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鴿票
早在15世紀， 歐洲就流行彩票這東西了， 其後盛行於亞、美各國。 清朝末年， 湖廣總督張之洞批准發行的“湖北簽捐票”， 可算是舊中國最早正式發行的彩票。
西湖博覽會有獎游券
呂宋彩票1894年， 上海就流行一種來自菲律賓的“呂宋發財票”。 當時上海的彩票店號還根據“呂宋發財票”的號碼， 自己印行一種憑證， 將彩票分條出售。
呂宋發財票
當年的“呂宋發財票”，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都可以看到。
當年上海的彩票店號發售彩票的場面， 真是五花八門。 彩票店號門前張燈結綵， 有的還高搭牌樓。 賣出過大彩的店家的店堂裡紅燭高燒， 兩旁懸掛著“乃得主之洪福， 亦小號之榮幸”的大紅對聯。 一般店堂內還滿貼彩紙，
當年上海的熱鬧馬路， 總有那些彩票店號， 它們的店名也都討口彩， 如“飛來福”、 “鴻運來”、 “匯利源”、 “廣利源”、“大福源”等等。 所有這些店號特別集中在日升樓一帶， 以及新北門、老北門、老西門， 靜安寺等地區。 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彩票， 就是從這裡散售出去的。 幾十年中， 前前後後發行的各種彩票， 多得不勝枚舉， 像湖北票、湘賑慈善救濟券、浙江紹蕭塘工券、中華利濟票、慈善券、博山玻璃票……英美煙草公司等也發行彩票， 據說是為了推銷他們的商品。
據開過彩票店的一些人說， 到了民國初年， 彩票風行。
湖北票
彩票中發行歷史最久的是“湖北票”， 信用最好的是“湖北票”及“浙江紹蕭塘工券”，
浙江紹蕭塘工券
湖北、浙江塘工兩種彩票， 用“抽子開獎”的辦法， 即在開彩時將沒有售出去的彩票號碼的“子”取出不搖， 以示公正無弊。 後來改用3個球：一個球搖前3位數， 一個球搖後2位數，湊成5位數，即為中獎號碼。另外一個小球搖幾等獎，搖出來如是“2”，即為二彩。凡搖出來的彩號，在搖彩前已公佈未售出者，該彩號則被取消，再重新搖彩。所以當時買彩票的人均趨之若鶩，說它“牌子硬”。事實上不需作弊，其發行彩票的收入已相當可觀。這是一種變相的賭博，抽頭之大，遠遠超過一般性的賭博，而且深入到各個角落。
浙江紹蕭塘工券，信用頗好，銷路甚暢。廣般彩票店紛紛前去包銷，它的回傭是9扣。如果包到的話，可穩賺些錢。一般手腳短的店家包不著，但是包著的人家，必須分批賣出，等於小包。 ·
包辦彩票者均是有特殊勢力的人。其中亦有蝕本，亦有賺錢。例如盧永祥的兒子盧小嘉包辦河南券賺了錢，而楊善德的兒子楊慶瑨包辦熱河券就虧了本。楊還拉南京路上吳大昌綢緞店的小開一起參加，弄得這家綢緞店幾乎全部賠進。盧永祥、楊善德均是上海的淞滬護軍使。在軍閥時代，各省督軍(如湖北王占元等)假救濟難民等名義，在上海發行彩票，設立某省某某獎券局，如川邊、察哈爾、熱河、綏遠、湖南、河南等地均假救濟之名在滬發行獎券。各省軍閥必先與上海護軍使打交道，這裡面便要講斤頭，互相討價還價，發行獎券的省拿多少，護軍使又拿多少。當時的齊盧之戰就是為了搶上海這塊肥肉(當然最大的收入還是鴉片煙)。有錢有勢的人將彩票業務包下來，一月開正、副兩彩(一般正券每張5元，頭獎5萬元；副券每張2元，頭獎2萬元)。如果賣不完，就由承包人吞下來，搖獎時也不抽子。這樣，如果搖出來的中彩號碼彩票還沒有售出去，那麼資金就人了承包人的荷包。如果已經售出，那麼只好自認晦氣(因為票未售完，而獎金額照售完計算)。盧小嘉、楊慶瑨一個賺錢，一個虧本，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督軍以外有特殊勢力的人也可借名義辦獎券，如上海徐乾麟在江灣辦一個遊民工廠，便發行遊民慈善券。
法商慈善獎券
