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槍斃敵的、神射手們的故事， 始終是文學作品、電影以及電子遊戲中經久不衰的主題。 狙擊的藝術起源于黑火藥時代， 到了19世紀， 隨著步槍製造技術的不斷改進， 它已經成了一種舉足輕重的戰爭形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各國都致力於發展這門藝術。 此時， 擔任狙擊手的士兵已經從簡單挑選的優秀射手， 變成了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員。 他們的裝備也出現了大幅度的改良——在一戰末期， 各國狙擊手已經裝備了特製的偽裝服， 安裝了高倍瞄準鏡的步槍——這對他們獵殺高價值目標非常有利。
找回技巧：1939-1940
但和之前的許多戰爭一樣， 在一戰結束後， 不少國家都逐漸遺忘了他們費勁艱辛才汲取的作戰技巧， 畢竟， 前線地獄般的景象， 都給軍人們留下了許多不愉快的回憶——而突如其來的冷槍顯然是最令人恐懼的元素。 由此產生的一個後果是：1918-1939年間， 各國的狙擊戰術幾乎都在原地踏步。
而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一種全新的作戰模式席捲了歐洲——它在後來被稱為“閃電戰”， 與傳統的作戰模式相比， 它更強調大部隊的快速機動， 提倡在出其不意的情況下直搗敵軍後方。 戰爭初期， 這種作戰模式幾乎主宰了整個歐洲戰場， 而另一方面， 由於沒有可以施展技術的舞臺， 狙擊手只扮演了有限的作用。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作為一種全新的戰術模式， “閃電戰”強調部隊憑藉快速機動、直搗敵軍後方，
而在另一邊， 英軍士兵同樣花費了很長時間才重新掌握了狙擊的訣竅。 在1918年， 英軍曾擁有當時歐洲最好的射手和裝備， 但隨著戰後的長期和平， 他們之前汲取的經驗和教訓幾乎被遺忘。 1942年， 擔任狙擊課程教官的加拿大人尼維爾·阿姆斯壯中校（Nevill Armstrong）甚至悲哀地指出：“在步兵中， 似乎存在一種蔑視狙擊的傾向， 他們認為， 狙擊只是一種‘屬於塹壕戰的特殊現象’……‘很不具有騎士精神’……‘在未來戰爭中， 這種殺人方式可能將永遠不會出現’。 ”
也正是因此， 雖然英軍的訓練指南中保留了許多關於狙擊的內容， 但真正展開訓練的部隊卻少之又少。
在他們當中， 就有北安普敦郡團第5營的愛德格·拉貝茨——戰前他是林肯郡的一名農民和獵手， 能徒手捉住一隻野兔。 當部隊開赴法國之後， 他立刻被派往一個步兵連擔任狙擊手。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 他都有自由行動的權利。
一名在戰爭初期， 獨自在廢墟中進行獵殺的英軍狙擊手
在敦克爾克撤退期間， 拉貝茨接到命令， 在一座村莊中獵殺德國人。 後來他回憶道：“一個敵軍狙擊手爬到了屋頂上， 踩掉了幾塊瓦片——他的射界非常理想， 如果有人走進廣場， 一定會走入他的火力範圍。 據觀察， 這名狙擊手大約在廣場一側的中心地帶， 他的同夥則佔據了附近的一個角落。 他們的射界覆蓋了整個廣場， 並以此實現了交替掩護。
當一名英國軍官進入廣場後， 德國狙擊手立刻開槍。 拉貝茨後來寫道：“我判斷出了槍口閃光的大致位置， 並走進了對面的一座房屋。 這時， 狙擊手屋簷上探出頭來， 我從屋內透過臥室窗戶向他開火， 他中彈摔了下去。這時，德軍觀察員開始盲目射擊，從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錯誤地假定，我的位置可能更貼近臥室的窗戶。就這樣，他暴露了自己，進而為此付出了生命。”
這段關於早期狙擊手對決的回憶，也揭示了許多狙擊作戰的原則。儘管拉貝茨本人更傾向於做一名獨行俠，但在戰場上，更多的狙擊手選擇成對出動：其中一位負責用雙筒望遠鏡觀察戰場、估算距離，另一個則集中精力解決目標。他們之間的溝通主要依靠手勢或者預先安排的信號，同時，他們還需要相互監視著對方的“危險位置”。在通常情況下，這個分隊還會預先確定幾個預備陣地——這些陣地距離原始陣地大約在10米左右，選擇的主要依據是射界開闊和易於隱蔽——當然，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樣“完美”的陣地在前線通常數量不多。
一個典型的二戰雙人狙擊分隊，其中包括一名射手和一名觀測員
按照拉貝茨自己的描述，他能夠使用英軍制式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在350米外首發命中，在戰爭初期，這已經是非常好的成績。然而，他也提到，其實在戰場上，真正考驗狙擊手的不只有射擊技術，還有超乎常人的警惕性。由於狙擊手尋找的是相對高價值的目標，敵人通常會對這些目標採取一定的保護或偽裝措施，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留心常人不會注意到的細節，比如說，呼出的蒸汽、突然起飛的鳥雀，或是地面上出現的垃圾和麵包屑等。
安裝瞄準鏡的李-恩菲爾德步槍——二戰英軍狙擊手的標準武器
同時，一名狙擊手還應當意識到，自己在前線的主要工作是射殺敵軍，但殺人遠不是任務的全部，有時一槍未發，要比消滅一整個敵軍分隊更有意義。具體來說，由於任務使然，狙擊手往往比別人更接近第一手情報，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周圍環境，給敵人製造混亂，或者將重要情報傳遞回後方，明顯比提高自己的戰績更有價值。
英國狙擊手愛德格·拉貝茨就曾描述了一次在1940年的行動：
“有一天我出去，發現有個德國憲兵站在十字路口，按照平常的情況，這個目標絕對不值得浪費一顆子彈，但在注視了一會之後，我突然意識到，他守在十字路口的唯一原因是將一支部隊指引到新的位置。
於是，我爬到離他大約150碼的距離上。由於他不斷探出身來眺望友軍趕來的方向，而且當地通向我軍前線只有一條道路，因此，我突然發現自己發覺了敵軍部隊的運動方向。於是，我殺死了這個憲兵，把他的屍體背走，使當敵人趕到十字路口時，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而我則回到部隊傳遞了這條關鍵情報。”
愛德格·拉貝茨描繪的行動也揭示了狙擊作戰的兩大目標：這就是殺傷和擾亂，儘管在戰爭初期，認識到這一點的軍隊相當有限，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狙擊手們的地位才得到了認可和重視。
東線：理想的獵殺場
