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危急，崇禎皇帝愁得要死，但北京城裡的富人照常享樂

【崇禎十七年三月癸巳，初五日】，

崇禎十七年的這個三月，有一個名叫陳濟生的長洲人正好住在北京。

陳濟生的父親名叫陳仁錫，字明卿，是天啟二年的進士，授翰林編修，曾經參與編修明神宗、明光宗實錄，

也曾經遭受過魏忠賢一夥的迫害。

陳仁錫死後，崇禎皇帝詔賜祭葬，於是陳濟生在崇禎十六年七月進京拜謝，然後在北京找了一個地方住下來，等待皇帝進一步的恩賜。一直等到了崇禎十七年的三月初，焦頭爛額的崇禎皇帝終於又有旨意下來，給陳仁錫的後代賜蔭。

接到這一個好消息，陳濟生卻有點兒高興不起來，因為此時北京形勢大惡，戒備森嚴，禁止人員離城。也因此，陳濟生親眼目睹了北京城陷的整個過程，後來寫成了《再生記略》一書。

在陳濟生看來，三月初的北京城裡，官貴和富人的享樂還和平時一樣，“大僚飲酒赴席者，雍雍如常時”。而此前的一天，朝廷還下令讓官員們進行反省，因為欽天監最近發現帝星下移。

此外，城中還四處張貼告示，無論軍民，只要能捉到一名奸細，朝廷賞銀百兩。

捉姦細要賞銀子，邊軍的軍餉需要銀子，北京的守軍需要銀子，各地入援的將士需要銀子……需要銀子的地方太多太多，但銀子從何而來？

國家財政面臨的困難由來已久，

到了崇禎末年，整個國家財源日漸枯竭。大明這一架龐大的國家機器本來已經千瘡百孔，支離破碎，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潤滑劑，也就是更多的財力來支撐。沒有銀子，就是神仙來了也救不了它。

但是，幾十年來的天災、戰亂、官吏貪腐、富紳盤剝，致使百姓生活日益艱難，朝廷很難再從百姓那裡搜刮到什麼了。

開源不行，就要節流，想辦法省錢。

《崇禎長編》記載，

崇禎皇帝從自己做起。崇禎十六年十月，在發給禮部的一份諭旨中，崇禎皇帝提出“崇儉去奢，宜自朕始”。皇宮當中，只有冬至、春節、壽誕之日、端陽、中秋等重要的節日慶典場合，才使用器樂。皇帝使用的器物只有銅、錫、木器，不用金銀器皿，宮中原有的貴重器物都收入庫中，用來賞賜功臣。

崇禎皇帝進一步要求臣民節儉克制，反對當時普遍存在的奢侈浪費風氣，對暴殄天物的做派極為厭惡，

下令：“如有仍前奢靡宴樂，淫比行私，又拜謁饋遺，官箴罔顧者，許緝事衙門參來逮治。”

甚至對於官民平時的衣飾也加以限制，包括個人生活中的一些細節：“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器具不許用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鑄造金銀盃盤。”

北京之外，各省的官員也要告示民眾，大力提倡，違者要被究治。看得出，崇禎皇帝真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

到了三月初，大家終於又想出一個辦法，就是要求官員們捐款，設立黃綾冊，加以記錄。另外，有罪被關押的官員也可以充餉贖罪，這其中包括曾纓、董象恒、侯恂、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鄭三陽等七人。

前篇：遲到的決定：崇禎皇帝命令吳三桂放棄寧遠，率軍入衛北京

城變三十天（之五），于左 撰

大力提倡，違者要被究治。看得出，崇禎皇帝真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

到了三月初，大家終於又想出一個辦法，就是要求官員們捐款，設立黃綾冊，加以記錄。另外，有罪被關押的官員也可以充餉贖罪，這其中包括曾纓、董象恒、侯恂、王志舉、王永祚、陳睿謨、鄭三陽等七人。

前篇：遲到的決定：崇禎皇帝命令吳三桂放棄寧遠，率軍入衛北京

城變三十天（之五），于左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