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如何看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源於環境執法力度加大”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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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一些大宗商品價格顯著上漲，不少人把經濟波動尤其是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歸咎於環境執法力度加大，
對話人：北京師範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毛顯強
採訪人：中國環境報記者宋楊
毛顯強
北京師範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全球環境政策研究中心（CGEP）主任
研究方向為環境經濟政策分析、生態與環境經濟管理、環境評價與規劃。兼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經濟學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氣候變化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生態經濟學學會理事、環境保護部環境損害鑒定評估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清潔空氣聯盟（CAAC）第一屆指導委員會委員，
“環保衝擊實體經濟”等論調為何站不住腳？
整治對象多是“散亂汙”企業，從業人數少，稅收少甚至零稅收，對地方財政貢獻小
中國環境報：近期，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一些大宗商品價格顯著上漲，您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哪些？
毛顯強：從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流通領域重要生產資料市場價格變動情況”看，從2016年初以來，鋼鐵、焦炭和焦煤、紙漿、瓦楞紙等價格有較大幅度上漲，
總體來看，環保對以焦炭、鋼鐵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有所貢獻，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國家從2013年開始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對過剩產能加大淘汰力度。2013年，國務院印發《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要求重點推動山東省、河北省、遼寧省、江蘇省等地區鋼鐵產業結構調整，
同時，2017年我國經濟形勢平穩向好，對大宗原材料的需求有所恢復，也就是需求端有所加大。需求和供給一增一減，成為近期大宗原材料價格上升的主導因素。
中央環保督察從2016年初開始，逐漸在全國鋪開，執法力度空前加大，總體上會增加一些企業的環保壓力和成本。但此次中央環保督察，主要取締整頓的是“散亂汙”企業，對於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對於環保績效良好企業的生產不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反而有利於這些企業佔領市場份額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加強環境執法對於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影響有限。
中國環境報：現在社會上出現這樣一種聲音，認為經濟波動尤其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環境執法力度加大，甚至出現了諸如“環保衝擊實體經濟”等論調。對此，您是怎樣認為的？
毛顯強：我也聽到了這樣的聲音，近期在地方調研中，我也特別留意了這個問題。
我們近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綿陽市，山東省臨沂市等地調研時，特地收集了一些地方在中央環保督察開展以來，加大環境執法力度、整治“散亂汙”企業的情況。可以發現，整治對象主要是污染物直排、證照手續不全、不合規的小企業、小作坊，行業類型一般涉及造紙、建材、小五金、傢俱、化工、印刷、養殖等。這些小作坊、小企業共同的特點是規模小、從業人數少、稅收少甚至零稅收、對地方財政貢獻小。因此，對這些小企業、小作坊加以整治，對地方實體經濟的衝擊很小。
環境執法的加嚴，會迫使過去環保措施做得不到位、不合格的企業加大投入力度，安裝或改善環保設施、提升環保水準，會在局部、短期內推高企業生產成本。這是對那種慣於享受“低環保成本紅利”的企業，曾經習以為常的“低環境成本—低生產成本—低產品價格”市場競爭模式的修正。這樣的修正，使得做實體經濟的企業能夠回到同一公平競爭的起跑線，有利於遵守環保法規的企業提高競爭能力，有利於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當一些企業由於環保成本提高被迫從市場退出後，在一段時間、某一局部，會發生生產成本和中間產品價格的上升。但由於這些企業退出後騰退的資源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總體上會向著效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轉移，將有利於創造新的、相對高端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增加它們的供給數量和種類，並降低它們的價格，最終消費者還是會受益。
