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一見的明清代皇家金器
明代是中國黃金製造史上的鼎盛時期，但它順沿前朝法度，限制庶民用金，對金銀礦的開採、熔煉實行嚴格管控。而內廷的銀作局卻大量打造金銀器飾，以供皇室成員享用，從《明宣宗宮中行樂圖卷》中便可得見。
明宣德 金質龍紋高足杯，請賞析：
尺 寸：高11.8cm；口徑11cm；重470g
創作年代：明宣德
拍賣成 交 價：RMB 25,875,000
金質，樽大侈口，光素卷唇，鼓腹，外壁高浮雕騰於雲間雙龍，龍首微昴、怒目圓睜、闊鼻大口、牙尖齒利、口吐火珠、須髯盡風搖曳、龍身蜿蜒盤曲，龍鱗片片分明；樽下高圈足上鏨出高浮雕海水紋，海水澎湃翻滾，激起千層浪，遠視金樽似雙龍騰于海面翻飛於雲間；樽內壁光素、杯內底細鏨騰龍；樽底光素，
金甌，即金質盆或杯，比喻疆土之完固。宋代曾覿曾作《壺中天慢》中末句“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以金甌喻滿月，暗指國土完整。故歷代帝王皆鑄金甌，取其牢固完整，不易損缺之意，以祈江山穩固，天下太平。
明宣德龍紋高足金甌，上碗下足，器形為高足杯式，
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驅逐元朝殘餘勢力出長城以北，一統天下。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1398-1435），為明仁宗朱高熾長子，自幼就受祖父朱棣與父親的喜愛與賞識。永樂九年（1411）被祖父朱棣立為皇太孫，數度隨朱棣征討蒙古，洪熙元年（1425）即位。明朝經永樂、洪熙、宣德三代，近半個世紀的勵精圖治，開創了三十三年（1403-1435）的繁盛局面，
由於這一時期長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文化氣韻的不斷積累與醞釀，至宣德時期，器物用料極為講究，造型端莊典雅，為後世所不能及，成為藝術巔峰。
宣德高足金杯，造型承襲元代特點。碗飾雙龍戲珠，一張口昂首向前，一閉口顧首向後，中隔火珠，焰氣高聳，雙龍周身火焰、雲氣滿布，五爪尖利。碗內底部中心鏨刻與外部風格一致的團身單龍紋。此三處為明永宣時期典型官造龍紋，氣勢磅礴，不怒自威，與同時期瓷器中高足杯上的龍紋互為印證。
紋飾立體高聳，以模具為基礎，錘鍱成形，毛雕修細紋，外部紋飾與杯體內壁中空，使碗部器形渾圓飽滿。高足環飾海水江崖。足底有封，與佛像製作方式相似。鏨刻“宣德六年九月內造 九成色金重十二兩一錢銀作局”。
“內造”即內府製作，內府諸司即內宮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是明代宦官體制，為宦官伺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機構，位於在皇城之中。其中“銀作局”專司宮廷所需金銀器的製作，如金銀錢、金銀豆葉、金銀錠等，僅供欽賞之用。明代金銀器雍容華貴，與宋元較簡樸的風格不同，充滿宮廷的富麗風範，龍鳳形象或圖案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由於此件宣德龍紋高足金杯，以奢華之料鑄器，頂級工藝雕琢，而又蘊江山永固之寓意，凝帝王之非凡氣魄，故至清代亦為珍貴祥瑞之物，避免銷鎔化水，而留存至今。
