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農民田應榮在蘑菇大棚勞作。 A10-A11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王婧禕
9月19日，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正在建設中的一處安置點。
9月20日， 田迪回到灑雨鎮竜金村的老房子。 田迪今年25歲， 家裡的老房子比他還“老”。
9月20日， 田迪在位於安龍縣城新區的新家。
今天是田家人進城的第292天。
2016年12月22日， 貴州省黔西南州安龍縣灑雨鎮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 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大山， 舉家搬進了縣城的新居。 一輛電動三輪車就裝下了全部家當， 田家的兒子田迪回憶， “幾樣鍋碗瓢盆， 兩張小桌子， 還有就是鋪蓋卷了”。
搬家時雖已入冬， 田家人卻都覺得心裡“火熱火熱的”。 新生活早已做好準備迎接他們， 腳下這條4.5米寬的平整公路， 兩年前還是條蜿蜒狹窄的“泥巴路”， 進趟縣城得走上近4個小時， 而今時間縮短到四分之一。 新生活還包括縣城裡的新房子、四個蘑菇種植大棚， “都不用花錢”。
2016年， 貴州易地扶貧搬遷首戰告捷， 對45萬農村人口實施易地搬遷， 建成562個安置點， 勞動力培訓9萬餘人次，
田家人正是這45萬人中的一分子。 安龍縣2016年正式啟動易地扶貧搬遷工作， 涉及八千餘戶、三萬多名搬遷群眾；而在“十三五”期間， 貴州全省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共涉及162.5萬人。 一位當地幹部稱， 這是貴州省“史上最大的遷移活動”。
“挪窮窩， 奔富路”， 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計畫規劃處處長徐元剛說， 貴州省貫徹落實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精准扶貧的基本方略， 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脫貧攻堅的“當頭炮”和重中之重， “搬遷只是手段， 脫貧才是目的”。
只有走出大山， 才有出頭之日
2016年秋天， 易地扶貧搬遷的消息傳來時， 田家第一批報了名。
田家的兒子田迪今年25歲， 家裡的房子歲數比他還大。 山裡打下來的石頭砌牆，
搬遷之前， 家裡掙錢的營生只有種地。 五六畝薄田瘦地種上水稻和玉米， 逢上風調雨順的年景， 一年能掙下兩千來塊錢。 要是趕上乾旱、冰雹， 糧食可能還不夠自家吃。
田迪的父親田應榮沒讀過幾年書， 但他自認為是個思維開闊有遠見的人， 說話喜用成語， “大山裡山高水遠、山窮水盡”， “我們長年累月搞原始生產， 只有走出大山， 才有出頭之日”。
去年秋天， 當鄉鎮幹部告訴他， 可以不花錢就在縣城分到新房時， 田應榮心裡活泛了。 等他坐著鄉鎮的大巴車到新房參觀一圈回來，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
拿定主意的還有同村另一家貧困戶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歲了，耳朵有點背。他幼時家貧，來到灑雨鎮當了個不掏彩禮錢的上門女婿，先後兩任妻子共給他生了兩兒一女，女兒右腳有點殘疾。穆天明農閒時打打零工，還有些幫廚的手藝，但一年到頭還是要欠下許多債。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幾乎沒有傢俱，穆天明佝僂著往屋中間的小凳上一坐，幾乎要在陰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裡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後，道路的盡頭，再無可走之路。穆天明決定回應搬遷，是被兒子的一句話刺激了。去年，正在貴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後絕不在這裡住了，自行車都騎不進來。”
搬遷後的實惠
臨近搬遷，田應榮卻生出幾分不舍。老屋雖簡陋，卻是他一石一瓦蓋起來的。田應榮記得，蓋房時還沒有通車，石頭要靠馬拉軲轆車，從山上一車一車運下來。他去縣上買鋼筋，扛到家來回走了7個多小時，肩膀都磨爛了。
