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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創世神話對待“大洪水”的不同態度,隱含了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價值觀差異

編者按:許多民族的創世神話中,都不約而同的有大洪水神話。洪水神話中的毀滅與重生內容,可以帶領我們探究文明的起源,也構成了創世神話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洪水神話是世界上流傳最廣泛的口承故事之一。

據研究,世界上已有181個國家和民族有洪水故事。洪水神話出現於人類幾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獻,在地理上擴布得又如此之普遍,既與人類某種本質屬性有著緊密的聯繫,又蘊藏著許多與各民族獨特歷史文化息息相關的資訊,引來人們極大的研究興趣。我們選取了被稱為“神話學皇冠上的明珠”的世界洪水神話作為物件,彙編有關學者提出的世界洪水神話故事圈研究資料,
以及中外洪水神話比較的研究成果,希望能發掘、厘清其中蘊含的文化價值

以“大洪水”為題材和背景的洪水神話是世界上流傳範圍最廣,影響力最大的神話類型之一。從現存的文獻資料看,洪水神話出現於人類幾乎所有最古老的文獻,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印度、瑪雅等文明中,都有和洪水有關的神話故事,聞名於世的如《聖經·創世紀》中的“挪亞方舟”和我國上古時代鯀禹治水的傳說。

馬克·埃薩克在其著作《世界各地洪水故事》中記載:世界上已有181個國家和民族流傳著洪水神話,全世界已知的洪水傳說有500多則。英國人類學家葛瑞姆·中文卡克在《上帝的指紋》一書中,收集了大量洪水神話,除了“挪亞方舟”和鯀禹治水外,還包括中東蘇美爾神話、中美洲阿茲特克神話、瑪雅族的洪水神話、阿拉斯加神話、馬來西亞神話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臘等地的洪水神話。

洪水神話的百多年研究述評

1872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喬治·史密斯從美索不達米亞尼尼微遺址出土的古巴比倫楔形文字泥板上,識讀出了一個與《聖經·創世紀》中的“挪亞方舟”非常相似的洪水故事。在此之前, 人們就已經知道一些別的民族和地區有洪水神話流傳,但只簡單地把它們看作是挪亞方舟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的變體。

自此以後,人們開始懷著巨大的興趣,帶著明確的目的在世界各地廣泛搜求、記錄和發表了數量多得難以統計的洪水神話文本。一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話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是對中國洪水神話的研究卻很少。

1898年,法國人保爾·維爾記述了一篇我國彝族的洪水神話,這是目前所知西方學者對中國少數民族洪水神話的最早記錄。

英國學者詹姆斯·喬治·弗雷澤致力於洪水故事文獻的研究,他從有記載的政府報告到傳教士們的口頭描述,進行了廣泛的搜集,並於1918年出版的《舊約中的民間傳說》中記錄了三卷洪水故事文本。雖然這本著作被公認為洪水故事研究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書中對中國洪水故事的記載卻是空白。1988年,阿蘭·鄧迪斯教授將國際上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彙編成論文集《洪水神話》,不僅收入了對希伯來、巴比倫、印度、希臘等地古代洪水神話的經典研究,還有對美洲、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中亞等廣大地區口傳洪水神話研究的新成果。在這部被稱為洪水神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國洪水神話依然缺席。

我國洪水神話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胡武在概括總結洪水神話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認為“二十世紀洪水神話研究大致經歷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榮期,50—70年代中期的蕭條期,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的復蘇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榮期”。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太古及三代載記》“古代傳疑第一”和附錄“洪水考”嘗試在典籍中尋找洪水記錄之後,中國學者才開始有針對性的洪水神話進行研究。20世紀30、40年代,芮逸夫、聞一多等前輩大家都對洪水神話進行過深入的研究。1937年,芮逸夫先生《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一文,記載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四個有關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內容“現代人類是由洪水遺民兄妹二人配偶遺傳下來的子孫”,進而論證認為“伏羲女媧為南方或東方民族”。

1942年,聞一多先生《神話與詩·伏羲考》中詳細徵引了近代西南苗、瑤、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話資料,採集了近 50則西南苗、瑤、彝等少數民族關於洪水氾濫、伏羲女媧在洪水過後兄妹婚配再造人類的故事和民俗資料。從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葉,隨著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不斷深入,大量洪水神話被發現和記錄下來。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民俗學日益成為顯學,西方研究理論和相關譯著不斷引入,以陳建憲教授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們對中西方洪水神話進行了史料詳盡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從二十世紀20年代“萌芽期”至今,國內學者對洪水神話的研究也已有百年歷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洪水神話的研究,不斷從西方學術研究中借鑒全新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使得我國的洪水神話研究,經過百年的探索取得顯著的成果,並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文主要調研了近10年來國內學者們公開發表的“洪水神話”相關期刊、學位和會議論文等文獻材料(2008-2017年),以“比較中外洪水神話”為核心主題,試圖從社會意識、民族價值和文化傳播等方面,對十年來中外洪水神話的比較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展現出“神話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流光溢彩。

中外洪水神話概述

國外洪水神話故事圈

經過學者們全世界廣泛收集整理,發現大量洪水神話文本分佈於世界各地和各個民族。有研究指出,全球洪水神話文本構成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東南亞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大大小小的故事圈。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們最早發現、研究最多的一個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來,希臘,巴比倫和美索不達米亞等洪水故事為主,通常也被稱為西方洪水神話。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話的著作中,其學術用語是“世界毀滅和末世神話”,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話是由洪水滅絕人類與人類再生兩部分內容組成的,如“挪亞方舟”中,人類的作惡多端和不虔誠,惹怒了造物主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世界,於是發動了一場滔天洪水,毀滅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了挪亞一家子,夫妻結合繁衍人類;希臘洪水神話中,國王呂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於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過後只剩下丟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倆通過扔石頭重新創造了人類等等。總體來說,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情節為人的罪惡——洪水懲罰——人類再生,人類的再生是洪水神話的基本主題。

印度的洪水神話產生於西元前十世紀前後,它最早見於印度古典《百道梵書》。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創世為主題的古文獻;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頭傳說。摩奴創世的故事大意是說摩奴救了一條魚並將它養大,在洪水來臨時,大魚將摩奴拉到北山,那裡後來被稱為“摩奴登陸處”。摩奴登陸後與摩奴之女一起繁衍出子孫後代。葉舒憲教授提出印度洪水神話不是獨立發生的,它是西亞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產物,這種文化傳播並非照搬, 印度文化固有的核心內容——果報主題已對洪水原型做出了重要的改造。這一主題直接被後來的佛教思想所繼承,並通過佛教傳入中國和東亞、東南亞文化之中。

