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裡的成都
細雨成都路,微塵護落花。
據門撐古木,繞屋嗓棲鴉。
入暮旋收市,淩晨即品茶。
承平風味足,楚客獨興嗟。
這是易君左的成都印象。古往今來,不少文人墨客,對成都不吝文辭,於是成都存在於小說裡,詩歌裡,散文裡。
散文裡的成都是什麼樣子?
成都印象
劉大傑
這兒也許冷,但冷得不讓結冰;也許風吹,但不讓沙石飛揚;也許有塵埃,
成都天氣,熱的時候不過熱,冷的時候不過冷,水分很多,陰晴不定,宜於養花木,不宜於養人。因此,住在成都的人,氣色沒有好的,而花木無一不好。
在汪曾祺到過的城市裡,成都是最安靜,最乾淨的。在寬平的街上走走,
舊街巷裡的成都記憶
張恨水
張恨水眼中的成都舊街道,“兩層矮矮的店鋪夾著土質的路面寬達三十丈,街旁不斷的有綠樹。走小巷,兩旁的矮牆,簇擁出綠色的竹木,稀少的行人,在土路上走著,略有步伐聲。”
到成都訪古,必到之地便是王建墓了,趙麗宏在《永陵訪古》中對王建墓有著這樣的描寫:
“王建墓就在成都市中心,大門是一座古石牌樓,橫匾上刻‘永陵’兩個楷書金字,字匾兩側是兩塊對稱紅砂石浮雕,各雕一隻展翅欲飛的鳥,非鳳非鷹,是雕刻家想像中的神鳥吧。門前有一對紅砂石獅,引人注目,石獅齜牙咧嘴,形態生動,相對而立,卻並不雷同,門右的石獅腳踩一花球,花球上有一異獸正攀援而上。這兩隻石獅造型雄奇而生動,非庸常之輩所雕。門左的石獅臉部殘缺,
相對于王建墓厚重的歷史感,寬窄巷子似乎顯得“小清新”了些,葉延濱將其看作“舊底片上重新描繪的新市井”——
寬窄巷子如此生氣勃勃,商賈雲集,文化氣氛濃烈。高檔會所、公館餐飲與下里巴人的“三大炮”“酸辣粉”小吃接踵比肩。當年在《星星》出入的青年詩人翟永明、李亞偉、石光華的西式酒吧、川菜餐館和他們的詩名一樣顯赫,迎接一波又一波外國名流與本土食客,成為此地的文化名片。川劇摺子、蓋碗香茶、變臉、書法、會所小聚······幾乎所有的成都商業文化和市井消費,在此拼接、混搭,上演一齣成都的民俗大聚焦。
在這裡我感到一種撲面而來的城市欲望,成都人的聰明,成都市井文化的斑斕,成都人豐富而多樣的生活情趣,都在這裡得到釋放和舒展。這是一個在“舊底片上重新描繪的新市井”,走在水磨板砌成的巷道上,我的記憶鑽進了另一個宅街寬巷。上世紀五十年代,老成都那些與寬窄巷子為鄰的街巷,當地人叫“少城”。“少城”曾是滿清八旗子弟在成都聚居地,因此這些街巷裡多建有達官貴人的宅子·····
市井生活
說到成都的生活,人們最離不開的應是茶館了。就連張恨水也說:“成都茶館冠天下,蓉城人士之上茶館,其需要有勝於油鹽小菜和煤者。”舊時,成都的茶館之多,堪稱全國之冠。從每一茶館附近必有配套設備——以供“流水作業”的公廁(門上有編號)數目來估算,當時人口約四十萬的成都市茶館一千家左右,平均約每四百人攤上一家。公園(如少城公園至少有三家)、風景名勝點的茶座還不計在內。
成都茶館頗能顯示這個城市的風格,服務專案特多,有賣花生、瓜子、香煙的小販,大都是小姑娘;香煙可以論支賣,這在別處也很少見。而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20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人家祠堂內,或在什麼公所內,桌子總在40張以上。