故土難離，是安龍縣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幹部們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說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聽說要開搬遷動員會就找藉口開溜。”安龍縣水庫和生態移民局局長劉興安告訴記者，上了歲數的人尤其不願意搬遷，“畢竟是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
為了做動員工作，幹部們到符合搬遷條件的農戶家中反復做工作，一位幹部進山時趕上下雨，車輪打滑，差點翻車。幹部看著山路一側陡峭的懸崖，開玩笑說，這要是掉下去，不是車禍，是空難。
周林剛以前是灑雨鎮扶貧工作站站長，他總結的經驗是，“你拿他勸不動，就拿他孩子勸”，“你願意自己一輩子就這樣了，也想孩子一輩子跟你一樣？”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幹部們心裡明白，除了故土難離，老百姓們更為憂慮的是，搬進城以後，做啥營生？現在好歹還有幾畝薄田地可以糊口，進了城，買根蔥都要錢，錢從哪裡找？
劉興安總是隨身揣著一本小冊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宣傳冊》，薄薄20頁，“全是乾貨”。從搬遷補助、就業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進城後的就醫、保險，應有盡有。
安龍縣的許多幹部們拿著這本小冊子，向自己對應的貧困戶詳細宣講，希望能讓他們心裡的石頭落地。擔心買不起新房子的，告訴他們，房款由國家買單；擔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諾一戶至少保證一人就業；擔心沒人養老的，告知會參加社會保險，還有其他多項保障政策；想創業做生意的，有無息貸款和啟動資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個鄉鎮的大巴車載著貧困戶來縣城考察，先去安置點，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樓，再去產業園區，看看已經搬出來的貧困戶如何賺錢，再坐公車參觀縣城，看看學校、醫院、超市，最後坐下來開會講政策，一趟下來，很多本不願搬遷的貧困戶改了主意。
當然，還有想要搬遷但不符合條件的人，劉興安介紹，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搬遷。省裡制定了詳細的搬遷對象識別辦法，對搬遷物件所處的區域條件、家庭個體條件都有嚴格規定，進行篩選後，還要經過組內評議、公示等11個環節和程式，才能正式登記為搬遷農戶。
沒想到搬進綠色小鎮
搬家之前，田應榮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點，這個安置點在縣城新區，未來幾年就將會是主城區，安置區還有個響亮的名字：綠色小鎮。配套的草地、路燈等一應俱全，挨著就有學校、幼稚園、超市、醫院、產業園區等，曾經的憂慮打消了，田應榮馬上抽籤選了房子。按照規則，一樓分給腿腳不利索的，其他樓層抽籤決定，穆天明因為家裡有兩個殘疾人，住進了一樓。田應榮抽到了六樓，雖是頂樓，他也挺高興，“六好，六六大順”。
黔西南州明確：所有搬遷全部搬到縣城，或跨區域搬到產業更集中的興義市或義龍新區，方便搬遷群眾有工打、有業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穩得住。2016年建設的33個安置點，全部建成城鎮區，按照“綠色小鎮”的標準進行，主導產業、特色街區、主題廣場、文化展館、商旅市場、眾創平臺等“十個一”同步配置，每個安置區都有著不同的風光風情風物、綠色特色景區、生產生活生態、宜業宜居宜遊的特色。
安龍縣的安置區就是這樣的綠色小鎮，這讓從小生活在窮山溝裡的田應榮很滿意。他沒想到，搬遷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實惠。按照規定，貧困戶進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0㎡。
田家沒掏一分錢就住進了縣城的安置社區。幹部給他算過一筆賬，總計10多萬的購房款，有中央給的錢，有省裡給的錢，還有他們以後拆掉老房子的錢等等，田應榮聽著有點糊塗，“總之就是不用花錢”。
兒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給記者算下來。根據國家政策，每人有2萬塊錢的建房補助、1.5萬的舊房拆除獎勵，一家四口一共是14萬，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萬，算下來他們不用花錢就可以住進了新房。
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規劃處徐元剛說，建設安置點的費用均由省統貸統還，不給基層政府增加壓力。
