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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奢侈的基礎課!6位院士4位教授一講就是20年

這是一門叫作《測繪學概論》的課程, 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講授, 有人稱它為“最奢侈的基礎課”。

課上不點名、不簽到, 階梯教室後排卻擠擠挨挨站著人。 課後, 找院士簽名的學生排成長隊。

堅持給本科新生上課的傳統, 始于這些“老師的老師”。 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裡, 他們甚至用生命守護一方神聖的講臺。 這一代院士, 從老師手中接過了接力棒。

一門課, 六個院士, 二十年

每年秋天, 當武漢大學校園裡的梧桐葉開始飄落, 6位院士會從天南地北的會議中抽離, 陸續回到一方不大的講臺上。

台下是一張張稚氣未脫的臉,

這些大一新生剛從應試教育中浮上來, 他們邂逅的第一位老師, 就是院士。

這是一門叫作《測繪學概論》的課程, 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講授, 有人稱它為“最奢侈的基礎課”。 課上不點名、不簽到, 階梯教室後排卻擠擠挨挨站著人。 課後, 找院士簽名的學生排成長隊。

▎2017年10月12日, 講課完畢後, 寧津生給同學們簽名

20年間, 這門課走進了武大的通識課堂, 走進了千裡外的同濟大學, 聽過課的學生上萬人次。 最初, 院士們仍需親自拿著筆尺, 將課件畫在薄薄的透明膠片上。 如今, 帶有動圖的多媒體課件取代了膠片。 時間也改變了幾位科學家, 他們變成平均年齡77歲的老人, 師生年齡相隔半個多世紀。

不變的是, 站在講臺上, 幾位院士仍會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師”——武漢測量製圖學院、李德仁死了, 搞大地測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 武測會恢復的, 是需要你們的。 ”

1973年3月, 周總理終於作出批示恢復這所學校, 夏堅白聞訊後熱淚盈眶。 但他再也沒能踏上講臺。

在師生流散的歲月裡, 他曾將幾位元原武測教師組織起來,

成立了“業餘測繪科學研究小組”, 匿名翻譯了兩本外國學術著作。 寧津生冒險加入了小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編寫教材。 文革結束後, 他掏出一個舊報紙裹著的小包, 裡面是一疊各種顏色的紙張, 夾著游泳牌和飛馬牌香煙的煙紙。 這些寫滿公式和符號的碎紙片, 變成了60萬字的《攝影測量原理》。

早在留學德國時, 夏堅白、王之卓及陳永齡就約定:回國後要合力編寫教材, “一同做一番事業”。 他們是中國最早的測繪學博士, 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輾轉英德留學。 學成回國後, 被稱“測繪三傑”的他們, 在戰火紛飛中靠著書信, 合作編出了中國第一套大學測繪教材。

寧津生和幾位院士接過了老師的事業。 每隔一段時間,

他們便聚在一起, 商討教材的修訂。 20年間, 《測繪學概論》再版了3次, 變成了150多所高校的專業基礎課本。

這樣下去, 大學裡就出不了大師了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 李德仁常提起導師王之卓。

這位學部委員曾親自為李德仁改論文、排章節, 將他的論文推薦發表, 而且從不署自己的名。 出於政治原因, 研究生入學考了第一的李德仁, 未被錄取。 文革結束後, 王之卓立即將這位學生召喚回校, 為他舉行專門考試。 幹過建築工, 種過水稻, 紮過鋼筋的李德仁, 終於在39歲回到書堆中。

靠著老師坐公交去郵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薦信, 李德仁飛向了更遠的學術世界。 在德國斯圖加特大學, 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學位。 324頁的博士論文,

取得該校歷史最高成績, 評委評價“它解決了一個百年難題”。

有不少外國研究機構挽留他。 妻子給“老大不小”的他寄來書信:幾十年來你一直在學習, 一直在花國家的錢, 你還不如一頭牛呢, 到現在都沒擠出一點奶來, 現在到了該回國“擠奶”的時候了。

