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者訪談】李康：我是一個亂讀書的人，社科譯者需要亂讀書的素質
“譯者”似乎一直是一個相對低調的職業，他們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許是儘量使自己趨近於透明，把一個更真實的原作者呈現出來。但我們這次想要把他們從原作者的背後帶到台前，
人們所熟知的譯者大都是老一輩的翻譯家：傅雷、楊絳、草嬰、朱生豪、錢春綺、柳鳴九……他們最早把一批世界經典作品帶入了中國。相比起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可能也越加忽視了譯者的地位。每每聽到和譯者有關的消息，大多與負面內容有關。這也將一些問題擺在了眼前：何為優秀的翻譯？翻譯自由度的底線何在？翻譯又如何應對網路和流行文化？
我們選擇了一些當代的優秀譯者，他們大都正值壯年，耕耘在不同語言的土壤中，已經饒有成就，並且依然處於旺盛的產出期。文學、歷史、哲學、法學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譯者的翻譯故事、探討翻譯相關問題的同題問答，以及譯者本人推薦的自己的代表譯作。
我們稱之為“新譯者訪談”系列，這裡的“新”對應的是讀者們更為熟悉的老一代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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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嘗試翻譯是為了完成作業
李康並非出身書香門第，也不是翻譯世家，但在他看來，走上翻譯之路卻多少有些“命中註定”的意味。
兒時的李康就對知識有著狂熱的的追求，連各種犄角旮旯裡的冷知識也不放過。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工科大學生，家裡最多的反而是《半月談》《新華文摘》這樣的時政期刊。
這樣持續對知識的索取，很快有了成效。初一的時候，李康就成為了全校百科知識競賽的冠軍，在前三名的合影裡，亞軍和季軍都是高三的瘦高個兒，中間夾著一個圓圓臉笑眯眯的小胖子。後來，他又跑去參加其他的知識競賽，翻遍了辭海和手頭的報紙，還專門跑去杭州解放路的新華書店裡翻書，
李康的英文一直很好，考大學時，他填報的第一志願是復旦大學英文系，卻沒有被錄取，學校給出的理由是，
那一年李康是杭州的高考狀元，他的父親和中學的教導主任不能接受他就這樣被復旦拒之門外，他們一起找去了復旦的招生辦。招辦的負責人說，接收可以，但只能調劑到社會學專業。父親打電話給李康打電話問他，“現在有社會學可以去，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東西挺危險，你要不要去？”“沒關係，我去。”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社會學到底是什麼樣的學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中西方文化比較曾一度很流行，央視的電視系列片《河殤》風靡全國，上中學的李康偶爾會寫寫時評和書評，這讓他對社科類的專業有了一些模糊的認識和嚮往。
在復旦讀書的日子，李康似乎又像回到了兒時在家中瘋狂汲取知識的年代。在學校裡，沒有人系統地帶著他讀書，他就整天泡在圖書館裡，各種哲學歷史文學國關的概論通史一通兒亂翻，進行自我“通識教育”，“學問談不上增進，卻誤打誤撞地對日後的翻譯有所助益，遇到專名、定譯知道該到哪兒去查，對於別人譯著裡的硬傷也更敏感。”
“復旦的圖書館經常低價處理各種外文舊書，很便宜，都是精裝的原版教材，經濟學原理、國際關係綱要、文化人類學導論什麼的，我前後買過十幾本，抱回宿舍一點點啃，看不懂就查字典，那時候剛出了陸谷孫的《英漢大詞典》的大字版，還不是後來的縮印本。”除了看書，李康還把大把時間用來背單詞，當時還沒有新東方，沒有紅寶書，他背的單詞書是章揚恕編的《兩萬分級詞彙》，書中按照詞頻把每一千個單詞分成一級，一共是二十級，李康刷了五六遍，把兩萬個單詞都背下來了。他說那時候背單詞不是為了考試，留學更是想都沒想過，就是純粹打發上課或開會學習時的大量無聊時間，現在想來又可笑，又有點可憐，但是很快樂。
第一次嘗試翻譯是為了完成作業。“當時有一門課叫做社會保障，要做一個作業，我選的題目就是比較歐美主要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這個題目非常大，我也找不到什麼書，就在三十卷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裡找到社會保障這個詞條，一篇文章有幾十頁，我從頭到尾讀下來，撿重點翻譯、整理，交給老師的時候，我就明說了，這是我從詞條編譯出來的，老師聽了反而大喜，因為很多詞條單拎出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綜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在復旦的四年，李康參加了很多演講辯論比賽，畢業那年，作為學校的最佳辯手，他有機會去新加坡參加辯論賽，但是他沒去，同時也放棄了留滬讀研和回杭州報社工作的機會，他想換個地方“尋找在學術上繼續發展的可能性”，於是他去考了北大的研究生。他忐忑地托在京的高中同學打探自己的初試成績，得知自己考了第三，第二是北大本系畢業，工作了幾年又考回來的實力派，叫周飛舟；而第一名，簡直是天外飛仙，人大社會學應屆畢業，比第二名高出四五十分，叫李猛。