喬遷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來了。兩個年輕人終於可以結婚了。他們買了沙發和雙人床，桌上鋪了大紅花桌布，把新居像城裡人一樣拾掇起來。但是，陽臺花盆裡種的青菜還是出賣了他們，和平時出入不愛關門、喜歡圍坐在街邊嘮嗑的鄰居們一樣，他們還保留著濃濃的山裡人氣息。
但他們的下一代離城裡人更近了一點。九龍社區安置點不遠處就是安龍縣的教育園區，縣城最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集中在那裡，根據縣裡的政策，搬遷農戶的子女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優先辦理入學。穆天明右腳殘疾的女兒，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高中就讀了。
“保姆式服務”
最多的時候，周林剛一天要接打100個電話。他是灑雨鎮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辦公室聯絡員，全縣各鎮都有這樣一名聯絡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各鎮搬遷農戶進城以後的“一切瑣事”。
周林剛以前做過扶貧站站長，熟悉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只要是灑雨鎮的，你把名字報給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況。”
現在的周林剛覺得自己更像搬遷農戶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電了找我，兩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處理各種瑣事，停水了聯繫水利部門，停電了聯繫電力部門，要找工作的協調相關企業，真吵架了還得上門勸架。
有個搬遷農戶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家電錶被偷了，他趕過去一看，原來是欠費停電了。連縣委書記都接到過十幾通類似瑣事的電話，不論大小都要耐心幫忙解決。
周林剛理解搬遷農戶，第一次進城居住，總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耐心地教搬遷農戶們，出門要鎖門、自來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丟到垃圾桶裡、超市結帳要排隊。每個搬遷農戶都有他的電話，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以找到他。
他樂於提供這種“保姆式服務”，周林剛說，他小時候，家裡是寨子裡最窮的三五戶之一，父母堅持送他們兄弟幾個讀書，“現在反過來了，是寨子裡最好的三五戶人家之一了”。
他會給貧困戶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沒有這麼好的政策，讀書沒有貸款，創業也沒有獎勵”，他希望搬遷農戶們能珍惜當下的機遇。
總有人“扶不起來”，灑雨鎮的一個搬遷農戶，非纏著周林剛給他評低保，說自己的包保人是個局長，“誰也沒權隨便給你家評低保，是有程式的對不對？”周林剛劈頭蓋臉把對方一頓說，“你才41歲，正年富力強，有胳膊有腿，現在就想著吃低保，將來呢？你孩子怎麼辦？靠低保一家人能過上好日子嗎？”
對方被他批評得不言語了，再也沒說過低保的事兒。
劉興安說，有人進了城，又不肯勞動，總想著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們給一個搬遷農戶聯繫了工作，對方要麼嫌累，要麼嫌工資低，幹部兩次去家中探視，都上午10點多了，他還躺在床上睡大覺。
當地流傳一個段子，因為易地扶貧搬遷農戶享受的優惠政策多，比如搬進了縣城、住進了新房、子女優先入學、就醫有綠色通道、政府幫找工作……一個小學生寫作文《我的願望》時寫下，我的願望是當一個移民搬遷戶……
說起這些，劉興安有些無奈，他說，很多公共資源，城鎮居民之前已經享受過了，現在讓貧困戶享受，無論從國家戰略大局考慮，還是從公平角度考慮，都無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於“養懶漢”，激發搬遷群眾的內生動力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應榮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大棚裡侍弄蘑菇。田家四個大棚，每個大棚約600平米，內置8排鐵架，每個架子有7層，共有6萬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遠看像一個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點點冒出來的香菇。整個棚裡彌散著溫熱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錢，組織蘑菇大棚裡的農戶去東北、浙江學習技術，在浙江慶元的一家食用菌協會，田迪吃到了有生以來最多花樣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燉烤，應有盡有。
