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之法 全勝為上——世界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的歷史思考
軍事力量作為國之重器，其使用歷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複雜性和敏感性。從歷史上看，世界大國在軍事力量走出去過程中，雖然對一些複雜敏感問題有相應的預判和準備，
戰略動機：應注重利益包容而不是利益獨霸
從歷史上看，大國軍事力量走出去，往往呈現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性質。有的與履行國際責任聯在一起，有的則具有擴張侵略或者武力威懾性質。在軍事力量走出去過程中，儘管都會竭力尋求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藉口，
1991年，美國出兵海灣地區，表面上是為了制止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但其真正目的在於填補中東力量真空、取得對該地區戰略能源的控制權。法國、英國之所以甘當利比亞戰爭的急先鋒，其根本原因在於建立“馴服”於西方的利比亞政府並保證該地區能源通道的暢通。
當前，隨著國際環境的發展演變，人類社會呈現越來越強的“命運共同體”特徵，面對國際和地區安全、氣候環境變化等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面對地區性的衝突和動盪以及由此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
戰略目標：應尋求合作而不是政治顛覆
在國際政治的叢林時代，強國以軍事力量控制弱國一度是普遍現象，修昔底德筆下雅典使者的經典話語“強者可以為所欲為，
冷戰後美國的海外重大軍事行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顛覆政府、進行國家重建作為軍事行動的目標。美國單方面的武力強制可能會建立一個符合其口味的“民主”政權，但由於對美式“民主”的“水土不服”，這樣的政權可能會內生出更大範圍的種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帶來更大範圍的社會動盪，這也是美國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臨的困境。在這些國家，政府控制力薄弱，部族觀念根深蒂固，對抗衝突不斷，這些問題都是外部強制力量無法解決的。除此之外，國家重建的難題不僅在於民主建設的漸進性，還在於現代社會民族主義的盛行，尤其在外來強權和鎮壓面前，民族主義往往會迸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如果干涉者強力鎮壓，就無異於殺雞取卵；倘若干涉者手段軟弱，顛覆性的思想和行動會很快將這個國家導向更加動盪的局面。事實上，冷戰結束前後，美國實施的政權更迭行動中，除了國家規模更小、離美國更近的巴拿馬之外，其他鮮有成功的案例。
戰略手段：應堅持慎戰原則而不是武力濫用
軍事力量走向海外，既可能是為宣示大國威望和形象，也可能是為維護和拓展特定國家利益。軍事力量走出去目的的寬泛性也帶來了軍事手段運用的困境，即：哪些行動應該實施或參與？哪些行動不應該實施或參與？哪些手段可以運用？哪些手段不宜使用？從國際政治實踐看，二戰之前大國軍事力量的海外運用，通常具有爭奪地區或全球性霸權的性質。而同樣是為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和英國採用的“離岸平衡”“選擇性干預”戰略，與德國、日本那種爆發式的、涸澤而漁的力量運用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歷史發展到今天，軍事力量走出去被賦予更為豐富的內涵。但軍事力量使用不當，也會造成雙刃劍效應。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的干涉行動頻度明顯增強，先後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9·11”事件爆發後，美國更是將反恐行動擴展到全球，先後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三次大的戰爭，對國力造成巨大損耗。據美國媒體報導，僅阿富汗戰爭美軍就耗費3.7萬億美元。無休止的戰爭、不加約束的暴力手段，不僅對有關國家和地區民眾造成巨大傷害，也對大國自身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有選擇地參與海外軍事行動、有限度地使用軍事力量，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國際責任和相關地區利益，是大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戰略研究：應深入扎實而不是走馬觀花
與執行國內任務不同，軍事力量在海外執行任務，軍隊處於一個全新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環境中，所有行動都需依託特定國家或地區展開。因此，軍事力量走出去之前，深入扎實地搞好目標國研究至關重要。這些目標國家（或地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關係如何？有著什麼樣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氣候和地理環境對軍事行動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既影響軍事力量能否走出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軍事行動的成敗。
從大國海外軍事行動的歷史實踐來看，儘管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對目標國家（或地區）的研究，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研究工作還是有很大欠缺。1992年美國出兵索馬里前，對該國的宗派衝突和無政府狀態並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一直到兩架“黑鷹”直升機墜落、美國大兵橫屍街頭並被索馬里武裝人員拖行示眾時，美國才意識到，在這個無政府的國度裡，美國所面臨的將可能是一場沒有目標的戰爭，自身很可能付出重大代價而對穩定當地局勢毫無助益。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也非常相似。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國防部總結經驗教訓時認為：美軍中懂阿拉伯語、知道如何處理伊拉克地區問題的人數不足。由於對伊拉克的政治生態缺乏研究，美國採取了一種極為生硬的做法。最終結果是：通過清除1979年以來的所有可疑反對勢力，造成了政權的權力真空，伊拉克社會治理遭遇重大問題。執行國際維和任務也有類似情況，對當地國情社情瞭解越透徹，維和行動就會越順利。