1930年代，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積極研究和發展狙擊戰術的國家，這一點主要是出於西班牙內戰和蘇芬戰爭中的經驗。尤其是在後一場戰爭中，芬蘭人之所以能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抵擋蘇軍一年，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狙擊戰術的靈活運用。在1939-1940年期間，許多獵人應徵加入了芬蘭軍隊，並將特長運用到了保家衛國的戰鬥中。其中的佼佼者是席摩·海赫（Simo Häyhä），他的綽號是“白色死神”，在1940年3月身負重傷前，他總共打死了超過500名蘇聯士兵，這也是二戰狙擊手創下的最好成績之一。
席摩·海赫，他在蘇芬戰爭期間狙殺了超過500名蘇軍
另一方面，慘重的損失，也讓蘇聯軍隊開始痛定思痛，他們開始積極鼓勵狙擊訓練，並將其納入了備戰科目。同時，他們對“狙擊”的定義也比西方更為寬泛，其中既包括了用帶高倍瞄準鏡的步槍進行精確射擊，也包括用普通武器對敵軍施放冷槍。蘇聯的狙擊手通常成對作戰，它們經常被分配給步兵連或甚至步兵排，並由經驗豐富的下級軍官指揮。
戰爭的最初兩年，除了局部反擊以外，蘇軍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防禦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狙擊手主要部署在防禦陣地前方，以遲滯敵人的軍事行動。德國歷史作者保羅·卡雷爾寫道：“蘇軍會耐心等著第一個德國兵從他們身邊沖過，然後從身後重新投入戰鬥。蘇軍狙擊手會端著配備了瞄準鏡的半自動步槍，待在他們的散兵坑中，等待獵物的出現。他們專門狙殺補給車輛的司機、軍官以及騎乘摩托車的傳令兵。”這些都讓德國軍隊付出了高昂的的損失。
戰爭初期的蘇聯狙擊手，他使用的是一杆帶瞄準鏡的莫辛納甘步槍——這種步槍也是二戰中蘇聯狙擊手的標準武器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發生在1941年9月：德軍第465步兵團在一個茂密的森林中遭到伏擊，幾個小時內就有75人陣亡、25人失蹤，而他們最終甚至沒能發現敵人的蹤跡。同樣的情況還經常發生在巷戰中，殘垣斷壁為狙擊手提供了理想的活動舞臺。
這種情況下，蘇軍狙擊手們通常會獨立部署，其位置離友軍陣地通常只有不到幾百米，他們的每次任務通常會持續一天乃至數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需要克服所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適：比如連續數天不吃不喝，將大小便直接解在褲子裡——這一切都是平常事，一切都是為了不在敵人的槍口下暴露自己。
隨著戰爭進行到1942年，由於無數官兵的拼死抵抗，令蘇聯暫時擺脫了滅亡的危機，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付出了高昂代價——僅戰爭第一年，蘇軍就有497萬人戰死、受傷或被俘。在1942年，德軍捲土重來，橫掃了俄國南部的廣大地區，而在其它地段，蘇軍也無力打破前線的僵持。
蘇軍狙擊手伊萬·西多連科，他的戰果突破了500個
1942年，整個東線的戰鬥實際是圍繞三座要塞展開的，這就是北方的列寧格勒，南方的塞瓦斯托波爾和伏爾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在這些戰鬥期間，更多蘇軍的王牌狙擊手脫穎而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這些城市附近的戰鬥營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其中就包括了伊萬·希多倫科（Ivan Sidorenko，500個戰績）和柳德米拉·帕夫裡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女狙擊手，300個戰績）——在戰時的蘇聯，他們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存在。但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瓦西裡·紮伊采夫，他的戰場是斯大林格勒，隨著戰績不斷增長，他的名字也頻繁出現在了蘇聯報紙上——這最終引起了德國軍隊的關注。
按照許多文學作品的說法，德國人派出了“狙擊學校的首席教官”來獵殺紮伊采夫。於是，這場戰爭也成了兩個頂尖狙擊手的個人對決。當獲悉許多戰友慘遭射殺後，紮伊采夫意識到，一個與他旗鼓相當的對手已經來到了前線。就這樣，他與他的觀察員尼古拉·庫利科夫出發，在前線漫遊了好幾天，最終發現了一個精心佈置的殺人陷阱。
瓦西裡·紮伊采夫，他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狙殺了超過300名德軍，《使命召喚：世界大戰》的主角迪米特裡的故事即以他的部分經歷和電影《兵臨城下》中的劇情為原型
紮伊采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坦克和碉堡之間的空地上，有一塊鋼板和一小堆碎磚塊，它們已經被交戰雙方習以為常。但有個聲音在腦海裡提醒我：‘敵人的狙擊手會怎麼辦？’——對！他可以在夜間爬到這塊鋼板後面，從開口處向我們開火！”
“當我地抬起一個誘餌時，對面立刻射來一顆子彈。毫無疑問，這顆子彈也證實了我的判斷。現在的問題在於，該如何讓敵人暴露在我們的視野下，”紮伊采夫寫道：“我們在夜間進行準備，在黎明前進入了狙擊位置。太陽升起來了——庫利科夫隨即朝空地開了一槍——以便勾起敵人狙擊手的好奇。由於瞄準鏡會反光，我們整個上午都在等待。下午，我們處在了陰影下，太陽照亮了德國狙擊手的位置。
庫利科夫開始抬高誘餌——德國人開火了！就在一瞬間，庫利科夫慘叫著假裝倒下——現在德國人終於相信，自己幹掉了尋找了幾天的敵人。於是，他從鋼板下稍微抬起了頭。 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機會。一顆子彈破膛而出。只見對方頭向後仰倒了下去，他的狙擊步槍倒在一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電影《兵臨城下》海報
紮伊采夫的這段經歷，成了電影《兵臨城下》的素材。對德國人來說，這些超級王牌的始終令他們寢食難安。他們將許多狙擊手投入了前線，隨著戰爭進行，其作戰效率開始提高——而這與一名納粹高官的推動密不可分。
這個人就是党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儘管他本人從未有過作戰經驗，但他卻對狙擊手的事蹟、以及描繪神槍手的文學作品非常感興趣。在他的影響下，黨衛隊的軍事組織——武裝党衛軍——在戰爭初期就對狙擊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43年，德軍成立了專門的狙擊學校，許多老兵從前線返回後方，對有天賦的新人展開培訓。在戰爭後期，許多德國王牌脫穎而出——儘管在戰績上，他們並不能和蘇軍中的同行相提並論。
