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在戰場與秀場之間

“所以， ”那位女士指著同一片名下的兩種不同制式；讀者由此得以借助“被觀看者”的視點， 一點點窺見其中的空洞、虛偽、荒誕， 乃至殘忍。 表演性、娛樂化、劇場感 …… 無論冠以何名， 美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徵， 被作者成功捕獲並放大顯影。

然而這一切在李安這裡， 如果不是大為弱化， 至少也稱得上謹慎克制。 就像他堅持要求將片名統一為“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一樣：通過刻意強調“比利林恩”這個個性化的名字， 一方面突出個人， 一方面限定“戰事”。 身為一名華人導演， 李安對伊拉克戰爭和美國的政治顯然沒有原作者那樣強烈的表達欲；我甚至有理由相信，

他對從伊拉克歸來的美國大兵也缺乏體認， 如果有， 那也僅僅是站在所謂的“人性”立場上的關切， 同“美國”（特別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美國社會）沒有什麼實在的關係。 表現在片中， 便是攝影機對人物表情的偏愛。 在某種意義上， 你甚至可以認為， 李安再一次逆轉了小說中“看與被看”（姑且套用魯迅小說評論中的這個概念）的結構關係：那個在原著中被賦予了觀看權力的“被觀看者”， 在電影中再度回到了被觀看、被注視、被探索、被同情的位置上——孤獨、無助、與周遭人群的格格不入、被誤解時的尷尬無措、直面生死的困惑與思索…… 這些才是李安的興趣所在， 也才是影片重點向我們展現的內容：普遍意義上的、能讓所有人在電影結束後依然於黑暗中屏息抽泣的“人”， 卻很難說是具體的歷史與社會語境中的“人”。

如果細審片中較之原著唯一得到發展（而非受到限制）的“美國符號”——感恩節的家庭聚會， 那麼這一點無疑將變得更加清晰。

從戲劇性的角度來看， 那無疑是一場相當精彩的戲：回家當晚， 二姐凱薩琳在餐桌上勸比利不要回去， 當即引來母親和大姐的指責；盛怒之下的母親一拍案， 比利便如驚弓之鳥般地渾身一顫——觀眾心領神會：一個被政治撕裂而無法再提供安全感與歸屬感的家庭！可如果翻一翻原著， 便會發現， 小說的那段情節裡沒有抽象的“政治”或者“家庭”， 更沒有想當然耳的意識形態對人倫儀禮的僭越與冒犯， 只有三個被丈夫（父親）的不負責任和拮据的經濟狀況壓得精疲力竭的女人。 我不得不認為， 影片中的“家”像一個被抽去了現實與歷史內涵的空洞能指；比之親歷過反恐戰爭的美國家庭， 興許倒是隔岸觀火的中國觀眾會對這樣的戲碼感同身受。 倘或沿著這個思路進一步觀察， 那麼《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或可被解讀為一曲現代版的《奧德賽》：一個男孩兒尋找回家之路的故事——這或許正可以解釋為什麼電影的正片從旅館開始， 以車廂結束：二者均是象徵漂泊與寓居的空間。 凱薩琳本該是佩涅羅佩， 實際卻是卡呂普索， 她千方百計想留下他， 但那個被叫做“家”的地方已不再是他的歸宿；菲姍（小說譯為費森）也許是刻爾喀， 也許是娜烏西卡， 可能的“家”建立在幻象之上， 也只能存在於想像之中。 最後， 李安把比利的“家”安置在“生死之交”的戰友之情、兄弟之誼的磐石上， 為此不惜早早地祭出聲畫對位元， 把電話裡醫生的聲音與身邊戰友的臉龐並置， 來凸顯主人公在“獨留偷生”與“同袍共死”間的矛盾抉擇；甚至不無露骨地在原著那句“帶我們去安全的地方。 帶我們回戰場”之後再添一筆：“帶我們回家。 ”

於是在某種意義上， 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恰好實現了小說對那部始終未能投拍的電影的預言：“這場戰爭本身的道德界線的確十分模糊， 但 B 班的故事不存在這個問題。 B 班的故事是關於拯救的， 有拯救情節特有的巨大感染力。 人們總是會被這類故事觸動。 ”你要做的只是把原句的“拯救”換成“人性”“回家”“兄弟情”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 在原作者看來， 電影並不比其他媒介更能擺脫資本與意識形態的控制。 亞伯特對影片的構想還包括：“我的小夥子們是一群英雄， 對不對？是美國人，對不對？毫無疑問他們站在正義一邊。”（這聽起來像極了那部《美國狙擊手》——要表現殺人的時候，觀眾實際看到的是美國大兵的掙扎猶豫：非人道就這樣被偷換為了人道；而整場戰爭也被一次沙塵暴和一場英雄的葬禮“蓋棺定論”。）頗為諷刺的是，就是這位口吻親昵、立場堅定的亞伯特，最後卻背叛了 B班 …… 但這些你在李安的鏡頭下都不會看到。因此當片中的亞伯特說出“這個國家需要你們的故事”時，個中含義早已發生了逆轉。作為一名電影人，李安似乎要用這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一個充滿“人性關懷”的故事、一份對伊拉克戰爭的別樣表述，向原書作者贖回電影的尊嚴。

