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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獲極限 游走於真實邊緣的瑪格南大師紮克曼

記憶是一幅壁畫, 龐大、鮮活、豐富卻飽受時間的蝕損。 而當你打開攝影師派翠克·紮克曼(Patrick Zachmann)在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的官方頁面, 看到的第一句話卻是:“我之所以成為一名攝影師, 是因為我沒有過回憶。 攝影使我可以重建我從未有過的家庭影集, 丟失的影像成為了我探索的動力”。 正是如此,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接觸攝影以來, 派翠克·紮克曼始終遊走在意識的模糊邊緣與真實生動的生活原貌之間, 不斷審視著對“身份”的認知。

No.1 發現, 然後才是作品

1982至1984年間, 紮克曼隨反黑手黨小隊拍攝了一組關於義大利那不勒斯黑手黨的專題, 這次的拍攝報導被紮克曼看作是尋找自己與拍攝物件之間極限的過程, 同樣也是紮克曼對作為“攝影師”這一身份的一次重新認知。 拍攝者以怎樣的視角介入現場, 不僅包含其對事件本身的態度, 也取決於其與拍攝物件之間的“距離”。

照片中的女人們顯然處在某種驚恐、無助與哀傷之中, 她們的丈夫與兒子因販毒剛剛被員警逮捕, 但在畫面右側, 一隻男人的手破入畫面, 這在羅蘭·巴特所說的照片意趣(Studium)之外, 如“刺點(Punctum)”般闖入觀者的視野, 與左邊的婦女之手恰好構成了一個趨向交匯的視覺中心點, 這個瞬間已然渲染出情感交織的頂點, 只留下一個懸念給觀者:這是來自一個撫慰者的手, 還是一隻再次伸向她們的暴力之手呢?

紮克曼逐漸發現, 只有走到這些邊緣人中間, 聆聽他們的想法, 為他們拍攝照片, 這才是平等對話的第一步。

儘管戴安·阿勃絲認為, 不管她如何溫柔地對待模特, “拍攝”這個行為本身已然構成了一種侵犯。 因此, 紮克曼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道德規範, 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下會按下快門, 什麼情況不會, 那不勒斯就是他學習的場域。

No.2 追問身份:一個猶太人對記憶的尋找

我們試圖從某處凝望一張相似的面孔、一間熟悉屋子、一段似曾相識的風景, 但當我們從此處移開腳步, 也許會發現, 在另外的某個地方, 也有一雙眼睛自人群中凝望著我們, 奇異、真切、坦率而又平靜, 這些瞬間看似偶然, 卻將殘存如初的記憶串聯成巨大的歸屬感本身。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紮克曼對自己的家族一無所知,由於猶太身份的祖父在二戰時死於納粹集中營,直到30歲時,紮克曼才第一次見到祖父母的照片。這種對身份記憶的缺失,促使紮克曼從1979到1986年,花了7年時間試圖去弄清自己的猶太血統問題。

在他看來,“身份”是和記憶有關的,我們很難帶著缺失的記憶去構建“身份”。儘管遙遠的過去無從追憶,但在前景與背景之間這層朦朧的中間地帶,真實的事物正在活動著,在法國出生長大的紮克曼,始終認為自己更傾向是一個猶太人,他也正在用一生的時間找回遺失的記憶。

No.3 生活不是簡單的黑白——尋找“中國的身份”

紮克曼與中國的結緣,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法國同學向他介紹了一系列1930年代的上海電影,那些生動的黑白畫面深深地印在了紮克曼心裡。直到1982年深入中國,並開始大規模拍攝中國至今,他對中國的觀察記錄已超過30餘年。

“來到這裡,發現跟我在以前的影像和電影中看到的那個黑白的中國很不同……我活在1980年代,沒辦法去拍1930年代的中國電影了。”紮克曼半開玩笑地說。而與其他攝影師不同的是,紮克曼對“中國身份”的認知,從一開始就打破了國家、民族的界限,他於1986年開始在巴黎的華人區開始拍攝,並用了10年時間完成了“全球華人”這個專題,在影集《在長鼻子眼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華人移民,這種把“中國人”當作普遍意義上的整體的觀察與研究,始終是紮克曼堅持的創作方式。