海因裡希·希姆萊
1941年，一支在東線作戰的德軍狙擊手分隊
二戰期間，德軍狙擊手中的佼佼者是奧地利人馬提奧斯·海澤瑙爾，總共有345個擊殺記錄，其他一些神射手的戰績則大約在100-200個之間。與蘇軍的做法相似，德國狙擊手往往成對活動，通常由營一級的單位指揮，由於在戰爭後期，由於部隊一敗塗地，優秀狙擊手的數量急劇減少，他們也經常成為高級指揮部的直轄單位，以被部署到更關鍵的地段。
馬蒂亞斯·海澤瑙爾，戰爭末期服役於德軍第3山地師，他取得了超過300個戰果
在戰爭末期的防禦戰中，德國狙擊手經常負責掩護大部隊撤退。嫺熟的偽裝技能和優秀的槍法，令他們成了執行此類任務的理想人選。在肖爾上尉(C. Shore)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幾個德國傘兵狙擊手在西西里阻擋英軍第51師的例子。儘管遭到炮擊，這些神槍手在600碼外用精准的火力擋住了大批步兵，然後交替掩護著撤回了主陣地——德國步兵的韌性，加上嚴格的訓練和高昂的士氣，讓他們不止一次阻擋了盟國的前進。
歐洲前線，1943-1945
另一方面，在1940年的災難之後，英軍也找回了曾令敵人聞風喪膽的狙擊技巧，不過受制於當時的條件，各個部隊、學校培訓出的狙擊手，素質往往參差不齊。而在1941-1942年期間，英軍的主要戰場是北非，這裡到處是開闊的沙漠，狙擊手幾乎找不到合適的遮蔽物，一旦暴露，便容易招致前線炮火的直射，他們發揮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然而，一旦戰場轉到了崎嶇的西西里島或義大利本土，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在這裡，遠端狙擊對戰鬥的勝敗非常重要——在佔據地形優勢的情況下，一名神槍手經常能擊殺大量敵人，而對方卻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在這些行動中，耐心和細緻的觀察往往充當了成功的關鍵，如果敵人沒有發現狙擊手存在，那麼就對勝利幫助很大。英軍的肖爾上尉記述了一次這樣的行動：“在部隊前方200碼的河對岸有一排小房子。在德國人佔領的河對岸，房子的屋頂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觀察點。狙擊手觀察到，這裡的德國哨兵每小時都會換崗——起初，他們表現得非常小心。我們的狙擊手則忍受著開火的誘惑，因為當敵人失去戒備時，情況才會變得更加有利。當天晚些時候，期待的情況終於出現了，12時，有六個敵人露出了上半身——四名狙擊手開始按計劃行事，每個人都瞄準了一個德國兵，幾聲槍響，4個目標有3個倒下了，他們的屍體被藏在下面的同伴拖了回去。”
1943年，一名英軍狙擊手在義大利的一座小鎮中等待德軍目標上門
狙擊手的廣泛部署，還對各國軍隊自身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影響，其中一點就是士兵們的衣著——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場戰爭能像二戰一樣，讓各國軍人對裝束中、能引起狙擊手注意的細節感到擔心，但其中一些應對方法，卻引發了爭議和抵制，因為這和各國軍隊“光榮的傳統”相互違背。
比如說，出於善意，一些英軍狙擊手就曾經提醒各級軍官，最好在前線不要佩戴各種徽章、勳章，並避免穿戴毛領大衣、開領外套和貝雷帽——因為軍官一直是狙擊手們的首選目標。但這些建議卻招來了反對，因為軍官們說：“即使死了，我們也必須像個軍官的樣子！”
另外一點毋庸置疑，狙擊手的作戰方式，無疑破壞了“堂堂正正交鋒”的軍事準則，因此，是否給予狙擊手戰俘待遇，就成了一個爭議的話題。在這方面，美軍上將奧馬爾·佈雷德利的副手就曾證實：“如果有官兵讓被俘的敵人狙擊手多了吃點苦頭，佈雷德利將軍通常是不聞不問的。”也正是因此，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一名狙擊手該做的是扔掉狙擊步槍、偽裝服、狙擊手徽章，同時銷毀記錄其身份、擊殺人數的證件和手冊，如果身份暴露，他們很可能會被憤怒的對手當場處決。
1944年，盟軍士兵正在對一名被俘的德國狙擊手進行搜身
作為親歷者，德國党衛軍第12裝甲師的恩斯特·貝倫斯中士就曾記錄過這樣一個事件，當時他和一部分德軍戰俘見證了一名德國狙擊手被俘後的境遇：
“那天的前進觀察員是党衛軍工兵佩爾茨曼。他的陣地位於一棵樹下的低矮土丘處，上面覆蓋著自己找到的一塊裝甲板，上面蓋著草，隱蔽得可謂天衣無縫。只有在面向敵人的方向有個觀察孔，尺寸不比坦克駕駛員的觀察孔大多少。儘管我已經被俘了，但我還能看到，佩爾茨曼仍然在堅持戰鬥。在他的掩體前方，英國兵的屍體躺了一地。突然間，掩體的蓋子被掀開，佩爾茨曼沖了出來。他抓住步槍槍管上的瞄準鏡，使盡全身力氣向樹幹揮去，槍托四分五裂，然後他把槍管一扔，大喊道：‘老子沒子彈了！打死你們這麼多人，也夠本了！開槍吧！’一個高個子、紅頭髮的英國兵走到佩爾茨曼面前，左手揪住他的夾克領子，用手槍打穿了他的太陽穴。英國兵放手把佩爾茨曼的屍體丟開，那屍體向後倒了下去，右臂在空中劃過一條弧線。”
諾曼第的樹籬地形，將平原劃分為一個個彼此孤立的區塊，一名訓練有素的狙擊手完全可以將這些區塊化為獵場
這次事件發生在1944年6月的諾曼第。事實上，在戰爭的倒數第二年，西線戰場的狙擊行動大部分都圍繞著這片土地展開——諾曼第的環境特別適合狙擊，尤其是為防禦者提供了良好條件。這裡的田野被許多高高的土墩劃分得支離破碎，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長著灌木和小樹，這種地形被稱為樹籬，從羅馬人時代起，它們就被入侵者和守衛者用作天然的壁壘。
這也意味著，在樹籬地形下，有時一杆狙擊步槍就可以將前線化為死亡地帶，這一點對缺乏經驗的部隊尤其致命。其中最不幸的莫過於初來乍到的美軍，一名美軍排長回憶說，他的部下一旦遭遇狙擊手，就會陷入驚慌失措的狀態：“在我命令一支分隊從一個樹籬前進到另一個時，假如有人被狙擊手打中，整個分隊都會就地臥倒在地面進退不得，隨後他們被德軍狙擊手挨個點名。”
1943年，義大利，一名美軍狙擊手在保養他的斯普林菲爾德狙擊槍
另外，美軍也沒有培養足夠的狙擊手以應對這種威脅，儘管在後來的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有許多士兵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卻從來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狙擊手培訓體系。比如說，1943年，第41裝甲步兵團的西德尼·辛茨上校（Sidney Hinds）就開辦了一個5周的訓練課程。而在其它部隊，如果指揮官缺乏興趣，他們往往什麼都不會做。另外，美軍的狙擊手訓練更側重提高射擊的準確性，而不是讓狙擊手們掌握複雜的伏擊戰術——只是由於戰爭後期，德軍狙擊手數量銳減，訓練水準嚴重下降，美軍才沒有蒙受特別慘重的損失。