在湖南省常德市，遍地開花的投肥漁業養殖場曾經是開發利用水體資源的重要方式，但是長期的漁業養殖造成湖庫水體富營養化嚴重。近年來，常德市痛下決心，禁止投肥養殖，在保留部分生態化養殖的同時，改變發展方式，發展生態旅遊。投入鉅資完善水域風景區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經營設施和旅遊服務站點建設，打造旅遊休閒度假區。2016年，常德市地區生產總值名列全省第三，環保並未損害常德市的實體經濟。
當然，這樣的整治在推動經濟轉型過程中，會導致一部分從業人員暫時休假或下崗失業，一些老闆會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但是由於涉及的人員和企業數量規模有限，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轉移之後，這些衝擊都能夠得以消化。一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企業在環保整治到位或集中搬遷進工業園區後，有關部門會允許它們重新開業。因取締小企業、小作坊而暫時下崗的工人可以自行尋找新的工作機會。
我國早已過了勞動力極為豐富甚至過剩的年代，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我國已經經過“路易斯拐點”，也就是過了享有人口紅利的時期。勞動力總體上不是過剩而是稀缺，下崗的勞動力只要想工作，重新上崗應不是大問題。當然，地方政府在這裡也應該積極作為，除了通過救濟、補助幫助他們解決暫時的生活困難外，還要重視對勞動力進行再就業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儘快上崗、提高收入。
同時，我們要相信市場的力量。當某些產品價格上漲，相應的行業出現超額利潤而盈利空間增大時，要麼是已有的企業擴大產能，要麼是吸引新的廠商進入這個行業，結果都是產品供給加大，價格下降。這就是市場經濟中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當然，新進入的企業必須是具備了較高環保標準，能夠在較高的環保起跑線上參與競爭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加入無害於環境品質，而將使產品供給接近甚至恢復至原有規模。這一變化過程，符合事物的螺旋形上升規律。
嚴格的環境執法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哪些影響？
讓企業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能反映正常的環保投入成本，恢復正常的市場競爭公平秩序，實現企業優勝劣汰
中國環境報：嚴格的環境執法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哪些影響？哪種類型的行業企業會從中受益？
毛顯強：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嚴格的環境執法對市場競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明確公民對於環境品質享有產權的前提下，讓企業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能反映正常的環保投入成本，恢復正常的市場競爭公平秩序，實現企業優勝劣汰，讓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起來。
過去，我們的市場上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比如，國有大中型企業通常在環保守法合規方面做得多、做得好，但也意味著需要投入高額的環保資金，產品成本就會相對較高；而不合規、未批先建的小企業、小作坊為了降低成本，不上環保設施或者上了設施也不運行，導致污染物直排，產品成本低，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價格優勢。扭曲的市場競爭結果就是，環保合規企業的市場份額受到不合規企業的強烈擠壓，這就是環境“外部性”成本沒有得到內化的結果。嚴格環境執法就是要糾正這一現象，就是要讓污染者切實負擔起環保成本，讓過去沒有體現在產品成本上的“外部性”成本得以內化。從環保的角度，讓所有的企業在市場上展開公平的競爭，這顯然會有利於那些環保合規的、生產效率更好的企業。
我們在山東省臨沂市調研時瞭解到，當地經歷了2015年的“環保風暴”，作為當地主導產業之一的板材加工業經過了環境治理整頓，在近期的中央環保督察中生產幾乎沒有受到影響。而相鄰省市的同類行業，則因存在較多環保欠帳而不得不關停整改，並由此導致板材產品價格整體上漲。在此情況下，臨沂市的板材行業經濟效益大幅提升，企業老闆嘗到了環保守法的甜頭。環保守法者終將獲益，相信這是我們大家都願意看到的結果。
中國環境報：從長期來看，趨嚴的環保政策對經濟發展會有哪些促進作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哪些方面？
