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思想週報｜美聯航事件背後的美國特權文化、全民基本收入

美聯航強行拖乘客下飛機事件。東方IC 圖

美聯航事件背後的美國特權文化

本周，Helaine Olen在《紐約時報》發文評論引起熱議的美聯航事件，認為這一事件戳中了很多人生活狀態，體現了不公的美國特權文化。

蓋洛普(Gallup)2015年的一項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同意國會“脫離了美國普通民眾”、“只關注特殊利益群體的需要”之類的言論。

人們正受到越來越無禮的對待，由此折射出社會上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在2017年，消費者看上去常常是交易中最不重要的部分——除非他或她花了大價錢。

以醫療服務為例。富人可以享有日益增多的禮賓式醫療服務——每年的費用在1000美元以上，他們的私人醫生會迅速給他們回電話——其他人則更有可能被發配到一個狹小的醫保網路中。

當乘坐飛機時，這種超乎尋常的經濟排序會得到更加明目張膽地展示。航空公司似乎總能想出極富創意的新點子，去討好人數越來越少的一群人，

同時以越來越蔑視的態度對待大多數旅客。聯合航空便是頗具代表性的一個。該公司最近新推出了面向商務倉旅客的折疊床，配有氛圍燈、可調節的腰部支撐以及來自薩克斯第五大道百貨(Saks Off Fifth)的床品。但聯合航空面對經濟艙旅客時卻錙銖必較。現在，要獲得額外的腿部空間，就得支付額外的費用。同樣，該公司新推出的“基本經濟艙”的旅客，要想獲得在預定機票時選擇座位的權利，或者在登機時隨身多帶一些行李，而不僅僅是一個小手提包或背包的權利，也得額外付費。

聯合航空起初就這一最新的冒犯之舉做出的道歉，只不過表明他們絲毫不關心普通旅客。去年取得23億美元淨收入的這家公司，根本沒有發自內心地自責。其發言人告訴《紐約時報》，“我們曾禮貌地問了好幾次”，請那名男士離開座位，好像這樣一來隨後發生的一切就都合情合理了。

聯合航空首席執行官奧斯卡·穆尼奧斯(Oscar Munoz)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對不得不“另行安排”這位乘客感到抱歉，公司正與當局合作，以便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並未承認，允許安保人員以極為粗暴的方式對待經濟艙座位上的一名只想抵達目的地的乘客是錯誤的。該公司在週二又發表了一份聲明，做了更有力度的道歉。

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政治生活之中。在發表於2014年的一篇論文中，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本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指出，政府的政策和行動很少反映大多數人的情緒，而是有利於增進企業的利益、傾向于照顧最富有的人。當共和黨國會議員於今年初提出一項覆蓋人群小於《合理醫療費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醫保改革方案時，猶他州共和黨眾議員傑生·沙費特茲(Jason Chaffetz)一開始曾為其辯護，說美國人需要在為必要的醫療服務付費和購買一部iPhone之間做出選擇。與此同時，如果這項法案得以完全實施，傳說中最富有的1%人口將平均獲得總計3.7萬美元的稅收減免。

作者認為，對這一令人遺憾的事件，還可以有很多種解讀。美國人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當局正以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方式對普通的爭議作出回應。也有積極的一面：得益於社交媒體的發展，美國尋常百姓有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發聲和成功求助的機會。最後，一種關於特權的敘事正在展開。很多人都指出，如果不願離開的乘客是窮人或非裔美國人，這一爭端可能不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另外一些人則指出，身為亞裔美國人的那名醫生如果是白人，警員或航空公司員工對待他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

全球範圍的全民基本收入討論

繼北歐國家之後，法國也開始試驗全民收入計畫了。法國吉倫特省（Gironde）公佈了試行方案，給試驗中的每人發放1000歐元，其中200歐元是地方幣，以鼓勵消費當地產品。這個方案是省政府和吉恩·饒勒基金會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制定的，旨在評估當全民基本收入被發放時人們表現出的社會行為。

經濟學家丹尼爾·科恩表示，吉倫特省的實驗已經醞釀了幾個月，和阿蒙的提議沒什麼關係，後者正在目前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宣揚全民基本收入計畫。著名學者皮凱蒂是法國最早介紹全面全民收入的人之一，在他眼中，全民收入是一種必須得到資助的再分配方式，而不可能變成一種覆蓋所有納稅人的收入網。

