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倫理學家的蔡元培
《中國倫理學史》
作者：蔡元培
版本：東方出版社 2012年7月
《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初版書影（講談社，1920）
在現代中國教育史上，蔡元培以其對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的成功改造，而“開出一種風氣，
從“道德革命”到“倫理立科”
所謂“道德革命”，是指“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進化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下，
“道德革命”除去引起思想震盪與輿論風暴，並且轉化成為現實的革命行動以外，
以“異方學說”與“固有思想”相為衡准
蔡元培對現代中國倫理學的貢獻首在《中國倫理學史》的寫作。這是因為截至該書出版的1910年，“吾國夙重倫理學，而至今顧尚無倫理學史”（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序例》），而此書正是不折不扣的首部國人自著的“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對倫理學的關注其來有自。在梁啟超發起“道德革命”的1902年，蔡元培曾到日本短期遊歷，並在同年為麥鼎華所譯日人元良勇次郎的《中等倫理學》一書作序。而從1902年到1906年啟程前往德國遊學，他在此期間更是先出版了所譯德人科培爾的《哲學要領》與日人井上圓了的《妖怪學講義》兩部著作，繼而與張元濟、高鳳謙共同校訂了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修身教科書》一、二兩冊，後又完成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一書的寫作。而在德國遊學時，蔡元培更是以一譯一著兩部倫理學著作享譽於世，所譯為德人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所著即《中國倫理學史》。在《中國倫理學史》出版的次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蔡元培聞訊旋即中斷遊學生涯，歸國參與中華民國的締造工作，並於次年出任臨時教育總長。
《中國倫理學史》之所以具有標誌意義，不僅因其是蔡元培晚清時期的學術代表作，是國人寫作倫理學史的開山之作，更因其是現代學術精神、道德意識與文化品格的結晶，是考察彼時“新學”邏輯、脈絡與關懷的重要樣本。
在蔡元培看來，“苟無學術史，則凡前人之知，無以為後學之憑藉，以益求進步”。具體到倫理學界，“邇際倫理界懷疑時代之托始，異方學說之分道而輸入者，如槃如燭，幾有互相衝突之勢”。蔡元培擔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統以相為衡准，則益將彷徨于歧路”（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序例》）。於是，他在萊比錫大學的課餘時間便開始寫作《中國倫理學史》。而在德國對西方學說的系統研習，加之其本有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國倫理問題時的眼界較之此前一個時期的“道德革命”論述可以更上層樓。
貫穿于《中國倫理學史》中的主線，即蔡元培提出的以“異方學說”與“固有思想”相為衡准的主張。這既是晚清“新學”人士受到進化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普遍產生的一種歷史意識與文化觀念，同時也包含了蔡元培個人的獨到思考。一方面，倫理學意識的勃發與倫理學史的認知框架乃是西學刺激的產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時人之處在於其並非僅以西學為批判中國舊說的工具，而對西學本身同樣能持一種歷史的分析態度，將“分道輸入”的西方倫理學說條分縷析，加以把握，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相為衡准，最終在相互參照的視野中形成對“中國倫理學”的準確認識。
在《中國倫理學史》中，蔡元培將中國倫理學史分為“先秦創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與“宋明理學時代”三期。至於有清一代的倫理學，他則僅在“附錄”中提示了戴震、黃宗羲與俞正燮三家學說。清代倫理學不入蔡元培的法眼，乃是因為“本朝有講學之禁”（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宋明理學時代》），所以學術思想創獲無多。而之所以特別標舉戴、黃、俞三家，在於他們“已漸脫有宋以來理學之羈絆，是殆為自由思想之先聲”（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附錄》）。可見對“中國倫理學”未來應當的走向，蔡元培未嘗沒有自家主張。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其時頗多學術史家對晚清以降的“新學”大都給予積極評價不同，蔡元培雖也表彰其功，但卻不無保留意見。他並不滿意在此前一個時期的“道德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將西方倫理學說工具化的傾向。他以為無論對西方倫理學，還是對中國倫理學，都應當加以專門研究，方才能夠產生思想效力與道德效應。而《中國倫理學史》便正是他為此做出的努力。
