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張伯苓的募捐藝術
張伯苓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藝術家，
吳鼎昌曾任中國銀行監督，1916年加入段棋瑞“人才內閣”，任財政部次長，成為財閥。後任《大公報》社長。因駐天津，與張發生聯繫，對南開教育有所瞭解，對張十分欽佩。曾向南開捐款，並發起“南大學生獎助金運動”，對貧寒學生給予資助，每年每名學生可得資金300元，名額30-40名不等。
傅作義1928年任三十六師師長，天津警備司令。因駐軍天津的關係，與張伯苓有所接觸，對南開有所瞭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開大學參觀，就學校發展事宜與張商談，進一步瞭解到南開經費之窘迫，募捐之艱難，深受觸動。到同年冬，傅電請閻錫山同意，將小站營田數千畝捐歸南開大學為學田，每年可收租金2.5萬元，
化學家范旭東與兄長范源濂都與南開有密切關係。早年，範源濂由於得到嚴修的賞識和提拔，步入仕途。出掌教育部後，對南開盡力襄助，
每當南開舉行各種活動，張伯苓都邀請一些捐款人前來參加。如開學典禮、校慶日、畢業典禮、新校舍落成儀式等，把他們作為貴賓接待，請他們參觀校園，瞭解南開的新變化，為畢業學生頒發畢業證，向學生發表講演。當來賓看到朝氣蓬勃的學生步人社會，與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學生交談，聽到學生對他們所表示的感謝時，他們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勞，因為“我是捐款人”而心裡充滿了自豪感。
徐世昌素以“文治總統”稱世，多次捐助南開。1906年，南開建新校舍，徐捐出鉅款。從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開捐銀200兩，一直到1911年5月南開改為公立為止，前後捐銀近萬兩。1919年嚴修、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徐首先回應嚴修的募捐呼籲，捐“京鈔三萬元”(折合銀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總統身份向南開捐款的官員，對促使北洋軍閥各系統資助南開產生連帶影響。
1917年6月2日張伯苓邀請在野之身、自稱“水竹郵人”的徐世昌於6月26日來南開為畢業生發文憑，這對失意的徐來說，無疑是一個精神慰藉，且與徐“文治”身份相符。對南開來說，有前大總統徐世昌這樣的人物來參加畢業典禮，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來說，在自己失意的時候南開沒有忘記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結下的善緣。在政界，徐素以吝嗇稱著，流言他當總統時，竟有“盜賣北海魚”之說，也曾因吝嗇遭大書法家華世奎的不滿和嘲諷。但是他對南開還是相當慷慨，這其中雖然因與嚴修有深厚私誼，也與張伯苓善於回報捐款人不無關係。
這次對徐的邀請，奠定了兩年後的徐捐“京鈔三萬元”。此後張又多次在恰當時機邀請徐到南開參觀。1923年5月20日張再次邀請徐參觀新建的南開大學校舍。這一天離徐複任總統後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張伯苓偶然巧合之邀，還是嚴修早已探知徐在總統寶座上不舒服，飽受曹錕、吳佩孚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嚴修也前來與徐伴遊，並“在校午餐，泛舟而歸”。1934年8月已經80歲的徐世昌與其十弟徐世章，應張的再次邀請暢遊南開大學，這時的南開大學已是名滿天下。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記裡愜意地表述了:“登樓遠望，雨景極佳”，可見心情不錯。張伯苓回報捐款人的藝術在這裡又一次得以極致地發揮。
曾任北洋政府總理兼陸軍總長的靳雲鵬，下野後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應嚴修的勸募，向南開大學捐款1萬元。1926年11月2日，張伯苓致函靳雲鵬，請靳參加南開建校22周年紀念活動及同時舉行南開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禮:“蒙枉駕惠臨，非常榮幸。擬請我公特別勻暇，屆時光降加以訓誨，特教情殷無任歡迎盼禱之至。”對於像靳這樣的人物，下野後自然有所惆悵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開這樣著名的學府還沒有忘記他，請他參加慶祝活動，則心裡又是一種滿足。
陳芝琴早年做洋行買辦生意，家資富有，篤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開捐款，而且還對其他公益事業給予資助，受到各界的尊敬，與張伯苓結為知己篤友。抗戰勝利後，張回到天津，得知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為名非法侵佔，非常氣憤，立即致函他的學生、天津市長杜建時，說陳芝琴先生素篤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曾捐建南開女中校舍，名“芝琴樓”，此外大學、男中、重慶南開中學等都有陳捐建的“芝琴樓”，其人可敬可佩。經過八年抗戰，其產業衰落，目前“僅供鬻粥”。張請求杜“給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會中傳出，無不對張深表敬意。
同年9月29日，陳芝琴去世，張非常悲痛，經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傷慟，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對大中兩校及重慶南開多所捐贈，實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寫給胞弟張仲述的信中說:“前為芝琴先生送殮哭泣之後，為風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經醫用盤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見他對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張伯苓對於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盡自己能力給予救助。宋則久為天津工商企業家，曾任天津國貨售品所經理。宋對南開的捐助並不多，但張仍視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歡迎過國民黨軍，與馮玉祥交往密切，得罪軍閥李景林。李汙宋為“赤化要犯”，將售品所查封，並逮捕員工10人。宋為救店救人，不得不準備滿足李的要求，將自住樓房賣掉，連同流動資金湊足4萬元送給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張從外地回到天津聽說後，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寫信給李的上級張學良:“查其為人，並未嘗入過國民黨籍，苓所深知，茲聞又有傳言，謂其為國民黨總務部長，殊非事實，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誤會為荷。”
