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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歌手的北漂彝族青年,不小心卻成了烤肉店店長

馬人童童,出來闖江湖後給自己取名阿龍,90後,涼山州依達人,

17歲職高畢業來京,北漂八年。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日壇路的烤肉店。年關將至,店裡跟京城一樣人煙稀少,他不放假。對他來說最重要的節日是彝族年和火把節,漂泊在外的彝人一定要回家。

那天,原本地處邊緣的他即使在祖國的心臟依然顯得孤單。

來之前我對他所知甚少,只通過一次電話,主要是介紹我自己的身份和意圖,以確保他不會誤解我的陌生拜訪。

進店,

打問,才知他是店長,正與一女孩對坐餐桌前,似在做財務工作。收拾的幹練利索還隱約透出一點的時尚氣息,和我遇到過的其他涼山孩子完全不同。

我要了一碗米線,坐定,等他忙完。中間他來,用標準的普通話跟我打招呼,略表歉意,然後繼續工作,熱情而又客氣。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

如果沒有後來深入的聊天,很難想像他曾經歷過的生活。

阿龍出生在涼山深處的山村,

五歲時父母相繼去世,時年五十上下。當我問及病因,他說正常死亡,在他的家鄉,人們小病都不會去醫院檢查,也不吃藥,及至病重,醫院也無回天之力,大家就當作是正常的生老病死。他當時年幼,所知甚少。長大後也不願輕易提及此事。

我心存疑慮,但並沒有繼續追問,在我遇到的涼山家庭裡,年輕離世仿佛是秋天的樹上掉落一片葉子,無一例外都說是無疾而終或者不知道。

究竟他們是真的不知道,還是不肯告訴我,不得而知。

從此他跟著嗜賭的哥哥生活成長。哥哥結了婚又離婚,把父母留下的些微積蓄輸光之後把房子也輸掉了,他就這樣開始了居無定所的漂泊。

在阿龍的家鄉,有的家長要罰款才肯送孩子去學校,同齡人念到初中的都不多,而無父母依靠的他從小學念到初中,又讀了職業高中,還被送到香港學習了一段時間,

全得益于他的聰明乖巧。

“記得小學的時候,我給一個年輕的女老師看手相,說她會有一個好老公,逗得老師非常開心,得了不少偏愛。”這位女老師跟他說,你一定要念書,我會照顧你的。在他幾年的小學生活中,這位年輕老師確實給予他各方面的照顧和幫助,包括錢。至今提起老師,阿龍的感激之情都溢於言表。

放學後,電視就是他的家庭教師。別的同學一放下書包,就要放牛放羊揀豬草幫家人分擔苦重的勞作。

他失去了父母的疼愛,卻擁有了大把自由的時間,寫完作業就看電視,因此學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當時學校的老教師都不敢在他面前講普通話。

整個小學期間他的成績每次都是全班第一,學校大會他都是學生裡的主持人。而那台當時全村唯一的奢飾品-電視,是敗家的哥哥借錢買來消遣的。現在打電話回去哥哥還會說,“你現在是學校的傳奇人物,但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混的怎麼樣了!”

學校的寵愛得意與家庭的風雨飄搖形成強烈對比,別的孩子盼著放學放假,他恰恰相反,一到放學放假就覺得討厭,只想待在學校讀書。

他聰明,也敏感。

“我不是個偷東西的孩子,但是有人丟東西的時候,大家都會首先懷疑我。雖然很憋氣,也沒辦法。”小時候,別人總是說,“你是孤兒要學好,不要亂來,不能偷不能搶啊……”

他取出一盒煙放在桌子上,看了我一眼。

“抽吧,我不介意!”

他點著火,深吸了一口,年輕的臉龐陷在一團灰藍色的煙霧裡,停頓了片刻。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提醒那些生在安樂中的人。對一個父母雙亡,家境極度貧困的孩子來講,這些辛酸的經歷並不是帶他走出大山的力量和養料,國家的退耕還林政策才是。

他家裡的二十畝林地每年返還幾百斤糧食,夠他飽腹,另外的土地補償款極大的支持他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學業。

沒有父母,沒有人在關鍵的時候告訴他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包括應該選擇一所校風好的學校。

用他的話說,中學很爛。他也沒有因為是孤兒而躲過叛逆期,反而因為無人管教更加肆意妄為,跟著學校裡的大哥蹺課,打架,只差吸毒,三年換了三所學校,最終沒能考上普通高中,選擇了職高。

