爭的怪胎。

在網上常見此類“標題黨”類標題：出事了、緊急通知、速速擴散、一定要看、深度好文、看後秒懂、轟動全國、據說很靈、抓緊收藏、這都敢說、笑死我了、教你幾招、刪前速看、太震撼了、你肯定不知道、剛剛出的事、驚呆了、家裡有小孩的注意了、芒果台真敢說、就是這個人渣、終於站出來說真話了、XX電視臺太大膽了、家裡有這東西的要注意了、不然小心傾家蕩產、今天無意中看到的、看到的都轉了、為什麼最近都在瘋傳這句話、不轉不是中國人等等。“標題党”喜歡迎合受眾偏好，走中低端路線，甚至一味迎合受眾的低俗偏好，以博取更多的受眾眼球。這種擱置媒體社會責任的片面迎合，拉低了公眾媒介素養的底線，讓他們沉湎於娛樂，麻痹了他們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識。

“標題黨”把標題做歪，根子不在“小編”能力上，不是他們技不如人，而是在動機和態度上。因動機不純致使“標題黨”惡意將標題做歪，有意讓真相偏航。比如：《人民日報》原題“‘拼爹’難拼出美好的未來”被惡搞成“‘拼爹’只要不違法亂紀也是人之常情”；《人民日報》原題“對移交司法的‘老虎’，中紀委的‘評語’有變化！”被庸俗化為“人民日報駁‘貪官都有情人’：半數涉通姦”。由於多數線民不會較真將遭“標題党”“洗黑”的標題與原題比對，致使他們誤以為，網路媒體轉載的內容即是党媒原生的內容。“標題黨”主要動機是商業目的。商業網站靠受眾注意力吃飯，為了博取收穫更多的圍觀者，必須將浮游於網路空間的受眾眼球吸引到自己的地盤上來，於是就想方設法，甚至不擇手段地展開注意力爭奪大戰。“標題黨”用負能量對沖正能量，將主流價值觀漫畫化，其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咪蒙化：野生價值+話語暴力

在資訊嚴重氾濫的今天，公眾注意力就成了稀缺資源。為了獲得圍觀效應的最大化，作者絞盡腦汁，用盡洪荒之力。一則資訊出爐，總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圍觀，有更大的能見度。但在資訊生生不息、亂花迷眼的擁擠情況下，注意力分配不可能是均衡的，有的門庭若市，有的門可羅雀。自媒體大號“咪蒙”即是能大片收割粉絲的互聯網贏家。

“咪蒙”是馬淩的公眾號“藝名”，這個爆款自媒體大號如今的當紅熱度，也許連她自己都難以置信。面對潮水般的市場追捧，咪蒙自覺地站在風口浪尖上，踩著流量的節點——市場不相信眼淚，這一點，作為《職場不相信眼淚，要哭回家哭》的作者，咪蒙懂的。面對一夜爆紅的咪蒙，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似乎都有點措手不及，就像當年面對王朔的“撒潑文學”，精英文學和文學精英們也都手足無措一樣。那些習慣了端著說話的文化精英們，本來就不那麼整齊的隊形，迅速被半路上殺出來的野生力量沖得稀裡嘩啦。就像一隻大象沖進了瓷器店，那些端著的價值觀和話語盆景，遭遇外部野生力量的強力解構，變得似乎不堪一擊，格調和價值觀碎了一地。

咪蒙的價值觀屬於社會化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不是那種邏輯嚴整、義正詞嚴的價值觀，而是那種輪廓模糊、情理相容且有強烈代入感的價值漂流物。咪蒙的“三觀”迎合了巨變中國的世道人心，迎合了瘋長在體制外的野生觀念和社會情緒。這種彌漫在社會各個角落、大面積呈現於網路空間的社會觀念和社會情緒，是即興的、未成形的，但這種價值觀真真切切鬧騰于當下的世道人心。

咪蒙以一種明快的方式，輸出這種價值觀，直戳社會的痛點。咪蒙以極端露骨的方式，大膽將這種傾斜、下沉的價值觀表達出來。為迎合社會槽點，不惜以極端的方式放大社會野生價值觀，這種沿著社會價值觀斜坡下滑的投懷送抱，縱容了野生價值觀的野蠻瘋長。咪蒙的非理性飽含磁性，將泥沙俱下的社會情緒和淺表化的社會理性吸附過來，團結在她的周圍，形成海量規模的粉絲群體。非理性也是一種毒。只不過，這種毒習焉不察，混搭著公眾情感，在道義上佔據高位，於是獲得理性豁免權。咪蒙就是利用了公眾的情感正義，夾帶私貨地將自己的價值觀摻和在公眾的公共情感中，如此情感先行的非理性，會將本就脆弱的公共理性帶到溝裡去。

咪蒙的語言特別勁爆，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架勢。髒字與粗口齊飛，吐槽與毒舌一色，這種話語暴力，迎合了當下受眾的“重口味”。從那些刷屏爆文就不難看出咪蒙的重口味：《有趣，才是一輩子的春藥》《生活不只是詩和遠方，還有傻逼甲方》《致賤人：我憑什麼幫你》《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調，而是你玻璃心》《永遠愛國，永遠熱淚盈眶》《職場不相信眼淚，要哭回家哭》等等，這些標題，拼命用強光燈照你，亮瞎你的眼睛。標題黨開路，緊接著泥沙俱下，噴湧而出。在表達上，咪蒙從不節制她的話語暴力，諸如“獨立婊”“我們大中國好吃！我們大中國生活超！級！方！便！我們大中國有夜！生！活！”這些粗糲生猛的語言，牢牢地抓住了受眾的玻璃心；這種刺激的話語，讓重口味的受眾感覺大快朵頤！

勿讓媒體責任走偏

互聯網技術是一把雙刃劍，關鍵看怎麼用。它既可以成為媒體的利器，也可能成為傷害媒體的兇器。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責任的堤壩還是比較牢固的。但在新媒體時代，媒體戰線太長，媒體生態圈雜草叢生，媒體責任失守事件屢屢發生。甚至有很多新媒體大鱷，不願把自己視為媒體，借此推脫媒體責任。比如臉書（Facebook）與推特（Twitter）甚至以不是媒體之藉口，與責任切割。在國內，新媒體大鱷罔顧社會責任的案例也不在少數。如果大大小小的新媒體都不負責任，盯著用戶的注意力，各自都在拉低責任的底線，網路公共空間就會成為恣意排放污染物的垃圾場。因此，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沒有任何藉口，放縱私欲，讓社會責任的籬笆形同虛設。特別是那些現象級的大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更大，擔負的社會責任應更大。

媒體社會責任不能成為一個橡皮筋，彈性不能太大，想拉多長就拉多長。媒體責任作為一種軟約束，也應該有底線倫理的要求。以上提及的真相問題、“標題黨”問題以及“咪蒙”化問題，都應被關進責任的籠子裡，不能任其出行。媒體技術千變萬變，媒體責任不能走失。媒體內容應該恪守：真實、客觀、全面、公正，這是媒體技術進化到任何時代，都不能放鬆的責任倫理。再者，媒體責任不能僅僅依靠媒體自身的“自律”；“他律”也很重要，要讓媒體行為與其社會影響匹配起來，必須依靠外部力量予以約束。社會和政府需要構建制度和法規的籠子，把媒體約束在籠子裡。此外，要讓制度和法規變得有牙齒，有威懾力，為此，僅有制度和法制建設還不行，利劍高懸還不夠，關鍵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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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7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