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思想週報｜心急的沙特王儲；經濟學家為何需要托爾斯泰

心急的沙特王儲

11月4日，沙特國王薩勒曼宣佈成立以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員會，當晚就有11名沙特王子、4名現任大臣和莫頓·夏皮羅（Morton Schapiro）5月出版的新書《金錢與理智》（Cents and Sensibility）撰寫了一篇題為“經濟學家為何需要托爾斯泰”的書評，

試圖說明經濟學應該從人文學科中汲取養分。

《金錢與理智》書封。

莫森是西北大學語言文學教授，而夏皮羅的身份是西北大學校長、經濟學家。兩位作者認為，人文學科的倫理敏感性有助於改善公共政策。

洛溫斯坦舉了數例子說明缺乏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可能誕生出何種殘酷邏輯：很久以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曾支持將高污染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因為以未實現的未來收益計算，這些地區失去的生命價值較低。一名巴西某部長對此評價稱，“合邏輯但蠢透了”。同樣地，世界銀行曾質疑一項在西非地區治癒失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專案是否值得。經濟學家認為，批准腎臟交易市場可以提高供給，從而有可能拯救更多生命，但一些人不得不衡量器官拍賣價高者得背後的道德意味。

洛溫斯坦指出，經濟學家往往有“智力帝國主義者”傾向，當讀到《未選擇的路》時，他們會哂笑弗羅斯特發現了機會成本，而很少思考可以從詩人身上學到什麼。經濟學家總是假設他人和他們自己一樣，無視其文化、階級和背景，

認為其他人都會按照經濟學家視為理性的方式做出反應。而在兩位作者看來，未受文化影響的抽象“經濟人”是一種謬論，因為“人從一開始就是文化的，而不是先作為生物體被創造出來，然後在某種文化裡蘸了一蘸，就像阿喀琉斯在冥河裡那樣。”因此，透過文化的棱鏡，很多經濟學問題能夠被更好地理解，諸如為何有些地區生育率更高、為何一些國家發展更早、為什麼一些高中生不去申請他們能被錄取的最好的學校，等等。

兩位作者試圖打破經濟學一神論者的傲慢。他們批評諾貝爾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ecker）關於人類的一切行為，從結婚、離婚到生育、交友，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因此經濟學可以作為“理解所有人類行為的寶貴統一框架”的假設。 在《國富論》之前寫了《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就已指出，人絕不僅僅是自私的，他們也會為他人著想，

“就像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同一個人”。兩位作者指出，這就是當你閱讀一部好小說時發生的事情——產生同理心。文學發展出一種經濟學模型無法做到的對人們將如何行動的感知，在理性人假設中，人的喜好是固定的，而在文學裡，我們知道人會隨著時間變化。

另一方面，兩位作者也對文學進行了解剖。他們指出，經濟學經受著物理羨妒（ physics envy ）的折磨，因其需要敘事支撐而無法躋身“硬科學”行列；與此同時，文學和歷史則陷入了“人文尷尬”之中，在斯坦福大學，人文學科占到了主要本科院系的45%，卻只招收到了15%的學生。

文章指出，人文學科的困窘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貶低的結果。今天的很多大學院系都宣稱偉大的小說不過是“紙上的文字”。影響力巨大的《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中說：“文學文本，和其他藝術品一樣，並不比任何其他的文化產品和實踐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作者對此提出質疑，那麼為什麼還要閱讀莎士比亞？如何只是為瞭解構作者的“啟示（message）”，為什麼不直接教授那些啟示呢？這樣一來，《悲慘世界》可以被簡化為“幫助不幸的人”，《哈姆雷特》則是“別再消沉，做點兒什麼！”但事實上，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是為了獲得文字所激發的體驗。歷史學也令人傷感地試圖模仿經濟學找到系統的、不變的定律，發現必須是科學的、普遍性的。偶然性和機遇，例如一場饑荒、一位天才或狂人的及時出現、一項科學發現，都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

在作者看來，理想狀態下的人文學科應當是和不確定性的角力，這是一個關注偶然真理和“整體性”的學科。書中還聚焦了多位絕對論者，希望以此提醒經濟學家們注意到經濟學中可疑的絕對論，因為和人文學科一樣，經濟學也是一門“整體性”的學問。經濟學的根本從來都不是數學計算，而是它所講述的關於我們的人生的故事。

文學和歷史則陷入了“人文尷尬”之中，在斯坦福大學，人文學科占到了主要本科院系的45%，卻只招收到了15%的學生。

文章指出，人文學科的困窘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貶低的結果。今天的很多大學院系都宣稱偉大的小說不過是“紙上的文字”。影響力巨大的《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中說：“文學文本，和其他藝術品一樣，並不比任何其他的文化產品和實踐更重要或更不重要。”作者對此提出質疑，那麼為什麼還要閱讀莎士比亞？如何只是為瞭解構作者的“啟示（message）”，為什麼不直接教授那些啟示呢？這樣一來，《悲慘世界》可以被簡化為“幫助不幸的人”，《哈姆雷特》則是“別再消沉，做點兒什麼！”但事實上，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是為了獲得文字所激發的體驗。歷史學也令人傷感地試圖模仿經濟學找到系統的、不變的定律，發現必須是科學的、普遍性的。偶然性和機遇，例如一場饑荒、一位天才或狂人的及時出現、一項科學發現，都被認為是無關緊要的。

在作者看來，理想狀態下的人文學科應當是和不確定性的角力，這是一個關注偶然真理和“整體性”的學科。書中還聚焦了多位絕對論者，希望以此提醒經濟學家們注意到經濟學中可疑的絕對論，因為和人文學科一樣，經濟學也是一門“整體性”的學問。經濟學的根本從來都不是數學計算，而是它所講述的關於我們的人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