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竟不是軒轅黃帝發明的？中國戰車到底來自何方？
雖然傳說中是軒轅黃帝發明了車，但從現在的考古結果看，以動物作為動力的車起源于美索不達米亞，也就是兩河流域的文明中，此時的車並不只以馬為動力，而是馬、牛、驢兼有，
車的實物遺跡，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基什王墓（四輪車形制）、今伊朗西南部底格裡斯河下游東部的古埃蘭蘇薩遺址、幼發拉底河下游與波斯灣交匯附近的烏爾王陵（亦為四輪車形制）等地都有發現，
▲烏爾王陵所描繪的四輪車
中國發現使用車子的跡象則要比兩河流域晚上不少。
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在這條車的傳播路線上缺少中間環節，難以構成一條完整的車向東傳播的軌跡圖，
中國的戰車，一般來說特指由馬匹來驅動的作戰馬車。能用來役使的馴化馬，
武丁所在的時期，商朝武功處於鼎盛狀態。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伏擊戰”也是武丁在征討巴方勢力時出現的。根據出土甲骨文的記載“婦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東騷伐，戎陷於婦好位”，意思是武丁的妻子婦好與大將沚戛預先在一地埋伏，武丁則率軍向巴方軍隊發動騷擾性的攻擊，並將其逼入婦好、沚戛二人佈置好的包圍圈，最終殲滅了巴方軍隊。武丁還曾率軍先後與土方、鬼方、羌方等勢力發生戰爭並獲得勝利，這些勢力基本處於現在中國的西部、北部地方。那麼如果這些勢力使用馬車，武丁在征討這些勢力時必然也會獲得馬車的實物，從而將馬車傳入中國。雖然這種推論很有道理，但中西馬車在形制上的一些差異則似乎在反駁著這種說法。
▲婦好
如果中國的馬車確實是由西方傳來，那麼中國的馬車是否和西方的完全相同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中國馬車（以下特指先秦時代）的車輪尺寸相比西方馬車大一些，西方的馬車車輪一般的輪徑在0.8~0.9米之間，而中國馬車的車輪輪徑從目前的考古成果普遍在1米以上，多為1.4米左右。在系駕法——也就是馬車與馬匹聯結的方法上中西馬車也完全不同。西方馬車採用“頸式系駕法”，也就是將連在車衡上的帶子直接綁縛在馬匹的脖頸上，以脖頸為受力處。這種系駕方式直到西元8世紀都能從西方的馬車中看到其影子。
▲使用頸式系駕法的戰車
這種就如同“將書包背帶勒在脖子上”的系駕方式造成的結果是頸帶嚴重壓迫馬匹的氣管，無法完全發揮出馬匹的體能。中國馬車則採用了以馬的肩胛兩側為受力部位的“軛靷式系駕法”，使用這種系駕方式的馬車車輪大、車箱小，並且因為馬匹的頸部並不受力，所以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馬匹的體能。打個直接的比方，假如讓當時東西方的馬車進行一場直線競速比賽，在使用相同馬匹的情況下，獲勝的必然是中國馬車。
▲秦始皇陵銅車馬，仔細看能發現其與西方迥異的系駕方式
既然馬車這種高效率工具的出現十有八九和商王朝的對外戰爭有關，那麼也必然會被投入到軍事領域。考古所發現的商代馬車不少是配備戈、刀、弓（考古上稱弓形器，從配套的銅、骨制箭簇看應當就是弓）的戰車，而從其形制和配備上也大概能推測其作戰方式。這些戰車的車箱大的能容納三人，小的能容納兩人，車箱後部敞開以方便車上人員上下車輛，而車箱的圍欄較低，均在50釐米左右。