那是李康第一次拿起紙筆給陌生人寫信，他向李猛“求問學習經驗”。李猛並沒有讓他失望，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李康披著那陣子“耍酷”一直穿著的父親那件“為人民服務”藍色勞保服，坐在復旦大學的收發室臺階上，讀完了一封信息量極大的回信。他讀完信，在大太陽底下呆坐良久，他隱隱覺得，自己的大學四年白過了。這封信裡，李猛介紹了自己在人大四年的讀書領域和有待彌補的“短板”，行文簡潔低調，卻讓李康覺得，自己的閱讀毫無系統可言，和人家相比，差了好遠。
翻譯的第一本書就選布迪厄，真是“吃了豹子膽”
來到北大繼續深造，李康才算開始有系統的閱讀學生領域的書籍。他坐在文科教研閱覽室和西文新書閱覽室裡，邊讀邊譯地記下了鮑曼《後現代性的蘊示》、貝克《風險社會》、弗裡斯比的齊美爾研究系列及身體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方面一些當代社會理論英文原著的閱讀筆記。從小跟隨到處現場設計施工的父母走南闖北的他，或許把無根的火車旅行鑄成了自己的身體記憶，讀著充滿鄉愁情懷的（後）現代性研究就仿佛在尋找家園，也在對齊美爾、福柯、戈夫曼、埃利亞斯、鮑曼等人著述的初步接觸中，領略到被喬納森·特納式美國教材搞得寡淡無味的社會學理論之外的別樣天地。
當年給他回信的“筆友”，如今成為了他的室友。當時還不會騎自行車的李康，正是靠著室友李猛從北圖（現國圖）和歌德學院借回來的書籍，接觸到了日後令其迷醉其中的法國新史學。在導師孫立平的讀書課上，在變宿舍為課室的“麻雀”讀書小組上，他也分工翻譯和報告了一些關於近現代農村基層政權和城市單位制的海外中國研究文獻。那時候大家還沒有筆記型電腦，讀書筆記都是記在紙質的筆記本上，無法像在電腦上一樣輕鬆地反復修改，這反而練就了李康的翻譯功夫，下筆的時候，一個英文長句的結構他已了然於胸，長句的拆解、從句的倒樁一氣呵成，落在紙上的就已經是通順流暢的中文。
研究生二年級時，李康和李猛共同翻譯起了他們的第一本譯作——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導引》，出版的時候改名叫《實踐與反思》。“分工不按章，按小節，我譯一三五，他譯二四六，我在紙上寫，他也在紙上寫，寫完我們兩個立刻相互校對，這樣才能保證下一節的術語譯法是統一的。關於術語應該怎麼翻譯，我們倆可以立刻討論，討論完也未必有一個確定的答案，譯著譯著可能就發現之前的譯法可能不好，需要改。但是拆句的習慣，兩個人的差別就太大了，需要反復調整。他覺得我愛生造新詞，我覺得他有一些‘第一開始’之類的奇怪表述。當時他朋友有一台筆記型電腦，負責錄入，電子稿列印出來，再校，就這樣，這本書前前後後做了八九個月，每一頁都改得密密麻麻。”
回憶起自己的“處☆禁☆女作”，李康也不禁對比起今天的一些翻譯狀況，如今的許多譯著是由老師帶著幾個學生分工翻譯，且不論老師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統稿校對，學生之間也無法保證全書術語統一、文氣通暢。“更何況，又能有幾個人做得到這樣頻繁、即時、完全不顧及情面的直爽交流？”
這部“處☆禁☆女作”在學界贏得了不錯的反響，有關知識份子、社會科學與轉型改革的關係在當時大陸學界討論甚多，而資本、慣習、場域等核心概念也影響廣泛。“譯的時候並沒覺得它特別難，但現在看來，我們兩個新手一上路就挑這本書來譯，真是吃了豹子膽。這本書其實非常難，經常是一整段一個句號，四五行一個逗號，破折號層層疊疊，裡面充滿了各種術語，都需要背景知識。李猛本身學養很好，我則是一個亂讀書的人，我覺得社科譯者特別需要的就是這種亂讀書的素質，這樣你才能在別人看來普通的詞裡面發現術語，並知道去哪兒查這個術語，這是一個雜家才有的素質。”李康說，有一次為了查一個典故細節，他看完了一整本《包法利夫人》，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時光無法倒流，我恨盧梭”
開頭如此，後來便一發不可收拾，李康在隨後又翻譯了大量的譯作，包括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集大成之作《社會的構成》，塗爾幹觀念史和制度史交融的典範之作《教育思想的演進》，《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和《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兩部合計超過120萬字的大部頭工具書，還有總計十四冊的“社會理論新視野”叢書中的十本，對於翻譯工作，李康說自己“不想主持，不會拒絕，只有老老實實地填坑”。李康曾三次到海外訪學，每一次都暗自下決心說不再翻譯、專注學業，但如果能夠履行諾言，也就不必反復下決心了。相反，他最開心、最沒有功利性的一本譯作，正是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完成的。
“在哈佛的那個冬天我摔斷了腿，有一兩個月困在輪椅上，憋得慌，有一天看到一本很無厘頭的小冊子，叫《塗爾幹死了》，假想一幫社會理論家聚在一起搞了一個大新聞，福爾摩斯去破案，每個人的言論和做派勉強貼合了其思想學說。於是我就每天譯一些，用燕京學社所在樓的諧音販蛇哥為網名，在一個社會學論壇上連載，再加上些自己的點評。回國後發現這本書居然出了中譯本，當然不是我譯的，但那段日子真的很快樂。”
而最心酸的翻譯經歷要數盧梭的《論政治經濟》，“倒不是傷心它沒出版，那時兒子三歲，我們一家人住在一套一居室的青年公寓裡。平時我在陽臺工作，供暖季節就搬到廚房。所謂的廚房總共也就兩三平米，晚上做完飯收拾完，我就關起門來，在廚房裡支起一個折疊小方桌，搬個小板凳，坐在裡面打開筆記本翻譯。孩子常常想找我玩兒，再加上我身邊的小架子上放著各種餅乾零食，於是他時不時就會跑來拍門，央求我從門縫塞片餅乾過去，我得抵住門不讓他進來搗亂。有一次我以為他走了，其實他躲在門口想偷溜進來，我抵住的門夾了他的小指頭……他現在已經長大，時光無法倒流，我恨盧梭。”
李康坦承，自己與翻譯之間，一直有一種後悔做但又反復投入去做的愛恨糾結，如今說“要是畢業後專心研究著作，至少博士論文已經修改出書”已屬無謂假設，至於今後，無論出於主觀意願，還是職稱評審制度的客觀約束，李康應該一段時間內不會再做翻譯了。
“現在的出版社總是太著急，不給你時間冷卻”