幾乎沒有任何猶豫, 李德仁回到了老師曾站過的講臺上。

▎5年前, 寧津生80歲壽辰時, 6位院士合影, 左起張祖勳、劉經南、寧津生、李德仁、陳俊勇、龔健雅

和導師一樣, 李德仁一心撲在教學上。 他一口氣給本科生開了3門課, 給研究生開了一門課, 還編出3本教材。

但變化也在一點點發生。 評上院士後, 李德仁眼瞅著研究經費翻了又翻, 原來是幾萬元, 後來小數點往後挪了幾位, 漲到幾千萬元。 他越來越忙,各種會議、出差,將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風。

當了武測校長後,他離講臺更遠了。一位本科生畢業後去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寫信給李德仁的夫人說,從沒聽過李院士的課,深感遺憾。李德仁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回憶,接過信後,他心裡“很不好受”。

他親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學生所在單位,給所有員工講了一堂課。

劉經南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每晚仍堅持去實驗室。很多人摸清這個規律後,在門口排著長隊等他。能留給學生的時間少之又少。

甯津生認為,校長沒空上課可以理解,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把握方向、服務教師”,歸根結底是提高教學品質。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長,現在甚至連很多最普通的教師,都很難把教學放在首位。決定他們晉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課,而是一堆堆的論文、表格和專案。

“這個評價體系很糟糕,會把高校的教學拖垮。這樣下去,大學裡就出不了大師了。”這位元老校長提高音量說。他懷念起剛進大學的日子,那時所有新教師從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許多大學,博士後進大學直接就是副教授。

師生之間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學城參觀時,劉經南感觸很深。那些大學都在郊區,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氣,但一到晚上,就變成了死城,“看不見一個人”。老師都回到城內,學生窩在宿舍裡玩遊戲。

“感覺老師和學生脫節了,學生變得很孤獨、很內向。”劉經南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感慨。

這些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課”的誕生。幾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講臺。

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於事的

20年來,這門課更新的速度很快。講地理資訊系統時,龔健雅以前常講“單機的、局域網的系統”。而現在,課件上的內容早變成了“廣域網路的、手機的系統”。

與課程的發展同步,中國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記得,剛回國時,45歲的他腦子裡只有一件事,“怎麼把文革丟掉的時間補回來?”當時在武測,除了上課,每個學者都在“玩兒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牆上機是常事。

如今,科學界早已翻過新篇,到處都在談論“創新”,談論“國際一流”。但到了新時代,寧津生卻不鼓勵學生“動輒提創新”。“搞兩三年就讓你們創新,創國際一流,不現實。還是要踏實一點。”他常對學生說,“從0到1的創新很難,你們作為學生,可以多嘗試從1到1.5的創新。”

劉經南的教學風格不同。這位“喜歡挑戰”的科學家,思維發散開闊,他常在課上坦言自己的“諾獎情結”。第一次見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氣勢震住了。導師坐在桌子對面,語氣很平常,但決心毋庸置疑:“你們要做,就做到國內第一、世界第一。”

▎ 在武漢測量製圖學院,“測繪三傑”與夫人合影,後排左起王之卓、夏堅白、陳永齡

李德仁則認為,創新源自學科交叉。這一看法,與他的導師一脈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邊際效應觀點”:“不同學科交叉所產生的效應,正如大陸與海洋的交接邊緣,一定是生產力最為活躍的地區一樣。”

不過,不管如何創新,幾位院士都認為,做科研必須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測院刊創刊號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於事的,這是一個較長期而艱苦的工作。”

寧津生一輩子專注於研究地球重力場。為了做一個課題,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開了130321個公式。學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時間,將大地水準面的精度提高到釐米級。46歲時,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最年輕的院士。

從中學時代起,劉經南就在琢磨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得諾貝爾獎?”大學時他想到,如果能計算出宇宙膨脹的加速度,離那塊金燦燦的獎牌肯定不遠了。當了博導後,一個“性格有些堅毅”、來自農村的陝西男生接受了這個挑戰。劉經南激勵他,“得諾貝爾獎不是這麼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來,但你可以讓你的學生繼續搞,徒子徒孫都可以做下去!”