從這種形制和留存下來的圖畫來看，商代的車戰當是一種“遠戰射箭，近戰揮戈”的作戰方式，戰車上的士兵在距離敵軍較遠時使用弓射擊敵軍，待到近處時則使用戈進行肉搏，甚至跳下戰車進入步戰。這種作戰方式的痕跡在戰國時期的兵書《六韜》中還能找到，也就是所謂的對車兵“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的體能技術要求（根據考古的結果，商代已經有了騎兵）。
▲商代銅刀，其形制頗有特色
在隨後的發展中，車箱的圍欄漸漸升高。至春秋時代，戰車已成為戰場上的主要突擊力量，在兩軍交戰時發現敵軍的弱點破綻（即所謂“八勝之地”），用以戰車為首的突擊力量發動大規模的衝鋒進而摧毀敵軍，即使發動戰車衝鋒的一方並不佔據數量上的優勢也能反敗為勝，也就是《六韜》中所說的“將明害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龐馳，萬戰必勝”。因為戰車的強大戰力，軍隊以戰車為編組方式，形容戰車眾多的“千乘之國”一詞也成為了當時強大國家的代名詞。當然，春秋時代戰車的實力並不僅僅在於其本身，其配屬的數十名徒步士兵也是其強大戰力的基礎。
但隨著遊牧民族的活躍和遊牧民族騎兵的不斷南下，戰車的地位則開始被撼動。戰車的速度雖然比步兵快得多，但無法與騎兵相比。戰車衝鋒作戰的方式在面對速度更快的騎兵時也無法發揮作用，而其過大的“身體”則完全成了以弓騎兵為典型的遊牧民族騎兵的“活靶子”，是故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作戰中，戰車很難像在與其他中原國家作戰時那樣發揮重要作用。“空間可以恢復，但時間一去不復返”，後世偉大軍事家拿破崙道出了為何移動速度更快的騎兵能夠佔據更多優勢的原因所在。戰車的徹底淘汰，則是在馬具發展完善、中原勢力的主要敵人由其他中原勢力變為北方遊牧民族之後。
至西漢王朝建立初年，戰車仍然在漢帝國的武備序列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在漢帝國以匈奴帝國作為主要敵人並與其爆發長久的大規模戰爭後，戰車難以適應這種面對大量被兵家稱為“離合之兵”的騎兵的戰爭。最終在漢武帝時，作為突擊力量的戰車從漢帝國的武備中完全消失了。至此傳統意義上的戰車終於完全退出了戰爭舞臺。
在商王武丁的王后婦好的墓中出土的玉馬也佐證了這一歷史事實。也就是在同一時期，馬車真正出現在了中國歷史的記載和遺跡中。武丁所在的時期，商朝武功處於鼎盛狀態。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伏擊戰”也是武丁在征討巴方勢力時出現的。根據出土甲骨文的記載“婦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東騷伐，戎陷於婦好位”，意思是武丁的妻子婦好與大將沚戛預先在一地埋伏，武丁則率軍向巴方軍隊發動騷擾性的攻擊，並將其逼入婦好、沚戛二人佈置好的包圍圈，最終殲滅了巴方軍隊。武丁還曾率軍先後與土方、鬼方、羌方等勢力發生戰爭並獲得勝利，這些勢力基本處於現在中國的西部、北部地方。那麼如果這些勢力使用馬車，武丁在征討這些勢力時必然也會獲得馬車的實物，從而將馬車傳入中國。雖然這種推論很有道理，但中西馬車在形制上的一些差異則似乎在反駁著這種說法。
▲婦好
如果中國的馬車確實是由西方傳來，那麼中國的馬車是否和西方的完全相同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中國馬車（以下特指先秦時代）的車輪尺寸相比西方馬車大一些，西方的馬車車輪一般的輪徑在0.8~0.9米之間，而中國馬車的車輪輪徑從目前的考古成果普遍在1米以上，多為1.4米左右。在系駕法——也就是馬車與馬匹聯結的方法上中西馬車也完全不同。西方馬車採用“頸式系駕法”，也就是將連在車衡上的帶子直接綁縛在馬匹的脖頸上，以脖頸為受力處。這種系駕方式直到西元8世紀都能從西方的馬車中看到其影子。