中國的皇帝禦制器物，以金胎器最為稀罕，迄今考古發掘中已知最早的黃金製品在商代，距今已有3000餘年的歷史，歷經秦漢、唐代、宋元時期各朝的高度發展，金器製作至明清時期已經發展成熟。而明代金器以製作精良，異彩紛呈而著稱，但現存皇家傳世金器卻極為稀少，究其原因，與清代皇室大量銷熔前朝金器打造本朝器物有關，其中明初時期的金器更為珍罕。明朝初年，皇家禁止開採黃金，朱元璋認為金銀礦最為民害，不可開，禁止民間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永宣時期，禁令雖有鬆動，但因其徵收高礦稅，抑制了黃金生產的積極性，故黃金生產量不高，且立法限制庶民用金，造成了有限的黃金資源僅為皇室成員及高級貴族的消費品。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都難覓永宣時期金器的身影，所見者多為帝后、藩王墓葬中出土。
明宣德 金嵌寶蓮托梵文瓜棱蓋罐，請賞析：
尺 寸：高20.5cm；重1455g
創作年代：明宣德
拍賣成 交 價：RMB 34,500,000
本件鏨刻有明確紀年的“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內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兩五錢”銘文的金鑲寶蓮托梵文瓜棱蓋罐，查閱已知公私典藏，均未發現與本品全然相似者，方顯其彌足珍貴。罐重1455克。
此罐造型端莊，以瓜棱形為罐體，短頸，肩部凸起蓮瓣紋裝飾，蓮瓣上以細密繩紋纏繞鑲嵌紅、藍寶石。腹部主題紋飾以瓜棱為形，分別鏨刻九朵纏枝蓮托梵文，鏨刻技藝精湛，器底部亦為仰蓮紋一周，上下呼應，工藝相同。配有與罐體相同工藝嵌寶技法的蓮瓣托寶珠鈕蓋，蓋罐相合，富麗華貴之氣迎面而來。
有明一代，宮廷把持金銀器製作，明初在京城內廷設立二十四衙門，即十二監、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其中以銀作局作為金銀器的主要打造機構，據《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職官三》記載，“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寫字、監工無定員，掌打造金銀器飾。”今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數件明代宮廷金器，即為銀作局所打造。
中國藝術品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載體，都有其相通的一面。作為自然界稀有金屬的金器，特別是明代永宣時期的金器雖然稀缺，但無論其器形、紋飾，亦或本品特色紋飾之梵文裝飾，均可在彼時期的瓷器、漆器等藝術品上找到其身影。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明宣德青花纏枝花紋蓋罐，與本品在造型、尺寸、紋飾風格極為相近，肩部及脛部以蓮瓣紋為飾，配以蓮瓣形寶珠鈕蓋。
梵文作為裝飾紋樣，也是入明方盛，佛教題材的取用，其意多在於祈福、消災免難，最常見的紋樣是佛像，此外或選取藏密中帶有象徵意義的梵文字。後者，是始於元代宮廷，《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刹。”梵文字在漢地的傳播，又同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主持漢藏兩系僧人編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的佛經譯勘活動相關，他不僅在佛教目錄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更對梵字在中土的流布產生不小的促進作用。此後，漢地流傳的梵文字母大多以在西藏使用的藍查體書寫，且大量進入藝術裝飾領域。