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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0,心理援助熱線背後的奇聞怪事

“我有一個困擾。 ”一個男聲求助。

“我有什麼能幫您的嗎?”

“我愛人懷孕了, 我想剖開她的大肚子。 ”聲音出現的那一瞬間, 何晶的大腦一片空白,

她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您嘗試這樣做了嗎?”

“沒有, 我曾把尖銳的東西放在她肚子上面, 但沒動手。 ”男人的聲音也很猶豫:“我想再等等, 等她沒有防備之心的時候, 把她肚子剖開, 看看裡面的樣子。 ”

這是何晶印象最深的一個高危電話, 何晶是0459-12320心理援助熱線的接線員。 2013年, 衛生部在大慶市開通公益熱線電話, 作為市政府百項惠民工程之一, 0459-12320成為黑龍江省首部心理援助熱線, 黑龍江人打到12320熱線的求助電話, 都會第一時間被轉接到這裡。 熱線一共開通兩條線路, 具有專業心理學背景的接線員提供24小時的無間斷幫助。 從2013年10月正式開通, 心理援助熱線一共接聽了4526個來電, 其中不乏一些有自殺傾向的高危電話。

每當電話響起、戴上耳機,

接線員就要進入另一個世界。 在這裡, 有焦躁、有無助、有痛苦、有危難;在這裡, 他們是船夫是大俠, 是挽救一個又一個危難者的擺渡人。

每一個高危電話, 都讓人如履薄冰

從事接線員工作四年後, 何晶已經不記得, 自己一共接通過多少高危電話。 就在不久前的一個下午, 還有一個哈爾濱的女孩打電話來。 “她開始聲音很低, 就說想要找人傾訴。 ”女孩講述自己跟父親的矛盾, 講述自己在情感中受傷……聽著聽著, 何晶發現不對:她低沉的聲音帶著哭腔, 傾訴的語氣又充滿了絕望。 感覺事態緊張, 何晶步步為營開始“套話”。 知道真相的那瞬間, 她心裡“咯噔”一驚。 女孩說, 她挺想死的。 “你採取措施了嗎, 還只是想想?”“我吃了20多片安眠藥,

正躺在床上。 ”

何晶告訴自己不要慌, 她快速回憶兩人的對話, 發現了女孩和奶奶的感情很親。 “我用這條線引導她, 讓她回憶和奶奶在一起的時光, 後來她放棄輕生, 告訴我們自己的地址, 我們營救成功!”

這不是何晶第一次進行危機干預,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心理援助熱線的接線員們, 或多或少都接通過高危電話。 剛開始通話, 一個人的生命就取決於自己的幾句話, 何晶承認自己也有過大腦一片空白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慢慢的, 經驗逐漸豐富, 她也開始處變不驚。

然而即使干預成功, 何晶也不會完全放心。 事發一段時間後, 她總要電話回訪, 最怕的就是, 電話那頭只有滴滴的盲音。 “這就是高危電話, 每一次接線我們都如履薄冰。

但一撥通回訪電話, 聽到她的聲音, 聽她給你講述自己新生活的時候, 一切又仿佛都值得了。 ”

我們, 也會很無助

一個通過心理援助熱線成功挽救生命的女孩告訴本報記者:對我而言, 接線員們不是太陽, 而是月光。 不那麼強烈, 只有淡淡的清輝, 但總那麼可靠, 讓人可以相信和依靠。

聽到大家的評價, 接線員張妍笑了。 她告訴本報記者, 這份助人的職業, 的確讓她感到驕傲。 “有一個反復來電的求助者, 因為救一個男孩, 他被車禍毀容了。 從正常人到毀容者, 他的生活發生了太大的變化, 一時間難以適應。 那段時間, 他經常給我們打電話。 剛開始電話接通, 總是沉默不開口, 後來我們就將他當成朋友, 一遍遍安慰他,

慢慢就能聊上兩句。 ”幾十通電話過後, 這位先生終於徹底敞開心扉。 他與接線員們講自己的故事, 講自己的心裡話, 跟親人都沒有說過這些。 電話撥通的次數越多, 求助者也越開朗, 最後他成功地走出陰影, 還想給接線員們郵寄禮物。 每當這時, 張妍就特別開心:我們幫助他, 打開了心門。