▲使用頸式系駕法的戰車
這種就如同“將書包背帶勒在脖子上”的系駕方式造成的結果是頸帶嚴重壓迫馬匹的氣管，無法完全發揮出馬匹的體能。中國馬車則採用了以馬的肩胛兩側為受力部位的“軛靷式系駕法”，使用這種系駕方式的馬車車輪大、車箱小，並且因為馬匹的頸部並不受力，所以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馬匹的體能。打個直接的比方，假如讓當時東西方的馬車進行一場直線競速比賽，在使用相同馬匹的情況下，獲勝的必然是中國馬車。
▲秦始皇陵銅車馬，仔細看能發現其與西方迥異的系駕方式
既然馬車這種高效率工具的出現十有八九和商王朝的對外戰爭有關，那麼也必然會被投入到軍事領域。考古所發現的商代馬車不少是配備戈、刀、弓（考古上稱弓形器，從配套的銅、骨制箭簇看應當就是弓）的戰車，而從其形制和配備上也大概能推測其作戰方式。這些戰車的車箱大的能容納三人，小的能容納兩人，車箱後部敞開以方便車上人員上下車輛，而車箱的圍欄較低，均在50釐米左右。
從這種形制和留存下來的圖畫來看，商代的車戰當是一種“遠戰射箭，近戰揮戈”的作戰方式，戰車上的士兵在距離敵軍較遠時使用弓射擊敵軍，待到近處時則使用戈進行肉搏，甚至跳下戰車進入步戰。這種作戰方式的痕跡在戰國時期的兵書《六韜》中還能找到，也就是所謂的對車兵“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的體能技術要求（根據考古的結果，商代已經有了騎兵）。
▲商代銅刀，其形制頗有特色
在隨後的發展中，車箱的圍欄漸漸升高。至春秋時代，戰車已成為戰場上的主要突擊力量，在兩軍交戰時發現敵軍的弱點破綻（即所謂“八勝之地”），用以戰車為首的突擊力量發動大規模的衝鋒進而摧毀敵軍，即使發動戰車衝鋒的一方並不佔據數量上的優勢也能反敗為勝，也就是《六韜》中所說的“將明害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龐馳，萬戰必勝”。因為戰車的強大戰力，軍隊以戰車為編組方式，形容戰車眾多的“千乘之國”一詞也成為了當時強大國家的代名詞。當然，春秋時代戰車的實力並不僅僅在於其本身，其配屬的數十名徒步士兵也是其強大戰力的基礎。
但隨著遊牧民族的活躍和遊牧民族騎兵的不斷南下，戰車的地位則開始被撼動。戰車的速度雖然比步兵快得多，但無法與騎兵相比。戰車衝鋒作戰的方式在面對速度更快的騎兵時也無法發揮作用，而其過大的“身體”則完全成了以弓騎兵為典型的遊牧民族騎兵的“活靶子”，是故在與北方遊牧民族的作戰中，戰車很難像在與其他中原國家作戰時那樣發揮重要作用。“空間可以恢復，但時間一去不復返”，後世偉大軍事家拿破崙道出了為何移動速度更快的騎兵能夠佔據更多優勢的原因所在。戰車的徹底淘汰，則是在馬具發展完善、中原勢力的主要敵人由其他中原勢力變為北方遊牧民族之後。
至西漢王朝建立初年，戰車仍然在漢帝國的武備序列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在漢帝國以匈奴帝國作為主要敵人並與其爆發長久的大規模戰爭後，戰車難以適應這種面對大量被兵家稱為“離合之兵”的騎兵的戰爭。最終在漢武帝時，作為突擊力量的戰車從漢帝國的武備中完全消失了。至此傳統意義上的戰車終於完全退出了戰爭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