當時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彩票在上海大量發行，引起了法國人的眼紅，他們不許中國人在租界內賣彩票。當時有所謂彩票店“朝南不准開，朝北才好開”的說法。因為彩票店聚集在老北門、新北門一帶，而法租界與華界只相隔一條民國路。在民國路上，朝北開，恰在華界內；朝南開，店便坐落在法租界內了。朝北的彩票店林立，其中“大利元”、 “有利元”、“善利全”3家彩票店生意最好。法國人一面煞有介事地不准彩票出售，一面卻自己動手大搞彩票。首先發行“俄僑難民救濟獎券”，由廣東人韋駱泉包下來：因為是“空頭”，無實力，開了獎竟付不出獎金，而由出售彩票的店家墊付。韋久久不歸，店主到韋家坐索。後來法租界內又辦“法商慈善獎券”，由糞大王阿桂姐之子馬洪根承包。天津法租界當局發行的“防盲獎·券”也到上海來推銷。
跑馬廳的香檳票
香檳票
彩票背後一片辛酸有個在上海做了30多年活的楊姓老職工，平時克勤克儉，可是他迷戀彩票，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花在彩票上面，結果，弄到自己身上只剩一條短褲。
還有一位在浙江興業銀行工作的張某，他的工資、花紅等，每年總收入可達幾千元，相當於當年白米一千幾百擔。他家裡人口並不多，照理說，生活是很富裕的了。可是，他還是負債。因為，他掙來的錢大部分丟進“彩票”這個無底洞裡去了。
一位姓張的，在舊社會做過南京郵政局局長，想發財迷住了他的心竅。他在家裡供養一個財神菩薩，天天頂禮膜拜，並且每月拿出10塊錢去買彩票，幻想有朝一日成為大富翁。但是，他家的這個趙公元帥偏偏不幫他的忙，他從來也沒有中過獎。
至於僥倖中獎的人，其結局又怎樣呢?請看：
“滿庭芳”有個挑賣油豆腐線粉的小商販，中了1000元的彩票獎。中獎後，他生意也不做了，狂嫖濫賭，僅僅28天，便把1000元錢花個精光，淪為乞丐。
現在上海南京路中國醫藥公司那個地方，從前有個姓竺的人開設的“醒醒咖啡社”裡，有個茶房中了3000元的彩票獎金。他就花天酒地，不到一年，鴉片上癮，做了馬路癟三。
電影界老牌女演員殷明珠
還有一個小故事：電影界老牌女演員殷明珠的父親殷星環買的彩票中了頭獎5萬元。嘉興那家出售彩票的店號為了要得回傭，尋至殷家報喜。那天，殷星環生病剛剛咽氣，他家裡人正忙於辦喪事。一聽說得了頭獎，大家都擱著死人不管了，便去尋找那張彩票。後來，發現殷的小妾藏匿了這張彩票。從此，弄得家人、妻妾不和。殷的後輩也不圖上進，再後來，連新造的洋房也出賣，落得一場空。
“後來居上”的航空獎券四大家族在壟斷了舊中國的經濟命脈之後，利用官辦、商辦等不同手段，發行了各種名目的公債、證券和獎券，一手操縱價格，從中投機倒把，大發橫財。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就是其中之一。
航空獎券發行之初，國民黨政府公佈了《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條例》，規定： “國民政府為籌集發展航空築路經費起見，每年發行不記名獎券4次，每次50萬張，每張售價計‘國幣’10元……”還規定： “每次發行所收券款，由國民政府提出50％，內除發行及辦公費用、代銷手續費外，概充發展航空及築造公路經費。其餘50％作獎金，其等級分配如下：一等獎一張，獨得50萬元；二等獎二張，各得10萬元，共20萬元……總共中獎50645張，共計249991萬元。”各等獎金合計不滿250萬元，而出售票款所得達500萬元。以每年發行4次計算，就向人民搜刮了1000萬元，占1933年國民黨政府出口稅收2200萬元的45％強。1935年8月起，又改為每月發行一次，一年發行12次。獎額和發行額雖各減少一半，但發行的次數多了。每年可搜刮的錢從1000萬元增加到1500萬元，真是“大利之所在”。
航空獎券
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還煞有介事地說什麼近世歐美各國皆有獎券發行，以補助國庫。此次舉辦航空獎券，一方面引起人民投資之興趣，另一方面舉辦國家急需之建設。他的話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又是怎樣呢?四大家族把大量發行的航空獎券交給當時“上海聞人”金廷蓀開設的大運公司包銷。金廷蓀將彩票批給江蘇、浙江、安徽幾個省，九折付款。航空獎券上印上“大運”兩個字，九五折批給其他彩票店，小彩票店要付足現款才能領票。有一家本錢只有300元的小彩票店，每次買30張，付285元。一天到晚叫喊：“頭彩在這裡，有福氣人請過來……”