太平洋戰場
二戰期間，狙擊手同樣活躍在太平洋戰場。雨林密佈的環境令大部分戰鬥都在近距離展開——這裡作戰的重點是偽裝和佈置陷阱。這方面，日軍無疑是戰場上的大師，他們為狙擊手配發了配套的偽裝網，以獵殺軍官等高價值目標，但和其它國家不同，日軍狙擊手通常會被佈置在樹梢頂端，正是因此，其每次行動大多是有去無回。
從中太平洋的珊瑚礁到新幾內亞的森林，日本狙擊手對美軍進行了不間斷的襲擾，美軍第163步兵團第1營就曾遭遇過一次極為危險的情況，該部隊的戰史作者寫道：“從陣地周邊的、每一棵樹的樹梢上，日軍神射手都可以從容地射殺那些隨著積水升高被迫離開散兵坑的士兵。他們就在樹上固定步槍，並在對周圍環境一覽無餘的情況下扣動扳機。接下來，所有第1營第1連的士兵都會聽到6.5毫米子彈破膛而出的聲音，它就像一頂大禮帽摔在在石頭上——接著是倒下美軍士兵發出的哀嚎，當然，有時情況也可能是：經過短暫的、致命的沉默後，我們會發現戰友變成了蒼白的屍體——在他的頭上則出現了一個細小的彈孔。”
1945年，在沖繩作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狙擊手
清除狙擊手是困難的工作，但美軍不這麼做，註定將寸步難行。其通常採用的做法是：兩人組成的反狙擊小隊被部署到前方，而後方的其他人則要爬到樹梢上，為反狙擊小隊提供指引。有時，美軍也會用反坦克炮炮擊可疑地區，只要日軍狙擊手被發現，他們便幾乎沒有逃生的機會。
太平洋戰場的另一個主角是英聯邦軍隊，他們主要來自英屬印度和澳大利亞。隨著戰爭的進行，他們的狙擊技巧也漸入佳境。戰爭末期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兩個英軍旅的48名狙擊手在兩周內共殺死了296名日軍，而己方只有兩人喪生。
在這些狙擊手中，最優秀的莫過於澳大利亞人，其中許多人服役前常以獵殺袋鼠為生，或者為農場賺取外快。當時的一份記錄寫道：“獵殺袋鼠是考驗技術的工作，因為只有一槍打中目標的頭部，才不會驚動其他的袋鼠，同時不損傷袋鼠的毛皮。”他們中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使用.303口徑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其中一名袋鼠獵人在帝汶島上大開殺戒，殺死了47個日本人。而另一本書中寫道：“澳軍在帝汶打了一場成功的遊擊戰，他們打死打傷了超過1000名日軍，而自身損失只有40人，這迫使敵人從其他島嶼調集兵力前來增援。”
技術進步和戰術演進
以上記錄描述了二戰期間、狙擊手作戰的概況，但人們也會提出一個問題，隨著技術進步，狙擊——這種歷史悠久的作戰形式，較過去發生了什麼改變？其中的一個要點也許是，在二戰期間，“狙擊”的武器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寬泛：它既有可能是一把栓動式步槍、也有可能是一把衝鋒槍、一支反坦克步槍，甚至是一門輕型反坦克炮，而它們都服從於一個任務——在敵人察覺之前將其消滅。
各種自動武器的出現，對狙擊作戰的影響尤其巨大。早在蘇芬戰爭期間，芬蘭狙擊手就使用本國生產的蘇米（Soumi）衝鋒槍進行獵殺，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在狙擊王牌席摩·海赫的542個戰績中，許多都是依靠蘇米衝鋒槍在中等距離上取得。在戰爭初期，蘇軍狙擊手還大量使用了SVT-40半自動步槍，稍後，德軍狙擊手也開始使用G41、G43和FG42型半自動/自動步槍，在允許的情況下，參戰各國還會用重機槍和輕型高射炮在遠距離向敵人射擊。
一挺安裝了瞄準鏡的美軍M2重機槍，戰時，它們也常被用於狙擊敵方目標
蘇軍的SVT-40狙擊槍，也是史上最早大規模投入使用的半自動狙擊步槍之一
受技術水準制約，與栓動步槍相比，二戰中的自動武器更為沉重，而且精度更低，使用這些槍械時，狙擊手們被迫會將開火距離保持在300米以內（而栓動步槍的狙擊距離通常是300-500米），以保證射擊的準確性。儘管如此，一些狙擊手仍偏愛自動武器，因為即使他們第一發子彈射失，也可以迅速進行補射。不僅如此，強大的火力也賦予了他們以少勝多的機會。
德軍第3山地師的約瑟夫·艾勒貝格後來回憶道（Josef Allerberger）：
“我們把K98k步槍被換成了帶瞄準鏡的K43型，每個人還攜帶了4個裝滿B彈（爆破彈）的彈夾，並把更多的子彈放在口袋裡……我趴在一具屍體周圍隱蔽好，當俄國人從陣地中跳起來發起攻擊時，我突然站起來，從側翼、在50至80米的距離朝他們開火。爆破彈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效果，它撕裂了俄國人的軀幹，將他們的肌肉炸開。蘇軍被來自側翼的火力完全震驚，在23名士兵被連續殺死後，他們中止了攻擊並撤退了。”——這一戰績依靠老式步槍根本不可能實現。
二戰中，狙擊手的偽裝技巧較一戰更勝一籌，他們普遍裝備了迷彩服，同時也更擅長融入自然環境
狙擊作戰的另一個變化在於偽裝，這主要得益於軍事偽裝研究的進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迷彩服陸續裝備各國軍隊，而狙擊手則往往成了第一批試驗品。同時，各國軍隊還裝備了用網或布製作的“吉利服”，這種偽裝表面綴滿葉子和其他小樹枝，可用于迷惑對手。另外，隨著塑膠產品的普及，二戰期間，出現了用塑膠模特改制成的假人，這些假人通常被佈置在前線，以充當吸引敵軍狙擊手的誘餌。
戰後，英軍技術人員在試射一把加裝夜視裝置的德國STG44突擊步槍——一部分早期單兵夜視裝置曾在二戰末期試驗性地投入了前線
另外，另一些尖端科技也被運用到了狙擊作戰中，這些科技在當時不甚完善，但最終將改變狙擊作戰的面貌。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夜視技術。在戰爭爆發前，各國都對這一劃時代領域進行了探索。尤其是1944年之後，美國和德國陸續開發出了單兵攜帶的夜視系統，其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夜視設備本身，一是為其提供能源的電池盒——儘管這些設備的視距只能達到200米左右，連同槍支在內總重量超過了20千克——非常不方便攜帶。但在戰爭結束前，它們依舊小規模投入了戰場，以用於狙擊作戰和反狙擊作戰，而這些設備，也充當了今天軍用夜視儀的雛形。
結語
