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耿漢
最近瑞典皇家文學院公佈了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一位日裔作家獲獎了， 但卻不是我們熟知的村上春樹， 而是早已加入英國國籍的石黑一雄。
這個名字或許對許多人來說並不熟悉。 在書店的暢銷排行榜上， 他的出現頻率也遠不及余華、賈平凹。 那麼他究竟為何會受到諸多關注？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他的作品？
閻連科是如此獨特， 如果用視覺作品來類別， 他的小說就像西班牙畫家達利的畫作， 帶有強烈的超現實主義色彩， 在荒誕與現實之間構建了一個巧妙的平衡。
被文學界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的閻連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縣。 起初他寫作只是為了走出農村。 1978年他去部隊參軍， 因為文筆出眾， 被部隊推薦去參加寫作學習班。
在閻連科的軍旅創作生涯中， 他第一次劍走偏鋒， 創作了《夏日落》。 在他的筆下， 農民參軍的目的並非為了保家衛國， 更多是為了個人的生活。
《夏日落》之後， 閻連科筆耕不輟， 接連寫下了《堅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等一系列被稱為“荒誕現實主義”的作品。 在《受活》的扉頁， 閻連科寫下：
現實主義——我的兄弟姐妹哦， 請你離我再近些。
現實主義——我的墓地哦， 請你離我再遠些。
在“現實”與“荒誕”之間掙扎了多年後， 閻連科在2011年將自己的作品風格定為“神實主義”， 即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係，
2014年， 作品已經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的閻連科獲得了卡夫卡獎。 該獎由捷克的弗蘭茲·卡夫卡協會2001年創設， 是為紀念弗蘭茨·卡夫卡而設。 隱喻、荒誕、黑色幽默正是這位偉大作家最鮮明的創作風格。
值得一提的是， 2004、200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都曾獲此獎項。 因此， 該獎也被稱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奏， 將“卡夫卡”獎盃帶回中國的閻連科也受到了博彩公司的關注， 自2015年起， 連續三年登上諾獎賠率榜單。
當然， 博彩公司一次次看好閻連科， 並不只是因為他捧得卡夫卡獎，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散發出的“神實”色彩，這一風格與許多拉美作家秉承的魔幻現實主義頗為相似，要知道，寫出《百年孤獨》的加西亞·瑪律克斯正是借此贏得諾獎評委之青睞。
然而，由於中國作家鮮有這一風格的作品，以至於每次島主讀罷閻連科的作品，總會心生疑問，這真的是中國人寫的嗎？這種想像力，真的是儒家文化浸潤下的東方人迸發的嗎？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類比的話，讀閻連科的作品，就像欣賞西班牙畫家達利的畫作，字裡行間彌漫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就像深藏於巷子中的美酒，只消聞上一聞就能感受到。
讀閻連科的作品，就像欣賞達利的畫作，字裡行間彌漫著超現實主義的風格。
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
我們在欣賞達利的《內戰的預感》時，不難通過扭曲的人體體會到當時籠罩在西班牙國土上的內戰的預兆。畫中的主體形象是人體經拆散後重新組合起來的荒誕的形象。形似人的內臟的物體堆滿了地面，讓人看後寒毛聳立。
達利的畫作《內戰的預感》
閻連科對現實的描繪也是如此。在《受活》一書中，雖然他虛構了一個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受活莊”，但細心的讀者又會發現，村莊中的村民以及村長說的話、做的事、體現出的性格特徵是如此熟悉，好似這一幕幕荒誕的“喜劇”就在自己的身邊發生。