然而不是每通電話都能獲得這樣的效果, 接線員告訴記者, 他們也有很無助的時刻。 張妍說, “畢竟是隔著電話溝通, 我們看不到對方的狀態和表情, 他的每一次沉默, 我總會緊張, 就怕電話斷了, 就怕再也聯繫不上這個人。 ”

為此, 每次電話撥通, 張妍都一邊傾聽一邊猜測對方的動作與處境。 慢慢的, 她練成了一門“絕活”:我能聽出來, 對方是什麼姿態, 躺著還是坐著。“有一次一個女孩來電,但不說話,我就詢問她,你是不是躺著呢。”她一邊引導女孩坐起來,一邊幫助她改變情緒。“躺著氣息比較弱,人的精神頭就不太高。”但也不是每次猜測都能幫得上忙。“有些求助者在家,會特意走到窗邊接電話,營造自己在外面打電話的假像。或許是為了保護自己,很多人不願說出自己的真實境況。”

何晶偶爾也會有無助感。“剖肚子”的案例就讓她坐臥不安。“我們後來打電話回訪,想瞭解後續情況,但電話的那頭只有滴滴的盲音,再也沒被接通。”還有去年夏天的一個求助者。“她母親將父親殺了,她回家時,家裡亂七八糟,滿是父親掙扎的痕跡。”一開始,女孩沒顧得上憂傷,她為母親奔波,為姐姐疏導。等到半年塵埃落定後,她一下就崩潰了。“每天夜裡都做夢,夢裡重複上演父親被殺的場景。此外,她還陷入了嚴重的自責,總覺得是自己沒有保護好這個家。”

遇到這樣的求助者,何晶很難受。她告訴記者:“我們是絕對中立的,職責就是安撫求助者的情緒,引導他們看清自己的內心。遇到這種情況,眼睜睜看著她難受,還幫不上太多的忙,真的很無力。”

愛人、孩子、過日子,求助最多的中年人

何晶告訴本報記者,熱線開通四年來,來電量比較平穩,無效的電話逐漸減少,真正有求助需求的來電者越來越多。而這些求助者,主要以青少年和中年人為主。

每逢中考、高考前後,青少年的來電明顯遞增。他們告訴接線員,自己特別焦慮,一看到試卷都頭疼,一走進考場就頭暈。但自己的這些感受,他們不敢告訴家長。除此之外,大家多為戀愛與網癮問題憂心。很多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的溝通越來越少,一旦戀愛遭遇父母阻撓,或者戀情失敗,就可能採取極端行為。

中年人是求助熱線中的另一個主力軍。夫妻關係、配偶出軌、孩子的教育……中年危機將很多人壓得喘不上氣來。張妍發現,同樣是中年人,同樣因婚姻而困惑,男女的求助方向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打來電話的男人多是訴說配偶出軌,女人‘投訴’的就很多元——配偶不忠、自己太辛苦,在家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張妍接過一位男士的來電:“他說妻子外遇,在他發現後發誓斷絕關係,但是沒多久,兩人再次複合。離婚,男士捨不得;不離,他又咽不下這口氣。”何晶記得一個孤獨的女士,“十幾年前,她離婚了,和同樣受過情傷的男士搭夥過日子。女方條件好一點,兩人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錢,她只求男士對自己好。結果不久前她發現,男士看上了彩票站十八九歲的工作人員,跟人家加微信,每天找話聊天。雖然身體沒有出軌,她也接受不了。”她告訴記者:“很多控訴出軌的求助者都是這樣,他們其實不捨得離婚,但又覺得自己憋屈。跟他們溝通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他們不用我們想辦法,他們自己心裡已經有了主意,就是想找人傾訴一下。”此外,張妍驚訝地發現:“出軌者打來的電話比他們的配偶多。他們既想追求新鮮感,又覺得對不起原配;還有人感覺辛苦,但卻不捨得結束。”

