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養更多的孩子， 但我繼續做母親的權利卻被人無情的剝奪了。 做不做母親應該是我來選擇， 而不是他們！” 維多利亞憤怒地說道。
1996年， 維多利亞懷上了第三胎， 感到身體不適便到醫院做檢查。
“當時已經懷孕32周， 我的醫生決定將我送往急診室， 進行緊急剖腹產手術。 ”維多利亞回憶時說道， 孩子由於早產肺部發育不全， 呼吸困難， 沒多久就夭折了。
身旁的朋友不斷安慰維多利亞：“沒關係， 你還年輕， 還會有下一個寶寶的。 ”
但醫生的話卻如晴天霹靂一般：“你已經無法懷孕了， 我們給你做了節育手術。 ”
那年，
在1996-2000年間， 約有30萬女性被迫節育。 這都“歸功於”時任總統阿爾韋托·藤森的自願手術節育計畫， 旨在擺脫貧困， 以家庭為單位的計劃生育。
1997年， 維多利亞開始了與政府的鬥爭：“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權利， 這是國家政策的一部分， 涉及到的女性更是不計其數。
2003年， 經過數年司法鬥爭， 維多利亞為自己爭取到了約2000英鎊的賠償金， 也是唯一一位因被迫節育而獲得賠償金的女性。
通常， 被節育的男性和女性多處於貧窮階級， 說著本土的克丘亞語， 他們在手術前簽下的同意書也是用不認識的西語。
時任總理滕森表示， 貧窮階級計劃生育是一項長期計畫， 提供包括節育手術在內的多種節育方式。 但無論何種方式， 此前節育在秘魯就是違法的。
Quipu組織成立之初便是為了聚集更多像維多利亞一樣成為自願手術節育計畫受害者的女性， 並將她們的遭遇分享給更多的人。
組織負責人羅斯瑪麗·勒納表示：“表面上說是通過多種節育手段推進專案， 但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是有指標的， 節育手術要達到一定的人數和比重才行。 ”
Quipu是一種古老的繩結記事方式， “我們以Quipu為象徵物， 希望記錄更多的口述資訊， 喚起集體女性的記憶， 被迫節育的慘痛經歷不能忘記。 ”Quipu組織的網站上如是寫到。
加入Quipu組織的受害者們， 在秘魯可以通過免費的電話熱線分享自己或是傾聽他人的遭遇。 她們的遭遇會被譯成克丘亞語、西班牙語和英語上傳到網站上。
勒納的團隊經常奔波秘魯各地， 教會當地的受害者如何分享他們的親身經歷。 目前團隊正在亞馬遜叢林區內進行宣傳培訓。
“大部分的故事都很相似，醫護人員如何各家各戶地尋找待節育女性，如何糊裡糊塗地做了手術，術後多麼悲痛，有些女性懷著孕也被迫進行手術。”勒納說道。
有時手術過於粗糙簡陋，不會實施全身麻醉，許多女性術後都留下了永久性的傷害，無法生育，也讓她們覺得失去了自己的社會價值。
時至今日，被節育依舊是許多女性不願提及的往事，勒納和她的Quipu組織就是為了扭轉這一錯誤的認知，要勇敢站出來，說出自己的傷痛，讓女性們知道，她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目前，依舊有許多受害者在等待著一個公道的判決。
維多利亞承認，她拿到賠償金的部分原因是她並非來自貧窮階級，她是一名受過教育，能說西班牙語的中產階級。
“我們要的不僅僅是賠償金，我們要的是司法公正的審判，能夠正視歷史的真相。”維多利亞說道，“針對窮人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替他們做決定，這是一種種族歧視。在21世紀，怎麼能這麼對待女性呢？我們要將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大部分的故事都很相似，醫護人員如何各家各戶地尋找待節育女性，如何糊裡糊塗地做了手術，術後多麼悲痛，有些女性懷著孕也被迫進行手術。”勒納說道。
有時手術過於粗糙簡陋，不會實施全身麻醉，許多女性術後都留下了永久性的傷害，無法生育，也讓她們覺得失去了自己的社會價值。
時至今日，被節育依舊是許多女性不願提及的往事，勒納和她的Quipu組織就是為了扭轉這一錯誤的認知，要勇敢站出來，說出自己的傷痛，讓女性們知道，她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目前，依舊有許多受害者在等待著一個公道的判決。
維多利亞承認，她拿到賠償金的部分原因是她並非來自貧窮階級，她是一名受過教育，能說西班牙語的中產階級。
“我們要的不僅僅是賠償金，我們要的是司法公正的審判，能夠正視歷史的真相。”維多利亞說道，“針對窮人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替他們做決定，這是一種種族歧視。在21世紀，怎麼能這麼對待女性呢？我們要將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