毛顯強：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本身就存在著轉型升級的要求。一方面，新業態、新企業不斷湧現，需要注入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另一方面，傳統行業總體規模收縮，其中的先進企業通過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提升效益，對勞動力等要素的需求在減少；而其中的落後企業則加快衰落，在產能化解的大潮中，被壓垮的命運不可避免。
由於慣性思維、技術鎖定，特別是由於執法不嚴帶來的環保成本低廉，導致一些落後產能，一些低效率、高污染的企業在過去相當長時期內還一直仰仗低成本競爭優勢佔據市場空間，並由此對勞動力、資本、土地產生“鎖定”效應，生產要素遲遲不能及時轉移到新業態、新部門中去。同時，它們造成的污染長期危害公眾。
趨嚴的環保政策可以成為淘汰一些低效率、高污染企業的有效手段。趨嚴的環保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同盟軍，因為過剩的低效率、低效益、高污染、高能耗產能是它們共同的“敵人”。兩者的目標表面上看雖有不同，一個是要解決環境品質改善問題，另一個是要解決經濟發展品質問題，但他們的推動方向是一致的，因而能夠形成合力。
日益趨嚴的環保政策會加速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將勞動力、土地、資本，從污染嚴重的企業、作坊中解放出來，使其流動到經濟效率、效益更高，污染、能耗更低的企業中去，流動到新興的業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在去除過剩的低效、高汙產能的同時，能夠產生強烈的污染減排協同效應，給改善環境品質以極大的支持。這兩者的終極目標和方向完全一致，都是要實現平衡而充分的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國環境報：如何處理環保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直面的一個問題。回顧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發展歷程，有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毛顯強：我國致力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可以從施行市場經濟長達兩百多年的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發展歷程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
先說說歐洲。現在的歐洲國家大都環境優美、風景宜人，但歐洲歷史上也曾因工業化帶來大範圍的嚴重污染。現代鋼鐵工業起源於歐洲，是歐洲工業化的基礎。到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鋼鐵產業轉入平穩低速增長甚至不景氣期。為了挽救這一夕陽產業，西歐各國政府進行大力扶植。但由於落後產能仍然保留，而新建項目不斷投產，粗鋼產能不斷增長，鋼材過剩形勢更加嚴重，價格下跌，企業利潤萎縮。1980年，歐共體正式宣佈歐洲鋼鐵工業處於危機之中。之後，歐共體限制各成員國粗鋼產量，共耗資364億歐洲貨幣單位，關閉落後、效率低下的產能總計3100萬噸。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鋼鐵產能再度出現極大過剩。為此，歐盟於1993年執行重建計畫，向鋼鐵企業提供巨額補助金，削減過剩能力。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西歐鋼鐵工業開始大幅度裁減雇員，1974年~2001年，歐共體（歐盟）鋼鐵工業的雇員人數從99.8萬人降至27萬人。21世紀初，歐盟出於環保目的，對高污染的焦化企業進行關閉，其鋼鐵企業不得不從中國大量進口焦炭，歐盟也完成了從通過反傾銷措施限制中國焦炭進口，到反訴中國不得限制焦炭出口的戲劇性逆轉。最終，在以鋼鐵、焦炭為代表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日益衰落的時候，歐洲國家轉而在低碳經濟領域扛起了引領世界的旗幟。在此過程中，歐洲國家的環境品質也在產業和經濟轉型，以及大規模治理下得到極大改善。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曾被稱為“霧霾之城”，而加州的公眾和環保部門為了摘掉這頂帽子，付出了長期的治霾努力。這種努力與保護企業利益、保持地方經濟發展的訴求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拉鋸。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於1967年~1975年擔任加州州長，儘管那時美國聯邦《清潔空氣法案》早已經頒佈，但羅奈爾得·雷根基於保護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為了不影響當地經濟發展，並未從州政府角度做出切實的環境保護努力，這使得洛杉磯“霧霾之城”的帽子多戴了若干年。直到傑裡·布朗（Jerry Brown）州長繼任，才開始推行雄心勃勃的污染治理計畫，包括提高排放標準、嚴格執法、強制減排，取得顯著成效。其後的數十年間，加州的環保進程仍未一帆風順，也曾經歷企業主的反對、執政者更替、經濟危機、失業工人抗議等，甚至在加州施行排汙權交易制度的過程中還發生過交易欺詐醜聞等。加州治霾的努力在幾十年間數起數落、一波三折，治霾事業艱難前行。如今的加州，仍然是美國在環保方面最為積極、前衛的一個州，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最具創新和活力的一個州。
