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 兼任絲綢之路研究院理事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日前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當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並未充分得到利用， 如果相關領域改革可以取得明顯效果， 如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生育率、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可以達到“更好結果”。 另外， 戶籍制度改革可帶來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 提高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他建議， 應按照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推動戶籍制度改革，
不要用應對經濟週期的辦法刺激經濟
中國證券報：您曾經表示過， 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穩定、增長三者之間並不是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關係， 把握三者之間的統一， 具體需要做些什麼？
蔡昉：我提出關於改革、穩定、增長三者之間並不是此消彼長， 非此即彼的關係這一論斷， 是針對當時一些國際評級結構將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的情形， 國外相關研究人員稱中國不可能在改革、穩定、增長之間兼得， 並稱之為“不可能三角”。 最近標普下調中國主權評級， 許多專業人士作出了回應， 不認可該評級的下調。 從此可以看出， 國內外許多人對中國經濟的認識有誤區。
自2012年以來，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處在下行過程中。 與此同時， 認識經濟減速的原因非常重要。 從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看， 減速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必然， 並非壞事， 但需要正確應對。 如果我們承認， 2012年之前的兩位數高速增長是人口紅利的收穫；2011年開始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和人口撫養比由降轉升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 結果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從經濟增長理論角度看， 保持與潛在增長能力相符的實際增長速度， 即為健康的經濟增長， 也有利於宏觀穩定和金融穩定。
所以， 首先我們應該認同和接受中國經濟減速是正常現象，
不過， 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並未充分得到利用， 現實中尚有諸多體制、機制弊端妨礙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總體來看， 改革、穩定、增長之間的一致性和互相促進關係， 並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夠形成的。 要認識到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不是週期現象， 不盲目出臺刺激政策， 就不會產生系統性風險， 就實現了穩定這個目標。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挖掘潛在增長率潛力、贏取改革紅利，
黨的十八大以來， 改革力度之大、效果之顯著都是前所未有的。 今年以來， 經濟增長速度企穩就包含著改革紅利的貢獻。 從這個意義上說， 對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是不必要的。
加強頂層設計 推動戶籍制度改革
中國證券報：如何看待中國當前的城鎮化形勢？未來推進城鎮化發展的重點和難點有哪些？如何打破這些難點？
蔡昉：此前做過比較，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城鎮化速度是世界經濟史上最快的。 這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速度有關， 也與我們所處的人口轉變階段有關。因此，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口轉變進入新階段，這個速度趨於減緩。例如，2000年至2010年期間，每年外出農民工增長率為6.9%，2014年下降為1.3%，2016年僅為0.3%。雖然城鎮化減速沒有那麼明顯，但近年來的城鎮化速度，包括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幅度，更多的是靠縣改市（區）、鄉改鎮、村改居等行政區劃口徑變化所維持。我國的城鎮化並不僅僅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
另外，在1978年至2015年期間，剔除物價因素，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7倍，其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占到56%，另有44%的貢獻來自於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今後，人口因素的變化使得該動力不再能夠靠規模推動。現存的一系列體制機制障礙阻礙著我們挖掘潛力，最核心的就是戶籍制度還在制約著農業勞動力穩定轉移。
迄今為止，圍繞著戶籍制度，對很多處在週邊上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經得到推進，戶籍制度不再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並在城市居住的障礙。但改革越來越需要進入到戶籍本身改革這個核心問題上。在此問題上有一個理念應確立，即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公共品，是一個具有全國範圍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許多研究表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帶來立竿見影的、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它可以提高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雖然今後不再能夠維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但改革可以使減速更慢一些，經濟增長相對而言更快一些。
但這個改革紅利是在中國經濟整體上所表現出來的，而改革的成本則是要每一個地方政府直接面對。因此，會產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戶籍制度改革問題上的“激勵不相容”問題，打破“激勵不相容”需要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城市政府要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但是它沒有動力把這個福利延伸到新居民上，因此不願意讓更多的農民工變成市民。我們必須打破這種格局，否則農民工在40歲以後就可能回鄉，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會更加嚴重。由於新轉移的農民工日益減少，轉移進來的速度會越來越慢，返鄉的人數越來越多，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就變成了一個逆流向，意味著生產率提高的逆向變化。