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宣德剔紅梵文荷葉式盤，其紋飾特色便是在盤心剔刻經咒和阿彌陀佛種子字。而本品罐腹主體紋飾以佛教常用蓮花托九字梵文出現，而此九字梵文，恰與堪稱孤品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梵文出戟法輪蓋罐中梵文相同，瓷罐底部及蓋內中心書“大德吉祥場”篆書字樣，圍繞其字樣的便是九字梵文真言，九字中，前五字為五方佛中的五佛種子字，後四字分別代表前四佛雙身像中的四女像種子字。此種組合圖案被密宗信徒稱為“法曼荼羅”。這兩件不同工藝的同時期藝術品都可堪稱宣德時期梵文裝飾紋樣的典範之作。
此器另一特色，即為金鑲珠寶的裝飾技法，在本罐的蓋、肩部、脛部均有蓮瓣紋上鑲嵌紅、藍寶石的裝飾，與金色罐體相襯，更顯其富麗華貴。金鑲珠寶玉石的工藝古已有之，但早期多以彩色料石鑲嵌，真正的寶石較少，至明永宣時期，鄭和七下西洋，從海外帶來了大量寶石，在客觀上促進的明代金鑲寶石工藝的發展，此罐可為此種工藝的典型之作。與本品採用相同工藝，且在蓋鈕等細節處理方面都較為相近者，可參考大英博物館《大明五十年》舉辦的展覽中美國費城藝術館館藏明宣德金鑲寶執壺，以及2008年在香港藝術品市場中以1.16億元創造紀錄的明宣德金胎鏨趕珠雲龍紋嵌寶石三足蓋爐。
除上述以外，更為難得的是，在罐底部落有楷書“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內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兩五錢”明確紀年，即西元1434年，將本品的製作年代交代的十分確切。在存世為數不多的明初宣德時期的金器裡，落有款識的更為鳳毛菱角。查閱資料，同樣在此年製作落有款識的金器有現藏於北京首都博物館的明宣德鏨雲鳳紋金尊（落有“隨駕銀作局宣德玖年玖月內造捌成伍色金拾伍量重外焊伍厘”）。而與此器在書寫制式、書寫筆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當屬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的明宣德金勺，可為佐證參考。金勺為北京海澱區青龍橋董四墓村明墓出土，勺柄上端刻有“隨御用大明宣德六年八月日內造金勺一把用九成金淨重三兩四錢五分”銘文。
此器其功用，未能從已知參考書目查閱到資料，但從目前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辦的“走進養心殿”展覽中發現，在乾隆時期養心殿佛堂陳設中，有與此器造型、所用紋飾主題風格相近似的兩件銅鎏金嵌松石蓮瓣形罐，陳設於佛龕前。由此推斷，宣德時期有如本品的此類梵文罐應為宗教陳設用器，且亦可推斷展覽中乾隆朝此種造型的蓮瓣罐 ，也受到前朝造型的影響而演化而來。
我國的金銀器精美絕倫，自古以來在世界享有盛譽，歷史悠久，而今此罐歷經千年滄桑，仍流光溢彩，金銀是財富的象徵，統治階級尊榮的代表，更是永恆民族精神不朽的表現，金銀器則是經過熔煉和鑄刻而成的藝術化了的文化載體，是古今人們收藏寶物的物件。
中國金銀器自誕生起到唐代出現了第一個高峰，至清代，金銀器製造進入了又一個鼎盛時期，形成了獨特的民族風格，體現了深厚的美學思想。
清代金銀細金工藝融匯了歷代技藝之精華，彙聚了全國各民族技藝之所長，形成了華貴、精繁的風格。其中宮廷的皇家御用金銀器從種類、造型、紋飾、工藝皆承載著前人的智慧結晶，種類繁多、造型多姿、紋飾繁複、雍容精緻、寓意深遠，是中國傳統金工技術工藝集大成時期。