洪水故事廣泛存在於東南亞地區的各個國家,人們在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和泰國等國家,都有所發現。如菲律賓伊富高人的故事大意是有一年發生大早災,人們挖掘河床底下,尋找河的精魂。結果惹怒河神發起洪水,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只剩下一對兄妹維甘和布甘倖存。大水退後,兄妹重逢,重新繁衍人類。20世紀30年代,芮逸夫先生提出了“東南亞文化區”的概念。他認為,所謂“東南亞文化區”,是由銅鼓、蘆笙、兄妹(姐弟)配偶遺傳人類的洪水神話三個文化元素為標誌構成的。他指出,普遍流傳於東南亞各民族中的這種“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故事中別立一型的。

洪水故事在西半球同樣大量存在。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西方人類學家仔細的調查與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態,這些研究表明,南北美洲土著都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它各大洲也有許多洪水故事發現。有些學者在研究古文獻時發現,來自於這些地區的部分故事的亞型竟然與中國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亞型極為相似。如大洋洲新幾內亞瓦曼斯人的一個洪水故事大意為,有一天,一條大魚遊進了港灣,有位大善人囑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這條魚,並勸大家不要吃這魚。但是大家不聽,將魚分吃了。善人忙將各種動物的一對趕到樹上,與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樹。洪水降臨,所有人和動物皆被淹死。水退後,善人一家從樹上下來重建家園。這個故事與中國古籍所載古巢縣人吃巨魚而引發地下水使城陷為湖的晉代故事如出一轍。

中國洪水神話故事圈

中國是一個洪水神話極為豐富的國家。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 中國曾飽受洪水之患,並且至今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脅。因此,從遠古時期就有大量關於洪水的神話與傳說見諸於各種文獻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在不少民族與地區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態廣泛流傳。據統計,56個民族中,有近400則各種不同類型的民族洪水神話。除了家喻戶曉的鯀禹治水故事外,陳建憲教授還總結出我國洪水神話的幾種不同亞型:神諭奇兆亞型、雷公報仇亞型、尋天女亞型和兄妹開荒亞型等等。各種不同亞型的洪水神話,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性格, 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性同時,又記錄著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例如,這些洪水神話的結尾有一個常見的母題,即許多民族出自同一個始祖,他們都是洪水後那對兄妹所生,或是從同一個大葫蘆中出來的。

向柏松教授指出洪水神話是一種複合型的神話,它由原型洪水神話、水生人神話、葫蘆生人神話、兄妹婚神話等融合而成。鯀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話。完整的再殖型洪水神話是由下列各部分組成的:一是洪水發生的多種起因。二是洪水滔天,毀滅人類。三是兄妹逃脫,逃避洪水所依賴的工具有多種。四是兄妹經過多種占卜應驗後成親。五是兄妹成為再造人類的始祖,繁衍人類。中國各民族的再殖型洪水神話故事圈大致可分為5個類型:漢族洪水故事圈、藏緬洪水故事圈、苗瑤洪水故事圈、南島洪水故事圈和其他地區洪水故事圈。

中外洪水神話的比較

中國洪水神話對東方洪水神話的影響

我們在調研近百篇對中外洪水神話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中發現,大部分學者的比較範圍通常是選取“西方洪水神話”、“兩希洪水神話(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大禹洪水神話”作為中外的代表故事。部分題名為“中外洪水神話比較研究”的文獻,在談到中外差異時,也多是以此為切入點,研究方向基本是圍繞文化內涵、文化差異、民族價值和民族精神等頗為相似的角度展開。

在梳理中外比較研究時我們發現,東南亞神話和日本神話等東方洪水神話,雖然傳播範圍和世界影響力遠不如西方洪水神話,但是由於這些地域和中國地理位置相鄰,彼此文化交流深遠,在這些東方洪水神話中處處可見中國文化的身影。我們對這些數量不多的東方神話的研究進行了整理,試圖厘清中國洪水神話與其他東方洪水神話之間的關聯,探討在文化傳播和歷史推進中,中國洪水神話的文化影響力。

自遠古開始,中華民族便與東南亞許多民族結下了親密的族緣關係。學者們認為,通過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和宗教傳播等三個主要途徑,中國的古代神話傳說以及後世形成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民間神話傳說對東南亞的神話傳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東南亞洲文化區的一個重要文化特質,其故事大概為:洪水災害——兄妹乘坐工具(葫蘆,南瓜,皮鼓,木桶,木舟)避水——兄妹成婚——繁衍人類。中國與東南亞共同擁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話”,不僅在母題和故事情節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蘆崇拜”這樣的細節上也是驚人的相似。由此可見,中國洪水神話與東南亞洪水神話有著源遠流長的“血緣”關係。

據傅光宇所著《雲南民族文學與東南亞》一書介紹,雲南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存在著一條洪水神話的“雲南—東南亞”鏈。東南亞一些神話把其北部山區與雲南作為整體加以描述,體現出同源異流、要素移植、多元匯融、共同創造的文化現象。據考證,我國典籍裡收錄的、現存最早的“洪水後兄妹再殖人類神話”文本是敦煌殘卷《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裡的洪水神話。劉錫誠認為,“兄妹婚型洪水神話”是起源、流傳於中國大陸南部諸民族和南亞諸島國的同一母題的人類起源神話,具有極其重要的東方文化傳統的整體性價值。其發端於中國境內,並傳播至東南亞地區。芮逸夫先生指出“從地理上察看,‘兄妹婚型洪水神話’的文化中心當在中國本部的西南。所以我推測,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於中國的西南,由此而傳播到四方。”其由中國境內傳入東南亞地區,並較為完整的得到傳承。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兩個民族 ,早在遠古時代就互相往來。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洪水神話故事中與中國相似的內容非常多。有跡象表明,中國洪水神話是日本洪水神話的源流,如單海英對日本最著名的國家誕生神話進行分析,同時對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特別是侗族的洪水神話也進行了調查和要素分析,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侗族的神話傳說中,在中國南方很多地區均流傳著類似的神話。他指出,日本國家誕生神話來自中國神話的源頭。“大禹治水”是中國最為著名的洪水神話,最早出自吳越,後傳至中原。大禹被稱作“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稱“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話,流傳於日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流域,神話中的主人公被稱作“土神之母”,受到民間祭拜,俗稱“泥祭”。徐宏圖、張愛萍(日本)在對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時指出,“泥祭”脫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但經過日本民族的再創造之後,成為本民族特有的神話 。

從東南亞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話到日本的誕生國神話和“泥祭”神話,這些傳說中的故事情節,甚至人物性格都能從中國洪水神話中找到幾乎完全相同的“原型”。由此可見,東方洪水神話與中國洪水神話是同源異流的關係,其文化之根在中國。