既然現在還無法分享這個改革紅利，因為不能一一直接對應，分擔改革的成本，那麼中央政府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更多埋單就至關重要。應該按照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其次，中央政府要制定一個全面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讓中央政府支付的這些改革成本與地方實現的城市戶籍人口的增長一一對應，形成可控的、可推進的、可操作的，也可評估的改革路徑。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達到更好結果
中國證券報：近期有關“新週期”的討論非常熱烈，判斷進入新週期的標準有哪些？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趨勢？
蔡昉：最近這一輪討論中存在兩類觀點，即“新週期論”和“新平臺論”，相互之間也有爭議。“新週期論”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週期。在我看來，近幾年增長減速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結果，而不是週期現象。此外，無論經濟處在高速增長時期還是處在潛在增長率下行時期，都會有波動，波動並不必然構成週期。
在經濟學說史上，人們根據各自觀察發現，在不同時期分別出現過歷時3到4年，被稱作“基欽週期”的短週期；歷時9到10年，被稱作“朱格拉週期”的中週期；歷時20到25年，被稱作“庫茲涅茨週期”的中長週期；以及為期長達50到60年，被稱作“康得拉基耶夫週期”的長週期。無論世界經濟處於哪種週期的哪個階段，都看不出中國經濟減速與哪種週期有關聯。有學者強調新一輪週期是供給側出清所致，這很難讓人信服。即使是真的，充其量只是“三期疊加”中的一個因素，構不成新週期。
“新平臺論”則強調增長“觸底”，確切含義是增速基本穩住了，不再繼續下滑，並進入中速增長的新平臺，且不大可能出現大幅反彈。支持“新平臺論”的一個理由是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已觸底。但由於供給側的因素不是週期性的，所以談不上觸底。不過，如果考慮到未來可能產生的改革紅利，這種說法也可以作為改革促使潛在增長率提高的情景的一種描述。總之，這些說法都不能完好地刻畫中國經濟長期走勢，還是應該統一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認識前提下討論具體問題。
具體來看，供給側的減速因素應該指以下已經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第一，勞動力短缺會帶來工資過快上漲，且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速度，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提高，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會下降；第二，隨著新成長勞動力越來越少，每年帶給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本總量隨之下降，勞動力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會下降；第三，隨著勞動力短缺嚴峻化，加上過去投資過度等原因，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在迅速下降；第四，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即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的數量在2014年達到峰值，此後這一群體數量呈負增長，這意味著每年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增長速度下降，作為全要素生產率一種組成部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也會下降。
以上因素放到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中，很自然能得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下行趨勢。這些因素，既不是週期性的，也不會表現為任何平臺性質。長期來看，我們預測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長期下行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如果沒有明顯的大幅度改革效應，自然趨勢將是下行。即使這樣，直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可維持在3%以上。
而如果相關領域的改革可以取得明顯的效果，如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生育率、全要素生產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可以達到“更好結果”，即未來下降得更加平緩，甚至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從這點來看，一段時期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平臺上的說法，理論上說得通，但在實踐中，改革效應可能只是延緩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斜率，並不一定表現為一個穩定的平臺。
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中國證券報：未來一段時間，防風險和加強監管將成為我國金融發展的重要基調。中國經濟在短期和長期分別會遇到哪些風險？未來將如何完善金融監管？進一步看，穩增長和防風險該如何兼顧？
蔡昉：可以設想一種情景，假設所有的經濟當事人都認為經濟增長減速是週期現象，即由於處於週期的低谷上，實際增長率尚未達到潛在增長率。因此，大家會想辦法創造一個“新週期”，努力回到潛在增長率上面。此時會出現兩種情形。第一，習慣用傳統應對週期的辦法，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努力將貸款發出去換取GDP增長，從而造成信貸膨脹，流動性過剩。第二，實體經濟領域的當事人明明白白地看到，由於比較優勢轉換，傳統競爭力喪失，訂貨量使其不能維持原來的經營規模，遍尋新的投資領域也賺不到錢。於是，他們傾向於尋找與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無關的領域，譬如股市、房地產或者其他理財領域去投資，則會導致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
雖然這兩種都是假設的情形，但揭示出潛在風險點。首先，由於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完全摒棄單純追求GDP的政績觀，還習慣於靠擴大投資拉起增長速度，導致地方債務的擴大和積累，加大金融風險。這裡涉及一些與發展方式轉變相關的長期問題，因此產生的風險隱患屬於“灰犀牛”事件。其次，過於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銀行著力放貸，導致一些大企業資金過剩，杠杆率降不下來。風險管控的要求又使得銀行規避向中小企業和創業者貸款，造成後者貸款難、資金成本高，往往會求助其他資金管道，由此形成風險點。此外，在擴大對外投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會因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變數，遭遇一些未能預期的風險，這更多屬於潛在的“黑天鵝”事件。