同樣，在我國，環保工作走在前列的深圳，是中國最具創新、創造能力，經濟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臨沂市在經歷了短暫的陣痛後，地方經濟發展、財政稅收、就業、金融秩序並未受到影響，仍然呈現上升態勢。
國內外的歷史和現實案例表明，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未必總是矛盾衝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遷，過去矛盾和衝突的方面在運動轉化，環保可以促進經濟的轉型、提質、增效，經濟發展動力的多元化也為環保措施的採用提供了更多的彈性和施展空間。二者的統一性就在於，都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也是我對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一點粗淺理解。
2016年，中央企業共化解鋼鐵過剩產能1019萬噸，化解煤炭過剩產能3497萬噸。同時，2017年我國經濟形勢平穩向好，對大宗原材料的需求有所恢復，也就是需求端有所加大。需求和供給一增一減，成為近期大宗原材料價格上升的主導因素。
中央環保督察從2016年初開始，逐漸在全國鋪開，執法力度空前加大，總體上會增加一些企業的環保壓力和成本。但此次中央環保督察，主要取締整頓的是“散亂汙”企業，對於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對於環保績效良好企業的生產不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反而有利於這些企業佔領市場份額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加強環境執法對於以煤炭、鋼鐵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影響有限。
中國環境報：現在社會上出現這樣一種聲音，認為經濟波動尤其是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環境執法力度加大，甚至出現了諸如“環保衝擊實體經濟”等論調。對此，您是怎樣認為的？
毛顯強：我也聽到了這樣的聲音，近期在地方調研中，我也特別留意了這個問題。
我們近期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綿陽市，山東省臨沂市等地調研時，特地收集了一些地方在中央環保督察開展以來，加大環境執法力度、整治“散亂汙”企業的情況。可以發現，整治對象主要是污染物直排、證照手續不全、不合規的小企業、小作坊，行業類型一般涉及造紙、建材、小五金、傢俱、化工、印刷、養殖等。這些小作坊、小企業共同的特點是規模小、從業人數少、稅收少甚至零稅收、對地方財政貢獻小。因此，對這些小企業、小作坊加以整治，對地方實體經濟的衝擊很小。
環境執法的加嚴，會迫使過去環保措施做得不到位、不合格的企業加大投入力度，安裝或改善環保設施、提升環保水準，會在局部、短期內推高企業生產成本。這是對那種慣於享受“低環保成本紅利”的企業，曾經習以為常的“低環境成本—低生產成本—低產品價格”市場競爭模式的修正。這樣的修正，使得做實體經濟的企業能夠回到同一公平競爭的起跑線，有利於遵守環保法規的企業提高競爭能力，有利於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當一些企業由於環保成本提高被迫從市場退出後，在一段時間、某一局部，會發生生產成本和中間產品價格的上升。但由於這些企業退出後騰退的資源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總體上會向著效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轉移，將有利於創造新的、相對高端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增加它們的供給數量和種類，並降低它們的價格，最終消費者還是會受益。
在湖南省常德市，遍地開花的投肥漁業養殖場曾經是開發利用水體資源的重要方式，但是長期的漁業養殖造成湖庫水體富營養化嚴重。近年來，常德市痛下決心，禁止投肥養殖，在保留部分生態化養殖的同時，改變發展方式，發展生態旅遊。投入鉅資完善水域風景區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經營設施和旅遊服務站點建設，打造旅遊休閒度假區。2016年，常德市地區生產總值名列全省第三，環保並未損害常德市的實體經濟。
當然，這樣的整治在推動經濟轉型過程中，會導致一部分從業人員暫時休假或下崗失業，一些老闆會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但是由於涉及的人員和企業數量規模有限，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轉移之後，這些衝擊都能夠得以消化。一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企業在環保整治到位或集中搬遷進工業園區後，有關部門會允許它們重新開業。因取締小企業、小作坊而暫時下崗的工人可以自行尋找新的工作機會。