中國洪水神話與西方洪水神話

1.“洪水滅世”和“人類再生”是中西洪水神話共同的永恆主題

西方普遍洪水神話的一般結構模式是:人類的行為觸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懲罰人類,洪水淹沒世界,導致人類毀滅,但又未徹底滅絕,尚有遺民,遺民創造新的人類。陳建憲教授搜集到的中國洪水故事文本有五百多篇,這些故事分佈於四十多個民族之中。雖然在情節上各個民族的故事會有一些差異,但基本內容與世界洪水神話故事的普遍程式很相似,都是講一場大洪水毀滅了整個世界,極少數人在這場災難中倖存了下來,洪水過後他們經過許多曲折又重新繁衍出新的人類。故事中心主題是人類的毀滅與再生,研究者又稱其為“洪水再殖型故事”。如雲南白族神話傳說,從前怒江水猛漲,漲到離天三尺三,天上掉下一個大葫蘆,有一對兄妹躲進葫蘆裡獲救,其餘人全部淹死。而後洪水退去,兄妹結婚,人類得以繁衍。

人類再生的主題是世界各地洪水神話的主題,不同民族的傳說在情節和具體內容上是各具特色。巴比倫、希伯來、希臘和印度洪水神話中,人們用來躲避洪水的是人工製造的船隻,然而在中國幾個最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洪水神話類型裡,避水工具是葫蘆、牛皮等自然物, 或是神的保護(石龜、石獅)。中國洪水神話中人類的再生繁衍,多為兄妹結婚,這與西方同類情節中由夫妻或家庭繁衍又不相同。在兄妹婚的傳說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伏羲和女媧。在後世描繪中伏羲女媧鱗身蛇軀交尾,其意自明。女媧與伏羲相婚,唐李冗《獨異志》卷下表述更為具體。書雲:“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議以為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妹上昆侖山,咒日: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女媧與伏羲點香觀煙以散合為據,確定是否相婚。《獨異志》將其行為看成是“女媧與伏羲再造人類說之大略”。洪水神話總是與再生神話緊密聯繫在一起。洪水滅世後,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人類何去何從便成了首要問題。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話的詳細稱謂該是“洪水造人故事”,這裡的“造人”是人類再生、再造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洪水神話回答了人從何而來的問題,是人類對自身和社會關係的一個重新認識。

2.中西方洪水神話中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由於地理環境、生產方式、民族性格、思維方式等差異體現在價值觀方面各不相同,不同地區的洪水神話也體現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對比中西方洪水神話的差異時,通常是以“治水”神話作為典型中國洪水神話案例,與西方較為普遍的再殖性洪水神話作比較,來探討不同民族在文化內涵、民族價值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1922年,梁啟超在《太古及三代載記》“古代傳疑第一”及其附錄“洪水考”中,指出中國古籍上有關洪水的記載有三:一是女媧積蘆灰止淫☆禁☆水;二是共工振滔洪水;三是鯀禹治水。他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出發,將這些神話與《聖經·創世紀》、印度、希臘、北歐、南太平洋群島的洪水神話加以比較,指出這些地方不約而同地出現這類神話,必是當初整個地球都經歷了同一場大洪水,並認為這場洪水是由地球與其它的行星或彗星相錯而形成的。他指出中國洪水神話有自己的民族特點,例如中國人沒有上帝懲罰的宗教觀念,“故不言幹天怒而水發,乃畜得天佑而水準。”並且女媧、共工和鯀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現了“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1)“治”與“避”的民族心理差異

範文瀾先生說“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災;獨在黃炎族神話裡說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話的真實意義。”單從人類面對洪水災害的文化心理劃分,世界洪水神話可分為兩類:以“治”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話和以“避”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話。面對大洪水滅世的災難,國外的洪水神話基本都是採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觀點,如蘇美爾、巴比倫、希伯萊、希臘、印度等民族的神話和“挪亞方舟”的故事如出一轍。只有中國的洪水神話是採取了“治”的觀點,始終強調治水主題,鯀禹皆以制服洪水為己任。

①洪水起因:“天神降罪”和“自然災害”

在持“避”的觀點的諸多神話中,洪水起因的基本線索為:人類的行為觸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懲罰人類,洪水淹沒世界。發洪水的主要人物都是主神,主要原因就是要懲罰人類。漢斯·凱爾森在《洪水災變神話中的懲罰原則》一文中指出“洪水神話比什麼都能更清楚地顯示出不同民族的思想與源頭何其相似,同時也表明了即使是最文明的群體,在他們思想的幼年時期,也流露出相同的特點,在洪水和災變故事所共有的元素中,懲罰的原則如此明顯,以至於人們不得不研究它,因為它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思想。

”在希伯來“挪亞方舟”洪水神話中,“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就後悔造人在地上,便降洪水在地上,毀滅天下。”在基本情節上,希伯來神話和蘇美爾、巴比倫神話非常接近,只是發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上有所不同。蘇美爾人神話中人類觸怒了眾神;古巴比倫神話中人類惹怒的是大神恩里爾;在希臘神話中,國王呂卡翁觸怒了宙斯;羅馬神話中把宙斯換成了朱庇特。逃出生天的人類由挪亞變成了濟烏蘇德拉和烏特納皮什提姆等被神認可的“善人”。如果說上述地區洪水發起原因相似是因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響的可能,那麼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和大洋洲拉亞特亞島的漁夫觸怒海神而導致洪水降臨的神話,則更好地說明了人類觸怒天神,天神降罪這一洪水發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國的洪水神話雖零散不連貫,但是諸多記載並不特別強調洪水是神的懲罰,也沒有交代洪水產生的原因是為了毀滅人類或者為了考驗人類。洪水只是一種自然災害,與神力無關,至少人類沒有原罪。《淮南子·覽冥訓》中說“天崩地裂,洪水氾濫,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但是對洪水原因並未交代。在鯀禹治水的神話中,大部分典籍都只是把洪水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記載,如《尚書·堯碘》:“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本經訓》中說:“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在女媧補天治水的神話中,水神共工觸倒不周山而致地傾東南,引發洪水,由於天柱折斷、地勢傾斜的原因,各條水系彙集東南低處而形成洪水,這是從中國地勢由西北高處向東南低處漸次降低的狀態角度所作出的關於洪水起因的神話式的解釋。

②面對洪水的解決路徑:“躲避逃生”和“治水救民”