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必須堅持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幾條重要原則。這次會議對如何完善金融監管也做出了具體部署。在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方面，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其中提到的實體經濟有著特別含義，即與新常態下的工作要求相關。具體來看，一是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數量擴張轉向品質優先、效率至上，轉變發展方式，轉換增長動能；二是要繼續推進金融改革，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做好這些方面的工作，就能夠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
人口結構仍有很大潛力
中國證券報：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的減少等原因，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目前需要做些什麼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如何探尋經濟增長新動能、啟動新的經濟增長點？
蔡昉：當下許多人仍然不承認人口紅利即刻消失。畢竟，人們看到中國具有一個龐大的勞動者群體，很難接受人口紅利消失的說法。
首先，人口紅利並非像一些人簡單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勞動力數量問題。人口紅利不是一個人口學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人口紅利涉及到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些因素以往都有利於經濟增長，如今卻發生了逆轉性變化。勞動力數量這樣一個簡單變數，不足以解釋改革時期的高速增長，也不足以解釋2012年以來的減速。
其次，從上述導致增長減速的因素看，2010年以後人口結構的自然變化都不利於經濟增長，所以說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在人口因素的存量中，尚有一些潛力，由於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充分挖掘，需要通過改革挖掘潛力。因此，可以說從增量上講，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從存量上看尚有挖掘潛力。不過，就後者而言，與其稱之為人口紅利，不如稱之為改革紅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談挖掘人口因素潛力問題之前，先要指出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的問題。首先是開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就是反復提到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收穫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上，生產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是主要增長方式，而且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如農業）轉向高生產率部門（如非農產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構成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組成部分。但隨著人口紅利消失，一方面，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另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空間變小。所以，必須通過制度和技術創新，以及發揮競爭性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目前的人口結構還有轉化為經濟增長動能的潛力，而且很大。以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為例，如果中期或較長時間裡能夠保持這個過程，則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以及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我們可以做幾個比較，來看潛力究竟有多大。
一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28%。很多學者估計實際農業勞動力比重只有18%，也仍有繼續轉移的潛力。我構造了一組參照國家，可以與我國進行比較。所謂參照國家是說，目前我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到2022年這一段時間內要實現到12600美元的跨越，就意味著跨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因此，參照國家是指，人均GDP處於高於我國至達到高收入門檻之間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平均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3%，而剛剛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匈牙利則為4.4%，意味著我國尚有巨大空間進行勞動力轉移。
二是我國按照常住人口口徑統計的城鎮化率，目前為57%。而上述這些參照國家平均城鎮化率為64%，匈牙利高達72%。連人均GDP低於我國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也達到65%，這意味著我國城鎮化不能止步于此，尚有巨大推進潛力。
三是我國城鎮化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即按照戶籍人口口徑統計，城鎮化率僅為41%。這個數字與57%的城鎮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反映出大量農民工轉移到城市，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未能均等地獲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也不能預期在城鎮退休養老，所以他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返鄉。因此，消除這個缺口也是挖掘潛力的要求。
也與我們所處的人口轉變階段有關。因此，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人口轉變進入新階段，這個速度趨於減緩。例如，2000年至2010年期間，每年外出農民工增長率為6.9%，2014年下降為1.3%，2016年僅為0.3%。雖然城鎮化減速沒有那麼明顯，但近年來的城鎮化速度，包括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幅度，更多的是靠縣改市（區）、鄉改鎮、村改居等行政區劃口徑變化所維持。我國的城鎮化並不僅僅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另外，在1978年至2015年期間，剔除物價因素，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7倍，其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貢獻占到56%，另有44%的貢獻來自於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和第三產業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今後，人口因素的變化使得該動力不再能夠靠規模推動。現存的一系列體制機制障礙阻礙著我們挖掘潛力，最核心的就是戶籍制度還在制約著農業勞動力穩定轉移。