把他們作為貴賓接待，請他們參觀校園，瞭解南開的新變化，為畢業學生頒發畢業證，向學生發表講演。當來賓看到朝氣蓬勃的學生步人社會，與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學生交談，聽到學生對他們所表示的感謝時，他們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勞，因為“我是捐款人”而心裡充滿了自豪感。徐世昌素以“文治總統”稱世，多次捐助南開。1906年，南開建新校舍，徐捐出鉅款。從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開捐銀200兩，一直到1911年5月南開改為公立為止，前後捐銀近萬兩。1919年嚴修、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徐首先回應嚴修的募捐呼籲，捐“京鈔三萬元”(折合銀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總統身份向南開捐款的官員，對促使北洋軍閥各系統資助南開產生連帶影響。
1917年6月2日張伯苓邀請在野之身、自稱“水竹郵人”的徐世昌於6月26日來南開為畢業生發文憑，這對失意的徐來說，無疑是一個精神慰藉，且與徐“文治”身份相符。對南開來說，有前大總統徐世昌這樣的人物來參加畢業典禮，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來說，在自己失意的時候南開沒有忘記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結下的善緣。在政界，徐素以吝嗇稱著，流言他當總統時，竟有“盜賣北海魚”之說，也曾因吝嗇遭大書法家華世奎的不滿和嘲諷。但是他對南開還是相當慷慨，這其中雖然因與嚴修有深厚私誼，也與張伯苓善於回報捐款人不無關係。
這次對徐的邀請，奠定了兩年後的徐捐“京鈔三萬元”。此後張又多次在恰當時機邀請徐到南開參觀。1923年5月20日張再次邀請徐參觀新建的南開大學校舍。這一天離徐複任總統後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張伯苓偶然巧合之邀，還是嚴修早已探知徐在總統寶座上不舒服，飽受曹錕、吳佩孚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嚴修也前來與徐伴遊，並“在校午餐，泛舟而歸”。1934年8月已經80歲的徐世昌與其十弟徐世章，應張的再次邀請暢遊南開大學，這時的南開大學已是名滿天下。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記裡愜意地表述了:“登樓遠望，雨景極佳”，可見心情不錯。張伯苓回報捐款人的藝術在這裡又一次得以極致地發揮。
曾任北洋政府總理兼陸軍總長的靳雲鵬，下野後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應嚴修的勸募，向南開大學捐款1萬元。1926年11月2日，張伯苓致函靳雲鵬，請靳參加南開建校22周年紀念活動及同時舉行南開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禮:“蒙枉駕惠臨，非常榮幸。擬請我公特別勻暇，屆時光降加以訓誨，特教情殷無任歡迎盼禱之至。”對於像靳這樣的人物，下野後自然有所惆悵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開這樣著名的學府還沒有忘記他，請他參加慶祝活動，則心裡又是一種滿足。
陳芝琴早年做洋行買辦生意，家資富有，篤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開捐款，而且還對其他公益事業給予資助，受到各界的尊敬，與張伯苓結為知己篤友。抗戰勝利後，張回到天津，得知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為名非法侵佔，非常氣憤，立即致函他的學生、天津市長杜建時，說陳芝琴先生素篤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曾捐建南開女中校舍，名“芝琴樓”，此外大學、男中、重慶南開中學等都有陳捐建的“芝琴樓”，其人可敬可佩。經過八年抗戰，其產業衰落，目前“僅供鬻粥”。張請求杜“給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會中傳出，無不對張深表敬意。
同年9月29日，陳芝琴去世，張非常悲痛，經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傷慟，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對大中兩校及重慶南開多所捐贈，實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寫給胞弟張仲述的信中說:“前為芝琴先生送殮哭泣之後，為風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經醫用盤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見他對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張伯苓對於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盡自己能力給予救助。宋則久為天津工商企業家，曾任天津國貨售品所經理。宋對南開的捐助並不多，但張仍視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歡迎過國民黨軍，與馮玉祥交往密切，得罪軍閥李景林。李汙宋為“赤化要犯”，將售品所查封，並逮捕員工10人。宋為救店救人，不得不準備滿足李的要求，將自住樓房賣掉，連同流動資金湊足4萬元送給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張從外地回到天津聽說後，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寫信給李的上級張學良:“查其為人，並未嘗入過國民黨籍，苓所深知，茲聞又有傳言，謂其為國民黨總務部長，殊非事實，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誤會為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