在西方洪水神話中,“神以洪水懲罰人類不聽天命”為主題的多,人們面對洪水只有消極地等待神明的救助。雖然也有純粹自然災害引起的或不明原因造成的大洪水,但更多的是由於天神懲戒人類降下洪水,企圖滅世,宗教觀念滲透明顯。在神祗面前,人類是渺小的,人類惹怒或忤逆了天神,天神便要降下洪水以示懲戒,人類對神的懲罰毫無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面對洪水也不是積極的抗爭,被神庇佑的“義人”憑藉神諭來躲避災難,如在希臘神話中丟卡利翁下山後立刻制了一艘堅固的船,在希伯來神話中耶和華告訴挪亞用斐木造一隻方舟等等,都是在神的指引下尋找或建造避水工具,在逃生中尋找出路。

中國神話以女媧、鯀、禹等神話人物的經歷,闡述要對自然災害採取“治”的方法。謝選駿先生認為:“治水的主題在整個漢族洪水神話中佔有極大的份量,洪水之災,是被人化神祗的意志力量和行動力量克服的”。《山海經·海內經》說:“洪水滔天,鯀竊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後(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以“息壤”掩埋洪水,實際上採取的是挖土造堤的辦法,即使沒有“不待帝命”被殺於羽郊的變故,他的治水終究會失敗。相比之下,大禹繼承父親鯀的神力與遺志,一心致力於治水之事,採用疏導的辦法,雖歷盡艱辛,幾過家門而不入,但是歷時十三年,終於治水成功。中國的洪水神話突出反映了主動抗爭精神,故事情節把鯀禹塑造成了具有神力的英雄形象,在他們身上注入了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堅強的生命意志。從古代人民所推崇的這些神話英雄身上,進一步體現了古代人民為了能戰勝災難而無所畏懼的精神。

(2)“神本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價值觀差異

在西方洪水神話中,生存下來的人都是得到神的庇佑的善人。從“人本主義”的角度看,希伯來神話中的挪亞就是耶和華的奴隸。他對神惟命是從,對神給人類製造的災難沒有絲毫的異議,為神的行為辯護,尋找正當的理由,因為自己的得救而更加敬奉神。這則神話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而聞名於世,正如弗雷澤所說:“基督教用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種對上帝的道德性質的崇尚和人們強迫自己遵奉上帝的責任感。”希臘神話中丟卡利翁夫婦逃過了滅世的大災難後,在神諭的指引下“拋石成人”,人類將他們的倖存歸功予他們的善良與敬神,因為他們是神認可的“義人”。

印度神話中面對洪水的態度依然是躲避,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神人和諧,神全力幫助人走出災難,拯救眾生。神話突出了印度宗教善有善報的觀念,神話中的神強調的也是東方式的慈悲而不是西方式的威嚴。

中國華夏族面對洪水的態度是獨特的“治理”態度。以此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洪水神話進行比較,中國的這種“人定勝天”的英雄傳說顯得最為積極。在災禍發生後,女媧、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協助大禹下凡去治理洪水,這一點和西方的的洪水神話的性質是完全不相同的。華夏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強調宇宙是萬物生命運動的載體,宇宙中的萬物息息相關、相互交融,和諧相處,因此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國華夏族的洪水神話在面對大災難時顯示出人神協力共治水患。雖然天帝曾懲罰為治水“竊息壤”的鯀,但究其原因不是不想把息壤帶下人間去治理洪水之患,而是在鯀的“竊”。洪水滔天的時候,鯀偷了天帝的息壤去擋洪水,沒有報告天帝,沒有獲得天帝准許。鯀死之後,生出禹來。天 帝又命令禹帶著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了九州的洪水。從內容看,中國洪水神話中的天帝是“君以民為本”這一觀點的神話式反映,是一種理想化的明君的形象化描繪。雖然,天帝還不是完美的神,但和耶和華相比還是仁慈的多,非常的強調“愛民”“敬德”。這裡,遠古華夏民族的神其實就是人“王”。諸神竭盡全力和人共治水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長城精神”,強調的是集體的作用。雖然禹功績很大,但是沒有諸多神祗和百姓的幫助恐怕治水大業難以完成。正是這種天神的利益一致,齊心合力最終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在這則神話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點。

(3)洪水神話產生的源頭——“農耕文明”與“西方文明”

中國地處東亞,屬於溫帶季風性氣候,降水量和氣溫值都適合農業的發展。中國形成了以農耕文明為主的文化形態,中國的農業發展早、規模大,由北到南的黃河水系、長江水系、珠江水系,都是非常複雜的。這就為中國洪水神話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和土壤,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先民,過著安定寧靜的生活。在以農耕為主的傳統文化意識中,他們具有追求安定,反對變化的意識。農業文化的基本特徵是人類憑藉其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態環境,所以先民們首先需要征服的自然力從來都集中在水患上,因而產生了關係到先民生存發展,並且與農業命脈——水利息息相關的治水神話。

李大釗先生在《東西民族根本之異點》中曾指出:“東西方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古希臘則是位於愛琴海沿岸,三面環海,屬於典型的地中海氣候,炎熱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地不利於農業的發展。由於海上交通便利,西方人養成了崇尚流動、冒險和創新的思維。另一個源頭古希伯來則是典型的遊牧文明,他們最初生活領域是兩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災較多,挪亞方舟的神話繼承了蘇美爾——巴比倫的洪水神話。它的背景就是兩河流域反復出現的洪澇災害。由於生活環境的惡劣和社會動盪的關係,信仰上帝成為飽受苦難的猶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挪亞一家,使得“義人” 存活,這給予了猶太人極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只要皈依上帝,就能獲得幸福,這深刻地表現了西方民族的對神的信仰、樹立上帝的神威、尊崇上帝為中心的倫理道德觀念。

通過對中西洪水神話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到,根本而言,西方民族價值觀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義之上;相反,華夏民族價值觀更多地是建立在人本主義之上。西方神話著重強調神性的強大,中國神話則看重人性的偉大。中國的文化土壤是農業文明,從“士農工商”的排列體現了中國的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洪水神話中的天帝派鯀禹治水,還民安樂,就是“君以民為本”這種人本思想的體現。中國洪水神話在面對災害時是人神協力共同治理洪水。神親力親為幫助人類抵禦災害,體現的正是神人之間平等和諧的關係,中國神話中的神不是至高無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錯的,就如共工一樣。在中國文化中,關注的物件始終是人,人與人的關係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與中國洪水神話所體現出的以人為本的觀念不同,希伯來洪水神話體現出的則是絕對的神本主義。希伯來民族把上帝奉為一切的淵源。在挪亞方舟的故事中,神人之間是契約關係,人要絕對服從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辦事。因此面對洪水,這些民族所考慮的不是去治理它,而是始終追隨神諭、逃命迀徙,於他們而言,上帝是他們逃命的庇佑。