我國早已過了勞動力極為豐富甚至過剩的年代，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我國已經經過“路易斯拐點”，也就是過了享有人口紅利的時期。勞動力總體上不是過剩而是稀缺，下崗的勞動力只要想工作，重新上崗應不是大問題。當然，地方政府在這裡也應該積極作為，除了通過救濟、補助幫助他們解決暫時的生活困難外，還要重視對勞動力進行再就業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儘快上崗、提高收入。
同時，我們要相信市場的力量。當某些產品價格上漲，相應的行業出現超額利潤而盈利空間增大時，要麼是已有的企業擴大產能，要麼是吸引新的廠商進入這個行業，結果都是產品供給加大，價格下降。這就是市場經濟中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當然，新進入的企業必須是具備了較高環保標準，能夠在較高的環保起跑線上參與競爭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加入無害於環境品質，而將使產品供給接近甚至恢復至原有規模。這一變化過程，符合事物的螺旋形上升規律。
嚴格的環境執法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哪些影響？
讓企業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能反映正常的環保投入成本，恢復正常的市場競爭公平秩序，實現企業優勝劣汰
中國環境報：嚴格的環境執法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哪些影響？哪種類型的行業企業會從中受益？
毛顯強：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嚴格的環境執法對市場競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明確公民對於環境品質享有產權的前提下，讓企業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都能反映正常的環保投入成本，恢復正常的市場競爭公平秩序，實現企業優勝劣汰，讓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起來。
過去，我們的市場上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比如，國有大中型企業通常在環保守法合規方面做得多、做得好，但也意味著需要投入高額的環保資金，產品成本就會相對較高；而不合規、未批先建的小企業、小作坊為了降低成本，不上環保設施或者上了設施也不運行，導致污染物直排，產品成本低，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價格優勢。扭曲的市場競爭結果就是，環保合規企業的市場份額受到不合規企業的強烈擠壓，這就是環境“外部性”成本沒有得到內化的結果。嚴格環境執法就是要糾正這一現象，就是要讓污染者切實負擔起環保成本，讓過去沒有體現在產品成本上的“外部性”成本得以內化。從環保的角度，讓所有的企業在市場上展開公平的競爭，這顯然會有利於那些環保合規的、生產效率更好的企業。
我們在山東省臨沂市調研時瞭解到，當地經歷了2015年的“環保風暴”，作為當地主導產業之一的板材加工業經過了環境治理整頓，在近期的中央環保督察中生產幾乎沒有受到影響。而相鄰省市的同類行業，則因存在較多環保欠帳而不得不關停整改，並由此導致板材產品價格整體上漲。在此情況下，臨沂市的板材行業經濟效益大幅提升，企業老闆嘗到了環保守法的甜頭。環保守法者終將獲益，相信這是我們大家都願意看到的結果。
中國環境報：從長期來看，趨嚴的環保政策對經濟發展會有哪些促進作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哪些方面？
毛顯強：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本身就存在著轉型升級的要求。一方面，新業態、新企業不斷湧現，需要注入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另一方面，傳統行業總體規模收縮，其中的先進企業通過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提升效益，對勞動力等要素的需求在減少；而其中的落後企業則加快衰落，在產能化解的大潮中，被壓垮的命運不可避免。
由於慣性思維、技術鎖定，特別是由於執法不嚴帶來的環保成本低廉，導致一些落後產能，一些低效率、高污染的企業在過去相當長時期內還一直仰仗低成本競爭優勢佔據市場空間，並由此對勞動力、資本、土地產生“鎖定”效應，生產要素遲遲不能及時轉移到新業態、新部門中去。同時，它們造成的污染長期危害公眾。
趨嚴的環保政策可以成為淘汰一些低效率、高污染企業的有效手段。趨嚴的環保政策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同盟軍，因為過剩的低效率、低效益、高污染、高能耗產能是它們共同的“敵人”。兩者的目標表面上看雖有不同，一個是要解決環境品質改善問題，另一個是要解決經濟發展品質問題，但他們的推動方向是一致的，因而能夠形成合力。
