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解決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全靠市場
文/專欄作家 樊綱
樊綱：解決地方債務問題不能全靠市場
地方債務的問題一直備受人們關注，那麼我國地方債務的規模有多少呢？以前一些研究認為規模不是很大，但是最近暴露出來的問題顯示，地方債務很多都是隱性債，而且很多債務在資料上體現不出來，實際上的規模非常大。
當然，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一些長期的項目，比如建設地鐵、高鐵、高速公路，借債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也在一定意義上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
最明顯的就是過度投資產生了大量的過剩產能。從2004年到2007年的時候，地方政府就有大量的投資，那時候的地方政府債務比較小，但是這2008年刺激政策推出之後，給各個產業都造成了過剩產能。
在西方，宏觀經濟有家庭、企業和政府三個行為主體，企業和家庭借債都受市場的約束，市場會對其借貸資格進行評估。
地方政府一方面享受著政府的信譽——政府不會讓任何一個地方政府破產，另一方面它又不管宏觀的事情，不管通貨膨脹，不管失業，所以它的借債就沒有界限。
所以應該怎麼辦呢？不能完全不讓地方政府借款，也不能沒有約束。靠市場約束是不行的，市場一看是政府專案，享受著政府的信譽，享受著將來巨額財政的兜底，而且政府手中還有各種各樣的資產可以變賣，約束就沒有效果。
然後預算法出來之後這規則下面又有很多方法在破，PPP隱性擔保之類的。我非常贊同現在財政部又出臺的新的規定，禁止擔保、禁止再做變相的融資平臺式的貸款，把它擺在桌子上，有一個總量控制。然後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各種地方政府財政的需要，
這事不能完全靠市場，因為它的原因在於市場失靈。中國經濟當中多了一個主體，同時我們也多一個手段這手段。就是說我們不僅有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我們還有一個行政調控的政策。中國經濟為什麼這些年有了這麼多的問題，但是還能夠持續發展，還沒有出現大的危機？這跟我們敢於運用一些行政手段，針對特殊問題採取一些控制地方政府行為的一些手段是分不開的。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的國情下，就是需要這樣一種特殊的制度。不能簡單的套用市場不市場的問題，企業個人一定要進一步市場化，但是地方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永遠是政府履行公共職能。在履行公共職能過程當中必須接受上一級中央的調控。
那麼現在的地方債務問題怎麼解決？我認為要在增量上進行解決。先把增量控制住，已經發生的債務逐步遞減了，未來就可以慢慢化解了。而在清理債務的過程中也要注重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比如如果清理得好的話，市場可以評更高的級，中央政府在進行分配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加以傾斜等等。
中國經濟的路還長著，我們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這些問題解決好了，我們今後會發展的更好，會更加穩定。
（整理自作者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舉辦的中國改革（2017）會暨深改五周年高層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針對特殊問題採取一些控制地方政府行為的一些手段是分不開的。在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的國情下，就是需要這樣一種特殊的制度。不能簡單的套用市場不市場的問題，企業個人一定要進一步市場化，但是地方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永遠是政府履行公共職能。在履行公共職能過程當中必須接受上一級中央的調控。
那麼現在的地方債務問題怎麼解決？我認為要在增量上進行解決。先把增量控制住，已經發生的債務逐步遞減了，未來就可以慢慢化解了。而在清理債務的過程中也要注重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比如如果清理得好的話，市場可以評更高的級，中央政府在進行分配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加以傾斜等等。
中國經濟的路還長著，我們的發展還有很大的潛力，這些問題解決好了，我們今後會發展的更好，會更加穩定。
（整理自作者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舉辦的中國改革（2017）會暨深改五周年高層研討會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