迄今為止，圍繞著戶籍制度，對很多處在週邊上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經得到推進，戶籍制度不再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並在城市居住的障礙。但改革越來越需要進入到戶籍本身改革這個核心問題上。在此問題上有一個理念應確立，即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公共品，是一個具有全國範圍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許多研究表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帶來立竿見影的、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它可以提高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雖然今後不再能夠維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但改革可以使減速更慢一些，經濟增長相對而言更快一些。
但這個改革紅利是在中國經濟整體上所表現出來的，而改革的成本則是要每一個地方政府直接面對。因此，會產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戶籍制度改革問題上的“激勵不相容”問題，打破“激勵不相容”需要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城市政府要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但是它沒有動力把這個福利延伸到新居民上，因此不願意讓更多的農民工變成市民。我們必須打破這種格局，否則農民工在40歲以後就可能回鄉，勞動力短缺的現象會更加嚴重。由於新轉移的農民工日益減少，轉移進來的速度會越來越慢，返鄉的人數越來越多，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就變成了一個逆流向，意味著生產率提高的逆向變化。
既然現在還無法分享這個改革紅利，因為不能一一直接對應，分擔改革的成本，那麼中央政府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更多埋單就至關重要。應該按照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其次，中央政府要制定一個全面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讓中央政府支付的這些改革成本與地方實現的城市戶籍人口的增長一一對應，形成可控的、可推進的、可操作的，也可評估的改革路徑。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達到更好結果
中國證券報：近期有關“新週期”的討論非常熱烈，判斷進入新週期的標準有哪些？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趨勢？
蔡昉：最近這一輪討論中存在兩類觀點，即“新週期論”和“新平臺論”，相互之間也有爭議。“新週期論”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上升週期。在我看來，近幾年增長減速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結果，而不是週期現象。此外，無論經濟處在高速增長時期還是處在潛在增長率下行時期，都會有波動，波動並不必然構成週期。
在經濟學說史上，人們根據各自觀察發現，在不同時期分別出現過歷時3到4年，被稱作“基欽週期”的短週期；歷時9到10年，被稱作“朱格拉週期”的中週期；歷時20到25年，被稱作“庫茲涅茨週期”的中長週期；以及為期長達50到60年，被稱作“康得拉基耶夫週期”的長週期。無論世界經濟處於哪種週期的哪個階段，都看不出中國經濟減速與哪種週期有關聯。有學者強調新一輪週期是供給側出清所致，這很難讓人信服。即使是真的，充其量只是“三期疊加”中的一個因素，構不成新週期。
“新平臺論”則強調增長“觸底”，確切含義是增速基本穩住了，不再繼續下滑，並進入中速增長的新平臺，且不大可能出現大幅反彈。支持“新平臺論”的一個理由是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已觸底。但由於供給側的因素不是週期性的，所以談不上觸底。不過，如果考慮到未來可能產生的改革紅利，這種說法也可以作為改革促使潛在增長率提高的情景的一種描述。總之，這些說法都不能完好地刻畫中國經濟長期走勢，還是應該統一在經濟發展新常態認識前提下討論具體問題。
具體來看，供給側的減速因素應該指以下已經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第一，勞動力短缺會帶來工資過快上漲，且上漲超過勞動生產率速度，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提高，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會下降；第二，隨著新成長勞動力越來越少，每年帶給勞動力市場的人力資本總量隨之下降，勞動力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會下降；第三，隨著勞動力短缺嚴峻化，加上過去投資過度等原因，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在迅速下降；第四，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即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的數量在2014年達到峰值，此後這一群體數量呈負增長，這意味著每年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增長速度下降，作為全要素生產率一種組成部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也會下降。
以上因素放到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中，很自然能得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下行趨勢。這些因素，既不是週期性的，也不會表現為任何平臺性質。長期來看，我們預測未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長期下行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如果沒有明顯的大幅度改革效應，自然趨勢將是下行。即使這樣，直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也可維持在3%以上。
而如果相關領域的改革可以取得明顯的效果，如提高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生育率、全要素生產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可以達到“更好結果”，即未來下降得更加平緩，甚至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從這點來看，一段時期經濟增長穩定在中高速平臺上的說法，理論上說得通，但在實踐中，改革效應可能只是延緩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斜率，並不一定表現為一個穩定的平臺。
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中國證券報：未來一段時間，防風險和加強監管將成為我國金融發展的重要基調。中國經濟在短期和長期分別會遇到哪些風險？未來將如何完善金融監管？進一步看，穩增長和防風險該如何兼顧？
蔡昉：可以設想一種情景，假設所有的經濟當事人都認為經濟增長減速是週期現象，即由於處於週期的低谷上，實際增長率尚未達到潛在增長率。因此，大家會想辦法創造一個“新週期”，努力回到潛在增長率上面。此時會出現兩種情形。第一，習慣用傳統應對週期的辦法，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努力將貸款發出去換取GDP增長，從而造成信貸膨脹，流動性過剩。第二，實體經濟領域的當事人明明白白地看到，由於比較優勢轉換，傳統競爭力喪失，訂貨量使其不能維持原來的經營規模，遍尋新的投資領域也賺不到錢。於是，他們傾向於尋找與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無關的領域，譬如股市、房地產或者其他理財領域去投資，則會導致出現脫實向虛的傾向。