僅以傳奇色彩論，幾乎沒有哪個兵種能與狙擊手相提並論。他們把自己視為收割敵人生命的機器，在前線他們只相信兩條準則：這就是“精確的計算”和“殺死敵人”，而一個人只有在完全蔑視生命的情況下才能做到這些——不管這些生命是自己的還是敵人的。
正如其中一名二戰狙擊手在接受採訪時所說：“我傾盡一身奉獻給軍隊，對此我從未有過片刻猶豫，我願意出現在任何最需要我的地方，並且堅信能在完成任務前活下去。”也正是這一點，註定了這些軍人的生命將被爭議填充——因為在每個人的印象中，一個能如此蔑視生命的人，似乎只可能有兩種身份：英雄或魔鬼。這一點將為他們贏得榮譽和戰友們的尊敬；但另一方面，敵人也通常會以同樣殘酷的方式進行回報——尤其是在他們被俘之後
德軍正在準備處決一名被俘的蘇聯狙擊手，旁邊可以看到一名士兵正試圖砸碎他所用的狙擊槍
該如何詮釋二戰中、狙擊手扮演的角色？答案似乎無法用三言兩語加以概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是戰士中的佼佼者，他們總處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用沉著冷靜的態度鼓舞戰友們奮勇向前——在困難時期，他們樂觀；在樂觀時期，他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因為以上的這些一切，他們承受了令人驚愕的痛苦和磨難，並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殘忍，也從沒有對槍口下的獵物表現出一絲同情，但另一方面，他們擊殺的每一個人都是敵軍士兵，而不是手無寸鐵的百姓。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展現給我們的並不只是殺戮的技巧，還有對意志力、責任、和持久忍耐的詮釋，也正是這些，讓他們的形象超出了普通軍人的範疇，成了螢幕上的傳奇。
他中彈摔了下去。這時，德軍觀察員開始盲目射擊，從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錯誤地假定，我的位置可能更貼近臥室的窗戶。就這樣，他暴露了自己，進而為此付出了生命。”這段關於早期狙擊手對決的回憶，也揭示了許多狙擊作戰的原則。儘管拉貝茨本人更傾向於做一名獨行俠，但在戰場上，更多的狙擊手選擇成對出動：其中一位負責用雙筒望遠鏡觀察戰場、估算距離，另一個則集中精力解決目標。他們之間的溝通主要依靠手勢或者預先安排的信號，同時，他們還需要相互監視著對方的“危險位置”。在通常情況下，這個分隊還會預先確定幾個預備陣地——這些陣地距離原始陣地大約在10米左右，選擇的主要依據是射界開闊和易於隱蔽——當然，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樣“完美”的陣地在前線通常數量不多。
一個典型的二戰雙人狙擊分隊，其中包括一名射手和一名觀測員
按照拉貝茨自己的描述，他能夠使用英軍制式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在350米外首發命中，在戰爭初期，這已經是非常好的成績。然而，他也提到，其實在戰場上，真正考驗狙擊手的不只有射擊技術，還有超乎常人的警惕性。由於狙擊手尋找的是相對高價值的目標，敵人通常會對這些目標採取一定的保護或偽裝措施，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留心常人不會注意到的細節，比如說，呼出的蒸汽、突然起飛的鳥雀，或是地面上出現的垃圾和麵包屑等。
安裝瞄準鏡的李-恩菲爾德步槍——二戰英軍狙擊手的標準武器
同時，一名狙擊手還應當意識到，自己在前線的主要工作是射殺敵軍，但殺人遠不是任務的全部，有時一槍未發，要比消滅一整個敵軍分隊更有意義。具體來說，由於任務使然，狙擊手往往比別人更接近第一手情報，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周圍環境，給敵人製造混亂，或者將重要情報傳遞回後方，明顯比提高自己的戰績更有價值。
英國狙擊手愛德格·拉貝茨就曾描述了一次在1940年的行動：
“有一天我出去，發現有個德國憲兵站在十字路口，按照平常的情況，這個目標絕對不值得浪費一顆子彈，但在注視了一會之後，我突然意識到，他守在十字路口的唯一原因是將一支部隊指引到新的位置。
於是，我爬到離他大約150碼的距離上。由於他不斷探出身來眺望友軍趕來的方向，而且當地通向我軍前線只有一條道路，因此，我突然發現自己發覺了敵軍部隊的運動方向。於是，我殺死了這個憲兵，把他的屍體背走，使當敵人趕到十字路口時，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而我則回到部隊傳遞了這條關鍵情報。”
愛德格·拉貝茨描繪的行動也揭示了狙擊作戰的兩大目標：這就是殺傷和擾亂，儘管在戰爭初期，認識到這一點的軍隊相當有限，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狙擊手們的地位才得到了認可和重視。
東線：理想的獵殺場
1930年代，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積極研究和發展狙擊戰術的國家，這一點主要是出於西班牙內戰和蘇芬戰爭中的經驗。尤其是在後一場戰爭中，芬蘭人之所以能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抵擋蘇軍一年，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狙擊戰術的靈活運用。在1939-1940年期間，許多獵人應徵加入了芬蘭軍隊，並將特長運用到了保家衛國的戰鬥中。其中的佼佼者是席摩·海赫（Simo Häyhä），他的綽號是“白色死神”，在1940年3月身負重傷前，他總共打死了超過500名蘇聯士兵，這也是二戰狙擊手創下的最好成績之一。
席摩·海赫，他在蘇芬戰爭期間狙殺了超過500名蘇軍
另一方面，慘重的損失，也讓蘇聯軍隊開始痛定思痛，他們開始積極鼓勵狙擊訓練，並將其納入了備戰科目。同時，他們對“狙擊”的定義也比西方更為寬泛，其中既包括了用帶高倍瞄準鏡的步槍進行精確射擊，也包括用普通武器對敵軍施放冷槍。蘇聯的狙擊手通常成對作戰，它們經常被分配給步兵連或甚至步兵排，並由經驗豐富的下級軍官指揮。
戰爭的最初兩年，除了局部反擊以外，蘇軍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防禦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狙擊手主要部署在防禦陣地前方，以遲滯敵人的軍事行動。德國歷史作者保羅·卡雷爾寫道：“蘇軍會耐心等著第一個德國兵從他們身邊沖過，然後從身後重新投入戰鬥。蘇軍狙擊手會端著配備了瞄準鏡的半自動步槍，待在他們的散兵坑中，等待獵物的出現。他們專門狙殺補給車輛的司機、軍官以及騎乘摩托車的傳令兵。”這些都讓德國軍隊付出了高昂的的損失。