結 語

世界洪水神話的普遍性證明各民族從遠古時期在與自然的搏鬥中,都有著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進自身的相同價值觀,我們通過對各類洪水神話具體故事情節的對比研究,發現由於中外洪水神話既具很多相同點,又各具特色,分別體現著各自民族的文化特點和價值觀念,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個實際的依據。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不僅收入了對希伯來、巴比倫、印度、希臘等地古代洪水神話的經典研究,還有對美洲、非洲、澳大利亞、東南亞、中亞等廣大地區口傳洪水神話研究的新成果。在這部被稱為洪水神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中國洪水神話依然缺席。

我國洪水神話的研究起步較晚,學者胡武在概括總結洪水神話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認為“二十世紀洪水神話研究大致經歷了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初步繁榮期,50—70年代中期的蕭條期,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初的復蘇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繁榮期”。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太古及三代載記》“古代傳疑第一”和附錄“洪水考”嘗試在典籍中尋找洪水記錄之後,中國學者才開始有針對性的洪水神話進行研究。20世紀30、40年代,芮逸夫、聞一多等前輩大家都對洪水神話進行過深入的研究。1937年,芮逸夫先生《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一文,記載了他在湘西考察得到的四個有關苗族的洪水故事,由中心內容“現代人類是由洪水遺民兄妹二人配偶遺傳下來的子孫”,進而論證認為“伏羲女媧為南方或東方民族”。

1942年,聞一多先生《神話與詩·伏羲考》中詳細徵引了近代西南苗、瑤、彝等民族的洪水神話資料,採集了近 50則西南苗、瑤、彝等少數民族關於洪水氾濫、伏羲女媧在洪水過後兄妹婚配再造人類的故事和民俗資料。從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葉,隨著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不斷深入,大量洪水神話被發現和記錄下來。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民俗學日益成為顯學,西方研究理論和相關譯著不斷引入,以陳建憲教授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們對中西方洪水神話進行了史料詳盡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從二十世紀20年代“萌芽期”至今,國內學者對洪水神話的研究也已有百年歷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洪水神話的研究,不斷從西方學術研究中借鑒全新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使得我國的洪水神話研究,經過百年的探索取得顯著的成果,並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文主要調研了近10年來國內學者們公開發表的“洪水神話”相關期刊、學位和會議論文等文獻材料(2008-2017年),以“比較中外洪水神話”為核心主題,試圖從社會意識、民族價值和文化傳播等方面,對十年來中外洪水神話的比較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展現出“神話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流光溢彩。

中外洪水神話概述

國外洪水神話故事圈

經過學者們全世界廣泛收集整理,發現大量洪水神話文本分佈於世界各地和各個民族。有研究指出,全球洪水神話文本構成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印度洪水故事圈、東南亞洪水故事圈、美洲印地安洪水故事圈等大大小小的故事圈。

地中海洪水故事圈是人們最早發現、研究最多的一個部分。地中海洪水故事圈以希伯來,希臘,巴比倫和美索不達米亞等洪水故事為主,通常也被稱為西方洪水神話。在西方研究洪水神話的著作中,其學術用語是“世界毀滅和末世神話”,典型的西方洪水神話是由洪水滅絕人類與人類再生兩部分內容組成的,如“挪亞方舟”中,人類的作惡多端和不虔誠,惹怒了造物主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世界,於是發動了一場滔天洪水,毀滅了地球上的一切,只留下了挪亞一家子,夫妻結合繁衍人類;希臘洪水神話中,國王呂卡翁惹怒宙斯,宙斯降大雨於世界,淹掉地面上的一切,洪水過後只剩下丟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夫妻倆通過扔石頭重新創造了人類等等。總體來說,西方洪水故事的基本情節為人的罪惡——洪水懲罰——人類再生,人類的再生是洪水神話的基本主題。

印度的洪水神話產生於西元前十世紀前後,它最早見於印度古典《百道梵書》。目前所知古印度的洪水故事,一是以摩奴創世為主題的古文獻;二是一些非印度教部落的口頭傳說。摩奴創世的故事大意是說摩奴救了一條魚並將它養大,在洪水來臨時,大魚將摩奴拉到北山,那裡後來被稱為“摩奴登陸處”。摩奴登陸後與摩奴之女一起繁衍出子孫後代。葉舒憲教授提出印度洪水神話不是獨立發生的,它是西亞洪水故事原型在印度文化中生成的產物,這種文化傳播並非照搬, 印度文化固有的核心內容——果報主題已對洪水原型做出了重要的改造。這一主題直接被後來的佛教思想所繼承,並通過佛教傳入中國和東亞、東南亞文化之中。

洪水故事廣泛存在於東南亞地區的各個國家,人們在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和泰國等國家,都有所發現。如菲律賓伊富高人的故事大意是有一年發生大早災,人們挖掘河床底下,尋找河的精魂。結果惹怒河神發起洪水,所有的人都被淹死,只剩下一對兄妹維甘和布甘倖存。大水退後,兄妹重逢,重新繁衍人類。20世紀30年代,芮逸夫先生提出了“東南亞文化區”的概念。他認為,所謂“東南亞文化區”,是由銅鼓、蘆笙、兄妹(姐弟)配偶遺傳人類的洪水神話三個文化元素為標誌構成的。他指出,普遍流傳於東南亞各民族中的這種“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洪水故事中別立一型的。

洪水故事在西半球同樣大量存在。15 世紀末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西方人類學家仔細的調查與研究了土著印第安人保存完好的原始文化形態,這些研究表明,南北美洲土著都有大量的洪水故事。除此之外,世界其它各大洲也有許多洪水故事發現。有些學者在研究古文獻時發現,來自於這些地區的部分故事的亞型竟然與中國西南部一些民族的亞型極為相似。如大洋洲新幾內亞瓦曼斯人的一個洪水故事大意為,有一天,一條大魚遊進了港灣,有位大善人囑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捕食這條魚,並勸大家不要吃這魚。但是大家不聽,將魚分吃了。善人忙將各種動物的一對趕到樹上,與家人一起爬上了椰子樹。洪水降臨,所有人和動物皆被淹死。水退後,善人一家從樹上下來重建家園。這個故事與中國古籍所載古巢縣人吃巨魚而引發地下水使城陷為湖的晉代故事如出一轍。