從第一本譯著開始計算，李康如今翻譯的著作累計起來也有一千二三百萬字了，他希望能通過這些譯著，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術語體系，能夠讓從大一到博士各個階段的學生能在統一的術語系統下讀到適合自己的理論著作，讓他們有閱讀的連慣性和回憶的可能性。大一讀社會學概論，大二第一學期讀西方理論的入門書籍，高本和碩士生做進階閱讀，到了博士階段讀各種指南手冊（handbook和companion），一直到最後讀針對某一個理論家的深入研究。“雖然現在很多學生完全有能力直接讀原著，但建立一個母語的術語系統依然是很必要的，這不僅是為了所謂本土化、文化自信，而是因為恰恰在中外兩套術語系統的轉換過程中那些不能一一對應的地方，那些走偏、不適的地方，隱藏著理論的生長點。”
要建立一套術語系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做好索引（譯名表），李康說，現在有一些出版社直接把譯著最後的索引刪掉，這是令人髮指的，而即便沒有刪掉，大多數的譯著都是直接把原書的索引影印過來，或者直接逐條翻譯出來。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直接翻譯的譯名表一定是中-外對照的，外文名在前，中文名在後，而如果一個中文讀者想去查某個術語，他需要的一定是一個中-外對照的譯名表。所以李康在翻譯時，所有的譯名表都重新製作。這不僅是中英文顛倒位置的機械工作，還涉及到頁碼的重新編排，尤其一些一對多或者多對一的情況需要特別注意，以免發生混亂。李康有時還會在原書索引的基礎上，加入一些他認為重要的術語，“這樣才是真正對讀者有説明的索引，否則就只是個擺設。”
術語的翻譯幾乎是社科翻譯的核心工作，譯者首先要能從文中辨識出術語，並將之凸顯，做陌生化處理。李康以哲學家葉秀山為例，葉秀山在討論古希臘哲學時，會把所有的術語，甚至人們認為的尋常詞語都加上引號，起到突出強調的作用。什麼叫陌生化處理？李康說，就是對一個詞的翻譯可能會讓讀者覺得這個譯者不會說中國話。比如布迪厄的經典概念“habitus”，中文翻譯叫做“慣習”，為什麼不能譯成“習慣”？因為如果翻譯成習慣，下文中又出現habit，兩個詞就無法區分了。有時候在翻譯一個術語的時候，譯者確實能夠找到一個相對應的中文日常詞彙，但是很多英文詞都可以對應同一個日常詞彙，這時候就需要對加以區分。這又是社科翻譯和文學翻譯的不同之處，在文學翻譯中，對於原文中反復出現的詞，為了增加語言的豐富性，可能會選擇不同的中文詞彙來翻譯；而在社科翻譯中這是絕對不允許的，社科翻譯要求一一對應，因此就要選擇更具有細微辨析力的表達方式。
二十年過去了，李康的很多譯作也都陸續再版，再版前他會親自重新校對，也會陸續進行一些修訂，“譯完之後冷卻一段時間再回頭去看是最好的，製造了陌生感，才能發現自己的問題，但是現在的出版社都是有週期要求的，太著急了，它不給你時間冷卻。”在李康看來，社科翻譯不像文學翻譯，再版時的很多修改並不能叫糾錯，而是譯者經過幾年的研習，或者對作者的其他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或者將他的著作與其他學者關聯起來，建立了新的思想圖譜，又或者對某人的研究範式發生了變化，這時再回過頭去看會發現，某個術語用另外一個詞來表示可能更準確。比如老一輩的翻譯家可能沒接觸過太多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等思潮，而後來的譯者則可以在一個相對更完備的術語系統裡去理解和翻譯術語。中國大陸學界的術語翻譯也受到了港臺學界的影響，有的港臺譯法可以借鑒，有的也要做出區分。
“用從心靈雞湯和網路美文中獲得的中文訓練來對付學術翻譯是不行的”
作為北大福柯讀書小組的成員，李康也翻譯過40篇福柯的作品，多是相對口語化的訪談錄，由於種種原因，由李康、李猛、吳飛等人共同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福柯文選”出版計畫一再擱淺，而隨著汪民安主編的、從法語原文翻譯過來的三卷本《福柯文選》於去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也有很多人向李康詢問，他們的“福柯文選”什麼時候出版，兩個版本哪個更好。
對於這個問題，李康的回答是，在文學翻譯中特別講究要從第一語言直接翻譯，而在社科翻譯中，情況則要具體分析，甚至有人說，德國的大學生讀哈貝馬斯，或者霍克海默、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也寧願去讀英文翻譯。“早年外語人才有限，從英文版翻譯是最常見的，後來我們覺得福柯是個法國人，最好從法語原文翻譯，但是它的《知識考古學》就是從法語原文翻譯的，中譯本幾乎是不可讀的，兩位譯者確實懂法語，但沒有理論基礎，不瞭解整個思想史的背景，因而根本無法辨認出哪些是術語。我個人認為，如果不能做到十全十美，還不如讓一個學術專業人士從英文版翻譯。”近些年來，留法、留德的學生也越來越多，也能找到很多在歐洲大陸受過學術訓練的譯者，轉譯的問題似乎不像以前那麼突出的，然而在李康看來，包括他自己在內，很多時候譯文品質會受制于譯者的中文水準，年輕譯者成長于碎片化的閱讀時代，習慣了讀圖、看短文章，對中文長句的駕馭能力明顯降低了，詞彙也變得越來越貧乏，“用從心靈雞湯和網路美文中獲得的中文訓練來對付學術翻譯是不行的，那不算是好的中文”。
學術翻譯並不意味著語言風格要像一本白開水，在李康看來，學術翻譯的語言風格首先要符合思想家的風格，德國和法國的思想家風格就相去甚遠，這要求譯者能夠靈活掌握多種風格。如果是社會研究類的著作，該口語化、該俗的地方要能俗下去，比如在翻譯社會學、人類學的很多田野調查訪談時，就不能還用正兒八經的書面語了。與之相對地，如果翻譯比較嚴肅的作品，文字的典雅度跟不上也會成為問題，李康認為在這一點上臺灣譯者的訓練就比大陸要強，他很欣賞臺灣譯者彭淮棟的文筆，儘管也有人對他的譯文持有異議，覺得讀起來比較古奧，甚至有時會為了追求“雅”而犧牲“信”，但李康還是發現了很多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