好幾年時間裡,這個學生一直在埋頭編軟體,一頁一頁地啃英語論文。交流科研進展時,劉經南發現,他抱著一個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漢語翻譯。

沒過幾年,3位美國教授宣佈,測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脹,這個力來自暗能量。2011年,這一發現獲了諾獎。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劉經南講到了這個故事,多位學生對此印象深刻。雖然與諾獎無緣,但這個“傻得可愛”的陝西男生,後來將同樣的理論方法,用到了嫦娥號的資料處理上。

在這門課上,劉經南好幾次預測與測繪相關的諾獎。3年前,他正在坐在汽車裡,一個學生興奮地打來電話,“你講的生物導航系統真的得獎了!”

20年來,幾位院士努力在學生心中撒下一種渴望,那就是對科學高峰的嚮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提醒著,這種渴望不能被扭曲、被異化。這一教誨同樣來自老前輩們。

王之卓極力反對過分溢美之詞。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閱稿時總要劃去,附上紙條,“請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龔健雅曾將自己的一個資料結構命名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資料結構)”。王之卓看過論文後嚴肅批評道,“你不能自封為‘完美的’。”龔健雅解釋,他想表達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皺了皺眉說,還是不行。

指導博士生李彬時,寧津生也有著相同的態度。一次,這位學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幾個詞介紹自己的最新演算法,寧津生果斷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筆字給李彬,上面寫著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嚴謹求實。

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沒成為寧津生的學生之前,李彬覺得寧津生就像“遙遠的一顆星”。在一個高端學術交流會上,李彬遠遠望見這位院士、前校長坐在主席臺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後,兩人經常隔著一張小桌子,從科研聊到細碎的日常生活。每次離開老師家的小客廳,李彬包裡總會被師母塞得滿滿當當,裡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醬等各色“寶貝”。這位博士結婚時,寧津生穿著襯衫西褲出現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還沒等他畢業,老師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軟。來參加李彬的論文答辯時,老人在秘書的攙扶下走來。在場的評委都勸甯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堅持聽完3個多小時的答辯。

給本科生講課時,寧津生也很難再站著上課。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課時坐在一把灰黃的舊椅子上。

▎在德國留學時,陳永齡、夏堅白、王之卓與友人合影

但他們仍在為這門課忙碌著。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訂之中;同樣的概論課移植到了同濟大學;最近,給研究生開一門類似的概論課,又被列入計畫之中。

不久前,中國工程院領導來到武漢大學,徵求院士們對70歲退休制度的意見。甯津生在會上平靜地說,他對退休沒有意見,只有一件事,還望商榷。

這位老科學家頓了頓說,他想繼續給大學新生上課。“我們6個院士有5個過了70歲,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正如當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講課留住了他們,這幾位院士也留住了許多年輕的學生。寧津生記得,開了這門課後,轉專業的學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頭一遭有外專業的轉進來。

在和時間的角力中,幾位院士最關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導師王之卓是個真正的“教育家”。這位院士培養出了3位院士,除了講授《測繪學概論》的李德仁和張祖勳,還有被媒體稱為“高鐵院士”的劉先林。

劉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學。最近他突然在網上“火了”,一張照片廣為流傳:一個光腳穿著舊皮鞋的乾瘦老頭,埋頭在高鐵二等座上修改演講稿。在測繪界同仁眼中,劉先林“不修邊幅、不善言辭”,但他是個“奇才”,一個人鼓搗出了5種航測儀器,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李德仁很欽佩這位同門兄弟,但他還是向劉先林提議,要培養年輕人。“老劉,你這個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劉先林死了以後,劉先林的東西沒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劉先林有些觸動,點了點頭。

