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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我來讀黨史|檢察長與您分享共產黨是怎樣定名的?(上)

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定名的?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一個歷史過程, 1920年2月“南陳北李, 相約建黨”是醞釀建黨的啟端;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建立,

是組織上建黨活動的開始,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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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該綱領的第一條就是“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 其實, 將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命名為“中國共產黨”, 也是有個過程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 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 一方面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新的先進分子, 這批人初步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並同中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 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的出現, 建立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任務很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 先進知識份子, 在同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 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 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必須建立一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那樣的無產階級政黨。

讀黨史參與人(溫江區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 鐘磊)

1920年2月, 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 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 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 途中, 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 決定分頭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這就是史學家所稱的“南陳北李, 相約建黨”。 李、陳兩人在天津分手以後, 一個回到北京, 一個來到上海, 將:“相約”化為實際的建黨行動。

李大釗送走陳獨秀後, 曾在天津作短暫停留, 先後與章志(少年中國會會員)、黃淩霜(無政府主義者)等人到舊俄租界與蘇俄友人交談了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醞釀革命組織和活動事宜。 回北京以後, 李大釗於1920年3月秘密組織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同時, 通過北大教育講演團的活動, 開始了先進知識份子與長辛店產業工人的直接聯繫, 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的工作, 為在北京建立黨的組織做準備。

陳獨秀離開天津抵達上海後, 首先到工人群眾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 並積極參與組織領導了上海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 同時, 他還將《新青年》編輯部由北京遷回上海, 跟《星期評論》社的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 商務印書館的沈雁冰, 《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邵力子, 以及與《星期評論》社有密切聯繫的陳望道、施存統、俞秀松等人,

經常聚在一起討論社會主義新思潮, 並在此基礎上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為在上海建立黨的組織作了準備。 陳獨秀多次召集會議, 商討建黨問題。 1920年6月, 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5人在環龍路(今南昌路)老漁裡(後改稱裕德里)2號, 陳獨秀的寓所開會, 決定建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起草了具有黨綱性質的若干條文;推選陳獨秀為負責人。

1920年6月, 陳獨秀等5人開會決定建立的組織, 當時稱作什麼呢?

當事人的回憶與俞秀松日記的記載

當事人對此的回憶, 各說各的。 1956年12月, 施存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回憶道:“党的上海小組成立於1920年6月, 一開始就叫‘共產黨’, 他的機關刊物也叫《共產黨》。”陳公培只是記得,在陳獨秀家裡座談,“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沒有提到組織的名稱。

李達、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周佛海都是較早加入中共上海發起組的。

李達1954年2月23日在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的信中寫道“ 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 ”。他提出,當時發起組織的不是“ 共產主義小組 ”,而是c.c.p.,中文名稱是什麼,他沒有說。李達在1955年8月2日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成立共產黨的會議是在《新青年》雜誌社內召開的”,“黨的上海發起組,推陳獨秀做書記”。前面講的是“共產黨”,後面講的是“黨的上海發起組”,名稱究竟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楚。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陳望道,也是較早加入中共上海發起組的,他在1956年6月回憶說,“1920年四、五月間成立‘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後來就是黨,並未改用別的名稱”,也就是仍然稱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即茅盾) , 也在1920年夏天經常參與陳獨秀等人的聚會,1957年4月,他回憶說:“ 小組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

邵力子在1961年回憶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 ”,沒有提到名稱是什麼。

1942年出版的周佛海的《往矣集》一書中,則稱之為“ 籌備性質的組織 ”。

上述七人的回憶中,肯定“一開始就叫‘共產黨’”的只有施存統一人。

書籍責任編輯:吳江

出版:中共黨史出版社

文章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圖片設計、編輯:仲靜

播音:鐘磊

他的機關刊物也叫《共產黨》。”陳公培只是記得,在陳獨秀家裡座談,“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沒有提到組織的名稱。

李達、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周佛海都是較早加入中共上海發起組的。

李達1954年2月23日在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的信中寫道“ 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 ”。他提出,當時發起組織的不是“ 共產主義小組 ”,而是c.c.p.,中文名稱是什麼,他沒有說。李達在1955年8月2日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成立共產黨的會議是在《新青年》雜誌社內召開的”,“黨的上海發起組,推陳獨秀做書記”。前面講的是“共產黨”,後面講的是“黨的上海發起組”,名稱究竟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楚。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翻譯者陳望道,也是較早加入中共上海發起組的,他在1956年6月回憶說,“1920年四、五月間成立‘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後來就是黨,並未改用別的名稱”,也就是仍然稱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即茅盾) , 也在1920年夏天經常參與陳獨秀等人的聚會,1957年4月,他回憶說:“ 小組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

邵力子在1961年回憶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 ”,沒有提到名稱是什麼。

1942年出版的周佛海的《往矣集》一書中,則稱之為“ 籌備性質的組織 ”。

上述七人的回憶中,肯定“一開始就叫‘共產黨’”的只有施存統一人。

書籍責任編輯:吳江

出版:中共黨史出版社

文章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圖片設計、編輯:仲靜

播音: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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