編後：中國軍隊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出國門，承擔維護國際和平和國家利益的責任，維和、護航、撤僑等軍事力量走出去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正成為常態。在軍事力量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應深入研究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的局限性和內在規律，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大國的道路，既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也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並沒有意識到這一政治發展趨勢。冷戰後美國的海外重大軍事行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顛覆政府、進行國家重建作為軍事行動的目標。美國單方面的武力強制可能會建立一個符合其口味的“民主”政權，但由於對美式“民主”的“水土不服”，這樣的政權可能會內生出更大範圍的種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帶來更大範圍的社會動盪，這也是美國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臨的困境。在這些國家，政府控制力薄弱，部族觀念根深蒂固，對抗衝突不斷，這些問題都是外部強制力量無法解決的。除此之外，國家重建的難題不僅在於民主建設的漸進性，還在於現代社會民族主義的盛行，尤其在外來強權和鎮壓面前，民族主義往往會迸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如果干涉者強力鎮壓，就無異於殺雞取卵；倘若干涉者手段軟弱，顛覆性的思想和行動會很快將這個國家導向更加動盪的局面。事實上，冷戰結束前後，美國實施的政權更迭行動中，除了國家規模更小、離美國更近的巴拿馬之外，其他鮮有成功的案例。
戰略手段：應堅持慎戰原則而不是武力濫用
軍事力量走向海外，既可能是為宣示大國威望和形象，也可能是為維護和拓展特定國家利益。軍事力量走出去目的的寬泛性也帶來了軍事手段運用的困境，即：哪些行動應該實施或參與？哪些行動不應該實施或參與？哪些手段可以運用？哪些手段不宜使用？從國際政治實踐看，二戰之前大國軍事力量的海外運用，通常具有爭奪地區或全球性霸權的性質。而同樣是為爭奪世界霸權，美國和英國採用的“離岸平衡”“選擇性干預”戰略，與德國、日本那種爆發式的、涸澤而漁的力量運用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歷史發展到今天，軍事力量走出去被賦予更為豐富的內涵。但軍事力量使用不當，也會造成雙刃劍效應。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球的干涉行動頻度明顯增強，先後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9·11”事件爆發後，美國更是將反恐行動擴展到全球，先後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三次大的戰爭，對國力造成巨大損耗。據美國媒體報導，僅阿富汗戰爭美軍就耗費3.7萬億美元。無休止的戰爭、不加約束的暴力手段，不僅對有關國家和地區民眾造成巨大傷害，也對大國自身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如何有選擇地參與海外軍事行動、有限度地使用軍事力量，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國際責任和相關地區利益，是大國決策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戰略研究：應深入扎實而不是走馬觀花
與執行國內任務不同，軍事力量在海外執行任務，軍隊處於一個全新的政治文化和地理環境中，所有行動都需依託特定國家或地區展開。因此，軍事力量走出去之前，深入扎實地搞好目標國研究至關重要。這些目標國家（或地區）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各種政治勢力之間關係如何？有著什麼樣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氣候和地理環境對軍事行動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既影響軍事力量能否走出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軍事行動的成敗。
從大國海外軍事行動的歷史實踐來看，儘管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對目標國家（或地區）的研究，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研究工作還是有很大欠缺。1992年美國出兵索馬里前，對該國的宗派衝突和無政府狀態並沒有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一直到兩架“黑鷹”直升機墜落、美國大兵橫屍街頭並被索馬里武裝人員拖行示眾時，美國才意識到，在這個無政府的國度裡，美國所面臨的將可能是一場沒有目標的戰爭，自身很可能付出重大代價而對穩定當地局勢毫無助益。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也非常相似。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國防部總結經驗教訓時認為：美軍中懂阿拉伯語、知道如何處理伊拉克地區問題的人數不足。由於對伊拉克的政治生態缺乏研究，美國採取了一種極為生硬的做法。最終結果是：通過清除1979年以來的所有可疑反對勢力，造成了政權的權力真空，伊拉克社會治理遭遇重大問題。執行國際維和任務也有類似情況，對當地國情社情瞭解越透徹，維和行動就會越順利。
編後：中國軍隊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出國門，承擔維護國際和平和國家利益的責任，維和、護航、撤僑等軍事力量走出去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正成為常態。在軍事力量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們應深入研究在海外實施軍事行動的局限性和內在規律，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大國的道路，既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也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安全穩定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