同幾位老先生一樣,6位院士都將學生視為自己的最大成就。甯津生和李德仁門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們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這門課的講臺。

他越來越忙,各種會議、出差,將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風。

當了武測校長後,他離講臺更遠了。一位本科生畢業後去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寫信給李德仁的夫人說,從沒聽過李院士的課,深感遺憾。李德仁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回憶,接過信後,他心裡“很不好受”。

他親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學生所在單位,給所有員工講了一堂課。

劉經南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每晚仍堅持去實驗室。很多人摸清這個規律後,在門口排著長隊等他。能留給學生的時間少之又少。

甯津生認為,校長沒空上課可以理解,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教學,而是“把握方向、服務教師”,歸根結底是提高教學品質。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長,現在甚至連很多最普通的教師,都很難把教學放在首位。決定他們晉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課,而是一堆堆的論文、表格和專案。

“這個評價體系很糟糕,會把高校的教學拖垮。這樣下去,大學裡就出不了大師了。”這位元老校長提高音量說。他懷念起剛進大學的日子,那時所有新教師從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許多大學,博士後進大學直接就是副教授。

師生之間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學城參觀時,劉經南感觸很深。那些大學都在郊區,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氣,但一到晚上,就變成了死城,“看不見一個人”。老師都回到城內,學生窩在宿舍裡玩遊戲。

“感覺老師和學生脫節了,學生變得很孤獨、很內向。”劉經南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感慨。

這些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課”的誕生。幾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講臺。

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於事的

20年來,這門課更新的速度很快。講地理資訊系統時,龔健雅以前常講“單機的、局域網的系統”。而現在,課件上的內容早變成了“廣域網路的、手機的系統”。

與課程的發展同步,中國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記得,剛回國時,45歲的他腦子裡只有一件事,“怎麼把文革丟掉的時間補回來?”當時在武測,除了上課,每個學者都在“玩兒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牆上機是常事。

如今,科學界早已翻過新篇,到處都在談論“創新”,談論“國際一流”。但到了新時代,寧津生卻不鼓勵學生“動輒提創新”。“搞兩三年就讓你們創新,創國際一流,不現實。還是要踏實一點。”他常對學生說,“從0到1的創新很難,你們作為學生,可以多嘗試從1到1.5的創新。”

劉經南的教學風格不同。這位“喜歡挑戰”的科學家,思維發散開闊,他常在課上坦言自己的“諾獎情結”。第一次見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氣勢震住了。導師坐在桌子對面,語氣很平常,但決心毋庸置疑:“你們要做,就做到國內第一、世界第一。”

▎ 在武漢測量製圖學院,“測繪三傑”與夫人合影,後排左起王之卓、夏堅白、陳永齡

李德仁則認為,創新源自學科交叉。這一看法,與他的導師一脈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邊際效應觀點”:“不同學科交叉所產生的效應,正如大陸與海洋的交接邊緣,一定是生產力最為活躍的地區一樣。”

不過,不管如何創新,幾位院士都認為,做科研必須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測院刊創刊號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學進軍喊口號是無濟於事的,這是一個較長期而艱苦的工作。”

寧津生一輩子專注於研究地球重力場。為了做一個課題,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開了130321個公式。學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時間,將大地水準面的精度提高到釐米級。46歲時,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最年輕的院士。

從中學時代起,劉經南就在琢磨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得諾貝爾獎?”大學時他想到,如果能計算出宇宙膨脹的加速度,離那塊金燦燦的獎牌肯定不遠了。當了博導後,一個“性格有些堅毅”、來自農村的陝西男生接受了這個挑戰。劉經南激勵他,“得諾貝爾獎不是這麼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來,但你可以讓你的學生繼續搞,徒子徒孫都可以做下去!”