他把學來的技術應用到自家大棚裡，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決定是否掀起遮陽布、打開噴水器。這個大學體育專業的小夥子，還學會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級。
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賺錢。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資搭建，購入菌棒的費用由政府補貼一半，另一半是無息貸款。一根菌棒4元購入，幾茬蘑菇賣完，每根菌棒算下來就能賺1.5到2元，他家四個大棚就能賺十多萬，比起之前在家種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嬌嫩，水少了不行，溫度高了不行，太陽曬著了也不行。田家人幹得來勁，在大棚旁邊搭了小帳篷，白天顧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會兒。大約每三個小時，他們就要進棚採摘一次，耽誤了最佳採摘時間，蘑菇傘面下方會開裂，品質下降，“就從三塊五一斤變成一塊錢一斤了”。
周林剛說，沒搬遷出來之前，個別農民比較懶，“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還和人打架”，搬出來都忙著賺錢了，“你問問他們還喝酒不？”田應榮嘿嘿地笑了。
安龍縣委宣傳部部長譚宏介紹，黔西南州氣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濕度較高”，適宜發展食用菌產業。他們因地制宜，從全國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業，將產業發展和扶貧搬遷工作相結合，引導搬遷農戶到食用菌大棚裡就業，幫助搬遷農戶脫貧致富。
一項更具雄心的“中國蘑菇小鎮”專案也在推進，去年11月，安龍縣政府與黔西南州福建商會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打造“中國蘑菇小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以食用菌種植為第一產業，食用菌加工生產為第二產業，圍繞蘑菇小鎮發展為第三產業。
譚宏說，隨著蘑菇小鎮的建設與建成，會為搬遷農戶提供更多的安置、就業與培訓機會。
除了食用菌產業，安龍縣還與多家企業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崗位，為搬遷農戶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提供了超過5000個就業崗位，據測算，到2018年，就業崗位可超過2萬個，超額完成一戶一就業的目標。
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真正被激發
38歲的布依族人韋孔昌，在安龍縣九龍社區開了個物業公司。政府鼓勵搬遷農戶的自主創業行為，根據有關政策，為他的公司免費提供辦公場所，啟動資金提供貼息貸款，扶貧幹部還幫曾經不懂漢語的他給公司取了名字——貴韻。
一年前，沒讀過書的韋孔昌還只會說布依族話；如今，他的漢語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了。幾個月時間，他的物業公司陸續接下了三個社區，還發展了工程隊、紅白喜事一條龍服務隊等，吸納了幾十個搬遷貧困戶就業。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長王堯忠說，全州2016年搬遷14553戶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遷群眾實現了一戶一人以上就近就業，這些目標說明了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規劃。包括他在內，14戶菇農成立了“安龍縣感恩種養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田迪本人擔任理事長。縣扶貧辦支持他們，為合作社提供了免費的辦公場所，還給購置了一批辦公用品。