然而，正如訴諸人性的別樣表述，與背書神話的主流敘事，很可能為同一個關於電影的“預言”所一言蔽之；戰友們受到的“家”的感召，與官方下達的“止損”命令，也實實在在地殊途同歸。於是，我想我不得不像本文開頭的那位女士那樣困惑地問道：“所以，那究竟有什麼不同呢？”——說到底，原著中那個“歸去來兮”、“來而複返”的閉合結構，本身就是故事的安全帶；只不過它保證的乃是車廂之外那個世界的安全——士兵們的精神痛苦只能在內部消化，而絕無可能轉化為有害於美國本土社會正常運行的幽憤怨懟。從這個意義上說，比利林恩的離去不僅不是什麼“回家”，而且分明就是“流放”；英雄的授勳式必然同時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因此，當脈脈含情的李安一如既往地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迷途為成長、以流刑地為“家”，甚至讓那一句句“我愛你”在沉痛中散發出某種救贖般的微光時，我很難相信，那是真實、有力的光芒。

是的，這很李安；但對於這場戰爭而言，依然太甜膩了些。

戰爭，不是野蠻，而是文明化了的野蠻；不是混亂，而是有秩序的混亂。枉顧士兵們直面殺戮與死亡的精神創傷和無所依歸，當然不能真正地理解戰爭。但如果我們所能夠談論的，只是無差別的暴力之下的心理病症；所能夠關切的，只是“比利林恩”這個看似個性化的名字之下，無差別的人類個體，那麼或許，我們也無法真正地理解“這場”戰爭。“我們需要一個導演為故事增添一些人性關懷。”這大概是每一位製片人都知道的事。現實政治最不忌憚的，便是訴諸普遍意義上“人性關懷”的抗議。恰因“人們總是會被這類故事觸動”，“這場戰爭本身”才最容易在背景中變得失焦。說真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感動了我，但如果在某種程度上，關於戰爭的電影不可避免地要把“戰場”變成“秀場”，那麼觀眾的期待，當不止於此。

對不對？是美國人，對不對？毫無疑問他們站在正義一邊。”（這聽起來像極了那部《美國狙擊手》——要表現殺人的時候，觀眾實際看到的是美國大兵的掙扎猶豫：非人道就這樣被偷換為了人道；而整場戰爭也被一次沙塵暴和一場英雄的葬禮“蓋棺定論”。）頗為諷刺的是，就是這位口吻親昵、立場堅定的亞伯特，最後卻背叛了 B班 …… 但這些你在李安的鏡頭下都不會看到。因此當片中的亞伯特說出“這個國家需要你們的故事”時，個中含義早已發生了逆轉。作為一名電影人，李安似乎要用這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一個充滿“人性關懷”的故事、一份對伊拉克戰爭的別樣表述，向原書作者贖回電影的尊嚴。

然而，正如訴諸人性的別樣表述，與背書神話的主流敘事，很可能為同一個關於電影的“預言”所一言蔽之；戰友們受到的“家”的感召，與官方下達的“止損”命令，也實實在在地殊途同歸。於是，我想我不得不像本文開頭的那位女士那樣困惑地問道：“所以，那究竟有什麼不同呢？”——說到底，原著中那個“歸去來兮”、“來而複返”的閉合結構，本身就是故事的安全帶；只不過它保證的乃是車廂之外那個世界的安全——士兵們的精神痛苦只能在內部消化，而絕無可能轉化為有害於美國本土社會正常運行的幽憤怨懟。從這個意義上說，比利林恩的離去不僅不是什麼“回家”，而且分明就是“流放”；英雄的授勳式必然同時是“為了忘卻的紀念”。因此，當脈脈含情的李安一如既往地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迷途為成長、以流刑地為“家”，甚至讓那一句句“我愛你”在沉痛中散發出某種救贖般的微光時，我很難相信，那是真實、有力的光芒。

是的，這很李安；但對於這場戰爭而言，依然太甜膩了些。

戰爭，不是野蠻，而是文明化了的野蠻；不是混亂，而是有秩序的混亂。枉顧士兵們直面殺戮與死亡的精神創傷和無所依歸，當然不能真正地理解戰爭。但如果我們所能夠談論的，只是無差別的暴力之下的心理病症；所能夠關切的，只是“比利林恩”這個看似個性化的名字之下，無差別的人類個體，那麼或許，我們也無法真正地理解“這場”戰爭。“我們需要一個導演為故事增添一些人性關懷。”這大概是每一位製片人都知道的事。現實政治最不忌憚的，便是訴諸普遍意義上“人性關懷”的抗議。恰因“人們總是會被這類故事觸動”，“這場戰爭本身”才最容易在背景中變得失焦。說真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感動了我，但如果在某種程度上，關於戰爭的電影不可避免地要把“戰場”變成“秀場”，那麼觀眾的期待，當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