中國洪水神話故事圈

中國是一個洪水神話極為豐富的國家。作為一個古老的農耕民族, 中國曾飽受洪水之患,並且至今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脅。因此,從遠古時期就有大量關於洪水的神話與傳說見諸於各種文獻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在不少民族與地區以口耳相承的活形態廣泛流傳。據統計,56個民族中,有近400則各種不同類型的民族洪水神話。除了家喻戶曉的鯀禹治水故事外,陳建憲教授還總結出我國洪水神話的幾種不同亞型:神諭奇兆亞型、雷公報仇亞型、尋天女亞型和兄妹開荒亞型等等。各種不同亞型的洪水神話,反映了各民族不同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性格, 體現了鮮明的民族性同時,又記錄著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例如,這些洪水神話的結尾有一個常見的母題,即許多民族出自同一個始祖,他們都是洪水後那對兄妹所生,或是從同一個大葫蘆中出來的。

向柏松教授指出洪水神話是一種複合型的神話,它由原型洪水神話、水生人神話、葫蘆生人神話、兄妹婚神話等融合而成。鯀禹治水就是典型的原型洪水神話。完整的再殖型洪水神話是由下列各部分組成的:一是洪水發生的多種起因。二是洪水滔天,毀滅人類。三是兄妹逃脫,逃避洪水所依賴的工具有多種。四是兄妹經過多種占卜應驗後成親。五是兄妹成為再造人類的始祖,繁衍人類。中國各民族的再殖型洪水神話故事圈大致可分為5個類型:漢族洪水故事圈、藏緬洪水故事圈、苗瑤洪水故事圈、南島洪水故事圈和其他地區洪水故事圈。

中外洪水神話的比較

中國洪水神話對東方洪水神話的影響

我們在調研近百篇對中外洪水神話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中發現,大部分學者的比較範圍通常是選取“西方洪水神話”、“兩希洪水神話(希伯來、希臘)”和中國的“大禹洪水神話”作為中外的代表故事。部分題名為“中外洪水神話比較研究”的文獻,在談到中外差異時,也多是以此為切入點,研究方向基本是圍繞文化內涵、文化差異、民族價值和民族精神等頗為相似的角度展開。

在梳理中外比較研究時我們發現,東南亞神話和日本神話等東方洪水神話,雖然傳播範圍和世界影響力遠不如西方洪水神話,但是由於這些地域和中國地理位置相鄰,彼此文化交流深遠,在這些東方洪水神話中處處可見中國文化的身影。我們對這些數量不多的東方神話的研究進行了整理,試圖厘清中國洪水神話與其他東方洪水神話之間的關聯,探討在文化傳播和歷史推進中,中國洪水神話的文化影響力。

自遠古開始,中華民族便與東南亞許多民族結下了親密的族緣關係。學者們認為,通過民族遷徙、文化交流和宗教傳播等三個主要途徑,中國的古代神話傳說以及後世形成的宗教神話傳說和民間神話傳說對東南亞的神話傳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兄妹(姐弟)配偶型洪水故事”是東南亞洲文化區的一個重要文化特質,其故事大概為:洪水災害——兄妹乘坐工具(葫蘆,南瓜,皮鼓,木桶,木舟)避水——兄妹成婚——繁衍人類。中國與東南亞共同擁有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話”,不僅在母題和故事情節完全相同,甚至在“葫蘆崇拜”這樣的細節上也是驚人的相似。由此可見,中國洪水神話與東南亞洪水神話有著源遠流長的“血緣”關係。

據傅光宇所著《雲南民族文學與東南亞》一書介紹,雲南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存在著一條洪水神話的“雲南—東南亞”鏈。東南亞一些神話把其北部山區與雲南作為整體加以描述,體現出同源異流、要素移植、多元匯融、共同創造的文化現象。據考證,我國典籍裡收錄的、現存最早的“洪水後兄妹再殖人類神話”文本是敦煌殘卷《天地開闢以來帝王紀》裡的洪水神話。劉錫誠認為,“兄妹婚型洪水神話”是起源、流傳於中國大陸南部諸民族和南亞諸島國的同一母題的人類起源神話,具有極其重要的東方文化傳統的整體性價值。其發端於中國境內,並傳播至東南亞地區。芮逸夫先生指出“從地理上察看,‘兄妹婚型洪水神話’的文化中心當在中國本部的西南。所以我推測,兄妹配偶型的洪水故事或起源於中國的西南,由此而傳播到四方。”其由中國境內傳入東南亞地區,並較為完整的得到傳承。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兩個民族 ,早在遠古時代就互相往來。日本文化一直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洪水神話故事中與中國相似的內容非常多。有跡象表明,中國洪水神話是日本洪水神話的源流,如單海英對日本最著名的國家誕生神話進行分析,同時對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特別是侗族的洪水神話也進行了調查和要素分析,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侗族的神話傳說中,在中國南方很多地區均流傳著類似的神話。他指出,日本國家誕生神話來自中國神話的源頭。“大禹治水”是中國最為著名的洪水神話,最早出自吳越,後傳至中原。大禹被稱作“地王”受到百姓祭祀,俗稱“禹祭”。日本也有相似的神話,流傳於日本最大的河流利根川流域,神話中的主人公被稱作“土神之母”,受到民間祭拜,俗稱“泥祭”。徐宏圖、張愛萍(日本)在對比研究“禹祭”和“泥祭”時指出,“泥祭”脫胎于“禹祭”,“土母治水”源于“大禹治水”,但經過日本民族的再創造之後,成為本民族特有的神話 。

從東南亞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話到日本的誕生國神話和“泥祭”神話,這些傳說中的故事情節,甚至人物性格都能從中國洪水神話中找到幾乎完全相同的“原型”。由此可見,東方洪水神話與中國洪水神話是同源異流的關係,其文化之根在中國。

中國洪水神話與西方洪水神話

1.“洪水滅世”和“人類再生”是中西洪水神話共同的永恆主題

西方普遍洪水神話的一般結構模式是:人類的行為觸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懲罰人類,洪水淹沒世界,導致人類毀滅,但又未徹底滅絕,尚有遺民,遺民創造新的人類。陳建憲教授搜集到的中國洪水故事文本有五百多篇,這些故事分佈於四十多個民族之中。雖然在情節上各個民族的故事會有一些差異,但基本內容與世界洪水神話故事的普遍程式很相似,都是講一場大洪水毀滅了整個世界,極少數人在這場災難中倖存了下來,洪水過後他們經過許多曲折又重新繁衍出新的人類。故事中心主題是人類的毀滅與再生,研究者又稱其為“洪水再殖型故事”。如雲南白族神話傳說,從前怒江水猛漲,漲到離天三尺三,天上掉下一個大葫蘆,有一對兄妹躲進葫蘆裡獲救,其餘人全部淹死。而後洪水退去,兄妹結婚,人類得以繁衍。