李康的譯著很多，原創的學術研究卻很少，他說翻譯有助於教學和研究，但並不太有助於寫作，看得越多，越不敢寫，加之翻譯注重細節，局部漸次推進，偏于擬合原意；而寫作講求格局，整體宏觀把握，最好別出心裁，二者氣象也有異。“各種新範式的引入，新書的推介，和前沿思想的整合，這些都得益於我從事的翻譯工作，也有助於教學；但到了自己寫東西的時候，就會想要不斷地納入新的思想和理論，搞不好總是反復在做文獻綜述，感覺永遠也寫不完。很多德高望重的譯者都留下了代序性質的學術概論，作為小品不可謂不精彩，但要寫一部完整的書，反而倒經常很困難。”
但反過來說，李康認為研究也有助於翻譯，譯者本身的研究取向直接影響著他對譯作的選擇和處理方式。2010年李康翻譯的《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出版，這本書在李康翻譯的社會學著作中是一個異類。作者特斯特運用大量文學材料，卡爾維諾、昆德拉和卡夫卡的小說，來研究現當代人的精神困境，與傳統的社會學著作不同，特斯特使用了一套新的術語系統，替換了美國主流社會學的核心範疇，不再用結構、行動、功能這些詞。而開始用界限、認同、矛盾（ambivalence），特斯特用富有文學性的筆法重新探討了主流社會學所研究的核心主題，試圖建立一種韋伯、塗爾幹以外的，詩性的社會學源流，其文字風格不單單是一種寫作技巧，用這樣的文字呈現出來的研究結論本身就表達了作者反對簡單的科學主義的社會學的立場。
像《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這樣的著作，不需要刻板的翻譯，可以有很豐富的詞彙選擇和句式表達上的變化，而對於李康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和他自己的研究相關，因此翻譯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學術立場了。而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一個詞可能會有abc三種譯法，選擇a代表了譯者的一種立場，選擇b又是另一種立場，而李康翻譯特斯特的時候，會選擇用一個“/”，把三種譯法並置拼貼起來，這種並置的譯法正代表了他的立場，那就是在作者想要呈現的這種後現代的精神狀態裡，並不存在一個非此即彼的取捨或者矛盾，反而是一種或此或彼的曖昧可能。在文學領域，翻譯風格是有理論可循的，而在社科領域這些翻譯策略還很難達到一個理論化的高度，李康的策略就是儘量讓他的翻譯風格能夠呈現出原著本身的理論所指。
對於李康而言，他並不敢奢談自己是否適合或鍾情翻譯，渡過時光的方式有許多種。而以每日“量化指標”的“機械單調”的翻譯，是他戰勝無聊、克服消沉、避免荒廢的歷程，一種最具有“質性”、最擺脫“機器”的日常工作。
同題問答
介面文化：你最喜歡的翻譯家是誰？
李康：社科翻譯真的很難講最喜歡，我羡慕文學翻譯家的一點是，他喜歡哪個作家的文字風格、人生姿態，就可以選擇那個人來翻譯，但是我選擇的餘地就很小了，不能因為我不喜歡吉登斯的風格我就不譯他，因為他很重要。社科翻譯只能說最欽佩的翻譯家，我最欽佩的就是劉北成老師。我原來只是看過他譯的書，後來見過他本人幾回，他枯瘦枯瘦的，一看就是非常嚴謹、認真，好像被翻譯熬幹了一樣。我知道翻譯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是靠音樂挺下來的，不知道他是靠什麼挺下來的。他待人很好，非常謙卑，譯者首先應該很謙卑，雖然有時是出版社的需要，但譯者不能只是志得意滿地四處走台簽售，而應該請大家來幫你發現翻譯中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臺灣的翻譯家彭淮棟，他的文筆讓我覺得自己的文字提升空間太大了，我也很羡慕閻克文先生，羡慕他能相對游離於高校體制之外，不用上課不用帶學生，不用考慮其他名利的問題，多年如一日地專注於某個流派、某個人的翻譯，如果能有這種“待遇”，也是一種享受，當然，上課教學也是另一種享受。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應該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李康：社科翻譯跟文學翻譯不一樣，這裡主要涉及四個問題，一是如何發現術語，尺度和範圍其實有一定的浮動；二是研究範式會發生變化，範式一變就要校正之前的翻譯；三是如果不存在公認通譯，跟自己的術語體系統一還是跟別人的協調；四是讀者需求不一樣，西方經典學術著作常常會有好幾個譯本，學生版、普及版，考訂版、研究版，標注清楚。一本真正的經典，如果面對大一新生，或許更需強調語言流暢，如果針對專業研究人員，文字上有棱角不要緊，精確到彆扭都是允許的，倒是怕譯者自作聰明地追求所謂“達雅”。
介面文化：你現在最想翻譯的作品是？
李康：目前主觀客觀都不允許再做翻譯了。遠期的話，一是想譯類似《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這種從研究主題和素材到文筆都較具文學性的社會理論，二是想譯比《社會的構成》和《教育思想的演進》更大部頭、更經典的作品。
介面文化：當一部作品出來時，你是否心驚膽戰有人來挑錯？
