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書協副主席丁嘉耕論揭子兵法與書法

在中國，《孫子兵法》可謂家喻戶曉，明末揭暄所著的《揭子兵法》相對有些陌生，

但《揭子兵法》是我國軍事學領域一部不可多得的理論著作。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兵學秘笈，在軍事理論界有著很高的地位。他撰寫的《兵經》一書，將兵家韜略概括為一百個字，字字皆是制勝指南。難怪當時的學者吳炳讀了此書後拍案叫絕：“此異人異書也！”，《兵經》一書使揭子流芳千古。

著名軍旅書法家揭曉在軍事博物館舉辦以揭子兵法為題材的全國名家書法展，

將書法與兵法水乳☆禁☆交融到一起，對人們認識、瞭解和弘揚《揭子兵法》將具有重要意義。

書法與兵法，一文一武，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軍事一度成為社會生活推進書法藝術的重大媒介，特別是由秦漢至唐代的草創和發展階段，影響更是深遠。諸葛亮在《心書—將誡》中說，用兵的要務，要“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古之兵法要求人們的智慧和氣質達到文武雙全，

武中有文才是將才，書法及其理論一度成為文武的結合體。

一個優秀的書家，好比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用筆如用兵，佈局如佈陣，書法用筆優與劣、佈局巧與拙和軍事上的用兵同樣事關成敗。

揭子在他的《兵經一》中的第一個字，就是：“先”。他說：“兵有先天、有先機、有先手、有先聲。說的都是用兵要以“先”奪人，以“先”制勝。書法也是講究一個“先”字，所謂：“意在筆先”。書法用筆意在筆先。

謀篇佈局也要構思在先。不能寫完了才恍然大悟。書法創作能否做到“先”事關成敗。

揭子在《兵經三》中強調“勢”。“故用兵務度勢”。“能力軍勢，善之以技，戰無不利。”揭子這裡說，一個將領如果能創造對自己有利的軍勢，同時善於運用謀略，那麼戰爭沒有取得不了勝利的。其實書法中講的所謂“筆勢”，其實就是借用的軍事用語。古今書法家論書勢的著作頗豐，如：漢代崔瑗的《草書勢》、晉代王羲之 《筆勢論》、衛恒《四體書勢》、蔡邕《篆勢》、《九勢》都在論勢。

蔡邕在《篆勢》中所論述的審美理想推崇書法的“勢欲淩雲”，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勢”是一種動態的感覺，他在《九勢》中專論“勢”的運作，上下之勢、左右之勢、點畫起止之勢、映帶之勢、疾澀之勢，都在闡明勢的運動。書體不同，“勢”也不同，運勢造型也不同，像揭子用兵一樣地“度勢”。清代書法理論家康有為就有一段論軍事之“勢”與書法之“勢”關係的精彩論述：“古人論書，以勢為先，中郎論九勢，衛恒論書勢，羲之論筆勢。蓋書形學也，有形則有勢，兵家重形勢，拳家亦重撲勢，義固相同，得勢便已操勝算。”他還說：“古之書論，猶古兵法也。古碑，猶古陣圖也。”這些經典論述都是在闡述一個優秀的書家和兵家一樣都不能不重視“勢”。我們從東晉王羲之父子的法帖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化靜態為動態的過程，處理每個字的結體，都是因勢利導，隨勢生髮，其豐富複雜多變的筆勢節奏，幾乎莫可名狀。

揭子在《兵經四》中論說戰爭中將領的“識”對戰勝敵人的作用不可抵估。他說：“一世之智，昭察無遺，後代之能，逆觀於前，識至此，綦渺也。” 意思是說，絕世聰明的將帥，能夠明察秋毫，沒有失誤，成為後世兵家學習的榜樣。有如此的洞察力，真是高深莫測。書家之“識”也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書家之識就是要在浩如煙海的名家碑帖中以高超的識見選帖，以高超的識見取法，以高超的識見熔百家於一爐，創作出既有嚴謹的傳統法度又有顯明時代風格和獨特書風的作品。一個書家如果離開了“識”，對古人法帖生吞活剝，眉毛鬍子一把抓，終將一事無成。

揭子在《兵經六》用“爭”字論兵：“站者，爭事也。兵爭交，將爭謀，將將爭機。”意思是戰爭，就是爭奪。軍隊在交戰中爭勝，將領在謀略上爭勝。書法謀篇佈局時也講究一個“爭”字，古人在論書法時就有“柴夫爭道”之說，通過線條與線條內部之爭與讓、字與字上下之爭與讓、行與行左右之間的爭與讓，達到整幅書法的一脈相承、抑揚頓挫和和諧統一。