田迪計畫，由合作社對接農戶與收購公司。等到社員多了，他們會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贏得更多收入。未來，合作社還可以聯繫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動開拓市場，不再由政府“扶著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新京報記者 王婧禕 實習生 周小琪 貴州安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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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坐著鄉鎮的大巴車到新房參觀一圈回來，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拿定主意的還有同村另一家貧困戶穆天明。穆天明今年63歲了，耳朵有點背。他幼時家貧，來到灑雨鎮當了個不掏彩禮錢的上門女婿，先後兩任妻子共給他生了兩兒一女，女兒右腳有點殘疾。穆天明農閒時打打零工，還有些幫廚的手藝，但一年到頭還是要欠下許多債。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幾乎沒有傢俱，穆天明佝僂著往屋中間的小凳上一坐，幾乎要在陰影中消失掉了。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裡最偏僻的，山壁的背後，道路的盡頭，再無可走之路。穆天明決定回應搬遷，是被兒子的一句話刺激了。去年，正在貴州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回老家，甩下一句，“以後絕不在這裡住了，自行車都騎不進來。”
搬遷後的實惠
臨近搬遷，田應榮卻生出幾分不舍。老屋雖簡陋，卻是他一石一瓦蓋起來的。田應榮記得，蓋房時還沒有通車，石頭要靠馬拉軲轆車，從山上一車一車運下來。他去縣上買鋼筋，扛到家來回走了7個多小時，肩膀都磨爛了。
故土難離，是安龍縣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幹部們遇到的阻力之一。“有的人今天說搬，明天又不搬了，有人一聽說要開搬遷動員會就找藉口開溜。”安龍縣水庫和生態移民局局長劉興安告訴記者，上了歲數的人尤其不願意搬遷，“畢竟是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
為了做動員工作，幹部們到符合搬遷條件的農戶家中反復做工作，一位幹部進山時趕上下雨，車輪打滑，差點翻車。幹部看著山路一側陡峭的懸崖，開玩笑說，這要是掉下去，不是車禍，是空難。
周林剛以前是灑雨鎮扶貧工作站站長，他總結的經驗是，“你拿他勸不動，就拿他孩子勸”，“你願意自己一輩子就這樣了，也想孩子一輩子跟你一樣？”一招使出，往往有效。
幹部們心裡明白，除了故土難離，老百姓們更為憂慮的是，搬進城以後，做啥營生？現在好歹還有幾畝薄田地可以糊口，進了城，買根蔥都要錢，錢從哪裡找？
劉興安總是隨身揣著一本小冊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宣傳冊》，薄薄20頁，“全是乾貨”。從搬遷補助、就業扶持，到子女教育、住房政策，進城後的就醫、保險，應有盡有。
安龍縣的許多幹部們拿著這本小冊子，向自己對應的貧困戶詳細宣講，希望能讓他們心裡的石頭落地。擔心買不起新房子的，告訴他們，房款由國家買單；擔心找不到工作的，承諾一戶至少保證一人就業；擔心沒人養老的，告知會參加社會保險，還有其他多項保障政策；想創業做生意的，有無息貸款和啟動資金支持……
隔三差五就有各個鄉鎮的大巴車載著貧困戶來縣城考察，先去安置點，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樓，再去產業園區，看看已經搬出來的貧困戶如何賺錢，再坐公車參觀縣城，看看學校、醫院、超市，最後坐下來開會講政策，一趟下來，很多本不願搬遷的貧困戶改了主意。
當然，還有想要搬遷但不符合條件的人，劉興安介紹，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搬遷。省裡制定了詳細的搬遷對象識別辦法，對搬遷物件所處的區域條件、家庭個體條件都有嚴格規定，進行篩選後，還要經過組內評議、公示等11個環節和程式，才能正式登記為搬遷農戶。
沒想到搬進綠色小鎮