日益趨嚴的環保政策會加速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將勞動力、土地、資本，從污染嚴重的企業、作坊中解放出來，使其流動到經濟效率、效益更高，污染、能耗更低的企業中去，流動到新興的業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在去除過剩的低效、高汙產能的同時，能夠產生強烈的污染減排協同效應，給改善環境品質以極大的支持。這兩者的終極目標和方向完全一致，都是要實現平衡而充分的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國環境報：如何處理環保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許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直面的一個問題。回顧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發展歷程，有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毛顯強：我國致力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可以從施行市場經濟長達兩百多年的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發展歷程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
先說說歐洲。現在的歐洲國家大都環境優美、風景宜人，但歐洲歷史上也曾因工業化帶來大範圍的嚴重污染。現代鋼鐵工業起源於歐洲，是歐洲工業化的基礎。到了20世紀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鋼鐵產業轉入平穩低速增長甚至不景氣期。為了挽救這一夕陽產業，西歐各國政府進行大力扶植。但由於落後產能仍然保留，而新建項目不斷投產，粗鋼產能不斷增長，鋼材過剩形勢更加嚴重，價格下跌，企業利潤萎縮。1980年，歐共體正式宣佈歐洲鋼鐵工業處於危機之中。之後，歐共體限制各成員國粗鋼產量，共耗資364億歐洲貨幣單位，關閉落後、效率低下的產能總計3100萬噸。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鋼鐵產能再度出現極大過剩。為此，歐盟於1993年執行重建計畫，向鋼鐵企業提供巨額補助金，削減過剩能力。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西歐鋼鐵工業開始大幅度裁減雇員，1974年~2001年，歐共體（歐盟）鋼鐵工業的雇員人數從99.8萬人降至27萬人。21世紀初，歐盟出於環保目的，對高污染的焦化企業進行關閉，其鋼鐵企業不得不從中國大量進口焦炭，歐盟也完成了從通過反傾銷措施限制中國焦炭進口，到反訴中國不得限制焦炭出口的戲劇性逆轉。最終，在以鋼鐵、焦炭為代表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日益衰落的時候，歐洲國家轉而在低碳經濟領域扛起了引領世界的旗幟。在此過程中，歐洲國家的環境品質也在產業和經濟轉型，以及大規模治理下得到極大改善。
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曾被稱為“霧霾之城”，而加州的公眾和環保部門為了摘掉這頂帽子，付出了長期的治霾努力。這種努力與保護企業利益、保持地方經濟發展的訴求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拉鋸。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於1967年~1975年擔任加州州長，儘管那時美國聯邦《清潔空氣法案》早已經頒佈，但羅奈爾得·雷根基於保護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為了不影響當地經濟發展，並未從州政府角度做出切實的環境保護努力，這使得洛杉磯“霧霾之城”的帽子多戴了若干年。直到傑裡·布朗（Jerry Brown）州長繼任，才開始推行雄心勃勃的污染治理計畫，包括提高排放標準、嚴格執法、強制減排，取得顯著成效。其後的數十年間，加州的環保進程仍未一帆風順，也曾經歷企業主的反對、執政者更替、經濟危機、失業工人抗議等，甚至在加州施行排汙權交易制度的過程中還發生過交易欺詐醜聞等。加州治霾的努力在幾十年間數起數落、一波三折，治霾事業艱難前行。如今的加州，仍然是美國在環保方面最為積極、前衛的一個州，同時也是經濟實力最強、最具創新和活力的一個州。
同樣，在我國，環保工作走在前列的深圳，是中國最具創新、創造能力，經濟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臨沂市在經歷了短暫的陣痛後，地方經濟發展、財政稅收、就業、金融秩序並未受到影響，仍然呈現上升態勢。
國內外的歷史和現實案例表明，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未必總是矛盾衝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遷，過去矛盾和衝突的方面在運動轉化，環保可以促進經濟的轉型、提質、增效，經濟發展動力的多元化也為環保措施的採用提供了更多的彈性和施展空間。二者的統一性就在於，都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也是我對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的一點粗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