事實上，在閻連科的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超現實的荒誕故事，情節荒唐誇張，帶有滑稽劇色彩，強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讀者哭笑不得。但閻連科卻在各種場合一再強調，並非作品荒誕，而是生活本身荒誕。“我寫的那些荒誕小說，和現實比起來，都太普通了”。
在接受家鄉媒體河南《大河報》採訪時，閻連科就說過，無論“神實主義”多麼虛幻，自己的創作始終紮根在現實生活裡，家鄉始終是他創作的起點和重心，他甚至表示“宇宙的中心就是老家院子裡的一棵樹”。
越是不可能的，越是著迷
畫家達利常常打破畫面構圖的邏輯性和真實性，把各種毫不相干的形象巧妙地組織在一起，創造出新的意義，從而傳遞一種超乎現實、離奇詭異的思想。
達利的畫作《由飛舞的蜜蜂引起的夢》
比如，在《由飛舞的蜜蜂引起的夢》中，在達利的情人加拉身旁，一隻紅色石榴飄浮在礁石邊，一隻小蜜蜂正專心致至地圍繞著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開了口，裂口中竄出一條大魚，魚誇張的大嘴中又躍出兩條斑斕猛虎，張牙舞爪地撲向加拉柔軟的軀體。這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元素被融合在一起，正是源于達利童年對昆蟲的恐懼。
這種混搭的風格在閻連科的作品中也屢見不鮮。談到自己的寫作，閻連科曾對《深圳特區報》透露：“所謂的寫作，我特別依賴這樣的一個東西，那些越是莫名其妙，越是不能完成的想法，就越令我著迷，我特別想完成，不太想別的意義。”
我們知道“解夢大師”佛洛德對於達利的影響是巨大的，達利通過有意識的行為呈現無意識的畫面，配以他那精確的畫技，創造了一個個亦真亦幻的夢境。而在閻連科的小說《炸裂志》中，他也是直接用夢境來推動情節的發展，構建了一個真假難辨的世界：孔家四兄弟的父親從監獄返家後，做了個夢，隨即命令四兄弟在夜裡走至巷口，尋找各自人生道路的標誌（粉筆、貓或者印章），從而實現各自不同的（對應教育、人性和政治）的人生。
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
如果說達利的畫關注的是時間、死亡、戰爭、恐懼與潛意識，同樣地，生命與死亡也是閻連科的作品中較常見的主題。
在散文《感念》中，他寫到：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超越對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裡就有種灰暗的疼痛。會有種大腦供血不足的心慌。在他的《我與父輩》中，有大段對死亡的議論，他在文中坦言，這“其實是我自己對死亡恐懼而裝腔作勢的呐喊。”
在創作《年月日》時，閻連科身體不太好，頸椎腰椎都有毛病，每天只能趴在床上寫小說，這讓他對身體、生命的健康有了奇特的想法。於是他將老人、盲狗和“我家地裡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為了對抗乾旱，主人公不得不犧牲自己作為肥料的故事。
然而，誠如沒有人能讓曹雪芹死而復生，可也沒有人有能力讓《紅樓夢》消失死去，成為廢紙灰燼。文字可以讓一個作家不朽，去坦然面對死亡的恐懼。
閻連科在《感念》中寫道，“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長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給下一部帶來寫作的力量，讓我活著時，感到寫作對自然生命可以增加存在的意義。”
並不只是因為他捧得卡夫卡獎，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散發出的“神實”色彩，這一風格與許多拉美作家秉承的魔幻現實主義頗為相似，要知道，寫出《百年孤獨》的加西亞·瑪律克斯正是借此贏得諾獎評委之青睞。然而，由於中國作家鮮有這一風格的作品，以至於每次島主讀罷閻連科的作品，總會心生疑問，這真的是中國人寫的嗎？這種想像力，真的是儒家文化浸潤下的東方人迸發的嗎？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類比的話，讀閻連科的作品，就像欣賞西班牙畫家達利的畫作，字裡行間彌漫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就像深藏於巷子中的美酒，只消聞上一聞就能感受到。