戰爭初期的蘇聯狙擊手，他使用的是一杆帶瞄準鏡的莫辛納甘步槍——這種步槍也是二戰中蘇聯狙擊手的標準武器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發生在1941年9月：德軍第465步兵團在一個茂密的森林中遭到伏擊，幾個小時內就有75人陣亡、25人失蹤，而他們最終甚至沒能發現敵人的蹤跡。同樣的情況還經常發生在巷戰中，殘垣斷壁為狙擊手提供了理想的活動舞臺。
這種情況下，蘇軍狙擊手們通常會獨立部署，其位置離友軍陣地通常只有不到幾百米，他們的每次任務通常會持續一天乃至數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需要克服所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適：比如連續數天不吃不喝，將大小便直接解在褲子裡——這一切都是平常事，一切都是為了不在敵人的槍口下暴露自己。
隨著戰爭進行到1942年，由於無數官兵的拼死抵抗，令蘇聯暫時擺脫了滅亡的危機，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付出了高昂代價——僅戰爭第一年，蘇軍就有497萬人戰死、受傷或被俘。在1942年，德軍捲土重來，橫掃了俄國南部的廣大地區，而在其它地段，蘇軍也無力打破前線的僵持。
蘇軍狙擊手伊萬·西多連科，他的戰果突破了500個
1942年，整個東線的戰鬥實際是圍繞三座要塞展開的，這就是北方的列寧格勒，南方的塞瓦斯托波爾和伏爾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在這些戰鬥期間，更多蘇軍的王牌狙擊手脫穎而出，他們大多數都是在這些城市附近的戰鬥營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這其中就包括了伊萬·希多倫科（Ivan Sidorenko，500個戰績）和柳德米拉·帕夫裡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女狙擊手，300個戰績）——在戰時的蘇聯，他們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存在。但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瓦西裡·紮伊采夫，他的戰場是斯大林格勒，隨著戰績不斷增長，他的名字也頻繁出現在了蘇聯報紙上——這最終引起了德國軍隊的關注。
按照許多文學作品的說法，德國人派出了“狙擊學校的首席教官”來獵殺紮伊采夫。於是，這場戰爭也成了兩個頂尖狙擊手的個人對決。當獲悉許多戰友慘遭射殺後，紮伊采夫意識到，一個與他旗鼓相當的對手已經來到了前線。就這樣，他與他的觀察員尼古拉·庫利科夫出發，在前線漫遊了好幾天，最終發現了一個精心佈置的殺人陷阱。
瓦西裡·紮伊采夫，他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狙殺了超過300名德軍，《使命召喚：世界大戰》的主角迪米特裡的故事即以他的部分經歷和電影《兵臨城下》中的劇情為原型
紮伊采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坦克和碉堡之間的空地上，有一塊鋼板和一小堆碎磚塊，它們已經被交戰雙方習以為常。但有個聲音在腦海裡提醒我：‘敵人的狙擊手會怎麼辦？’——對！他可以在夜間爬到這塊鋼板後面，從開口處向我們開火！”
“當我地抬起一個誘餌時，對面立刻射來一顆子彈。毫無疑問，這顆子彈也證實了我的判斷。現在的問題在於，該如何讓敵人暴露在我們的視野下，”紮伊采夫寫道：“我們在夜間進行準備，在黎明前進入了狙擊位置。太陽升起來了——庫利科夫隨即朝空地開了一槍——以便勾起敵人狙擊手的好奇。由於瞄準鏡會反光，我們整個上午都在等待。下午，我們處在了陰影下，太陽照亮了德國狙擊手的位置。
庫利科夫開始抬高誘餌——德國人開火了！就在一瞬間，庫利科夫慘叫著假裝倒下——現在德國人終於相信，自己幹掉了尋找了幾天的敵人。於是，他從鋼板下稍微抬起了頭。 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機會。一顆子彈破膛而出。只見對方頭向後仰倒了下去，他的狙擊步槍倒在一邊，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電影《兵臨城下》海報
紮伊采夫的這段經歷，成了電影《兵臨城下》的素材。對德國人來說，這些超級王牌的始終令他們寢食難安。他們將許多狙擊手投入了前線，隨著戰爭進行，其作戰效率開始提高——而這與一名納粹高官的推動密不可分。
這個人就是党衛隊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儘管他本人從未有過作戰經驗，但他卻對狙擊手的事蹟、以及描繪神槍手的文學作品非常感興趣。在他的影響下，黨衛隊的軍事組織——武裝党衛軍——在戰爭初期就對狙擊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43年，德軍成立了專門的狙擊學校，許多老兵從前線返回後方，對有天賦的新人展開培訓。在戰爭後期，許多德國王牌脫穎而出——儘管在戰績上，他們並不能和蘇軍中的同行相提並論。
海因裡希·希姆萊
1941年，一支在東線作戰的德軍狙擊手分隊
二戰期間，德軍狙擊手中的佼佼者是奧地利人馬提奧斯·海澤瑙爾，總共有345個擊殺記錄，其他一些神射手的戰績則大約在100-200個之間。與蘇軍的做法相似，德國狙擊手往往成對活動，通常由營一級的單位指揮，由於在戰爭後期，由於部隊一敗塗地，優秀狙擊手的數量急劇減少，他們也經常成為高級指揮部的直轄單位，以被部署到更關鍵的地段。
馬蒂亞斯·海澤瑙爾，戰爭末期服役於德軍第3山地師，他取得了超過300個戰果
在戰爭末期的防禦戰中，德國狙擊手經常負責掩護大部隊撤退。嫺熟的偽裝技能和優秀的槍法，令他們成了執行此類任務的理想人選。在肖爾上尉(C. Shore)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幾個德國傘兵狙擊手在西西里阻擋英軍第51師的例子。儘管遭到炮擊，這些神槍手在600碼外用精准的火力擋住了大批步兵，然後交替掩護著撤回了主陣地——德國步兵的韌性，加上嚴格的訓練和高昂的士氣，讓他們不止一次阻擋了盟國的前進。
歐洲前線，1943-1945