大運公司通過投機倒把、套用頭寸，養肥了一批不勞而獲者。金廷蓀發了大財，就在當年的敏體尼陰路(現西藏路)上蓋了一幢華麗的新房子。金廷蓀為了答謝杜月笙讓他包銷航空獎券，又在杜美路(現東湖路)特地建造了一幢更大更華麗的大洋房，送給杜月笙。單單一個經銷航空獎券的人就發了如此大財，可想而知，他們從人民身上撈去了多少錢財!當時曾流行這樣的說法：“若要發，眾人頭上刮。”
當年國民黨發行航空獎券時，大肆開動宣傳機器，報上登巨幅廣告，路邊有路牌廣告，還用“中航公司”的飛機到全國各地散發傳單。每期開獎時，借舊上海的大賭窟“逸園”舉行。這個大賭窟，早已經與國民黨政府勾結上了。1931年長江流域發生水災，逸園跑狗場的法國流氓借跑狗救災為名，曾趁機大發一筆橫財。
報紙上航空獎券的廣告
舊社會的彩票，不僅使勞動人民受騙上當，還使許多人喪失尋找光明的意志和信念。今天呢？你怎麼看？
一個球搖後2位數，湊成5位數，即為中獎號碼。另外一個小球搖幾等獎，搖出來如是“2”，即為二彩。凡搖出來的彩號，在搖彩前已公佈未售出者，該彩號則被取消，再重新搖彩。所以當時買彩票的人均趨之若鶩，說它“牌子硬”。事實上不需作弊，其發行彩票的收入已相當可觀。這是一種變相的賭博，抽頭之大，遠遠超過一般性的賭博，而且深入到各個角落。浙江紹蕭塘工券，信用頗好，銷路甚暢。廣般彩票店紛紛前去包銷，它的回傭是9扣。如果包到的話，可穩賺些錢。一般手腳短的店家包不著，但是包著的人家，必須分批賣出，等於小包。 ·
包辦彩票者均是有特殊勢力的人。其中亦有蝕本，亦有賺錢。例如盧永祥的兒子盧小嘉包辦河南券賺了錢，而楊善德的兒子楊慶瑨包辦熱河券就虧了本。楊還拉南京路上吳大昌綢緞店的小開一起參加，弄得這家綢緞店幾乎全部賠進。盧永祥、楊善德均是上海的淞滬護軍使。在軍閥時代，各省督軍(如湖北王占元等)假救濟難民等名義，在上海發行彩票，設立某省某某獎券局，如川邊、察哈爾、熱河、綏遠、湖南、河南等地均假救濟之名在滬發行獎券。各省軍閥必先與上海護軍使打交道，這裡面便要講斤頭，互相討價還價，發行獎券的省拿多少，護軍使又拿多少。當時的齊盧之戰就是為了搶上海這塊肥肉(當然最大的收入還是鴉片煙)。有錢有勢的人將彩票業務包下來，一月開正、副兩彩(一般正券每張5元，頭獎5萬元；副券每張2元，頭獎2萬元)。如果賣不完，就由承包人吞下來，搖獎時也不抽子。這樣，如果搖出來的中彩號碼彩票還沒有售出去，那麼資金就人了承包人的荷包。如果已經售出，那麼只好自認晦氣(因為票未售完，而獎金額照售完計算)。盧小嘉、楊慶瑨一個賺錢，一個虧本，主要原因就在於此。
督軍以外有特殊勢力的人也可借名義辦獎券，如上海徐乾麟在江灣辦一個遊民工廠，便發行遊民慈善券。
法商慈善獎券
當時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彩票在上海大量發行，引起了法國人的眼紅，他們不許中國人在租界內賣彩票。當時有所謂彩票店“朝南不准開，朝北才好開”的說法。因為彩票店聚集在老北門、新北門一帶，而法租界與華界只相隔一條民國路。在民國路上，朝北開，恰在華界內；朝南開，店便坐落在法租界內了。朝北的彩票店林立，其中“大利元”、 “有利元”、“善利全”3家彩票店生意最好。法國人一面煞有介事地不准彩票出售，一面卻自己動手大搞彩票。首先發行“俄僑難民救濟獎券”，由廣東人韋駱泉包下來：因為是“空頭”，無實力，開了獎竟付不出獎金，而由出售彩票的店家墊付。韋久久不歸，店主到韋家坐索。後來法租界內又辦“法商慈善獎券”，由糞大王阿桂姐之子馬洪根承包。天津法租界當局發行的“防盲獎·券”也到上海來推銷。
跑馬廳的香檳票
香檳票
彩票背後一片辛酸有個在上海做了30多年活的楊姓老職工，平時克勤克儉，可是他迷戀彩票，把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花在彩票上面，結果，弄到自己身上只剩一條短褲。
還有一位在浙江興業銀行工作的張某，他的工資、花紅等，每年總收入可達幾千元，相當於當年白米一千幾百擔。他家裡人口並不多，照理說，生活是很富裕的了。可是，他還是負債。因為，他掙來的錢大部分丟進“彩票”這個無底洞裡去了。