好幾年時間裡,這個學生一直在埋頭編軟體,一頁一頁地啃英語論文。交流科研進展時,劉經南發現,他抱著一個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漢語翻譯。

沒過幾年,3位美國教授宣佈,測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脹,這個力來自暗能量。2011年,這一發現獲了諾獎。

在給新生的課堂上,劉經南講到了這個故事,多位學生對此印象深刻。雖然與諾獎無緣,但這個“傻得可愛”的陝西男生,後來將同樣的理論方法,用到了嫦娥號的資料處理上。

在這門課上,劉經南好幾次預測與測繪相關的諾獎。3年前,他正在坐在汽車裡,一個學生興奮地打來電話,“你講的生物導航系統真的得獎了!”

20年來,幾位院士努力在學生心中撒下一種渴望,那就是對科學高峰的嚮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斷提醒著,這種渴望不能被扭曲、被異化。這一教誨同樣來自老前輩們。

王之卓極力反對過分溢美之詞。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閱稿時總要劃去,附上紙條,“請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龔健雅曾將自己的一個資料結構命名為“perfect data structure(完美資料結構)”。王之卓看過論文後嚴肅批評道,“你不能自封為‘完美的’。”龔健雅解釋,他想表達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皺了皺眉說,還是不行。

指導博士生李彬時,寧津生也有著相同的態度。一次,這位學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幾個詞介紹自己的最新演算法,寧津生果斷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筆字給李彬,上面寫著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嚴謹求實。

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沒成為寧津生的學生之前,李彬覺得寧津生就像“遙遠的一顆星”。在一個高端學術交流會上,李彬遠遠望見這位院士、前校長坐在主席臺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後,兩人經常隔著一張小桌子,從科研聊到細碎的日常生活。每次離開老師家的小客廳,李彬包裡總會被師母塞得滿滿當當,裡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醬等各色“寶貝”。這位博士結婚時,寧津生穿著襯衫西褲出現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還沒等他畢業,老師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軟。來參加李彬的論文答辯時,老人在秘書的攙扶下走來。在場的評委都勸甯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堅持聽完3個多小時的答辯。

給本科生講課時,寧津生也很難再站著上課。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課時坐在一把灰黃的舊椅子上。

▎在德國留學時,陳永齡、夏堅白、王之卓與友人合影

但他們仍在為這門課忙碌著。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訂之中;同樣的概論課移植到了同濟大學;最近,給研究生開一門類似的概論課,又被列入計畫之中。

不久前,中國工程院領導來到武漢大學,徵求院士們對70歲退休制度的意見。甯津生在會上平靜地說,他對退休沒有意見,只有一件事,還望商榷。

這位老科學家頓了頓說,他想繼續給大學新生上課。“我們6個院士有5個過了70歲,要是因為退休,斷了這門課很可惜。”

正如當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講課留住了他們,這幾位院士也留住了許多年輕的學生。寧津生記得,開了這門課後,轉專業的學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頭一遭有外專業的轉進來。

在和時間的角力中,幾位院士最關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導師王之卓是個真正的“教育家”。這位院士培養出了3位院士,除了講授《測繪學概論》的李德仁和張祖勳,還有被媒體稱為“高鐵院士”的劉先林。

劉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學。最近他突然在網上“火了”,一張照片廣為流傳:一個光腳穿著舊皮鞋的乾瘦老頭,埋頭在高鐵二等座上修改演講稿。在測繪界同仁眼中,劉先林“不修邊幅、不善言辭”,但他是個“奇才”,一個人鼓搗出了5種航測儀器,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李德仁很欽佩這位同門兄弟,但他還是向劉先林提議,要培養年輕人。“老劉,你這個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劉先林死了以後,劉先林的東西沒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劉先林有些觸動,點了點頭。

同幾位老先生一樣,6位院士都將學生視為自己的最大成就。甯津生和李德仁門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們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這門課的講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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