更多的中年人,是為了孩子求助。孩子早戀、網癮、不與家人溝通,近幾年還有父母諮詢孩子同性戀的。父母們的情緒變化非常大。何晶記得,“一個不知道怎樣教育女兒的母親,說著說著就哭了;發現女兒有同性戀傾向的母親,感覺快要崩潰了。她流著淚,語無倫次、拼命地哀求我們,希望能勸服自己的女兒。”

還有一種絕望的家長,他們的孩子患上了疾病。“自閉症、狂躁症、抑鬱症、多動症……這幾年,我們通過家長瞭解過很多這樣的孩子。從七八歲的小孩,到青春期的少年,他們的父母特點非常明顯。聲音急切,當場就想確定結果,一旦發現孩子真有病,大多數人都接受不了。”張妍告訴記者:“其實這些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父母,通過電話就能發現,很多父母脾氣大,心情不好就會責駡孩子。還有人在電話中推卸責任,將所有錯誤都施加在孩子頭上。”

向心理援助熱線求助的老年人,一般多為睡眠或是空巢問題。張妍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年求助者說:“我今年七十多了,被子女們拋棄。原本還有一個子女管她的,其他人都放手,這個孩子氣不平,最後也放棄了。”在電話裡,老人講述她的寂寞,張妍聽著心酸。

脆弱的現代人

張妍說,不幹這個工作,你永遠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奇事兒”。有人專門打電話來性騷擾,有人編故事換取接線員的注意力,還有很多來電講述亂倫的經歷。“母親和兒子的,弟弟和姐姐的,什麼樣的都有。打電話求助的人也明白自己做的不對,但就像患病了一樣,沉迷於畸形的關係無法自拔。”

她們告訴記者,心理援助熱線就像一面鏡子,它折射出現代人的心理問題。“以前打電話的多為抑鬱症患者等群體,現在普通的求助者也越來越多。生活困擾、情緒上的焦慮等等,心理問題就像感冒,成為大家的常見病。”

此外,她們發現,現代人的情感似乎比以往更脆弱。“同事間的拌嘴,朋友之間的小摩擦,都成為他們口中的大問題,有的鑽進牛角尖,就是出不來。還有一位男士,因為領導使喚他幾次,就滿肚子不開心,覺得自己很委屈。”

但同樣的,這面大鏡子,也折射出社會的進步。“原先有心理問題,大家都遮著掩著,或者不懂得求助。但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重視起心理問題,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問題。” (接線員皆為化名)(李熙爽)

躺著還是坐著。“有一次一個女孩來電,但不說話,我就詢問她,你是不是躺著呢。”她一邊引導女孩坐起來,一邊幫助她改變情緒。“躺著氣息比較弱,人的精神頭就不太高。”但也不是每次猜測都能幫得上忙。“有些求助者在家,會特意走到窗邊接電話,營造自己在外面打電話的假像。或許是為了保護自己,很多人不願說出自己的真實境況。”

何晶偶爾也會有無助感。“剖肚子”的案例就讓她坐臥不安。“我們後來打電話回訪,想瞭解後續情況,但電話的那頭只有滴滴的盲音,再也沒被接通。”還有去年夏天的一個求助者。“她母親將父親殺了,她回家時,家裡亂七八糟,滿是父親掙扎的痕跡。”一開始,女孩沒顧得上憂傷,她為母親奔波,為姐姐疏導。等到半年塵埃落定後,她一下就崩潰了。“每天夜裡都做夢,夢裡重複上演父親被殺的場景。此外,她還陷入了嚴重的自責,總覺得是自己沒有保護好這個家。”

遇到這樣的求助者,何晶很難受。她告訴記者:“我們是絕對中立的,職責就是安撫求助者的情緒,引導他們看清自己的內心。遇到這種情況,眼睜睜看著她難受,還幫不上太多的忙,真的很無力。”

愛人、孩子、過日子,求助最多的中年人

何晶告訴本報記者,熱線開通四年來,來電量比較平穩,無效的電話逐漸減少,真正有求助需求的來電者越來越多。而這些求助者,主要以青少年和中年人為主。

每逢中考、高考前後,青少年的來電明顯遞增。他們告訴接線員,自己特別焦慮,一看到試卷都頭疼,一走進考場就頭暈。但自己的這些感受,他們不敢告訴家長。除此之外,大家多為戀愛與網癮問題憂心。很多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和父母的溝通越來越少,一旦戀愛遭遇父母阻撓,或者戀情失敗,就可能採取極端行為。