另一方面，在1940年的災難之後，英軍也找回了曾令敵人聞風喪膽的狙擊技巧，不過受制於當時的條件，各個部隊、學校培訓出的狙擊手，素質往往參差不齊。而在1941-1942年期間，英軍的主要戰場是北非，這裡到處是開闊的沙漠，狙擊手幾乎找不到合適的遮蔽物，一旦暴露，便容易招致前線炮火的直射，他們發揮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然而，一旦戰場轉到了崎嶇的西西里島或義大利本土，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在這裡，遠端狙擊對戰鬥的勝敗非常重要——在佔據地形優勢的情況下，一名神槍手經常能擊殺大量敵人，而對方卻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在這些行動中，耐心和細緻的觀察往往充當了成功的關鍵，如果敵人沒有發現狙擊手存在，那麼就對勝利幫助很大。英軍的肖爾上尉記述了一次這樣的行動：“在部隊前方200碼的河對岸有一排小房子。在德國人佔領的河對岸，房子的屋頂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觀察點。狙擊手觀察到，這裡的德國哨兵每小時都會換崗——起初，他們表現得非常小心。我們的狙擊手則忍受著開火的誘惑，因為當敵人失去戒備時，情況才會變得更加有利。當天晚些時候，期待的情況終於出現了，12時，有六個敵人露出了上半身——四名狙擊手開始按計劃行事，每個人都瞄準了一個德國兵，幾聲槍響，4個目標有3個倒下了，他們的屍體被藏在下面的同伴拖了回去。”
1943年，一名英軍狙擊手在義大利的一座小鎮中等待德軍目標上門
狙擊手的廣泛部署，還對各國軍隊自身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影響，其中一點就是士兵們的衣著——在此之前，還沒有哪場戰爭能像二戰一樣，讓各國軍人對裝束中、能引起狙擊手注意的細節感到擔心，但其中一些應對方法，卻引發了爭議和抵制，因為這和各國軍隊“光榮的傳統”相互違背。
比如說，出於善意，一些英軍狙擊手就曾經提醒各級軍官，最好在前線不要佩戴各種徽章、勳章，並避免穿戴毛領大衣、開領外套和貝雷帽——因為軍官一直是狙擊手們的首選目標。但這些建議卻招來了反對，因為軍官們說：“即使死了，我們也必須像個軍官的樣子！”
另外一點毋庸置疑，狙擊手的作戰方式，無疑破壞了“堂堂正正交鋒”的軍事準則，因此，是否給予狙擊手戰俘待遇，就成了一個爭議的話題。在這方面，美軍上將奧馬爾·佈雷德利的副手就曾證實：“如果有官兵讓被俘的敵人狙擊手多了吃點苦頭，佈雷德利將軍通常是不聞不問的。”也正是因此，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一名狙擊手該做的是扔掉狙擊步槍、偽裝服、狙擊手徽章，同時銷毀記錄其身份、擊殺人數的證件和手冊，如果身份暴露，他們很可能會被憤怒的對手當場處決。
1944年，盟軍士兵正在對一名被俘的德國狙擊手進行搜身
作為親歷者，德國党衛軍第12裝甲師的恩斯特·貝倫斯中士就曾記錄過這樣一個事件，當時他和一部分德軍戰俘見證了一名德國狙擊手被俘後的境遇：
“那天的前進觀察員是党衛軍工兵佩爾茨曼。他的陣地位於一棵樹下的低矮土丘處，上面覆蓋著自己找到的一塊裝甲板，上面蓋著草，隱蔽得可謂天衣無縫。只有在面向敵人的方向有個觀察孔，尺寸不比坦克駕駛員的觀察孔大多少。儘管我已經被俘了，但我還能看到，佩爾茨曼仍然在堅持戰鬥。在他的掩體前方，英國兵的屍體躺了一地。突然間，掩體的蓋子被掀開，佩爾茨曼沖了出來。他抓住步槍槍管上的瞄準鏡，使盡全身力氣向樹幹揮去，槍托四分五裂，然後他把槍管一扔，大喊道：‘老子沒子彈了！打死你們這麼多人，也夠本了！開槍吧！’一個高個子、紅頭髮的英國兵走到佩爾茨曼面前，左手揪住他的夾克領子，用手槍打穿了他的太陽穴。英國兵放手把佩爾茨曼的屍體丟開，那屍體向後倒了下去，右臂在空中劃過一條弧線。”
諾曼第的樹籬地形，將平原劃分為一個個彼此孤立的區塊，一名訓練有素的狙擊手完全可以將這些區塊化為獵場
這次事件發生在1944年6月的諾曼第。事實上，在戰爭的倒數第二年，西線戰場的狙擊行動大部分都圍繞著這片土地展開——諾曼第的環境特別適合狙擊，尤其是為防禦者提供了良好條件。這裡的田野被許多高高的土墩劃分得支離破碎，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長著灌木和小樹，這種地形被稱為樹籬，從羅馬人時代起，它們就被入侵者和守衛者用作天然的壁壘。
這也意味著，在樹籬地形下，有時一杆狙擊步槍就可以將前線化為死亡地帶，這一點對缺乏經驗的部隊尤其致命。其中最不幸的莫過於初來乍到的美軍，一名美軍排長回憶說，他的部下一旦遭遇狙擊手，就會陷入驚慌失措的狀態：“在我命令一支分隊從一個樹籬前進到另一個時，假如有人被狙擊手打中，整個分隊都會就地臥倒在地面進退不得，隨後他們被德軍狙擊手挨個點名。”
1943年，義大利，一名美軍狙擊手在保養他的斯普林菲爾德狙擊槍
另外，美軍也沒有培養足夠的狙擊手以應對這種威脅，儘管在後來的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有許多士兵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卻從來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狙擊手培訓體系。比如說，1943年，第41裝甲步兵團的西德尼·辛茨上校（Sidney Hinds）就開辦了一個5周的訓練課程。而在其它部隊，如果指揮官缺乏興趣，他們往往什麼都不會做。另外，美軍的狙擊手訓練更側重提高射擊的準確性，而不是讓狙擊手們掌握複雜的伏擊戰術——只是由於戰爭後期，德軍狙擊手數量銳減，訓練水準嚴重下降，美軍才沒有蒙受特別慘重的損失。
太平洋戰場
二戰期間，狙擊手同樣活躍在太平洋戰場。雨林密佈的環境令大部分戰鬥都在近距離展開——這裡作戰的重點是偽裝和佈置陷阱。這方面，日軍無疑是戰場上的大師，他們為狙擊手配發了配套的偽裝網，以獵殺軍官等高價值目標，但和其它國家不同，日軍狙擊手通常會被佈置在樹梢頂端，正是因此，其每次行動大多是有去無回。
從中太平洋的珊瑚礁到新幾內亞的森林，日本狙擊手對美軍進行了不間斷的襲擾，美軍第163步兵團第1營就曾遭遇過一次極為危險的情況，該部隊的戰史作者寫道：“從陣地周邊的、每一棵樹的樹梢上，日軍神射手都可以從容地射殺那些隨著積水升高被迫離開散兵坑的士兵。他們就在樹上固定步槍，並在對周圍環境一覽無餘的情況下扣動扳機。接下來，所有第1營第1連的士兵都會聽到6.5毫米子彈破膛而出的聲音，它就像一頂大禮帽摔在在石頭上——接著是倒下美軍士兵發出的哀嚎，當然，有時情況也可能是：經過短暫的、致命的沉默後，我們會發現戰友變成了蒼白的屍體——在他的頭上則出現了一個細小的彈孔。”
1945年，在沖繩作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狙擊手
清除狙擊手是困難的工作，但美軍不這麼做，註定將寸步難行。其通常採用的做法是：兩人組成的反狙擊小隊被部署到前方，而後方的其他人則要爬到樹梢上，為反狙擊小隊提供指引。有時，美軍也會用反坦克炮炮擊可疑地區，只要日軍狙擊手被發現，他們便幾乎沒有逃生的機會。