李康：我自己是處☆禁☆女座的，我特別希望有人挑錯，關鍵是沒什麼人挑錯。現在跟我十幾年前開始翻譯的時候條件不一樣了，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你是一個優秀的學者，你不需要看譯著；如果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你也不需要看譯著；而如果是一個英文不好只能看譯著的學生，你又挑不出錯。我從老師的角度，覺得翻譯絕對是有必要的，是造福；但是從學者的角度，做翻譯完全就是奉獻，我自己讀一本書一周就讀完了，可要翻譯一本書就得一年，收入多少、算不算成果那都不說了。你認為有水準的讀者會替別人費時間認真查對嗎？有，很少，我很敬重這些讀者。許多人大概挑幾個硬傷，罵兩句這書譯得真爛啊、中國學界沒救啦、大家學好外文吧，也就是了。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李康：如果是經典著作，應該是版稅，現當代著作的話，稿費會好一點。社科譯著就沒有什麼暢銷書，頂多就是《規訓與懲罰》的這種，那也是非常罕見的；另外出版社買的都是有期限的版權，期限很短，一共就幾年，再加上翻譯和出版的週期，出版時已經快不能賣了，所以在這件事上，譯者也沒設麼選擇。或許可以綜合一下，有一個基本的稿費保底，每次加印再有相應的版稅。
介面文化：你覺得翻譯的稿酬應該是多少才合理？
李康：我翻譯第一本書的時候是1998年，那時候三聯書店給的稿費是千字35元，我為生活所迫，給翻譯公司幹是千字120元，一天就能翻譯一萬字，現金立取，而且不用交稅，學術翻譯所花費的時間幾倍于商業翻譯。我認為與其去討論稿費是否合理，不如去討論一下稿費抽稅的方式是否合理。稿酬太高也不合理，因為出版社買版權的成本本身就不低了，競爭拍賣一下更高。但是抽稅的方式真的不合理，哪怕一本書你翻譯了三年、五年，在抽稅的時候都是按一次性收入計算的，因此抽稅的比例很高。表面上看你是一次性拿了一兩萬、兩三萬， 實際上這是幾年工作的酬勞。出版社有沒有可能像過去對待老翻譯家一樣，預支一部分，或者每個月分期付款，這樣就不用抽這麼多稅。這不是偷稅漏稅，這是對翻譯所得合理的納稅方式。操作上肯定有困難，我就是開個腦洞。
介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辭典和網路資料運用有何看法？
李康：我本人是一個工具書愛好者，光詞典、地圖冊的收藏就有滿滿一書櫃，但同時我又是一個狂熱的電子書收集者。電子辭典攜帶方便，搜索快捷，但是翻檢紙版工具書經常能在臨近詞條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聯想，一些詞源上、知識上隱秘的關聯。地圖集、歷史年表之類也是紙版為上。我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辭典，比如《世界文化象徵辭典》、《東西方圖形藝術象徵辭典》等等，翻譯到一些涉及民俗學、人類學的內容時，比如八腳蜘蛛，比如形容一個女人是石榴，單純查詞意還不夠，要看圖，看它在特定文化中的引申義，這種情況下，紙版詞典不可替代。更不要說往往需要好幾本詞典互勘。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在分為流行文化、純文化還有官方用語等不同的體系？
李康：
介面文化：你怎麼解決外來詞匯中文化的問題，是否會自己創造新詞？
李康：創造新詞是為了做區分，跟舊的話語系統做一個區分，何時發現需要作區分呢？研究往前發展的時候，學理的理解更深了一步，才需要這種更細化的區分。所以發明新詞，都是為了製造陌生感，就像當年譯佛經一樣。只有製造了陌生感，讀者在讀的過程中才能有耳目一新（refreshing）的感覺，完全通俗化的閱讀，雖然流暢，但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入門級的閱讀，不是研究級的閱讀。入門級的閱讀應該讓讀者感受不到譯者的存在，而研究級的閱讀，則是要讓讀者時時刻刻保持對原著的敬畏之心，戰戰兢兢，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深淵。好的翻譯，能讓讀者和譯者都謙卑前行，得大喜悅。
譯作展示
《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
李康：這兩部指南屬於新世紀以來重寫社會學史的集體努力，挑戰既有研究視野的美國中心主義，彰明歐美差異乃至歐洲內部豐富多元的國別傳統；恢復被實證主義主宰的社會學理論與價值規範取向的政治哲學乃至神學問題意識對話的可能；突破當代社會理論三大家吉登斯、布迪厄、哈貝馬斯的格局，介紹英法德三國社會理論研究的豐富拓進；凸顯歐美與拉美和亞洲在社會理論問題意識和實踐關注上的差異，反映多元文明對話；將記憶、身體、性別、城市空間、國族認同等當代社會文化研究熱點置於相關歷史脈絡，強化對於經驗研究主題的文化背景特定性的理論自覺。
“社會理論新視野”叢書
李康：這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社會文化理論叢譯文，選譯自英國SAGE出版社的TCS（Theory，Culture&Society）叢書，希林的《身體與社會理論》《科技、文化與社會中的身體》和奧尼爾的《身體五態》全面呈現了身體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傳統、前沿研究進展和學科交融可能；伯基特的《社會性自我》、瓦格納的《並非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社會科學歷史與理論一探》亦是以社會理論核心範疇為統貫線索，重新梳理社會理論流變的佳作；《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法國社會理論》和《社會學何為——社會道德生活的基本形式》分別展示了思想家個人、國別傳統和特定視角這三類“個案”如何貫徹將倫理維度重新帶回社會學理論史圖景。這一系列中還夾帶了兩本不屬於TCS系列的“私貨”，特斯特的《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和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作品。
《教育思想的演進》塗爾幹
李康：《教育思想的演進》是我的譯作中文字風格和學術思想整體比較平衡的一部。渠敬東當時大力系統引介塗爾幹的作品，也特別關注西方思想史大格局下的教育思想，這本書就是他推薦給我翻譯的。這部歷史社會學早期經典格局宏闊，行文清晰，是觀念史與制度史水乳☆禁☆交融的典範之作，在翻譯中需查考大量史實細節，在統稿做譯注前，我還特意花了當時每月到手工資的一半，買了二十卷《不列顛百科全書》作為參考書。