如今,對中國有了更加深入瞭解的紮克曼,在這裡看到了一個國家翻天覆地的銳變,“現在這裡在發生什麼,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變化。我覺得這兒的人們有一種失落,失落來自情感上的困惑,思想上的困惑,以及視覺上的困惑。關於中國的‘身份’。就是說,中國對於當今世界來說,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他們的身份是什麼?在急速發展和轉型的背景下,這個國家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這是紮克曼一直以來的思考。

翻閱紮克曼近些年的拍攝主題,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中國的夜晚,他甚至說:“我的彩色攝影是從中國的夜晚開始的!”曾經的中國夜晚一團漆黑,令人乏味,而忽然之間,霓虹燈遍佈了每一座城市,商店、酒吧、飯店和劇院,夜晚變得五彩繽紛。我們何不通過紮克曼的鏡頭,去找尋那個來自黑白世界的單純簡單或是彩色照片中真實生動的“中國”呢?

大師課程

光社瑪格南大師班第二期邀請到派翠克·紮克曼為您授課,讓我們一同走近大師並完成自我的鏡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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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紮克曼對自己的家族一無所知,由於猶太身份的祖父在二戰時死於納粹集中營,直到30歲時,紮克曼才第一次見到祖父母的照片。這種對身份記憶的缺失,促使紮克曼從1979到1986年,花了7年時間試圖去弄清自己的猶太血統問題。

在他看來,“身份”是和記憶有關的,我們很難帶著缺失的記憶去構建“身份”。儘管遙遠的過去無從追憶,但在前景與背景之間這層朦朧的中間地帶,真實的事物正在活動著,在法國出生長大的紮克曼,始終認為自己更傾向是一個猶太人,他也正在用一生的時間找回遺失的記憶。

No.3 生活不是簡單的黑白——尋找“中國的身份”

紮克曼與中國的結緣,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的法國同學向他介紹了一系列1930年代的上海電影,那些生動的黑白畫面深深地印在了紮克曼心裡。直到1982年深入中國,並開始大規模拍攝中國至今,他對中國的觀察記錄已超過30餘年。

“來到這裡,發現跟我在以前的影像和電影中看到的那個黑白的中國很不同……我活在1980年代,沒辦法去拍1930年代的中國電影了。”紮克曼半開玩笑地說。而與其他攝影師不同的是,紮克曼對“中國身份”的認知,從一開始就打破了國家、民族的界限,他於1986年開始在巴黎的華人區開始拍攝,並用了10年時間完成了“全球華人”這個專題,在影集《在長鼻子眼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華人移民,這種把“中國人”當作普遍意義上的整體的觀察與研究,始終是紮克曼堅持的創作方式。

如今,對中國有了更加深入瞭解的紮克曼,在這裡看到了一個國家翻天覆地的銳變,“現在這裡在發生什麼,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變化。我覺得這兒的人們有一種失落,失落來自情感上的困惑,思想上的困惑,以及視覺上的困惑。關於中國的‘身份’。就是說,中國對於當今世界來說,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他們的身份是什麼?在急速發展和轉型的背景下,這個國家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這是紮克曼一直以來的思考。

翻閱紮克曼近些年的拍攝主題,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將更多的關注點放在了中國的夜晚,他甚至說:“我的彩色攝影是從中國的夜晚開始的!”曾經的中國夜晚一團漆黑,令人乏味,而忽然之間,霓虹燈遍佈了每一座城市,商店、酒吧、飯店和劇院,夜晚變得五彩繽紛。我們何不通過紮克曼的鏡頭,去找尋那個來自黑白世界的單純簡單或是彩色照片中真實生動的“中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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