金銀器在清代宮廷生活中非常重要，其應用涵蓋了祭祀、禮儀、起居等等各個方面。清乾隆宮廷時期金銀器線條流暢、造型優美，與以往的金銀器相比，乾隆時代的金銀器器形趨於大型化。由於國力強盛，在具體製作工藝方面往往體現出不惜工不惜料的特色。特別是炸珠工藝，我國古代也稱為金粟。是把黃金製成極小的金珠，再通過焊接排列稱為圖案的工藝。我國最早的炸珠製品是出土于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戰國匈奴墓地的匈奴王鷹首金冠。由於這種工藝異常繁複，導致唐代以後採用炸珠工藝的金器逐漸稀少。到清代乾隆時期，炸珠藝術品才又一次逐漸多樣化、創意豐富、技巧高超，堪稱中國金銀器歷史上的高峰時代。
清乾隆 團壽紋“乾隆御用”金碗，請賞析:
尺 寸：高9cm；口徑16.8cm；重1035g
創作年代：清乾隆
拍賣成 交 價：RMB 15,870,000
金質，碗內光素平潔，卷沿大敞口、微束頸、鼓腹、收底、高圈足；外壁滿鋪炸珠飾，頸上金絲勾出回形紋，大腹上繞枝紋環抱四大團“壽”，碗底依然炸珠飾鋪地，中央轉太極蓮花圖，外圈花瓣中圈出“乾隆御用”四字。整器精緻不失大氣，現皇家之派，亦顯精巧匠心，不可多得之藏品。
這件炸珠團壽紋“乾隆御用”金碗，碗身密佈難以計數的金珠，結合掐絲工藝，在碗身上組成壽字紋樣。碗底用同樣手法組成“乾隆御用”四字和太極圖。由於金珠的反光，整器顯得寶光四溢、雍容奢華、細膩精工，是一件難得的宮廷道教藝術品。
清朝統治者的原始信仰是薩滿教。入主中原後又接受了佛教，重視利用儒學治國，對道教的信仰遠不及明朝那樣隆重，但對道教在漢民之間的影響力卻能積極地加以利用，不惜花費大量銀兩屢次對皇家所屬的道教宮觀進行修繕，修理添加各種法器。
雍正帝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並不排斥道教，在他親自編寫的《禦選語錄》也收錄高道行跡語錄。乾隆帝登基後推崇儒家理學，佛、道二教地位大為貶降。乾隆五年，曾敕禮部定議，正一道人今後不許加入朝臣班行。但要實現對龐大的漢人群體成功統治，就必然要重視其本土宗教的影響力。統計《內務府奏案》中共記載了自乾隆元年至嘉慶三年間，內務府官員為乾隆皇帝共舉辦63次萬壽和萬萬壽吉祥道場。並且乾隆皇帝經常親自參與各種道教宗教活動，甚至他當了太上皇以後也是如此。
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和碩怡親王總管內務府大臣永難等三大臣上奏： “總管內務府謹奏為奏聞事。兔査每年八月十三日萬萬壽聖節派道官四名，道眾二十名在大高殿恭辯吉祥道場三十六永日在案。本年八月十三日萬萬壽聖節仍派道眾共二十四名於八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初六止在大髙殿恭辯吉祥道場三十六永日。謹此。奏聞。”也就是在嘉慶元年八月十三日，在大高玄殿舉辦萬萬壽聖節當天的吉時到，太上皇鄭重地枯香準備祈禱時，手裡的攢香卻一時燃不著。這一突發狀況，引起全場官員的極度驚恐，究其原因是由於香爐內灰冷炭小以至出現一時攢香不燃的窘狀，事後分析是準備工作沒有做細的結果。當時陪同的各位大臣隨即紛紛上奏請罪，卻遲遲沒有得到答覆。直到內務府堂出具奏摺後，終於在十月初十日得到皇帝旨意：“豐紳殷德、盛住著加恩勉其罰俸。員外郎海忠等降為主事，首領太監鄧進忠著只革去頂戴，披甲人各責六十板。餘依議。欽此。”
五爪尖利。碗內底部中心鏨刻與外部風格一致的團身單龍紋。此三處為明永宣時期典型官造龍紋，氣勢磅礴，不怒自威，與同時期瓷器中高足杯上的龍紋互為印證。紋飾立體高聳，以模具為基礎，錘鍱成形，毛雕修細紋，外部紋飾與杯體內壁中空，使碗部器形渾圓飽滿。高足環飾海水江崖。足底有封，與佛像製作方式相似。鏨刻“宣德六年九月內造 九成色金重十二兩一錢銀作局”。