李康：社會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譯著有《反思社會學導引》《社會的構成》《社會學》《教育思想的演進》《身體五態——重塑關係之形》《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
（本文圖片攝影/呂萌）
“現在有社會學可以去，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東西挺危險，你要不要去？”“沒關係，我去。”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社會學到底是什麼樣的學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中西方文化比較曾一度很流行，央視的電視系列片《河殤》風靡全國，上中學的李康偶爾會寫寫時評和書評，這讓他對社科類的專業有了一些模糊的認識和嚮往。在復旦讀書的日子，李康似乎又像回到了兒時在家中瘋狂汲取知識的年代。在學校裡，沒有人系統地帶著他讀書，他就整天泡在圖書館裡，各種哲學歷史文學國關的概論通史一通兒亂翻，進行自我“通識教育”，“學問談不上增進，卻誤打誤撞地對日後的翻譯有所助益，遇到專名、定譯知道該到哪兒去查，對於別人譯著裡的硬傷也更敏感。”
“復旦的圖書館經常低價處理各種外文舊書，很便宜，都是精裝的原版教材，經濟學原理、國際關係綱要、文化人類學導論什麼的，我前後買過十幾本，抱回宿舍一點點啃，看不懂就查字典，那時候剛出了陸谷孫的《英漢大詞典》的大字版，還不是後來的縮印本。”除了看書，李康還把大把時間用來背單詞，當時還沒有新東方，沒有紅寶書，他背的單詞書是章揚恕編的《兩萬分級詞彙》，書中按照詞頻把每一千個單詞分成一級，一共是二十級，李康刷了五六遍，把兩萬個單詞都背下來了。他說那時候背單詞不是為了考試，留學更是想都沒想過，就是純粹打發上課或開會學習時的大量無聊時間，現在想來又可笑，又有點可憐，但是很快樂。
第一次嘗試翻譯是為了完成作業。“當時有一門課叫做社會保障，要做一個作業，我選的題目就是比較歐美主要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這個題目非常大，我也找不到什麼書，就在三十卷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裡找到社會保障這個詞條，一篇文章有幾十頁，我從頭到尾讀下來，撿重點翻譯、整理，交給老師的時候，我就明說了，這是我從詞條編譯出來的，老師聽了反而大喜，因為很多詞條單拎出來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綜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在復旦的四年，李康參加了很多演講辯論比賽，畢業那年，作為學校的最佳辯手，他有機會去新加坡參加辯論賽，但是他沒去，同時也放棄了留滬讀研和回杭州報社工作的機會，他想換個地方“尋找在學術上繼續發展的可能性”，於是他去考了北大的研究生。他忐忑地托在京的高中同學打探自己的初試成績，得知自己考了第三，第二是北大本系畢業，工作了幾年又考回來的實力派，叫周飛舟；而第一名，簡直是天外飛仙，人大社會學應屆畢業，比第二名高出四五十分，叫李猛。
那是李康第一次拿起紙筆給陌生人寫信，他向李猛“求問學習經驗”。李猛並沒有讓他失望，幾天後的一個上午，李康披著那陣子“耍酷”一直穿著的父親那件“為人民服務”藍色勞保服，坐在復旦大學的收發室臺階上，讀完了一封信息量極大的回信。他讀完信，在大太陽底下呆坐良久，他隱隱覺得，自己的大學四年白過了。這封信裡，李猛介紹了自己在人大四年的讀書領域和有待彌補的“短板”，行文簡潔低調，卻讓李康覺得，自己的閱讀毫無系統可言，和人家相比，差了好遠。
翻譯的第一本書就選布迪厄，真是“吃了豹子膽”
來到北大繼續深造，李康才算開始有系統的閱讀學生領域的書籍。他坐在文科教研閱覽室和西文新書閱覽室裡，邊讀邊譯地記下了鮑曼《後現代性的蘊示》、貝克《風險社會》、弗裡斯比的齊美爾研究系列及身體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方面一些當代社會理論英文原著的閱讀筆記。從小跟隨到處現場設計施工的父母走南闖北的他，或許把無根的火車旅行鑄成了自己的身體記憶，讀著充滿鄉愁情懷的（後）現代性研究就仿佛在尋找家園，也在對齊美爾、福柯、戈夫曼、埃利亞斯、鮑曼等人著述的初步接觸中，領略到被喬納森·特納式美國教材搞得寡淡無味的社會學理論之外的別樣天地。
當年給他回信的“筆友”，如今成為了他的室友。當時還不會騎自行車的李康，正是靠著室友李猛從北圖（現國圖）和歌德學院借回來的書籍，接觸到了日後令其迷醉其中的法國新史學。在導師孫立平的讀書課上，在變宿舍為課室的“麻雀”讀書小組上，他也分工翻譯和報告了一些關於近現代農村基層政權和城市單位制的海外中國研究文獻。那時候大家還沒有筆記型電腦，讀書筆記都是記在紙質的筆記本上，無法像在電腦上一樣輕鬆地反復修改，這反而練就了李康的翻譯功夫，下筆的時候，一個英文長句的結構他已了然於胸，長句的拆解、從句的倒樁一氣呵成，落在紙上的就已經是通順流暢的中文。
研究生二年級時，李康和李猛共同翻譯起了他們的第一本譯作——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導引》，出版的時候改名叫《實踐與反思》。“分工不按章，按小節，我譯一三五，他譯二四六，我在紙上寫，他也在紙上寫，寫完我們兩個立刻相互校對，這樣才能保證下一節的術語譯法是統一的。關於術語應該怎麼翻譯，我們倆可以立刻討論，討論完也未必有一個確定的答案，譯著譯著可能就發現之前的譯法可能不好，需要改。但是拆句的習慣，兩個人的差別就太大了，需要反復調整。他覺得我愛生造新詞，我覺得他有一些‘第一開始’之類的奇怪表述。當時他朋友有一台筆記型電腦，負責錄入，電子稿列印出來，再校，就這樣，這本書前前後後做了八九個月，每一頁都改得密密麻麻。”