人類再生的主題是世界各地洪水神話的主題,不同民族的傳說在情節和具體內容上是各具特色。巴比倫、希伯來、希臘和印度洪水神話中,人們用來躲避洪水的是人工製造的船隻,然而在中國幾個最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洪水神話類型裡,避水工具是葫蘆、牛皮等自然物, 或是神的保護(石龜、石獅)。中國洪水神話中人類的再生繁衍,多為兄妹結婚,這與西方同類情節中由夫妻或家庭繁衍又不相同。在兄妹婚的傳說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伏羲和女媧。在後世描繪中伏羲女媧鱗身蛇軀交尾,其意自明。女媧與伏羲相婚,唐李冗《獨異志》卷下表述更為具體。書雲:“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議以為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妹上昆侖山,咒日: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女媧與伏羲點香觀煙以散合為據,確定是否相婚。《獨異志》將其行為看成是“女媧與伏羲再造人類說之大略”。洪水神話總是與再生神話緊密聯繫在一起。洪水滅世後,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人類何去何從便成了首要問題。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洪水神話的詳細稱謂該是“洪水造人故事”,這裡的“造人”是人類再生、再造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洪水神話回答了人從何而來的問題,是人類對自身和社會關係的一個重新認識。

2.中西方洪水神話中的文化差異

中西方由於地理環境、生產方式、民族性格、思維方式等差異體現在價值觀方面各不相同,不同地區的洪水神話也體現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對比中西方洪水神話的差異時,通常是以“治水”神話作為典型中國洪水神話案例,與西方較為普遍的再殖性洪水神話作比較,來探討不同民族在文化內涵、民族價值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1922年,梁啟超在《太古及三代載記》“古代傳疑第一”及其附錄“洪水考”中,指出中國古籍上有關洪水的記載有三:一是女媧積蘆灰止淫☆禁☆水;二是共工振滔洪水;三是鯀禹治水。他從比較神話學的角度出發,將這些神話與《聖經·創世紀》、印度、希臘、北歐、南太平洋群島的洪水神話加以比較,指出這些地方不約而同地出現這類神話,必是當初整個地球都經歷了同一場大洪水,並認為這場洪水是由地球與其它的行星或彗星相錯而形成的。他指出中國洪水神話有自己的民族特點,例如中國人沒有上帝懲罰的宗教觀念,“故不言幹天怒而水發,乃畜得天佑而水準。”並且女媧、共工和鯀禹,皆不屈服于自然,表現了“常欲以人力抗制自然”的理想。

(1)“治”與“避”的民族心理差異

範文瀾先生說“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災;獨在黃炎族神話裡說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話的真實意義。”單從人類面對洪水災害的文化心理劃分,世界洪水神話可分為兩類:以“治”為核心的治水型洪水神話和以“避”為核心的逃生型洪水神話。面對大洪水滅世的災難,國外的洪水神話基本都是採取躲避逃生、保全性命的觀點,如蘇美爾、巴比倫、希伯萊、希臘、印度等民族的神話和“挪亞方舟”的故事如出一轍。只有中國的洪水神話是採取了“治”的觀點,始終強調治水主題,鯀禹皆以制服洪水為己任。

①洪水起因:“天神降罪”和“自然災害”

在持“避”的觀點的諸多神話中,洪水起因的基本線索為:人類的行為觸怒了天神,天神降水懲罰人類,洪水淹沒世界。發洪水的主要人物都是主神,主要原因就是要懲罰人類。漢斯·凱爾森在《洪水災變神話中的懲罰原則》一文中指出“洪水神話比什麼都能更清楚地顯示出不同民族的思想與源頭何其相似,同時也表明了即使是最文明的群體,在他們思想的幼年時期,也流露出相同的特點,在洪水和災變故事所共有的元素中,懲罰的原則如此明顯,以至於人們不得不研究它,因為它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思想。

”在希伯來“挪亞方舟”洪水神話中,“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就後悔造人在地上,便降洪水在地上,毀滅天下。”在基本情節上,希伯來神話和蘇美爾、巴比倫神話非常接近,只是發起洪水的主神和得救者的名字上有所不同。蘇美爾人神話中人類觸怒了眾神;古巴比倫神話中人類惹怒的是大神恩里爾;在希臘神話中,國王呂卡翁觸怒了宙斯;羅馬神話中把宙斯換成了朱庇特。逃出生天的人類由挪亞變成了濟烏蘇德拉和烏特納皮什提姆等被神認可的“善人”。如果說上述地區洪水發起原因相似是因為地域接近而有互相影響的可能,那麼美洲太平洋西北岸印第安人惹怒天神和大洋洲拉亞特亞島的漁夫觸怒海神而導致洪水降臨的神話,則更好地說明了人類觸怒天神,天神降罪這一洪水發生原因的普遍性。

中國的洪水神話雖零散不連貫,但是諸多記載並不特別強調洪水是神的懲罰,也沒有交代洪水產生的原因是為了毀滅人類或者為了考驗人類。洪水只是一種自然災害,與神力無關,至少人類沒有原罪。《淮南子·覽冥訓》中說“天崩地裂,洪水氾濫,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但是對洪水原因並未交代。在鯀禹治水的神話中,大部分典籍都只是把洪水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記載,如《尚書·堯碘》:“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本經訓》中說:“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在女媧補天治水的神話中,水神共工觸倒不周山而致地傾東南,引發洪水,由於天柱折斷、地勢傾斜的原因,各條水系彙集東南低處而形成洪水,這是從中國地勢由西北高處向東南低處漸次降低的狀態角度所作出的關於洪水起因的神話式的解釋。

②面對洪水的解決路徑:“躲避逃生”和“治水救民”

在西方洪水神話中,“神以洪水懲罰人類不聽天命”為主題的多,人們面對洪水只有消極地等待神明的救助。雖然也有純粹自然災害引起的或不明原因造成的大洪水,但更多的是由於天神懲戒人類降下洪水,企圖滅世,宗教觀念滲透明顯。在神祗面前,人類是渺小的,人類惹怒或忤逆了天神,天神便要降下洪水以示懲戒,人類對神的懲罰毫無招架和反抗能力,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面對洪水也不是積極的抗爭,被神庇佑的“義人”憑藉神諭來躲避災難,如在希臘神話中丟卡利翁下山後立刻制了一艘堅固的船,在希伯來神話中耶和華告訴挪亞用斐木造一隻方舟等等,都是在神的指引下尋找或建造避水工具,在逃生中尋找出路。