“我們那邊除非家庭條件很好爸媽很開明,才能念高中或者技校,像我這樣年齡和情況的孩子因為吸毒或者打架,基本都不在了。我是為數不多的倖存者。”阿龍說來有些後怕。

職高他幡然醒悟,不再混跡于街頭,重新坐進了教室,他學的電子電器,修空調修洗衣機,但是並不熱愛這一行,他愛的是音樂。

畢業後去浙江,幹了半個月,離開。南下深圳,待了一周。無論在哪個工廠他都無法忍受流水線的簡單和枯燥,一扭頭回西昌姐姐家,幫忙看家帶孩子。

待業一個月後,跟隨姐夫做音樂的朋友到北京,至今不曾離開。

北漂,對別人來說多的是一種無奈和自嘲,但是對阿龍來說卻終於推開了人生的另一重門,音樂。

他喜歡音樂,喜歡在北京的狀態和北京的朋友,北京的包容和理想主義讓他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很少回老家,已經習慣了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沒有家的概念。一把吉他加上啤酒,他在音樂裡把自己灌醉,忘記,並且快樂。

“但是……”他又苦笑了一下“嘴上說喜歡這種生活方式,但肯定是更渴望有一個家的,只是不得不這樣……家是我的創傷,會勾起我很多很多不開心的事。”

阿龍的煙熄了,一直掛著的笑容逐漸淡去。

但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混的怎麼樣了!”

學校的寵愛得意與家庭的風雨飄搖形成強烈對比,別的孩子盼著放學放假,他恰恰相反,一到放學放假就覺得討厭,只想待在學校讀書。

他聰明,也敏感。

“我不是個偷東西的孩子,但是有人丟東西的時候,大家都會首先懷疑我。雖然很憋氣,也沒辦法。”小時候,別人總是說,“你是孤兒要學好,不要亂來,不能偷不能搶啊……”

他取出一盒煙放在桌子上,看了我一眼。

“抽吧,我不介意!”

他點著火,深吸了一口,年輕的臉龐陷在一團灰藍色的煙霧裡,停頓了片刻。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提醒那些生在安樂中的人。對一個父母雙亡,家境極度貧困的孩子來講,這些辛酸的經歷並不是帶他走出大山的力量和養料,國家的退耕還林政策才是。

他家裡的二十畝林地每年返還幾百斤糧食,夠他飽腹,另外的土地補償款極大的支持他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學業。

沒有父母,沒有人在關鍵的時候告訴他應該選擇哪一條路,包括應該選擇一所校風好的學校。

用他的話說,中學很爛。他也沒有因為是孤兒而躲過叛逆期,反而因為無人管教更加肆意妄為,跟著學校裡的大哥蹺課,打架,只差吸毒,三年換了三所學校,最終沒能考上普通高中,選擇了職高。

“我們那邊除非家庭條件很好爸媽很開明,才能念高中或者技校,像我這樣年齡和情況的孩子因為吸毒或者打架,基本都不在了。我是為數不多的倖存者。”阿龍說來有些後怕。

職高他幡然醒悟,不再混跡于街頭,重新坐進了教室,他學的電子電器,修空調修洗衣機,但是並不熱愛這一行,他愛的是音樂。

畢業後去浙江,幹了半個月,離開。南下深圳,待了一周。無論在哪個工廠他都無法忍受流水線的簡單和枯燥,一扭頭回西昌姐姐家,幫忙看家帶孩子。

待業一個月後,跟隨姐夫做音樂的朋友到北京,至今不曾離開。

北漂,對別人來說多的是一種無奈和自嘲,但是對阿龍來說卻終於推開了人生的另一重門,音樂。

他喜歡音樂,喜歡在北京的狀態和北京的朋友,北京的包容和理想主義讓他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很少回老家,已經習慣了居無定所的漂泊生活,沒有家的概念。一把吉他加上啤酒,他在音樂裡把自己灌醉,忘記,並且快樂。

“但是……”他又苦笑了一下“嘴上說喜歡這種生活方式,但肯定是更渴望有一個家的,只是不得不這樣……家是我的創傷,會勾起我很多很多不開心的事。”

阿龍的煙熄了,一直掛著的笑容逐漸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