中年人是求助熱線中的另一個主力軍。夫妻關係、配偶出軌、孩子的教育……中年危機將很多人壓得喘不上氣來。張妍發現,同樣是中年人,同樣因婚姻而困惑,男女的求助方向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打來電話的男人多是訴說配偶出軌,女人‘投訴’的就很多元——配偶不忠、自己太辛苦,在家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張妍接過一位男士的來電:“他說妻子外遇,在他發現後發誓斷絕關係,但是沒多久,兩人再次複合。離婚,男士捨不得;不離,他又咽不下這口氣。”何晶記得一個孤獨的女士,“十幾年前,她離婚了,和同樣受過情傷的男士搭夥過日子。女方條件好一點,兩人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錢,她只求男士對自己好。結果不久前她發現,男士看上了彩票站十八九歲的工作人員,跟人家加微信,每天找話聊天。雖然身體沒有出軌,她也接受不了。”她告訴記者:“很多控訴出軌的求助者都是這樣,他們其實不捨得離婚,但又覺得自己憋屈。跟他們溝通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他們不用我們想辦法,他們自己心裡已經有了主意,就是想找人傾訴一下。”此外,張妍驚訝地發現:“出軌者打來的電話比他們的配偶多。他們既想追求新鮮感,又覺得對不起原配;還有人感覺辛苦,但卻不捨得結束。”

更多的中年人,是為了孩子求助。孩子早戀、網癮、不與家人溝通,近幾年還有父母諮詢孩子同性戀的。父母們的情緒變化非常大。何晶記得,“一個不知道怎樣教育女兒的母親,說著說著就哭了;發現女兒有同性戀傾向的母親,感覺快要崩潰了。她流著淚,語無倫次、拼命地哀求我們,希望能勸服自己的女兒。”

還有一種絕望的家長,他們的孩子患上了疾病。“自閉症、狂躁症、抑鬱症、多動症……這幾年,我們通過家長瞭解過很多這樣的孩子。從七八歲的小孩,到青春期的少年,他們的父母特點非常明顯。聲音急切,當場就想確定結果,一旦發現孩子真有病,大多數人都接受不了。”張妍告訴記者:“其實這些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父母,通過電話就能發現,很多父母脾氣大,心情不好就會責駡孩子。還有人在電話中推卸責任,將所有錯誤都施加在孩子頭上。”

向心理援助熱線求助的老年人,一般多為睡眠或是空巢問題。張妍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年求助者說:“我今年七十多了,被子女們拋棄。原本還有一個子女管她的,其他人都放手,這個孩子氣不平,最後也放棄了。”在電話裡,老人講述她的寂寞,張妍聽著心酸。

脆弱的現代人

張妍說,不幹這個工作,你永遠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奇事兒”。有人專門打電話來性騷擾,有人編故事換取接線員的注意力,還有很多來電講述亂倫的經歷。“母親和兒子的,弟弟和姐姐的,什麼樣的都有。打電話求助的人也明白自己做的不對,但就像患病了一樣,沉迷於畸形的關係無法自拔。”

她們告訴記者,心理援助熱線就像一面鏡子,它折射出現代人的心理問題。“以前打電話的多為抑鬱症患者等群體,現在普通的求助者也越來越多。生活困擾、情緒上的焦慮等等,心理問題就像感冒,成為大家的常見病。”

此外,她們發現,現代人的情感似乎比以往更脆弱。“同事間的拌嘴,朋友之間的小摩擦,都成為他們口中的大問題,有的鑽進牛角尖,就是出不來。還有一位男士,因為領導使喚他幾次,就滿肚子不開心,覺得自己很委屈。”

但同樣的,這面大鏡子,也折射出社會的進步。“原先有心理問題,大家都遮著掩著,或者不懂得求助。但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重視起心理問題,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問題。” (接線員皆為化名)(李熙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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