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些人呈現出極端及暴力的行事模式時，大家很容易認為他們一定是“瘋了”，或者有什麼“精神疾病”。因此，當我們審視伊斯蘭國（ISIS）這種組織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時，我們或許可以想像，這些人可能是“精神病性”的，或者功能存在嚴重紊亂。然而，支持上述觀點的證據很少，大部分針對恐怖主義的研究並未將重性精神障礙視為導致恐怖行為的重要原因。
當然，究竟什麼是“恐怖主義”或“恐怖分子”，觀點不勝枚舉。南加州大學Keck醫學院副教授Jeff Victoroff博士認為：“基本上，有多少專家，就有多少種說法。”另外，正如Victoroff所指出，如果我們試圖去揭開“恐怖分子心靈”的面紗，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可能是“恐怖分子心靈譜系”。然而，如果我們能認同以下說法，即大部分恐怖分子是一群針對非戰鬥群體使用暴力手段，以推進特定政治、心理或思想目標的人，那麼就可以探討恐怖分子的特定思維方式了。例如，恐怖主義專家、美國Elliott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Jerrold Post博士就將“國家分裂恐怖主義”（如愛爾蘭共和軍）和“宗教極端恐怖分子”（如近期巴黎發生的“自殺恐怖主義”事件）進行了區分。
Post 在其著作《恐怖分子的心靈》（The Mind of the Terrorist）中指出，近些年來，大部分宗教極端恐怖分子在“殉教文化”中成長；志願獻身者進入恐怖分子戰隊時，“他們很少接受教化，只有技術訓練”。實際上，一些阿拉伯國家的宗教領袖已將自殺式爆炸重新塑造為“殉教行動”，並將其盛讚為“聖戰”的最高級別，上述情況對於開展恐怖行為具有強大的誘導性。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與文化相關的“病態”，但這並不是精神障礙的表現。
“存在主義”的巨無霸漢堡
那麼，那些投身ISIS的西方青年又是怎麼回事呢？儘管針對這些年輕人心理狀態的系統性研究很少，但一項近期發表于Psychiatric Times的文章給了我們一些啟示。Omar Sultan Haque博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以下問題：“是什麼有可能讓這些經濟狀況穩定的西方人，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離開自己的家庭、朋友及家庭文化，加入類似ISIS的恐怖組織，去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上述作者並沒有將貧窮和宗教視為主要因素；他們指出，西方國家五千萬穆斯林中的絕大部分都沒有加入恐怖組織。事實上，“即便是那些存在極端伊斯蘭信仰者，採取行動、加入恐怖組織的人也很少。”問題在於心理，但並非某一種精神疾病。 Haque及其合作者得到結論：“ISIS提供了存在主義的速食；對於一些靈魂饑渴的年輕西方人，ISIS就像貧瘠荒地中的一個巨無霸漢堡……到底是哪些人加入了ISIS？既不是精神變態者，也不是被洗腦的人，而是身處社會轉型中的、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些普通年輕人，他們位於社會邊緣，或身處身份危機之中。”
需要明確的是，理解這些年輕人的精神狀態完全不能為他們的暴力行徑開脫或找理由，但理解的過程可以引領我們找到預防之道——至少是在理論上。如果我們能在其被招募前儘早找到這些精神空虛的年輕人，我們或許有望改變他們的行為路徑。遺憾的是，在近期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Greg Miller和Souad Mekhennet指出，伊斯蘭國運行著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行之有效的“宣傳機器”，令人欲罷不能；他們的“媒體大軍”生產出極具蠱惑性的毒視頻，並可抵達全世界的每個角落。美國有一個國家性的項目試圖拮抗ISIS的宣傳，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可能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暴力圖片正是ISIS自己所掌控的。
然而，如果美國及其盟友試圖阻止高危年輕人投向ISIS的懷抱，我們所需要做的不只是政治突襲或無人機攻擊。針對那些被宗教極端恐怖主義吸引的人，西方國家需要找到挑戰和反擊其信仰系統的方法。另外，對於表現出早期極端徵象的年輕西方人，父母、教師及社區領袖必須參與到干預行動中來。
近期，針對ISIS及其他暴力極端組織，國際反恐中心研究員Alex P. Schmid研發出了一套詳盡的反敘事策略，首先確定了ISIS的一系列敘事主題，並逐個反駁。例如，Schmid使用“禁止殺害無辜之人”等正統伊斯蘭信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西方權威需要接受此類觀念，並確保其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另外，“至關重要的是，穆斯林學者也應在各個時期參與類似反向觀念的開發”；這些反向資訊還需要在適宜的人群中開展測試。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拯救那些精神饑渴的、訴諸ISIS以尋求“速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