“內造”即內府製作，內府諸司即內宮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是明代宦官體制，為宦官伺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機構，位於在皇城之中。其中“銀作局”專司宮廷所需金銀器的製作，如金銀錢、金銀豆葉、金銀錠等，僅供欽賞之用。明代金銀器雍容華貴，與宋元較簡樸的風格不同，充滿宮廷的富麗風範，龍鳳形象或圖案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由於此件宣德龍紋高足金杯，以奢華之料鑄器，頂級工藝雕琢，而又蘊江山永固之寓意，凝帝王之非凡氣魄，故至清代亦為珍貴祥瑞之物，避免銷鎔化水，而留存至今。
中國的皇帝禦制器物，以金胎器最為稀罕，迄今考古發掘中已知最早的黃金製品在商代，距今已有3000餘年的歷史，歷經秦漢、唐代、宋元時期各朝的高度發展，金器製作至明清時期已經發展成熟。而明代金器以製作精良，異彩紛呈而著稱，但現存皇家傳世金器卻極為稀少，究其原因，與清代皇室大量銷熔前朝金器打造本朝器物有關，其中明初時期的金器更為珍罕。明朝初年，皇家禁止開採黃金，朱元璋認為金銀礦最為民害，不可開，禁止民間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永宣時期，禁令雖有鬆動，但因其徵收高礦稅，抑制了黃金生產的積極性，故黃金生產量不高，且立法限制庶民用金，造成了有限的黃金資源僅為皇室成員及高級貴族的消費品。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都難覓永宣時期金器的身影，所見者多為帝后、藩王墓葬中出土。
明宣德 金嵌寶蓮托梵文瓜棱蓋罐，請賞析：
尺 寸：高20.5cm；重1455g
創作年代：明宣德
拍賣成 交 價：RMB 34,500,000
本件鏨刻有明確紀年的“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內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兩五錢”銘文的金鑲寶蓮托梵文瓜棱蓋罐，查閱已知公私典藏，均未發現與本品全然相似者，方顯其彌足珍貴。罐重1455克。
此罐造型端莊，以瓜棱形為罐體，短頸，肩部凸起蓮瓣紋裝飾，蓮瓣上以細密繩紋纏繞鑲嵌紅、藍寶石。腹部主題紋飾以瓜棱為形，分別鏨刻九朵纏枝蓮托梵文，鏨刻技藝精湛，器底部亦為仰蓮紋一周，上下呼應，工藝相同。配有與罐體相同工藝嵌寶技法的蓮瓣托寶珠鈕蓋，蓋罐相合，富麗華貴之氣迎面而來。
有明一代，宮廷把持金銀器製作，明初在京城內廷設立二十四衙門，即十二監、四司、八局，由宦官管理。其中以銀作局作為金銀器的主要打造機構，據《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職官三》記載，“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寫字、監工無定員，掌打造金銀器飾。”今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數件明代宮廷金器，即為銀作局所打造。
中國藝術品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載體，都有其相通的一面。作為自然界稀有金屬的金器，特別是明代永宣時期的金器雖然稀缺，但無論其器形、紋飾，亦或本品特色紋飾之梵文裝飾，均可在彼時期的瓷器、漆器等藝術品上找到其身影。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中明宣德青花纏枝花紋蓋罐，與本品在造型、尺寸、紋飾風格極為相近，肩部及脛部以蓮瓣紋為飾，配以蓮瓣形寶珠鈕蓋。
