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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關於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兩個問答與討論

問:對於林毅夫老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假說,經濟學界褒貶不一。

可以說,支援的經濟學家說,新結構經濟學大有所為,如果假以時日,林毅夫老師會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反對的經濟學家說,新結構經濟學無法自圓其說,也指導不了中國之深化改革開放,完全是一出鬧劇。當然,也有中立的經濟學家說,新結構經濟學確實存在某些缺陷,但是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可以大膽嘗試下去,總之還是拭目以待吧。那麼,我想問巴老師的是,
您個人對新結構經濟學,無論從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怎麼看?

巴曙松:關於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爭議很多,我自己也比較關注。實際上,林毅夫教授從世界銀行回國後出版的一本《從西潮到東風》的著作,其序言就是我應出版社之邀寫的,我搜索了一下,網上還可以找得到,連結為: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1632327/discussion/48504693/,其中對新結構主義經濟學談了一些看法,例如,我在序言中梳理了發展經濟學的不同發展階段如下:從發展經濟學的演變歷程中,

從早期強調進口替代戰略的所謂“發展經濟學1.0版本”,到對治理和商業環境改革的所謂“發展經濟學2.0版本”,再到通過隨機控制實驗來改進服務供給的“發展經濟學2.5版本”,都在經濟發展史上產生了程度不同的影響。林毅夫教授從全球化的比較角度發現,過去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完全按照這種理論模式來前進。在他看來,
現在是時候立足于亞當•斯密的觀點,回歸到現在經濟增長的本質,關注比較優勢(資源稟賦)以及基於潛在比較優勢所能做好的產業。當前中國所面對的現實是,此前所依賴的人口優勢、環境資源優勢、低收入制度優勢等都已經逐步減弱甚至難以為繼,如何尋找新的比較優勢,通過制度和治理改革來形成新的稟賦,可能是決定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競爭優勢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尋求共贏之道的核心。
在我們看到的種種爭議和批評之外,我覺得批評比較多的,是說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中,有比較強的對於政府的假定,例如,要根據比較優勢來確定相應的戰略等,對於政府的種種批評,是經濟學中的十分重要的一個分支,有很多可供運用的批評工具都可以用在批評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中的政府行為上,例如政府同樣會失靈、政府支配資源多會導致效率低下和腐敗等;對於市場的種種批評,
也都可以沿用到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中提及的市場機制中,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中提到的有為政府和靈活市場的結合,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實現?林毅夫教授應當說是在進行了全球大量經濟體的案例比較之後,提出了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框架,目前也還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畢竟這是在現實問題驅動下的一個新的框架。立足當下,在經歷許多貿易和經濟的摩擦之後,我們慢慢看到一些經濟體也確實開始在嘗試基礎設施方面的加大力度以及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這些趨勢及其演變,為進一步完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框架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對照。

問:在我學習研究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早期,就接觸到吳敬璉老師與林毅夫老師的不少著作。顯然,他們都講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但是內涵不一樣,至少有些微差別。譬如,吳老師講的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林老師只是局限于經濟學範疇。那麼,以現代化理念深化改革開放而言,我更樂意接納志同道合的吳老師,而與保守的林老師在思想上會保持距離,儘管我同樣尊重兩位老師。下來,請您具體分析一下,吳老師與林老師在深化改革開放方面有哪些思想分歧,以及為什麼會這樣?

巴曙松:謝謝你的提問,我個人的研究重點主要在金融政策方面,所以關於林教授和吳教授的研究異同,我原來雖然瞭解一些,但是並沒有系統的跟蹤,為了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專門檢索了他們的一些文獻,在這裡談一點個人看法,供你參考。

林毅夫先生與吳敬璉先生都是中國經濟學界非常知名的專家,也都是我的前輩,他們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是,都有自己完整的邏輯結構和分析框架,因此在評判比較他們的某一個觀點時,我覺得不能僅僅只是盯住他一個局部和片斷的觀點,而是要把一個觀點放到他們各自的分析框架中來判斷,這樣才可能避免失之偏頗。從我閱讀比較他們的幾篇文獻看,我覺得他們關注改革開放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因此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問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林毅夫先生關注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並主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這些動力。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其根源在於中國通過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方式獲得了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是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後發優勢。同時,通過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抓住了國際加工業轉移的視窗期,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林毅夫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理由在於後發優勢和比較優勢使中國仍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能否發揮這一潛力在於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吳敬璉先生關注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長的阻力,並主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消除這些阻力。他認為,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和完善了市場機制,使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但由於政府的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造成的尋租,不僅導致中國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也弱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滋生了腐敗。因此吳敬璉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態度較為謹慎,認為既得利益者和舊體制舊路線的維護者會成為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形勢有可能逆轉。在改革的實際推進中還存在諸多有待完成的事情,例如產權制度改革、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加強資本市場的合理監管、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健全法制建設等。