搬家之前，田應榮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點，這個安置點在縣城新區，未來幾年就將會是主城區，安置區還有個響亮的名字：綠色小鎮。配套的草地、路燈等一應俱全，挨著就有學校、幼稚園、超市、醫院、產業園區等，曾經的憂慮打消了，田應榮馬上抽籤選了房子。按照規則，一樓分給腿腳不利索的，其他樓層抽籤決定，穆天明因為家裡有兩個殘疾人，住進了一樓。田應榮抽到了六樓，雖是頂樓，他也挺高興，“六好，六六大順”。
黔西南州明確：所有搬遷全部搬到縣城，或跨區域搬到產業更集中的興義市或義龍新區，方便搬遷群眾有工打、有業就、有收入，真正搬得出、穩得住。2016年建設的33個安置點，全部建成城鎮區，按照“綠色小鎮”的標準進行，主導產業、特色街區、主題廣場、文化展館、商旅市場、眾創平臺等“十個一”同步配置，每個安置區都有著不同的風光風情風物、綠色特色景區、生產生活生態、宜業宜居宜遊的特色。
安龍縣的安置區就是這樣的綠色小鎮，這讓從小生活在窮山溝裡的田應榮很滿意。他沒想到，搬遷讓他獲得了更大的實惠。按照規定，貧困戶進城安置，人均住房面積不超過20㎡。
田家沒掏一分錢就住進了縣城的安置社區。幹部給他算過一筆賬，總計10多萬的購房款，有中央給的錢，有省裡給的錢，還有他們以後拆掉老房子的錢等等，田應榮聽著有點糊塗，“總之就是不用花錢”。
兒子田迪比他明白，麻利地給記者算下來。根據國家政策，每人有2萬塊錢的建房補助、1.5萬的舊房拆除獎勵，一家四口一共是14萬，新房每平米1300元，80平米是10.4萬，算下來他們不用花錢就可以住進了新房。
貴州省水庫和生態移民局規劃處徐元剛說，建設安置點的費用均由省統貸統還，不給基層政府增加壓力。
喬遷新居的那天，田迪的女朋友也來了。兩個年輕人終於可以結婚了。他們買了沙發和雙人床，桌上鋪了大紅花桌布，把新居像城裡人一樣拾掇起來。但是，陽臺花盆裡種的青菜還是出賣了他們，和平時出入不愛關門、喜歡圍坐在街邊嘮嗑的鄰居們一樣，他們還保留著濃濃的山裡人氣息。
但他們的下一代離城裡人更近了一點。九龍社區安置點不遠處就是安龍縣的教育園區，縣城最好的幼稚園、小學、中學集中在那裡，根據縣裡的政策，搬遷農戶的子女可以通過綠色通道優先辦理入學。穆天明右腳殘疾的女兒，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高中就讀了。
“保姆式服務”
最多的時候，周林剛一天要接打100個電話。他是灑雨鎮駐安龍縣易地扶貧搬遷辦公室聯絡員，全縣各鎮都有這樣一名聯絡員，他們的工作是負責各鎮搬遷農戶進城以後的“一切瑣事”。
周林剛以前做過扶貧站站長，熟悉貧困戶的家庭情況，“只要是灑雨鎮的，你把名字報給我，不能說百分之百，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況。”
現在的周林剛覺得自己更像搬遷農戶的“保姆”，“停水了找我，停電了找我，兩口子吵架了也找我”。他每天要處理各種瑣事，停水了聯繫水利部門，停電了聯繫電力部門，要找工作的協調相關企業，真吵架了還得上門勸架。
有個搬遷農戶半夜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家電錶被偷了，他趕過去一看，原來是欠費停電了。連縣委書記都接到過十幾通類似瑣事的電話，不論大小都要耐心幫忙解決。
周林剛理解搬遷農戶，第一次進城居住，總有個適應的過程，他耐心地教搬遷農戶們，出門要鎖門、自來水不能直接喝、垃圾要丟到垃圾桶裡、超市結帳要排隊。每個搬遷農戶都有他的電話，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可以找到他。
他樂於提供這種“保姆式服務”，周林剛說，他小時候，家裡是寨子裡最窮的三五戶之一，父母堅持送他們兄弟幾個讀書，“現在反過來了，是寨子裡最好的三五戶人家之一了”。
他會給貧困戶講自己的故事，“那時沒有這麼好的政策，讀書沒有貸款，創業也沒有獎勵”，他希望搬遷農戶們能珍惜當下的機遇。
總有人“扶不起來”，灑雨鎮的一個搬遷農戶，非纏著周林剛給他評低保，說自己的包保人是個局長，“誰也沒權隨便給你家評低保，是有程式的對不對？”周林剛劈頭蓋臉把對方一頓說，“你才41歲，正年富力強，有胳膊有腿，現在就想著吃低保，將來呢？你孩子怎麼辦？靠低保一家人能過上好日子嗎？”
對方被他批評得不言語了，再也沒說過低保的事兒。
劉興安說，有人進了城，又不肯勞動，總想著有政府兜底，“反正有事找政府”。他們給一個搬遷農戶聯繫了工作，對方要麼嫌累，要麼嫌工資低，幹部兩次去家中探視，都上午10點多了，他還躺在床上睡大覺。
當地流傳一個段子，因為易地扶貧搬遷農戶享受的優惠政策多，比如搬進了縣城、住進了新房、子女優先入學、就醫有綠色通道、政府幫找工作……一個小學生寫作文《我的願望》時寫下，我的願望是當一個移民搬遷戶……
說起這些，劉興安有些無奈，他說，很多公共資源，城鎮居民之前已經享受過了，現在讓貧困戶享受，無論從國家戰略大局考慮，還是從公平角度考慮，都無可厚非。但是，好的政策也不能用於“養懶漢”，激發搬遷群眾的內生動力才是脫貧致富的根本途徑。