回憶起自己的“處☆禁☆女作”，李康也不禁對比起今天的一些翻譯狀況，如今的許多譯著是由老師帶著幾個學生分工翻譯，且不論老師究竟能投入多少精力統稿校對，學生之間也無法保證全書術語統一、文氣通暢。“更何況，又能有幾個人做得到這樣頻繁、即時、完全不顧及情面的直爽交流？”
這部“處☆禁☆女作”在學界贏得了不錯的反響，有關知識份子、社會科學與轉型改革的關係在當時大陸學界討論甚多，而資本、慣習、場域等核心概念也影響廣泛。“譯的時候並沒覺得它特別難，但現在看來，我們兩個新手一上路就挑這本書來譯，真是吃了豹子膽。這本書其實非常難，經常是一整段一個句號，四五行一個逗號，破折號層層疊疊，裡面充滿了各種術語，都需要背景知識。李猛本身學養很好，我則是一個亂讀書的人，我覺得社科譯者特別需要的就是這種亂讀書的素質，這樣你才能在別人看來普通的詞裡面發現術語，並知道去哪兒查這個術語，這是一個雜家才有的素質。”李康說，有一次為了查一個典故細節，他看完了一整本《包法利夫人》，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時光無法倒流，我恨盧梭”
開頭如此，後來便一發不可收拾，李康在隨後又翻譯了大量的譯作，包括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集大成之作《社會的構成》，塗爾幹觀念史和制度史交融的典範之作《教育思想的演進》，《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和《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兩部合計超過120萬字的大部頭工具書，還有總計十四冊的“社會理論新視野”叢書中的十本，對於翻譯工作，李康說自己“不想主持，不會拒絕，只有老老實實地填坑”。李康曾三次到海外訪學，每一次都暗自下決心說不再翻譯、專注學業，但如果能夠履行諾言，也就不必反復下決心了。相反，他最開心、最沒有功利性的一本譯作，正是在哈佛大學訪學期間完成的。
“在哈佛的那個冬天我摔斷了腿，有一兩個月困在輪椅上，憋得慌，有一天看到一本很無厘頭的小冊子，叫《塗爾幹死了》，假想一幫社會理論家聚在一起搞了一個大新聞，福爾摩斯去破案，每個人的言論和做派勉強貼合了其思想學說。於是我就每天譯一些，用燕京學社所在樓的諧音販蛇哥為網名，在一個社會學論壇上連載，再加上些自己的點評。回國後發現這本書居然出了中譯本，當然不是我譯的，但那段日子真的很快樂。”
而最心酸的翻譯經歷要數盧梭的《論政治經濟》，“倒不是傷心它沒出版，那時兒子三歲，我們一家人住在一套一居室的青年公寓裡。平時我在陽臺工作，供暖季節就搬到廚房。所謂的廚房總共也就兩三平米，晚上做完飯收拾完，我就關起門來，在廚房裡支起一個折疊小方桌，搬個小板凳，坐在裡面打開筆記本翻譯。孩子常常想找我玩兒，再加上我身邊的小架子上放著各種餅乾零食，於是他時不時就會跑來拍門，央求我從門縫塞片餅乾過去，我得抵住門不讓他進來搗亂。有一次我以為他走了，其實他躲在門口想偷溜進來，我抵住的門夾了他的小指頭……他現在已經長大，時光無法倒流，我恨盧梭。”
李康坦承，自己與翻譯之間，一直有一種後悔做但又反復投入去做的愛恨糾結，如今說“要是畢業後專心研究著作，至少博士論文已經修改出書”已屬無謂假設，至於今後，無論出於主觀意願，還是職稱評審制度的客觀約束，李康應該一段時間內不會再做翻譯了。
“現在的出版社總是太著急，不給你時間冷卻”
從第一本譯著開始計算，李康如今翻譯的著作累計起來也有一千二三百萬字了，他希望能通過這些譯著，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術語體系，能夠讓從大一到博士各個階段的學生能在統一的術語系統下讀到適合自己的理論著作，讓他們有閱讀的連慣性和回憶的可能性。大一讀社會學概論，大二第一學期讀西方理論的入門書籍，高本和碩士生做進階閱讀，到了博士階段讀各種指南手冊（handbook和companion），一直到最後讀針對某一個理論家的深入研究。“雖然現在很多學生完全有能力直接讀原著，但建立一個母語的術語系統依然是很必要的，這不僅是為了所謂本土化、文化自信，而是因為恰恰在中外兩套術語系統的轉換過程中那些不能一一對應的地方，那些走偏、不適的地方，隱藏著理論的生長點。”
要建立一套術語系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做好索引（譯名表），李康說，現在有一些出版社直接把譯著最後的索引刪掉，這是令人髮指的，而即便沒有刪掉，大多數的譯著都是直接把原書的索引影印過來，或者直接逐條翻譯出來。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直接翻譯的譯名表一定是中-外對照的，外文名在前，中文名在後，而如果一個中文讀者想去查某個術語，他需要的一定是一個中-外對照的譯名表。所以李康在翻譯時，所有的譯名表都重新製作。這不僅是中英文顛倒位置的機械工作，還涉及到頁碼的重新編排，尤其一些一對多或者多對一的情況需要特別注意，以免發生混亂。李康有時還會在原書索引的基礎上，加入一些他認為重要的術語，“這樣才是真正對讀者有説明的索引，否則就只是個擺設。”
術語的翻譯幾乎是社科翻譯的核心工作，譯者首先要能從文中辨識出術語，並將之凸顯，做陌生化處理。李康以哲學家葉秀山為例，葉秀山在討論古希臘哲學時，會把所有的術語，甚至人們認為的尋常詞語都加上引號，起到突出強調的作用。什麼叫陌生化處理？李康說，就是對一個詞的翻譯可能會讓讀者覺得這個譯者不會說中國話。比如布迪厄的經典概念“habitus”，中文翻譯叫做“慣習”，為什麼不能譯成“習慣”？因為如果翻譯成習慣，下文中又出現habit，兩個詞就無法區分了。有時候在翻譯一個術語的時候，譯者確實能夠找到一個相對應的中文日常詞彙，但是很多英文詞都可以對應同一個日常詞彙，這時候就需要對加以區分。這又是社科翻譯和文學翻譯的不同之處，在文學翻譯中，對於原文中反復出現的詞，為了增加語言的豐富性，可能會選擇不同的中文詞彙來翻譯；而在社科翻譯中這是絕對不允許的，社科翻譯要求一一對應，因此就要選擇更具有細微辨析力的表達方式。