中國神話以女媧、鯀、禹等神話人物的經歷,闡述要對自然災害採取“治”的方法。謝選駿先生認為:“治水的主題在整個漢族洪水神話中佔有極大的份量,洪水之災,是被人化神祗的意志力量和行動力量克服的”。《山海經·海內經》說:“洪水滔天,鯀竊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後(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以“息壤”掩埋洪水,實際上採取的是挖土造堤的辦法,即使沒有“不待帝命”被殺於羽郊的變故,他的治水終究會失敗。相比之下,大禹繼承父親鯀的神力與遺志,一心致力於治水之事,採用疏導的辦法,雖歷盡艱辛,幾過家門而不入,但是歷時十三年,終於治水成功。中國的洪水神話突出反映了主動抗爭精神,故事情節把鯀禹塑造成了具有神力的英雄形象,在他們身上注入了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堅強的生命意志。從古代人民所推崇的這些神話英雄身上,進一步體現了古代人民為了能戰勝災難而無所畏懼的精神。

(2)“神本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價值觀差異

在西方洪水神話中,生存下來的人都是得到神的庇佑的善人。從“人本主義”的角度看,希伯來神話中的挪亞就是耶和華的奴隸。他對神惟命是從,對神給人類製造的災難沒有絲毫的異議,為神的行為辯護,尋找正當的理由,因為自己的得救而更加敬奉神。這則神話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而聞名於世,正如弗雷澤所說:“基督教用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這種對上帝的道德性質的崇尚和人們強迫自己遵奉上帝的責任感。”希臘神話中丟卡利翁夫婦逃過了滅世的大災難後,在神諭的指引下“拋石成人”,人類將他們的倖存歸功予他們的善良與敬神,因為他們是神認可的“義人”。

印度神話中面對洪水的態度依然是躲避,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神人和諧,神全力幫助人走出災難,拯救眾生。神話突出了印度宗教善有善報的觀念,神話中的神強調的也是東方式的慈悲而不是西方式的威嚴。

中國華夏族面對洪水的態度是獨特的“治理”態度。以此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洪水神話進行比較,中國的這種“人定勝天”的英雄傳說顯得最為積極。在災禍發生後,女媧、伏羲、以及天帝派出的各路神仙都協助大禹下凡去治理洪水,這一點和西方的的洪水神話的性質是完全不相同的。華夏民族早就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強調宇宙是萬物生命運動的載體,宇宙中的萬物息息相關、相互交融,和諧相處,因此人、神一致,天人合一。所以中國華夏族的洪水神話在面對大災難時顯示出人神協力共治水患。雖然天帝曾懲罰為治水“竊息壤”的鯀,但究其原因不是不想把息壤帶下人間去治理洪水之患,而是在鯀的“竊”。洪水滔天的時候,鯀偷了天帝的息壤去擋洪水,沒有報告天帝,沒有獲得天帝准許。鯀死之後,生出禹來。天 帝又命令禹帶著息壤下凡布散,治理了九州的洪水。從內容看,中國洪水神話中的天帝是“君以民為本”這一觀點的神話式反映,是一種理想化的明君的形象化描繪。雖然,天帝還不是完美的神,但和耶和華相比還是仁慈的多,非常的強調“愛民”“敬德”。這裡,遠古華夏民族的神其實就是人“王”。諸神竭盡全力和人共治水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長城精神”,強調的是集體的作用。雖然禹功績很大,但是沒有諸多神祗和百姓的幫助恐怕治水大業難以完成。正是這種天神的利益一致,齊心合力最終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在這則神話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點。

(3)洪水神話產生的源頭——“農耕文明”與“西方文明”

中國地處東亞,屬於溫帶季風性氣候,降水量和氣溫值都適合農業的發展。中國形成了以農耕文明為主的文化形態,中國的農業發展早、規模大,由北到南的黃河水系、長江水系、珠江水系,都是非常複雜的。這就為中國洪水神話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和土壤,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先民,過著安定寧靜的生活。在以農耕為主的傳統文化意識中,他們具有追求安定,反對變化的意識。農業文化的基本特徵是人類憑藉其自身的能力改造自然生態環境,所以先民們首先需要征服的自然力從來都集中在水患上,因而產生了關係到先民生存發展,並且與農業命脈——水利息息相關的治水神話。

李大釗先生在《東西民族根本之異點》中曾指出:“東西方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西方文明源頭之一的古希臘則是位於愛琴海沿岸,三面環海,屬於典型的地中海氣候,炎熱的氣候和貧瘠的土地不利於農業的發展。由於海上交通便利,西方人養成了崇尚流動、冒險和創新的思維。另一個源頭古希伯來則是典型的遊牧文明,他們最初生活領域是兩河流域,靠近河流,水災較多,挪亞方舟的神話繼承了蘇美爾——巴比倫的洪水神話。它的背景就是兩河流域反復出現的洪澇災害。由於生活環境的惡劣和社會動盪的關係,信仰上帝成為飽受苦難的猶太民族的精神支柱。上帝拯救了挪亞一家,使得“義人” 存活,這給予了猶太人極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力量,只要皈依上帝,就能獲得幸福,這深刻地表現了西方民族的對神的信仰、樹立上帝的神威、尊崇上帝為中心的倫理道德觀念。

通過對中西洪水神話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到,根本而言,西方民族價值觀主要是建立在神本主義之上;相反,華夏民族價值觀更多地是建立在人本主義之上。西方神話著重強調神性的強大,中國神話則看重人性的偉大。中國的文化土壤是農業文明,從“士農工商”的排列體現了中國的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洪水神話中的天帝派鯀禹治水,還民安樂,就是“君以民為本”這種人本思想的體現。中國洪水神話在面對災害時是人神協力共同治理洪水。神親力親為幫助人類抵禦災害,體現的正是神人之間平等和諧的關係,中國神話中的神不是至高無上的,甚至是可能犯錯的,就如共工一樣。在中國文化中,關注的物件始終是人,人與人的關係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與中國洪水神話所體現出的以人為本的觀念不同,希伯來洪水神話體現出的則是絕對的神本主義。希伯來民族把上帝奉為一切的淵源。在挪亞方舟的故事中,神人之間是契約關係,人要絕對服從神的安排,按神的意志辦事。因此面對洪水,這些民族所考慮的不是去治理它,而是始終追隨神諭、逃命迀徙,於他們而言,上帝是他們逃命的庇佑。

結 語

世界洪水神話的普遍性證明各民族從遠古時期在與自然的搏鬥中,都有著探索自然、思考自身、改進自身的相同價值觀,我們通過對各類洪水神話具體故事情節的對比研究,發現由於中外洪水神話既具很多相同點,又各具特色,分別體現著各自民族的文化特點和價值觀念,為探求不同民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一個實際的依據。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