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草古稱國老，筆者總結其核心功效為“緩”，分別言之，為：緩虛、緩急、緩激、緩毒。《傷寒論》所載110多首方劑中，有70首用到了甘草，足見其臨床使用之廣泛。但是目前甘草的用法影響了甘草的應用。
目前臨床使用甘草，多用“蜜炙甘草”。這種用法的依據是什麼呢？一些臨床工作者會認為依據在《傷寒論》。而事實上，《傷寒論》中使用的“炙甘草”，與後世的“蜜炙甘草”完全是兩回事。“蜜炙”之後增壅滯之性，很多時候不僅不會增效，反而會掣肘。所以這是事關臨床療效的大問題。筆者關注此問題有很多年了，據臨床經驗體會出，《傷寒論》中的“炙甘草”當為炒甘草。
“炙甘草”並非“蜜炙甘草”，而是炒甘草。對於這點，需要從兩方面來闡述：一是炮製技術的演變；二是與其他藥物“炙”法作對比。
先來講炮製技術的演變。
《古今中藥炮製初探》一書中，有明確表述：“炮製技術，古今在含義上、方法上有很大改變，有的已全非古代的面貌。如漢代《神農本草經》、《金匱玉函經》等所記載的……‘炙’，按《說文》解釋為‘炮肉也，從肉從火’，是一種直火加熱法，漢代炙的品種有阿膠、鱉甲、甘草、厚樸、枳實等。”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東漢時候的炙，是一種直火加熱的方法，是不加液體輔料的。可知仲景時代的“炙甘草”不必“蜜炙”。
“蜜炙”的由來，該書中也有表述：“元代《湯液本草》中提出去膈上痰以蜜’之後，明代《醫學入門》中又明確認為‘凡藥入肺蜜炙’，所以現代凡補益，去痰，入肺藥多用蜜炙，以增強療效。”蜜炙真能起到增效作用嗎？如黃芪蜜炙，古代早有質疑。清代《本草述鉤元》一書記載黃芪“治癰疽生用，治肺氣虛蜜炙用，治下虛鹽水或蒸或炒用”。同是清代的《本草新編》，卻說“黃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謂黃芪炙則補，而生則瀉，其實生用未嘗不補也”。
甘草“蜜炙”，而不用其本來直火加熱的“炙”，始於何時呢？唐《千金翼方》出現“蜜煎甘草塗之”；宋《局方》出現“蜜炒”；明《醫學》、《醒齋》出現“去皮蜜炙”；明《大法》出現“切片用蜜水拌炒”。“炙甘草”就這樣一代一代演變為“蜜炙”。
經方中“炙甘草”如何用？筆者認為《本草綱目》所說為是，“方書炙甘草皆用長流水蘸濕炙之，至熟刮去赤皮。”筆者臨床徑直用炒甘草，即藥房所購生甘草，放入鐵鍋，炒至顏色變為深黃，即可。
再來與同時代其他藥物“炙”法作對比。
《傷寒論》不僅有“炙甘草”，還有炙厚樸和炙枳實。43條、66條、103條、136條、208條、247條、320條、374條、318條、393條，都談到了枳實、厚樸的“炙”用，如果甘草是“蜜炙”，枳實、厚樸也是“蜜炙”嗎？在《傷寒論》原文中，甘草之“炙”與枳實、厚樸的“炙”，是沒有任何不同的。枳實、厚朴功在理氣，不會是“蜜炙”，所以反證甘草也不會是“蜜炙”，而是“直火加熱”。
如此考證和推敲，不僅是文字工作，更有其現實意義。複方甘草酸苷在西醫界的濫用，對於中醫應該是有借鑒意義的。之所以濫用，一是因為有效、好用；二是因為他們沒有嚴謹的中醫理論指導，所以不明白其中的利弊，會亂用。雖然複方甘草酸苷不等同於甘草，但其應用應該參考甘草的注意事項。反過來，中藥甘草的使用也應該參考複方甘草酸苷的使用，也就是說甘草的使用可以擴大，甘草可以擋重任、可以重用，只要是在嚴謹的中醫理論指導下使用，便會有利而無弊。
臨床中醫應該說太輕視甘草了，《傷寒論》中以甘草名方者很多，而現實中以甘草為主藥去治療疾病的中醫又有多少？筆者以甘草為主治療重症銀屑病的事實也許可給醫生一些借鑒：患者老年男性，體瘦，銀屑病病史30多年，長期服用抗癌藥甲氨蝶呤控制症狀，停藥後皮損泛發，大片紅斑彌漫、融合，住院後西醫確診為紅皮病型銀屑病。出院後中醫治療始終以甘草為主藥，方藥舉例如下：炒甘草90克，黃連6克，黃芩18克，乾薑18克，姜半夏15克，大棗20克。治療中用方變化較多，如白虎加人參湯、柴胡類方、調胃承氣湯、瀉心東加減等，甘草用量也在30～60克之間變化，但一直以炒甘草為主藥，療效尚可。試想，如果用“蜜炙甘草”的話，用如此大量，長期使用，先不說療效，就是患者的脾胃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