一位姓張的，在舊社會做過南京郵政局局長，想發財迷住了他的心竅。他在家裡供養一個財神菩薩，天天頂禮膜拜，並且每月拿出10塊錢去買彩票，幻想有朝一日成為大富翁。但是，他家的這個趙公元帥偏偏不幫他的忙，他從來也沒有中過獎。
至於僥倖中獎的人，其結局又怎樣呢?請看：
“滿庭芳”有個挑賣油豆腐線粉的小商販，中了1000元的彩票獎。中獎後，他生意也不做了，狂嫖濫賭，僅僅28天，便把1000元錢花個精光，淪為乞丐。
現在上海南京路中國醫藥公司那個地方，從前有個姓竺的人開設的“醒醒咖啡社”裡，有個茶房中了3000元的彩票獎金。他就花天酒地，不到一年，鴉片上癮，做了馬路癟三。
電影界老牌女演員殷明珠
還有一個小故事：電影界老牌女演員殷明珠的父親殷星環買的彩票中了頭獎5萬元。嘉興那家出售彩票的店號為了要得回傭，尋至殷家報喜。那天，殷星環生病剛剛咽氣，他家裡人正忙於辦喪事。一聽說得了頭獎，大家都擱著死人不管了，便去尋找那張彩票。後來，發現殷的小妾藏匿了這張彩票。從此，弄得家人、妻妾不和。殷的後輩也不圖上進，再後來，連新造的洋房也出賣，落得一場空。
“後來居上”的航空獎券四大家族在壟斷了舊中國的經濟命脈之後，利用官辦、商辦等不同手段，發行了各種名目的公債、證券和獎券，一手操縱價格，從中投機倒把，大發橫財。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就是其中之一。
航空獎券發行之初，國民黨政府公佈了《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條例》，規定： “國民政府為籌集發展航空築路經費起見，每年發行不記名獎券4次，每次50萬張，每張售價計‘國幣’10元……”還規定： “每次發行所收券款，由國民政府提出50％，內除發行及辦公費用、代銷手續費外，概充發展航空及築造公路經費。其餘50％作獎金，其等級分配如下：一等獎一張，獨得50萬元；二等獎二張，各得10萬元，共20萬元……總共中獎50645張，共計249991萬元。”各等獎金合計不滿250萬元，而出售票款所得達500萬元。以每年發行4次計算，就向人民搜刮了1000萬元，占1933年國民黨政府出口稅收2200萬元的45％強。1935年8月起，又改為每月發行一次，一年發行12次。獎額和發行額雖各減少一半，但發行的次數多了。每年可搜刮的錢從1000萬元增加到1500萬元，真是“大利之所在”。
航空獎券
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還煞有介事地說什麼近世歐美各國皆有獎券發行，以補助國庫。此次舉辦航空獎券，一方面引起人民投資之興趣，另一方面舉辦國家急需之建設。他的話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又是怎樣呢?四大家族把大量發行的航空獎券交給當時“上海聞人”金廷蓀開設的大運公司包銷。金廷蓀將彩票批給江蘇、浙江、安徽幾個省，九折付款。航空獎券上印上“大運”兩個字，九五折批給其他彩票店，小彩票店要付足現款才能領票。有一家本錢只有300元的小彩票店，每次買30張，付285元。一天到晚叫喊：“頭彩在這裡，有福氣人請過來……”
大運公司通過投機倒把、套用頭寸，養肥了一批不勞而獲者。金廷蓀發了大財，就在當年的敏體尼陰路(現西藏路)上蓋了一幢華麗的新房子。金廷蓀為了答謝杜月笙讓他包銷航空獎券，又在杜美路(現東湖路)特地建造了一幢更大更華麗的大洋房，送給杜月笙。單單一個經銷航空獎券的人就發了如此大財，可想而知，他們從人民身上撈去了多少錢財!當時曾流行這樣的說法：“若要發，眾人頭上刮。”
當年國民黨發行航空獎券時，大肆開動宣傳機器，報上登巨幅廣告，路邊有路牌廣告，還用“中航公司”的飛機到全國各地散發傳單。每期開獎時，借舊上海的大賭窟“逸園”舉行。這個大賭窟，早已經與國民黨政府勾結上了。1931年長江流域發生水災，逸園跑狗場的法國流氓借跑狗救災為名，曾趁機大發一筆橫財。
報紙上航空獎券的廣告
舊社會的彩票，不僅使勞動人民受騙上當，還使許多人喪失尋找光明的意志和信念。今天呢？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