“收入翻了好多倍”
田應榮現在絕大部分時間在大棚裡侍弄蘑菇。田家四個大棚，每個大棚約600平米，內置8排鐵架，每個架子有7層，共有6萬多根菌棒。棕色的菌棒遠看像一個泥巴棍，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點點冒出來的香菇。整個棚裡彌散著溫熱的蘑菇香味。
今年4月，政府出錢，組織蘑菇大棚裡的農戶去東北、浙江學習技術，在浙江慶元的一家食用菌協會，田迪吃到了有生以來最多花樣的蘑菇宴，蒸煮煎炸燉烤，應有盡有。
他把學來的技術應用到自家大棚裡，根據溫度、濕度的變化，決定是否掀起遮陽布、打開噴水器。這個大學體育專業的小夥子，還學會了看菌棒的成色、蘑菇的等級。
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賺錢。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資搭建，購入菌棒的費用由政府補貼一半，另一半是無息貸款。一根菌棒4元購入，幾茬蘑菇賣完，每根菌棒算下來就能賺1.5到2元，他家四個大棚就能賺十多萬，比起之前在家種地，“收入翻了好多倍呢”。
蘑菇嬌嫩，水少了不行，溫度高了不行，太陽曬著了也不行。田家人幹得來勁，在大棚旁邊搭了小帳篷，白天顧不上回家，累了就躺一會兒。大約每三個小時，他們就要進棚採摘一次，耽誤了最佳採摘時間，蘑菇傘面下方會開裂，品質下降，“就從三塊五一斤變成一塊錢一斤了”。
周林剛說，沒搬遷出來之前，個別農民比較懶，“沒事做的時候就在家喝酒、打牌，喝多了還和人打架”，搬出來都忙著賺錢了，“你問問他們還喝酒不？”田應榮嘿嘿地笑了。
安龍縣委宣傳部部長譚宏介紹，黔西南州氣候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熱，濕度較高”，適宜發展食用菌產業。他們因地制宜，從全國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業，將產業發展和扶貧搬遷工作相結合，引導搬遷農戶到食用菌大棚裡就業，幫助搬遷農戶脫貧致富。
一項更具雄心的“中國蘑菇小鎮”專案也在推進，去年11月，安龍縣政府與黔西南州福建商會簽訂戰略合作協定，打造“中國蘑菇小鎮”，總投資20億元人民幣，以食用菌種植為第一產業，食用菌加工生產為第二產業，圍繞蘑菇小鎮發展為第三產業。
譚宏說，隨著蘑菇小鎮的建設與建成，會為搬遷農戶提供更多的安置、就業與培訓機會。
除了食用菌產業，安龍縣還與多家企業合作，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崗位，為搬遷農戶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已經提供了超過5000個就業崗位，據測算，到2018年，就業崗位可超過2萬個，超額完成一戶一就業的目標。
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真正被激發
38歲的布依族人韋孔昌，在安龍縣九龍社區開了個物業公司。政府鼓勵搬遷農戶的自主創業行為，根據有關政策，為他的公司免費提供辦公場所，啟動資金提供貼息貸款，扶貧幹部還幫曾經不懂漢語的他給公司取了名字——貴韻。
一年前，沒讀過書的韋孔昌還只會說布依族話；如今，他的漢語已經說得有模有樣了。幾個月時間，他的物業公司陸續接下了三個社區，還發展了工程隊、紅白喜事一條龍服務隊等，吸納了幾十個搬遷貧困戶就業。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長王堯忠說，全州2016年搬遷14553戶66176人，截至8月底入住率95%，搬遷群眾實現了一戶一人以上就近就業，這些目標說明了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如今，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規劃。包括他在內，14戶菇農成立了“安龍縣感恩種養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田迪本人擔任理事長。縣扶貧辦支持他們，為合作社提供了免費的辦公場所，還給購置了一批辦公用品。
田迪計畫，由合作社對接農戶與收購公司。等到社員多了，他們會有更強的議價能力，贏得更多收入。未來，合作社還可以聯繫更多食用菌公司，主動開拓市場，不再由政府“扶著走”，而是一步步踏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新京報記者 王婧禕 實習生 周小琪 貴州安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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