知行合一的“成人”道路
除去寫作《中國倫理學史》，蔡元培還著譯有多種直接指導倫理實踐的著作。他的譯作《倫理學原理》被多所新式學堂選定為教科書。而其自著的《中學修身教科書》與《華工學校講義》等著述，也同樣大受歡迎。
蔡元培在歷史上的形象幾乎定格在他作為永遠的“北大校長”上。此舉固有一定偏頗，但也反映了蔡元培一生思想與事功最為卓著的時期當是他在北大校長任上。1916年應時任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邀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此後，他的十年校長生涯與次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便是一段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了。
1920年，北大新潮社編輯出版了上、下兩卷本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這是蔡元培的言論首次被系統整理出來。爾後，此書成為了蔡元培行銷最廣的一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收錄的六類八十四篇文章中，涉及倫理問題者佔據了相當篇幅。蔡元培談教育，談學術，談政治形勢，談輿論事件，在在離不開對人的倫理境況及其改造途徑的關注。而此時蔡元培的倫理觀念已經與晚清時期流行的“新民”論述拉開了距離。如果說後者的核心關懷在於如何通過建設現代倫理而使國人成為現代“國民”的話，那麼蔡元培的思考與追求則可以歸結為對“成人”問題的全方位與多層次的探索上，至於“國民”意識及其行為準則的養成，則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中的理論結晶與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實踐，正是一場旨在使國人真正“成人”的偉大嘗試。
蔡元培不但“立言”，而且“立行”。1918年，他在北大率先發起成立“進德會”，號召“眾濁獨清之士”團結起來，一道秉持現代道德戒律。可見蔡元培其時已是“公德”與“私德”並重，且都作則垂範。
“立言”也好，“立行”也罷，蔡元培歸根結底乃在“立德”。而只有將蔡元培的“進德”努力，與其在現代教育和現代學術上的貢獻合而觀之，方才是其完整的“新文化”思路。“新教育”與“新學術”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成人”。而只有“人成德進”，方才能有真正的“新文化”。
□李浴洋
而彼時的蔡元培雖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遊學，但並未褪去晚清“革命黨人”的印記。也就是說，討論倫理學這一學科在晚清的興起與發展，不應忽略“倫理立科”背後對“道德革命”一以貫之的追求。換句話說，在蔡元培等人眼中，倫理學固然是一門學問，但卻無時無刻不與“新民”理想，甚至現代中國的前途命運攸關。以“異方學說”與“固有思想”相為衡准
蔡元培對現代中國倫理學的貢獻首在《中國倫理學史》的寫作。這是因為截至該書出版的1910年，“吾國夙重倫理學，而至今顧尚無倫理學史”（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序例》），而此書正是不折不扣的首部國人自著的“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對倫理學的關注其來有自。在梁啟超發起“道德革命”的1902年，蔡元培曾到日本短期遊歷，並在同年為麥鼎華所譯日人元良勇次郎的《中等倫理學》一書作序。而從1902年到1906年啟程前往德國遊學，他在此期間更是先出版了所譯德人科培爾的《哲學要領》與日人井上圓了的《妖怪學講義》兩部著作，繼而與張元濟、高鳳謙共同校訂了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修身教科書》一、二兩冊，後又完成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一書的寫作。而在德國遊學時，蔡元培更是以一譯一著兩部倫理學著作享譽於世，所譯為德人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所著即《中國倫理學史》。在《中國倫理學史》出版的次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蔡元培聞訊旋即中斷遊學生涯，歸國參與中華民國的締造工作，並於次年出任臨時教育總長。
《中國倫理學史》之所以具有標誌意義，不僅因其是蔡元培晚清時期的學術代表作，是國人寫作倫理學史的開山之作，更因其是現代學術精神、道德意識與文化品格的結晶，是考察彼時“新學”邏輯、脈絡與關懷的重要樣本。