揭子在《兵經之十三》論述“生”在兵法的運用，這段論述很精彩，他說：“故善計者，因敵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書而生，因天時、地利、事物而生，對法而生，反勘而生。陡設者，無也；象情者，有也，皆生也。” 意思是，卓越的計謀因敵情而產生，因己方的軍情而產生，根據古人的經驗而產生，根據兵書戰策而產生，根據天時、地利和具體的事物而產生，對照兵法而產生，通過對反常用兵的研究而產生。憑空設想的計謀沒有用，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戰略戰術才有效，這是“生”的原理的運用。書法家在謀篇佈局時講究因字生形，因地制宜地謀篇佈局與兵法不謀而合。一個書家要根據創作時性情去佈局，因字而“生”，因情而“生”任情恣性，妙巧入神，通過“臨場表現”，通過字“生”情，情“生”字，情景合一，去表現動態之美，錯落之美，蘊蓄之美，這樣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而不應當按照預先設想的佈局去臨場生搬硬套。

揭子在《兵經十四》中說的“變”既是兵法和秘笈，也是書法的通則。他說：“事幻於不定，亦幻於有定。以常行者而變之，複以常變者而變之，變乃無窮。可行則再，再即窮，以其擬變不變也。不可行則變，變即再，以其識變而複變也。萬雲一氣，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他是說，事情往往變幻不定，但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對常規常法加以變化，然後對變化了的再加以變化，這樣變化著直到無窮。行得通就再行，再行又有行不通的時候，只要認識了變化的規律，就可以再變化了。萬朵雲彩都不過是由水蒸氣變化而成，千頃波濤都不過是由一種水浪推演而成，它們既是某個東西，又不是某個東西。書法變化是書家的常識。用筆的變化，結構的變化，章法的變化，方與圓的變化，曲與直的變化，輕與重的變化，遲與速的變化，巧與拙的變化，奇與正變化，虛與實的變化，可以說兵家離“變”無以論戰，書家離“變”無以成書。

處理每個字的結體，都是因勢利導，隨勢生髮，其豐富複雜多變的筆勢節奏，幾乎莫可名狀。

揭子在《兵經四》中論說戰爭中將領的“識”對戰勝敵人的作用不可抵估。他說：“一世之智，昭察無遺，後代之能，逆觀於前，識至此，綦渺也。” 意思是說，絕世聰明的將帥，能夠明察秋毫，沒有失誤，成為後世兵家學習的榜樣。有如此的洞察力，真是高深莫測。書家之“識”也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書家之識就是要在浩如煙海的名家碑帖中以高超的識見選帖，以高超的識見取法，以高超的識見熔百家於一爐，創作出既有嚴謹的傳統法度又有顯明時代風格和獨特書風的作品。一個書家如果離開了“識”，對古人法帖生吞活剝，眉毛鬍子一把抓，終將一事無成。

揭子在《兵經六》用“爭”字論兵：“站者，爭事也。兵爭交，將爭謀，將將爭機。”意思是戰爭，就是爭奪。軍隊在交戰中爭勝，將領在謀略上爭勝。書法謀篇佈局時也講究一個“爭”字，古人在論書法時就有“柴夫爭道”之說，通過線條與線條內部之爭與讓、字與字上下之爭與讓、行與行左右之間的爭與讓，達到整幅書法的一脈相承、抑揚頓挫和和諧統一。

揭子在《兵經之十三》論述“生”在兵法的運用，這段論述很精彩，他說：“故善計者，因敵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書而生，因天時、地利、事物而生，對法而生，反勘而生。陡設者，無也；象情者，有也，皆生也。” 意思是，卓越的計謀因敵情而產生，因己方的軍情而產生，根據古人的經驗而產生，根據兵書戰策而產生，根據天時、地利和具體的事物而產生，對照兵法而產生，通過對反常用兵的研究而產生。憑空設想的計謀沒有用，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的戰略戰術才有效，這是“生”的原理的運用。書法家在謀篇佈局時講究因字生形，因地制宜地謀篇佈局與兵法不謀而合。一個書家要根據創作時性情去佈局，因字而“生”，因情而“生”任情恣性，妙巧入神，通過“臨場表現”，通過字“生”情，情“生”字，情景合一，去表現動態之美，錯落之美，蘊蓄之美，這樣的作品才具有生命力。而不應當按照預先設想的佈局去臨場生搬硬套。

揭子在《兵經十四》中說的“變”既是兵法和秘笈，也是書法的通則。他說：“事幻於不定，亦幻於有定。以常行者而變之，複以常變者而變之，變乃無窮。可行則再，再即窮，以其擬變不變也。不可行則變，變即再，以其識變而複變也。萬雲一氣，千波一浪，是此也，非此也。”他是說，事情往往變幻不定，但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對常規常法加以變化，然後對變化了的再加以變化，這樣變化著直到無窮。行得通就再行，再行又有行不通的時候，只要認識了變化的規律，就可以再變化了。萬朵雲彩都不過是由水蒸氣變化而成，千頃波濤都不過是由一種水浪推演而成，它們既是某個東西，又不是某個東西。書法變化是書家的常識。用筆的變化，結構的變化，章法的變化，方與圓的變化，曲與直的變化，輕與重的變化，遲與速的變化，巧與拙的變化，奇與正變化，虛與實的變化，可以說兵家離“變”無以論戰，書家離“變”無以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