太平洋戰場的另一個主角是英聯邦軍隊，他們主要來自英屬印度和澳大利亞。隨著戰爭的進行，他們的狙擊技巧也漸入佳境。戰爭末期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兩個英軍旅的48名狙擊手在兩周內共殺死了296名日軍，而己方只有兩人喪生。
在這些狙擊手中，最優秀的莫過於澳大利亞人，其中許多人服役前常以獵殺袋鼠為生，或者為農場賺取外快。當時的一份記錄寫道：“獵殺袋鼠是考驗技術的工作，因為只有一槍打中目標的頭部，才不會驚動其他的袋鼠，同時不損傷袋鼠的毛皮。”他們中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使用.303口徑的李-恩菲爾德步槍。其中一名袋鼠獵人在帝汶島上大開殺戒，殺死了47個日本人。而另一本書中寫道：“澳軍在帝汶打了一場成功的遊擊戰，他們打死打傷了超過1000名日軍，而自身損失只有40人，這迫使敵人從其他島嶼調集兵力前來增援。”
技術進步和戰術演進
以上記錄描述了二戰期間、狙擊手作戰的概況，但人們也會提出一個問題，隨著技術進步，狙擊——這種歷史悠久的作戰形式，較過去發生了什麼改變？其中的一個要點也許是，在二戰期間，“狙擊”的武器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寬泛：它既有可能是一把栓動式步槍、也有可能是一把衝鋒槍、一支反坦克步槍，甚至是一門輕型反坦克炮，而它們都服從於一個任務——在敵人察覺之前將其消滅。
各種自動武器的出現，對狙擊作戰的影響尤其巨大。早在蘇芬戰爭期間，芬蘭狙擊手就使用本國生產的蘇米（Soumi）衝鋒槍進行獵殺，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在狙擊王牌席摩·海赫的542個戰績中，許多都是依靠蘇米衝鋒槍在中等距離上取得。在戰爭初期，蘇軍狙擊手還大量使用了SVT-40半自動步槍，稍後，德軍狙擊手也開始使用G41、G43和FG42型半自動/自動步槍，在允許的情況下，參戰各國還會用重機槍和輕型高射炮在遠距離向敵人射擊。
一挺安裝了瞄準鏡的美軍M2重機槍，戰時，它們也常被用於狙擊敵方目標
蘇軍的SVT-40狙擊槍，也是史上最早大規模投入使用的半自動狙擊步槍之一
受技術水準制約，與栓動步槍相比，二戰中的自動武器更為沉重，而且精度更低，使用這些槍械時，狙擊手們被迫會將開火距離保持在300米以內（而栓動步槍的狙擊距離通常是300-500米），以保證射擊的準確性。儘管如此，一些狙擊手仍偏愛自動武器，因為即使他們第一發子彈射失，也可以迅速進行補射。不僅如此，強大的火力也賦予了他們以少勝多的機會。
德軍第3山地師的約瑟夫·艾勒貝格後來回憶道（Josef Allerberger）：
“我們把K98k步槍被換成了帶瞄準鏡的K43型，每個人還攜帶了4個裝滿B彈（爆破彈）的彈夾，並把更多的子彈放在口袋裡……我趴在一具屍體周圍隱蔽好，當俄國人從陣地中跳起來發起攻擊時，我突然站起來，從側翼、在50至80米的距離朝他們開火。爆破彈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效果，它撕裂了俄國人的軀幹，將他們的肌肉炸開。蘇軍被來自側翼的火力完全震驚，在23名士兵被連續殺死後，他們中止了攻擊並撤退了。”——這一戰績依靠老式步槍根本不可能實現。
二戰中，狙擊手的偽裝技巧較一戰更勝一籌，他們普遍裝備了迷彩服，同時也更擅長融入自然環境
狙擊作戰的另一個變化在於偽裝，這主要得益於軍事偽裝研究的進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迷彩服陸續裝備各國軍隊，而狙擊手則往往成了第一批試驗品。同時，各國軍隊還裝備了用網或布製作的“吉利服”，這種偽裝表面綴滿葉子和其他小樹枝，可用于迷惑對手。另外，隨著塑膠產品的普及，二戰期間，出現了用塑膠模特改制成的假人，這些假人通常被佈置在前線，以充當吸引敵軍狙擊手的誘餌。
戰後，英軍技術人員在試射一把加裝夜視裝置的德國STG44突擊步槍——一部分早期單兵夜視裝置曾在二戰末期試驗性地投入了前線
另外，另一些尖端科技也被運用到了狙擊作戰中，這些科技在當時不甚完善，但最終將改變狙擊作戰的面貌。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夜視技術。在戰爭爆發前，各國都對這一劃時代領域進行了探索。尤其是1944年之後，美國和德國陸續開發出了單兵攜帶的夜視系統，其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夜視設備本身，一是為其提供能源的電池盒——儘管這些設備的視距只能達到200米左右，連同槍支在內總重量超過了20千克——非常不方便攜帶。但在戰爭結束前，它們依舊小規模投入了戰場，以用於狙擊作戰和反狙擊作戰，而這些設備，也充當了今天軍用夜視儀的雛形。
結語
僅以傳奇色彩論，幾乎沒有哪個兵種能與狙擊手相提並論。他們把自己視為收割敵人生命的機器，在前線他們只相信兩條準則：這就是“精確的計算”和“殺死敵人”，而一個人只有在完全蔑視生命的情況下才能做到這些——不管這些生命是自己的還是敵人的。
正如其中一名二戰狙擊手在接受採訪時所說：“我傾盡一身奉獻給軍隊，對此我從未有過片刻猶豫，我願意出現在任何最需要我的地方，並且堅信能在完成任務前活下去。”也正是這一點，註定了這些軍人的生命將被爭議填充——因為在每個人的印象中，一個能如此蔑視生命的人，似乎只可能有兩種身份：英雄或魔鬼。這一點將為他們贏得榮譽和戰友們的尊敬；但另一方面，敵人也通常會以同樣殘酷的方式進行回報——尤其是在他們被俘之後
德軍正在準備處決一名被俘的蘇聯狙擊手，旁邊可以看到一名士兵正試圖砸碎他所用的狙擊槍
該如何詮釋二戰中、狙擊手扮演的角色？答案似乎無法用三言兩語加以概述，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是戰士中的佼佼者，他們總處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用沉著冷靜的態度鼓舞戰友們奮勇向前——在困難時期，他們樂觀；在樂觀時期，他們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因為以上的這些一切，他們承受了令人驚愕的痛苦和磨難，並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殘忍，也從沒有對槍口下的獵物表現出一絲同情，但另一方面，他們擊殺的每一個人都是敵軍士兵，而不是手無寸鐵的百姓。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展現給我們的並不只是殺戮的技巧，還有對意志力、責任、和持久忍耐的詮釋，也正是這些，讓他們的形象超出了普通軍人的範疇，成了螢幕上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