雖然這兩種都是假設的情形，但揭示出潛在風險點。首先，由於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完全摒棄單純追求GDP的政績觀，還習慣於靠擴大投資拉起增長速度，導致地方債務的擴大和積累，加大金融風險。這裡涉及一些與發展方式轉變相關的長期問題，因此產生的風險隱患屬於“灰犀牛”事件。其次，過於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銀行著力放貸，導致一些大企業資金過剩，杠杆率降不下來。風險管控的要求又使得銀行規避向中小企業和創業者貸款，造成後者貸款難、資金成本高，往往會求助其他資金管道，由此形成風險點。此外，在擴大對外投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會因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變數，遭遇一些未能預期的風險，這更多屬於潛在的“黑天鵝”事件。
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必須堅持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幾條重要原則。這次會議對如何完善金融監管也做出了具體部署。在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方面，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堅持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其中提到的實體經濟有著特別含義，即與新常態下的工作要求相關。具體來看，一是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數量擴張轉向品質優先、效率至上，轉變發展方式，轉換增長動能；二是要繼續推進金融改革，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做好這些方面的工作，就能夠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
人口結構仍有很大潛力
中國證券報：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的減少等原因，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目前需要做些什麼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如何探尋經濟增長新動能、啟動新的經濟增長點？
蔡昉：當下許多人仍然不承認人口紅利即刻消失。畢竟，人們看到中國具有一個龐大的勞動者群體，很難接受人口紅利消失的說法。
首先，人口紅利並非像一些人簡單理解的那樣，僅僅是勞動力數量問題。人口紅利不是一個人口學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人口紅利涉及到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資本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些因素以往都有利於經濟增長，如今卻發生了逆轉性變化。勞動力數量這樣一個簡單變數，不足以解釋改革時期的高速增長，也不足以解釋2012年以來的減速。
其次，從上述導致增長減速的因素看，2010年以後人口結構的自然變化都不利於經濟增長，所以說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在人口因素的存量中，尚有一些潛力，由於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充分挖掘，需要通過改革挖掘潛力。因此，可以說從增量上講，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從存量上看尚有挖掘潛力。不過，就後者而言，與其稱之為人口紅利，不如稱之為改革紅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談挖掘人口因素潛力問題之前，先要指出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的問題。首先是開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這就是反復提到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收穫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上，生產要素投入驅動經濟增長是主要增長方式，而且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如農業）轉向高生產率部門（如非農產業），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構成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組成部分。但隨著人口紅利消失，一方面，要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另一方面，資源重新配置空間變小。所以，必須通過制度和技術創新，以及發揮競爭性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目前的人口結構還有轉化為經濟增長動能的潛力，而且很大。以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為例，如果中期或較長時間裡能夠保持這個過程，則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以及繼續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我們可以做幾個比較，來看潛力究竟有多大。
一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28%。很多學者估計實際農業勞動力比重只有18%，也仍有繼續轉移的潛力。我構造了一組參照國家，可以與我國進行比較。所謂參照國家是說，目前我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到2022年這一段時間內要實現到12600美元的跨越，就意味著跨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因此，參照國家是指，人均GDP處於高於我國至達到高收入門檻之間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平均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3%，而剛剛進入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匈牙利則為4.4%，意味著我國尚有巨大空間進行勞動力轉移。
二是我國按照常住人口口徑統計的城鎮化率，目前為57%。而上述這些參照國家平均城鎮化率為64%，匈牙利高達72%。連人均GDP低於我國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也達到65%，這意味著我國城鎮化不能止步于此，尚有巨大推進潛力。
三是我國城鎮化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即按照戶籍人口口徑統計，城鎮化率僅為41%。這個數字與57%的城鎮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反映出大量農民工轉移到城市，被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未能均等地獲得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也不能預期在城鎮退休養老，所以他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返鄉。因此，消除這個缺口也是挖掘潛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