梵文作為裝飾紋樣，也是入明方盛，佛教題材的取用，其意多在於祈福、消災免難，最常見的紋樣是佛像，此外或選取藏密中帶有象徵意義的梵文字。後者，是始於元代宮廷，《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緞，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刹。”梵文字在漢地的傳播，又同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主持漢藏兩系僧人編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的佛經譯勘活動相關，他不僅在佛教目錄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更對梵字在中土的流布產生不小的促進作用。此後，漢地流傳的梵文字母大多以在西藏使用的藍查體書寫，且大量進入藝術裝飾領域。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宣德剔紅梵文荷葉式盤，其紋飾特色便是在盤心剔刻經咒和阿彌陀佛種子字。而本品罐腹主體紋飾以佛教常用蓮花托九字梵文出現，而此九字梵文，恰與堪稱孤品的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宣德青花梵文出戟法輪蓋罐中梵文相同，瓷罐底部及蓋內中心書“大德吉祥場”篆書字樣，圍繞其字樣的便是九字梵文真言，九字中，前五字為五方佛中的五佛種子字，後四字分別代表前四佛雙身像中的四女像種子字。此種組合圖案被密宗信徒稱為“法曼荼羅”。這兩件不同工藝的同時期藝術品都可堪稱宣德時期梵文裝飾紋樣的典範之作。
此器另一特色，即為金鑲珠寶的裝飾技法，在本罐的蓋、肩部、脛部均有蓮瓣紋上鑲嵌紅、藍寶石的裝飾，與金色罐體相襯，更顯其富麗華貴。金鑲珠寶玉石的工藝古已有之，但早期多以彩色料石鑲嵌，真正的寶石較少，至明永宣時期，鄭和七下西洋，從海外帶來了大量寶石，在客觀上促進的明代金鑲寶石工藝的發展，此罐可為此種工藝的典型之作。與本品採用相同工藝，且在蓋鈕等細節處理方面都較為相近者，可參考大英博物館《大明五十年》舉辦的展覽中美國費城藝術館館藏明宣德金鑲寶執壺，以及2008年在香港藝術品市場中以1.16億元創造紀錄的明宣德金胎鏨趕珠雲龍紋嵌寶石三足蓋爐。
除上述以外，更為難得的是，在罐底部落有楷書“大明宣德九年八月內造九成色金重三十八兩五錢”明確紀年，即西元1434年，將本品的製作年代交代的十分確切。在存世為數不多的明初宣德時期的金器裡，落有款識的更為鳳毛菱角。查閱資料，同樣在此年製作落有款識的金器有現藏於北京首都博物館的明宣德鏨雲鳳紋金尊（落有“隨駕銀作局宣德玖年玖月內造捌成伍色金拾伍量重外焊伍厘”）。而與此器在書寫制式、書寫筆法上有異曲同工之妙的當屬現收藏於首都博物館的明宣德金勺，可為佐證參考。金勺為北京海澱區青龍橋董四墓村明墓出土，勺柄上端刻有“隨御用大明宣德六年八月日內造金勺一把用九成金淨重三兩四錢五分”銘文。
此器其功用，未能從已知參考書目查閱到資料，但從目前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辦的“走進養心殿”展覽中發現，在乾隆時期養心殿佛堂陳設中，有與此器造型、所用紋飾主題風格相近似的兩件銅鎏金嵌松石蓮瓣形罐，陳設於佛龕前。由此推斷，宣德時期有如本品的此類梵文罐應為宗教陳設用器，且亦可推斷展覽中乾隆朝此種造型的蓮瓣罐 ，也受到前朝造型的影響而演化而來。
我國的金銀器精美絕倫，自古以來在世界享有盛譽，歷史悠久，而今此罐歷經千年滄桑，仍流光溢彩，金銀是財富的象徵，統治階級尊榮的代表，更是永恆民族精神不朽的表現，金銀器則是經過熔煉和鑄刻而成的藝術化了的文化載體，是古今人們收藏寶物的物件。