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雙軌制這一問題上,兩人的意見基本一致,林毅夫認為雙軌制在90年代保護了改革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由於雙軌製造成的腐敗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吳敬璉則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增量改革”,雙軌制壯大了民營經濟和市場力量,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造成了尋租問題,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發展。

而在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兩人的態度差異較大。林毅夫認為政府一定程度地干預市場是有效的,因為能夠集中有限的資源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降低交易成本;吳敬璉則認為正是由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扭曲了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企業的效率,因此未來的改革能否繼續推進關鍵在於降低和消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我個人認為,他們是從自己的邏輯框架,從不同的側面分析這個問題。把他們結合起來對照看,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參考價值。

文/巴曙松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

立足當下,在經歷許多貿易和經濟的摩擦之後,我們慢慢看到一些經濟體也確實開始在嘗試基礎設施方面的加大力度以及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這些趨勢及其演變,為進一步完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框架提供了一個現實的對照。

問:在我學習研究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早期,就接觸到吳敬璉老師與林毅夫老師的不少著作。顯然,他們都講到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但是內涵不一樣,至少有些微差別。譬如,吳老師講的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林老師只是局限于經濟學範疇。那麼,以現代化理念深化改革開放而言,我更樂意接納志同道合的吳老師,而與保守的林老師在思想上會保持距離,儘管我同樣尊重兩位老師。下來,請您具體分析一下,吳老師與林老師在深化改革開放方面有哪些思想分歧,以及為什麼會這樣?

巴曙松:謝謝你的提問,我個人的研究重點主要在金融政策方面,所以關於林教授和吳教授的研究異同,我原來雖然瞭解一些,但是並沒有系統的跟蹤,為了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專門檢索了他們的一些文獻,在這裡談一點個人看法,供你參考。

林毅夫先生與吳敬璉先生都是中國經濟學界非常知名的專家,也都是我的前輩,他們的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是,都有自己完整的邏輯結構和分析框架,因此在評判比較他們的某一個觀點時,我覺得不能僅僅只是盯住他一個局部和片斷的觀點,而是要把一個觀點放到他們各自的分析框架中來判斷,這樣才可能避免失之偏頗。從我閱讀比較他們的幾篇文獻看,我覺得他們關注改革開放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因此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問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林毅夫先生關注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長的動力,並主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這些動力。他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其根源在於中國通過引進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方式獲得了快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是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後發優勢。同時,通過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抓住了國際加工業轉移的視窗期,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林毅夫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理由在於後發優勢和比較優勢使中國仍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能否發揮這一潛力在於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

吳敬璉先生關注改革過程中經濟增長的阻力,並主張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進一步消除這些阻力。他認為,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和完善了市場機制,使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但由於政府的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造成的尋租,不僅導致中國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也弱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滋生了腐敗。因此吳敬璉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態度較為謹慎,認為既得利益者和舊體制舊路線的維護者會成為改革的阻力,改革的形勢有可能逆轉。在改革的實際推進中還存在諸多有待完成的事情,例如產權制度改革、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加強資本市場的合理監管、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健全法制建設等。

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雙軌制這一問題上,兩人的意見基本一致,林毅夫認為雙軌制在90年代保護了改革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在今天,由於雙軌製造成的腐敗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吳敬璉則認為,中國的改革是“增量改革”,雙軌制壯大了民營經濟和市場力量,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也造成了尋租問題,阻礙了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發展。

而在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兩人的態度差異較大。林毅夫認為政府一定程度地干預市場是有效的,因為能夠集中有限的資源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降低交易成本;吳敬璉則認為正是由於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扭曲了市場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了企業的效率,因此未來的改革能否繼續推進關鍵在於降低和消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我個人認為,他們是從自己的邏輯框架,從不同的側面分析這個問題。把他們結合起來對照看,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參考價值。

文/巴曙松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