在蔡元培看來，“苟無學術史，則凡前人之知，無以為後學之憑藉，以益求進步”。具體到倫理學界，“邇際倫理界懷疑時代之托始，異方學說之分道而輸入者，如槃如燭，幾有互相衝突之勢”。蔡元培擔心“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統以相為衡准，則益將彷徨于歧路”（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序例》）。於是，他在萊比錫大學的課餘時間便開始寫作《中國倫理學史》。而在德國對西方學說的系統研習，加之其本有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使得蔡元培在看待中國倫理問題時的眼界較之此前一個時期的“道德革命”論述可以更上層樓。
貫穿于《中國倫理學史》中的主線，即蔡元培提出的以“異方學說”與“固有思想”相為衡准的主張。這既是晚清“新學”人士受到進化論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而普遍產生的一種歷史意識與文化觀念，同時也包含了蔡元培個人的獨到思考。一方面，倫理學意識的勃發與倫理學史的認知框架乃是西學刺激的產物；但另一方面，蔡元培超拔時人之處在於其並非僅以西學為批判中國舊說的工具，而對西學本身同樣能持一種歷史的分析態度，將“分道輸入”的西方倫理學說條分縷析，加以把握，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相為衡准，最終在相互參照的視野中形成對“中國倫理學”的準確認識。
在《中國倫理學史》中，蔡元培將中國倫理學史分為“先秦創始時代”、“漢唐繼承時代”與“宋明理學時代”三期。至於有清一代的倫理學，他則僅在“附錄”中提示了戴震、黃宗羲與俞正燮三家學說。清代倫理學不入蔡元培的法眼，乃是因為“本朝有講學之禁”（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宋明理學時代》），所以學術思想創獲無多。而之所以特別標舉戴、黃、俞三家，在於他們“已漸脫有宋以來理學之羈絆，是殆為自由思想之先聲”（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附錄》）。可見對“中國倫理學”未來應當的走向，蔡元培未嘗沒有自家主張。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其時頗多學術史家對晚清以降的“新學”大都給予積極評價不同，蔡元培雖也表彰其功，但卻不無保留意見。他並不滿意在此前一個時期的“道德革命”中表現出來的將西方倫理學說工具化的傾向。他以為無論對西方倫理學，還是對中國倫理學，都應當加以專門研究，方才能夠產生思想效力與道德效應。而《中國倫理學史》便正是他為此做出的努力。
知行合一的“成人”道路
除去寫作《中國倫理學史》，蔡元培還著譯有多種直接指導倫理實踐的著作。他的譯作《倫理學原理》被多所新式學堂選定為教科書。而其自著的《中學修身教科書》與《華工學校講義》等著述，也同樣大受歡迎。
蔡元培在歷史上的形象幾乎定格在他作為永遠的“北大校長”上。此舉固有一定偏頗，但也反映了蔡元培一生思想與事功最為卓著的時期當是他在北大校長任上。1916年應時任教育總長范源濂的邀請，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此後，他的十年校長生涯與次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便是一段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了。
1920年，北大新潮社編輯出版了上、下兩卷本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這是蔡元培的言論首次被系統整理出來。爾後，此書成為了蔡元培行銷最廣的一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收錄的六類八十四篇文章中，涉及倫理問題者佔據了相當篇幅。蔡元培談教育，談學術，談政治形勢，談輿論事件，在在離不開對人的倫理境況及其改造途徑的關注。而此時蔡元培的倫理觀念已經與晚清時期流行的“新民”論述拉開了距離。如果說後者的核心關懷在於如何通過建設現代倫理而使國人成為現代“國民”的話，那麼蔡元培的思考與追求則可以歸結為對“成人”問題的全方位與多層次的探索上，至於“國民”意識及其行為準則的養成，則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中的理論結晶與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實踐，正是一場旨在使國人真正“成人”的偉大嘗試。
蔡元培不但“立言”，而且“立行”。1918年，他在北大率先發起成立“進德會”，號召“眾濁獨清之士”團結起來，一道秉持現代道德戒律。可見蔡元培其時已是“公德”與“私德”並重，且都作則垂範。
“立言”也好，“立行”也罷，蔡元培歸根結底乃在“立德”。而只有將蔡元培的“進德”努力，與其在現代教育和現代學術上的貢獻合而觀之，方才是其完整的“新文化”思路。“新教育”與“新學術”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成人”。而只有“人成德進”，方才能有真正的“新文化”。
□李浴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