中國金銀器自誕生起到唐代出現了第一個高峰，至清代，金銀器製造進入了又一個鼎盛時期，形成了獨特的民族風格，體現了深厚的美學思想。
清代金銀細金工藝融匯了歷代技藝之精華，彙聚了全國各民族技藝之所長，形成了華貴、精繁的風格。其中宮廷的皇家御用金銀器從種類、造型、紋飾、工藝皆承載著前人的智慧結晶，種類繁多、造型多姿、紋飾繁複、雍容精緻、寓意深遠，是中國傳統金工技術工藝集大成時期。
金銀器在清代宮廷生活中非常重要，其應用涵蓋了祭祀、禮儀、起居等等各個方面。清乾隆宮廷時期金銀器線條流暢、造型優美，與以往的金銀器相比，乾隆時代的金銀器器形趨於大型化。由於國力強盛，在具體製作工藝方面往往體現出不惜工不惜料的特色。特別是炸珠工藝，我國古代也稱為金粟。是把黃金製成極小的金珠，再通過焊接排列稱為圖案的工藝。我國最早的炸珠製品是出土于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戰國匈奴墓地的匈奴王鷹首金冠。由於這種工藝異常繁複，導致唐代以後採用炸珠工藝的金器逐漸稀少。到清代乾隆時期，炸珠藝術品才又一次逐漸多樣化、創意豐富、技巧高超，堪稱中國金銀器歷史上的高峰時代。
清乾隆 團壽紋“乾隆御用”金碗，請賞析:
尺 寸：高9cm；口徑16.8cm；重1035g
創作年代：清乾隆
拍賣成 交 價：RMB 15,870,000
金質，碗內光素平潔，卷沿大敞口、微束頸、鼓腹、收底、高圈足；外壁滿鋪炸珠飾，頸上金絲勾出回形紋，大腹上繞枝紋環抱四大團“壽”，碗底依然炸珠飾鋪地，中央轉太極蓮花圖，外圈花瓣中圈出“乾隆御用”四字。整器精緻不失大氣，現皇家之派，亦顯精巧匠心，不可多得之藏品。
這件炸珠團壽紋“乾隆御用”金碗，碗身密佈難以計數的金珠，結合掐絲工藝，在碗身上組成壽字紋樣。碗底用同樣手法組成“乾隆御用”四字和太極圖。由於金珠的反光，整器顯得寶光四溢、雍容奢華、細膩精工，是一件難得的宮廷道教藝術品。
清朝統治者的原始信仰是薩滿教。入主中原後又接受了佛教，重視利用儒學治國，對道教的信仰遠不及明朝那樣隆重，但對道教在漢民之間的影響力卻能積極地加以利用，不惜花費大量銀兩屢次對皇家所屬的道教宮觀進行修繕，修理添加各種法器。
雍正帝本人信奉佛教，但是並不排斥道教，在他親自編寫的《禦選語錄》也收錄高道行跡語錄。乾隆帝登基後推崇儒家理學，佛、道二教地位大為貶降。乾隆五年，曾敕禮部定議，正一道人今後不許加入朝臣班行。但要實現對龐大的漢人群體成功統治，就必然要重視其本土宗教的影響力。統計《內務府奏案》中共記載了自乾隆元年至嘉慶三年間，內務府官員為乾隆皇帝共舉辦63次萬壽和萬萬壽吉祥道場。並且乾隆皇帝經常親自參與各種道教宗教活動，甚至他當了太上皇以後也是如此。
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和碩怡親王總管內務府大臣永難等三大臣上奏： “總管內務府謹奏為奏聞事。兔査每年八月十三日萬萬壽聖節派道官四名，道眾二十名在大高殿恭辯吉祥道場三十六永日在案。本年八月十三日萬萬壽聖節仍派道眾共二十四名於八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初六止在大髙殿恭辯吉祥道場三十六永日。謹此。奏聞。”也就是在嘉慶元年八月十三日，在大高玄殿舉辦萬萬壽聖節當天的吉時到，太上皇鄭重地枯香準備祈禱時，手裡的攢香卻一時燃不著。這一突發狀況，引起全場官員的極度驚恐，究其原因是由於香爐內灰冷炭小以至出現一時攢香不燃的窘狀，事後分析是準備工作沒有做細的結果。當時陪同的各位大臣隨即紛紛上奏請罪，卻遲遲沒有得到答覆。直到內務府堂出具奏摺後，終於在十月初十日得到皇帝旨意：“豐紳殷德、盛住著加恩勉其罰俸。員外郎海忠等降為主事，首領太監鄧進忠著只革去頂戴，披甲人各責六十板。餘依議。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