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才多藝這個詞去評價文藝復興時期的列奧納多·達·芬奇顯然不夠， 他在繪畫和雕刻之外展現出對軍事、城市規劃、工程、水利、天文、地理、解剖學、飛行器方面的造詣， 用今天的詞形容就是跨界奇才。 他的這些成就彙集在數千份用左手寫的反書手稿裡， 在1994年被比爾·蓋茨以3080萬美元拍下， 放在世界著名博物館巡迴展覽。
我看到這本近500頁的《達·芬奇手記》是在湖畔大學一間有兩面牆書架的閱覽室裡。 旁邊一間傍水而建的古樸與現代相融合的大教室裡， 校長馬雲正在向來自各行各業的創業者學員掏心窩，
作為第三屆的一員， 羅振宇(羅輯思維創始人)很期盼校長的那句承諾得到兌現：他要把醫學、音樂、哲學、軍事等與商業不相關的各行業裡最頂尖的人請來講課，
財新主編王爍主張做“知識的遊牧民族， 哪裡水草豐美， 我們就轉場到那裡”， 眼下被作為時髦的觀點得到推崇。 現在創業不再像以前的知識農耕時代那樣， 守著自己那片領域面朝黃土背朝天， 跨界融合趨勢愈發明顯。
湖畔大學第一屆學員主要以互聯網背景為主， 第二、三屆更多來自傳統企業， “創業歌手”胡海泉也在其中。 馬雲解釋說， 因為現在很難再簡單地用傳統與新去區分一家企業或經濟體。
從這個角度看， 500年前達·芬奇的跨界知識體系， 正是今天的湖畔大學想對學員灌輸的一種思維方式。 在一張從開學典禮上拿到的《進學誦》小冊子中， 我找到這幾個字， “他山之石”、“不止于商”。 學員羅振宇說， “我們來這不是聽馬雲講具體知識的， 而是想知道他這個層面的人是怎麼思考問題的。 ”以這個視角看， 就不難解釋一名外科醫生、一名音樂家來湖畔大學教課的價值。
當商業要素和知識體系變得越來越複雜後， 一個人的成功越難以通過模仿其路徑去複製。 就像馬雲所說， 阿裡巴巴初創時的18個人中，
達·芬奇的經歷本身就是一次人生創業。 對未知充滿好奇、長期缺錢、被雇主催工、每天睡眠很少， 這些難道不是對當今互聯網創業者的精准畫像嗎?為融資發愁， 為健康擔憂， 因工期焦慮， 對未知感到興奮而又惶恐。 社會往往喜歡神化一個成功者， 忘記他成功之前的艱辛。
為創業者指路的湖畔大學本身也在經歷一場創業。
現在還很難說是湖畔大學將成就這些學員， 還是本身就是商界精英的學員在助推湖畔大學創業。 作為首批學員， 易道創始人周航說， 第一屆學員裡有三分之一的人這兩年在事業上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裡邊也包括他自己。 經歷過後， 他對失敗有了重新理解， 心態也更釋然。
你去觀察這些學員的狀態， 他們會在課堂上對某個同學起哄， 會因為某某遲到攛掇發紅包，會排好隊報數，會在午飯後三五成群坐在板凳上聊行業聊美女，會集體起立齊刷刷地喊校長好，會在拍照時一起大叫浪浪浪，像極了大學校園裡的氣氛。在一個沒有商業利益與爭鬥的環境下，這些大佬、CEO、企業的掌權者回歸到最本真的自己，在課程交流中馴化一個更放鬆、樂觀的創業心態。
只有置身於一個環境下，個體的心態才更可能因環境影響主動尋求改變。湖畔大學給了這些創業者一個環境，但更大的社會創業環境仍需要一個全民心態的轉變。周航在他的感悟文章裡說，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成功動機過剩的氛圍，但他在矽谷看到人們很平常地談論和面對失敗，如果一個社會還在恥於談論失敗、排斥失敗，就不可能有探索意義上的創新。
如果以世人評價作為成敗標準，達·芬奇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因為他的很多手稿與成就是在他去世後才被發現，但這不妨礙愛因斯坦對他不吝溢美之詞，“達·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當時就發表的話，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互聯網創業者心態和格局上能否轉變昇華，往往決定了創業最後僅僅是一門生意，還是成為那副對世界產生改變的《蒙娜麗莎》。
會因為某某遲到攛掇發紅包，會排好隊報數，會在午飯後三五成群坐在板凳上聊行業聊美女，會集體起立齊刷刷地喊校長好，會在拍照時一起大叫浪浪浪，像極了大學校園裡的氣氛。在一個沒有商業利益與爭鬥的環境下，這些大佬、CEO、企業的掌權者回歸到最本真的自己，在課程交流中馴化一個更放鬆、樂觀的創業心態。只有置身於一個環境下，個體的心態才更可能因環境影響主動尋求改變。湖畔大學給了這些創業者一個環境，但更大的社會創業環境仍需要一個全民心態的轉變。周航在他的感悟文章裡說，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成功動機過剩的氛圍，但他在矽谷看到人們很平常地談論和面對失敗，如果一個社會還在恥於談論失敗、排斥失敗，就不可能有探索意義上的創新。
如果以世人評價作為成敗標準，達·芬奇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因為他的很多手稿與成就是在他去世後才被發現，但這不妨礙愛因斯坦對他不吝溢美之詞，“達·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當時就發表的話，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互聯網創業者心態和格局上能否轉變昇華，往往決定了創業最後僅僅是一門生意，還是成為那副對世界產生改變的《蒙娜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