近年來，全民基本收入在美國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大概在五年前，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縮寫還為很多人陌生，今天已經被廣泛認為是改善人們生活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規律地從政府那裡得到一筆錢，不管做了什麼，也不管怎麼花。這不是一個新的主意，但它的內涵在金融危機之後得到了更新。廣泛的失業使大量的人不知道能否還能找到工作，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需要工作。

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大多在歐洲進行，但在Dissent發文的阿裡·薩巴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認為，美國是歷史上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計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Alaska Permanent Fund）的大本營。1982年起，這一基金每年從石油收入中拿出幾百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發放給每個阿拉斯加居民。但美國最著名的全民基本收入資助者是一些像彼得·蒂爾（Peter Thiel）、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這樣的“技術資本家”（technocapitalists）。除了阿拉斯加這樣的例外，美國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一般都是由私有部門而非政府實施的。

密爾頓·弗裡德曼和馬丁·路德·金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新一代的擁護者是更折衷主義的，其政治光譜從左延伸到右，他們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由此全民基本收入也有許多不同的版本。

一個版本是一種貴族責任感——救濟那些被智慧型機器人和更高效生產機器替代掉的可憐人。另一個版本是平等主義的普世主義，挑戰私有的財富積累。還有版本把全民基本收入看作鼓勵創業的火花。還有人只是簡單地要延緩危險的大眾叛亂。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在新的政治語境下，成為一種後-意識形態的解決辦法，體現了左、右的折衷。但巴蒂斯托尼認為，這種跨意識形態恰恰是一個bug，而不是特色。因為基本收入是有政治野心的，對左或右都可能變成潛在的特洛伊木馬。左派批評者擔心它會變成溶解掉福利國家剩餘物的工具，支持者則認為它是“通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之路”。人們得到的基本收入版本取決於塑造它的政治力量，而不是那些有清晰意識形態傾向的政策。巴蒂斯托尼因此提醒左派，在美國這個右派控制一切的國家要謹慎前行。

但他仍然認為全民基本收入是個好東西，資本主義無法使全球70億人過上體面生活，這已經是它顯著的缺陷。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不是問題的唯一答案，但也許指出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而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不局限于歐美發達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亦有試驗，如印度。

在印度富人比窮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印度財政部在1月發佈的年度經濟調查中指出，這個問題對於該國的反貧困和社會計畫“幾乎是內在的”。 大部分資金都通過印度官僚機構進行流通，最終導致“向非貧窮和腐敗的地方參與者洩漏”。但是，該部門表示，有方法可以確保經費實際上能夠達到窮人。

簡單地向每個人發放現金的決定並不新鮮。 2013年，印度政府也玩弄了一種被稱為“直接現金轉移”的全民基本收入計畫，但由於難以確定誰應該得到這種付款，所以從未實施。 但除此之外，全民收入的概念是一個相當簡單和有吸引力的概念：以現金支付全面取代現有的社會方案。 而且這筆付款不一定要大。 財政部的經濟調查估計，發放給每人每月4美元就可以將印度的貧困程度從現在的22％降低到7％。 成本僅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即42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政府在食品、燃料和化肥補貼方面的總量。

與其他社會方案相比，普遍基本收入也將更為簡單，只要有印度公民身份就能獲得這種收入。 這種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所有的扭曲，例如基於收入和其他因素來篩選物件。 雖然幾千盧比對富人的影響很小，但能給一個貧困家庭帶來大大的改善。

與此同時，如果這項法案得以完全實施，傳說中最富有的1%人口將平均獲得總計3.7萬美元的稅收減免。

作者認為，對這一令人遺憾的事件，還可以有很多種解讀。美國人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當局正以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方式對普通的爭議作出回應。也有積極的一面：得益於社交媒體的發展，美國尋常百姓有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發聲和成功求助的機會。最後，一種關於特權的敘事正在展開。很多人都指出，如果不願離開的乘客是窮人或非裔美國人，這一爭端可能不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另外一些人則指出，身為亞裔美國人的那名醫生如果是白人，警員或航空公司員工對待他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