一部川台的自製劇《幸福趴耳朵》,將“趴耳朵”這個帶有成都特色的詞彙詮釋得有滋有味,深入人心。
許多人不知,它也曾是一種交通工具,這種“趴耳朵”,原先是老公帶老婆出門用的,比如去菜市場買菜呀。老公蹬車,老婆坐車,很安逸。為什麼叫“趴耳朵”,是說老公怕老婆,或者說愛老婆,耳根子軟,一切聽老婆的。成都話管軟叫“趴”,“趴耳朵”就是軟耳朵,尤似當下的“氣管炎”(妻管嚴)。再後來,在成都交通工具不發達且人人都窮的日子裡,這種專供老婆用的“趴耳朵”,被挖掘出載客掙錢的特異功能,於是成都的大街小巷,“趴耳朵”車水馬龍。
熱愛生活的成都人
生活至上的成都人從不願辜負陽光,暖陽普照時,你要找人談工作吧,他多半會說,算了吧,改個時間再說,我要喝茶曬太陽去。這時候你要召集會議吧,大夥准會爭相坐在會議室門外的太陽壩裡。更不要在這時去乘坐三輪車,那師傅兀自躺在自家的車椅上,恐怕懶得哼一聲睜一下眼皮。這時候你最好就是隨便跨進哪家茶館的院壩裡,那沖茶的老師傅這會兒也特別腿勤手快吆喝得歡,滿臉光輝燦爛笑成金絲菊。
成都人多數健談。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為有“話”可講。成都人喜歡掉文,別地人也有掉文現象,但不如成都普遍,也不如成都掉文現象之隨處可見。例如,別的城市,牆上不許招貼的,就只是協商:“不准招貼”四字;在成都我卻看到幾處:“此處不准招貼,君子務須自重!”在東城根街的一條小街上,還見過“此牆上,禁招貼,飛飛兒,貼即扯”等字樣。開頭不知“飛飛兒”為何物,後來才找到飛飛兒就是小紙條。寫字樣的小告示的人顯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也要耍點文字,可見,掉文是一種市風。
成都人把生活過得講究、閒適,這種“生活至上”的理念,已經深入城市肌理,不分年齡亦無關文化層次。
何滿子
好比何滿子筆下的看門大爺,生活也不失愜意、滋味——
看門大爺通常是老年人,已經不能承受過重的勞動,只能幹這種清閒的職務。他們都坐在大門至二門之間的過道裡,一張有靠背的竹椅,一支旱煙杆,或葉子煙,似乎春夏秋冬都有一個沒有加蓋的小火籃,冷天用於取暖,當然同時可以用以點煙;熱天則用以點煙,有時也燃著柏子、菖蒲等驅蟲藥,他們的衣服當然大都劣質粗劣,但卻不失整潔。有些看門大爺也略識文字,戴著老光眼鏡看市上小攤上常見的唱本之類以消閒。他們起著傳達和門衛的雙重職責,來客則通報或欄駕,並且制止宵小的人闖入和頑童進門喧鬧。
這是文人記憶中的成都,這是散文裡的成都;也許,成都本來就是一篇寫不完的散文詩……
當年在《星星》出入的青年詩人翟永明、李亞偉、石光華的西式酒吧、川菜餐館和他們的詩名一樣顯赫,迎接一波又一波外國名流與本土食客,成為此地的文化名片。川劇摺子、蓋碗香茶、變臉、書法、會所小聚······幾乎所有的成都商業文化和市井消費,在此拼接、混搭,上演一齣成都的民俗大聚焦。在這裡我感到一種撲面而來的城市欲望,成都人的聰明,成都市井文化的斑斕,成都人豐富而多樣的生活情趣,都在這裡得到釋放和舒展。這是一個在“舊底片上重新描繪的新市井”,走在水磨板砌成的巷道上,我的記憶鑽進了另一個宅街寬巷。上世紀五十年代,老成都那些與寬窄巷子為鄰的街巷,當地人叫“少城”。“少城”曾是滿清八旗子弟在成都聚居地,因此這些街巷裡多建有達官貴人的宅子·····
市井生活