讀閻連科的作品，就像欣賞達利的畫作，字裡行間彌漫著超現實主義的風格。
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
我們在欣賞達利的《內戰的預感》時，不難通過扭曲的人體體會到當時籠罩在西班牙國土上的內戰的預兆。畫中的主體形象是人體經拆散後重新組合起來的荒誕的形象。形似人的內臟的物體堆滿了地面，讓人看後寒毛聳立。
達利的畫作《內戰的預感》
閻連科對現實的描繪也是如此。在《受活》一書中，雖然他虛構了一個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受活莊”，但細心的讀者又會發現，村莊中的村民以及村長說的話、做的事、體現出的性格特徵是如此熟悉，好似這一幕幕荒誕的“喜劇”就在自己的身邊發生。
事實上，在閻連科的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超現實的荒誕故事，情節荒唐誇張，帶有滑稽劇色彩，強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讀者哭笑不得。但閻連科卻在各種場合一再強調，並非作品荒誕，而是生活本身荒誕。“我寫的那些荒誕小說，和現實比起來，都太普通了”。
在接受家鄉媒體河南《大河報》採訪時，閻連科就說過，無論“神實主義”多麼虛幻，自己的創作始終紮根在現實生活裡，家鄉始終是他創作的起點和重心，他甚至表示“宇宙的中心就是老家院子裡的一棵樹”。
越是不可能的，越是著迷
畫家達利常常打破畫面構圖的邏輯性和真實性，把各種毫不相干的形象巧妙地組織在一起，創造出新的意義，從而傳遞一種超乎現實、離奇詭異的思想。
達利的畫作《由飛舞的蜜蜂引起的夢》
比如，在《由飛舞的蜜蜂引起的夢》中，在達利的情人加拉身旁，一隻紅色石榴飄浮在礁石邊，一隻小蜜蜂正專心致至地圍繞著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開了口，裂口中竄出一條大魚，魚誇張的大嘴中又躍出兩條斑斕猛虎，張牙舞爪地撲向加拉柔軟的軀體。這一系列看似不相關的元素被融合在一起，正是源于達利童年對昆蟲的恐懼。
這種混搭的風格在閻連科的作品中也屢見不鮮。談到自己的寫作，閻連科曾對《深圳特區報》透露：“所謂的寫作，我特別依賴這樣的一個東西，那些越是莫名其妙，越是不能完成的想法，就越令我著迷，我特別想完成，不太想別的意義。”
我們知道“解夢大師”佛洛德對於達利的影響是巨大的，達利通過有意識的行為呈現無意識的畫面，配以他那精確的畫技，創造了一個個亦真亦幻的夢境。而在閻連科的小說《炸裂志》中，他也是直接用夢境來推動情節的發展，構建了一個真假難辨的世界：孔家四兄弟的父親從監獄返家後，做了個夢，隨即命令四兄弟在夜裡走至巷口，尋找各自人生道路的標誌（粉筆、貓或者印章），從而實現各自不同的（對應教育、人性和政治）的人生。
內心深處對死亡的恐懼
如果說達利的畫關注的是時間、死亡、戰爭、恐懼與潛意識，同樣地，生命與死亡也是閻連科的作品中較常見的主題。
在散文《感念》中，他寫到：直到今天，我都無法超越對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裡就有種灰暗的疼痛。會有種大腦供血不足的心慌。在他的《我與父輩》中，有大段對死亡的議論，他在文中坦言，這“其實是我自己對死亡恐懼而裝腔作勢的呐喊。”
在創作《年月日》時，閻連科身體不太好，頸椎腰椎都有毛病，每天只能趴在床上寫小說，這讓他對身體、生命的健康有了奇特的想法。於是他將老人、盲狗和“我家地裡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為了對抗乾旱，主人公不得不犧牲自己作為肥料的故事。
然而，誠如沒有人能讓曹雪芹死而復生，可也沒有人有能力讓《紅樓夢》消失死去，成為廢紙灰燼。文字可以讓一個作家不朽，去坦然面對死亡的恐懼。
閻連科在《感念》中寫道，“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長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給下一部帶來寫作的力量，讓我活著時，感到寫作對自然生命可以增加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