全球範圍的全民基本收入討論

繼北歐國家之後，法國也開始試驗全民收入計畫了。法國吉倫特省（Gironde）公佈了試行方案，給試驗中的每人發放1000歐元，其中200歐元是地方幣，以鼓勵消費當地產品。這個方案是省政府和吉恩·饒勒基金會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制定的，旨在評估當全民基本收入被發放時人們表現出的社會行為。

經濟學家丹尼爾·科恩表示，吉倫特省的實驗已經醞釀了幾個月，和阿蒙的提議沒什麼關係，後者正在目前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宣揚全民基本收入計畫。著名學者皮凱蒂是法國最早介紹全面全民收入的人之一，在他眼中，全民收入是一種必須得到資助的再分配方式，而不可能變成一種覆蓋所有納稅人的收入網。

近年來，全民基本收入在美國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大概在五年前，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縮寫還為很多人陌生，今天已經被廣泛認為是改善人們生活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規律地從政府那裡得到一筆錢，不管做了什麼，也不管怎麼花。這不是一個新的主意，但它的內涵在金融危機之後得到了更新。廣泛的失業使大量的人不知道能否還能找到工作，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需要工作。

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大多在歐洲進行，但在Dissent發文的阿裡·薩巴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認為，美國是歷史上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計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Alaska Permanent Fund）的大本營。1982年起，這一基金每年從石油收入中拿出幾百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發放給每個阿拉斯加居民。但美國最著名的全民基本收入資助者是一些像彼得·蒂爾（Peter Thiel）、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這樣的“技術資本家”（technocapitalists）。除了阿拉斯加這樣的例外，美國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一般都是由私有部門而非政府實施的。

密爾頓·弗裡德曼和馬丁·路德·金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新一代的擁護者是更折衷主義的，其政治光譜從左延伸到右，他們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由此全民基本收入也有許多不同的版本。

一個版本是一種貴族責任感——救濟那些被智慧型機器人和更高效生產機器替代掉的可憐人。另一個版本是平等主義的普世主義，挑戰私有的財富積累。還有版本把全民基本收入看作鼓勵創業的火花。還有人只是簡單地要延緩危險的大眾叛亂。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在新的政治語境下，成為一種後-意識形態的解決辦法，體現了左、右的折衷。但巴蒂斯托尼認為，這種跨意識形態恰恰是一個bug，而不是特色。因為基本收入是有政治野心的，對左或右都可能變成潛在的特洛伊木馬。左派批評者擔心它會變成溶解掉福利國家剩餘物的工具，支持者則認為它是“通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之路”。人們得到的基本收入版本取決於塑造它的政治力量，而不是那些有清晰意識形態傾向的政策。巴蒂斯托尼因此提醒左派，在美國這個右派控制一切的國家要謹慎前行。

但他仍然認為全民基本收入是個好東西，資本主義無法使全球70億人過上體面生活，這已經是它顯著的缺陷。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不是問題的唯一答案，但也許指出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而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不局限于歐美發達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亦有試驗，如印度。

在印度富人比窮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印度財政部在1月發佈的年度經濟調查中指出，這個問題對於該國的反貧困和社會計畫“幾乎是內在的”。 大部分資金都通過印度官僚機構進行流通，最終導致“向非貧窮和腐敗的地方參與者洩漏”。但是，該部門表示，有方法可以確保經費實際上能夠達到窮人。

簡單地向每個人發放現金的決定並不新鮮。 2013年，印度政府也玩弄了一種被稱為“直接現金轉移”的全民基本收入計畫，但由於難以確定誰應該得到這種付款，所以從未實施。 但除此之外，全民收入的概念是一個相當簡單和有吸引力的概念：以現金支付全面取代現有的社會方案。 而且這筆付款不一定要大。 財政部的經濟調查估計，發放給每人每月4美元就可以將印度的貧困程度從現在的22％降低到7％。 成本僅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即42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政府在食品、燃料和化肥補貼方面的總量。

與其他社會方案相比，普遍基本收入也將更為簡單，只要有印度公民身份就能獲得這種收入。 這種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所有的扭曲，例如基於收入和其他因素來篩選物件。 雖然幾千盧比對富人的影響很小，但能給一個貧困家庭帶來大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