說到成都的生活,人們最離不開的應是茶館了。就連張恨水也說:“成都茶館冠天下,蓉城人士之上茶館,其需要有勝於油鹽小菜和煤者。”舊時,成都的茶館之多,堪稱全國之冠。從每一茶館附近必有配套設備——以供“流水作業”的公廁(門上有編號)數目來估算,當時人口約四十萬的成都市茶館一千家左右,平均約每四百人攤上一家。公園(如少城公園至少有三家)、風景名勝點的茶座還不計在內。
成都茶館頗能顯示這個城市的風格,服務專案特多,有賣花生、瓜子、香煙的小販,大都是小姑娘;香煙可以論支賣,這在別處也很少見。而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20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人家祠堂內,或在什麼公所內,桌子總在40張以上。
一部川台的自製劇《幸福趴耳朵》,將“趴耳朵”這個帶有成都特色的詞彙詮釋得有滋有味,深入人心。
許多人不知,它也曾是一種交通工具,這種“趴耳朵”,原先是老公帶老婆出門用的,比如去菜市場買菜呀。老公蹬車,老婆坐車,很安逸。為什麼叫“趴耳朵”,是說老公怕老婆,或者說愛老婆,耳根子軟,一切聽老婆的。成都話管軟叫“趴”,“趴耳朵”就是軟耳朵,尤似當下的“氣管炎”(妻管嚴)。再後來,在成都交通工具不發達且人人都窮的日子裡,這種專供老婆用的“趴耳朵”,被挖掘出載客掙錢的特異功能,於是成都的大街小巷,“趴耳朵”車水馬龍。
熱愛生活的成都人
生活至上的成都人從不願辜負陽光,暖陽普照時,你要找人談工作吧,他多半會說,算了吧,改個時間再說,我要喝茶曬太陽去。這時候你要召集會議吧,大夥准會爭相坐在會議室門外的太陽壩裡。更不要在這時去乘坐三輪車,那師傅兀自躺在自家的車椅上,恐怕懶得哼一聲睜一下眼皮。這時候你最好就是隨便跨進哪家茶館的院壩裡,那沖茶的老師傅這會兒也特別腿勤手快吆喝得歡,滿臉光輝燦爛笑成金絲菊。
成都人多數健談。文化高的地方都如此,因為有“話”可講。成都人喜歡掉文,別地人也有掉文現象,但不如成都普遍,也不如成都掉文現象之隨處可見。例如,別的城市,牆上不許招貼的,就只是協商:“不准招貼”四字;在成都我卻看到幾處:“此處不准招貼,君子務須自重!”在東城根街的一條小街上,還見過“此牆上,禁招貼,飛飛兒,貼即扯”等字樣。開頭不知“飛飛兒”為何物,後來才找到飛飛兒就是小紙條。寫字樣的小告示的人顯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也要耍點文字,可見,掉文是一種市風。
成都人把生活過得講究、閒適,這種“生活至上”的理念,已經深入城市肌理,不分年齡亦無關文化層次。
何滿子
好比何滿子筆下的看門大爺,生活也不失愜意、滋味——
看門大爺通常是老年人,已經不能承受過重的勞動,只能幹這種清閒的職務。他們都坐在大門至二門之間的過道裡,一張有靠背的竹椅,一支旱煙杆,或葉子煙,似乎春夏秋冬都有一個沒有加蓋的小火籃,冷天用於取暖,當然同時可以用以點煙;熱天則用以點煙,有時也燃著柏子、菖蒲等驅蟲藥,他們的衣服當然大都劣質粗劣,但卻不失整潔。有些看門大爺也略識文字,戴著老光眼鏡看市上小攤上常見的唱本之類以消閒。他們起著傳達和門衛的雙重職責,來客則通報或欄駕,並且制止宵小的人闖入和頑童進門喧鬧。
這是文人記憶中的成都,這是散文裡的成都;也許,成都本來就是一篇寫不完的散文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