二十年過去了，李康的很多譯作也都陸續再版，再版前他會親自重新校對，也會陸續進行一些修訂，“譯完之後冷卻一段時間再回頭去看是最好的，製造了陌生感，才能發現自己的問題，但是現在的出版社都是有週期要求的，太著急了，它不給你時間冷卻。”在李康看來，社科翻譯不像文學翻譯，再版時的很多修改並不能叫糾錯，而是譯者經過幾年的研習，或者對作者的其他著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或者將他的著作與其他學者關聯起來，建立了新的思想圖譜，又或者對某人的研究範式發生了變化，這時再回過頭去看會發現，某個術語用另外一個詞來表示可能更準確。比如老一輩的翻譯家可能沒接觸過太多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等思潮，而後來的譯者則可以在一個相對更完備的術語系統裡去理解和翻譯術語。中國大陸學界的術語翻譯也受到了港臺學界的影響，有的港臺譯法可以借鑒，有的也要做出區分。
“用從心靈雞湯和網路美文中獲得的中文訓練來對付學術翻譯是不行的”
作為北大福柯讀書小組的成員，李康也翻譯過40篇福柯的作品，多是相對口語化的訪談錄，由於種種原因，由李康、李猛、吳飛等人共同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福柯文選”出版計畫一再擱淺，而隨著汪民安主編的、從法語原文翻譯過來的三卷本《福柯文選》於去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也有很多人向李康詢問，他們的“福柯文選”什麼時候出版，兩個版本哪個更好。
對於這個問題，李康的回答是，在文學翻譯中特別講究要從第一語言直接翻譯，而在社科翻譯中，情況則要具體分析，甚至有人說，德國的大學生讀哈貝馬斯，或者霍克海默、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也寧願去讀英文翻譯。“早年外語人才有限，從英文版翻譯是最常見的，後來我們覺得福柯是個法國人，最好從法語原文翻譯，但是它的《知識考古學》就是從法語原文翻譯的，中譯本幾乎是不可讀的，兩位譯者確實懂法語，但沒有理論基礎，不瞭解整個思想史的背景，因而根本無法辨認出哪些是術語。我個人認為，如果不能做到十全十美，還不如讓一個學術專業人士從英文版翻譯。”近些年來，留法、留德的學生也越來越多，也能找到很多在歐洲大陸受過學術訓練的譯者，轉譯的問題似乎不像以前那麼突出的，然而在李康看來，包括他自己在內，很多時候譯文品質會受制于譯者的中文水準，年輕譯者成長于碎片化的閱讀時代，習慣了讀圖、看短文章，對中文長句的駕馭能力明顯降低了，詞彙也變得越來越貧乏，“用從心靈雞湯和網路美文中獲得的中文訓練來對付學術翻譯是不行的，那不算是好的中文”。
學術翻譯並不意味著語言風格要像一本白開水，在李康看來，學術翻譯的語言風格首先要符合思想家的風格，德國和法國的思想家風格就相去甚遠，這要求譯者能夠靈活掌握多種風格。如果是社會研究類的著作，該口語化、該俗的地方要能俗下去，比如在翻譯社會學、人類學的很多田野調查訪談時，就不能還用正兒八經的書面語了。與之相對地，如果翻譯比較嚴肅的作品，文字的典雅度跟不上也會成為問題，李康認為在這一點上臺灣譯者的訓練就比大陸要強，他很欣賞臺灣譯者彭淮棟的文筆，儘管也有人對他的譯文持有異議，覺得讀起來比較古奧，甚至有時會為了追求“雅”而犧牲“信”，但李康還是發現了很多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
李康的譯著很多，原創的學術研究卻很少，他說翻譯有助於教學和研究，但並不太有助於寫作，看得越多，越不敢寫，加之翻譯注重細節，局部漸次推進，偏于擬合原意；而寫作講求格局，整體宏觀把握，最好別出心裁，二者氣象也有異。“各種新範式的引入，新書的推介，和前沿思想的整合，這些都得益於我從事的翻譯工作，也有助於教學；但到了自己寫東西的時候，就會想要不斷地納入新的思想和理論，搞不好總是反復在做文獻綜述，感覺永遠也寫不完。很多德高望重的譯者都留下了代序性質的學術概論，作為小品不可謂不精彩，但要寫一部完整的書，反而倒經常很困難。”
但反過來說，李康認為研究也有助於翻譯，譯者本身的研究取向直接影響著他對譯作的選擇和處理方式。2010年李康翻譯的《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出版，這本書在李康翻譯的社會學著作中是一個異類。作者特斯特運用大量文學材料，卡爾維諾、昆德拉和卡夫卡的小說，來研究現當代人的精神困境，與傳統的社會學著作不同，特斯特使用了一套新的術語系統，替換了美國主流社會學的核心範疇，不再用結構、行動、功能這些詞。而開始用界限、認同、矛盾（ambivalence），特斯特用富有文學性的筆法重新探討了主流社會學所研究的核心主題，試圖建立一種韋伯、塗爾幹以外的，詩性的社會學源流，其文字風格不單單是一種寫作技巧，用這樣的文字呈現出來的研究結論本身就表達了作者反對簡單的科學主義的社會學的立場。
像《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這樣的著作，不需要刻板的翻譯，可以有很豐富的詞彙選擇和句式表達上的變化，而對於李康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和他自己的研究相關，因此翻譯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學術立場了。而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一個詞可能會有abc三種譯法，選擇a代表了譯者的一種立場，選擇b又是另一種立場，而李康翻譯特斯特的時候，會選擇用一個“/”，把三種譯法並置拼貼起來，這種並置的譯法正代表了他的立場，那就是在作者想要呈現的這種後現代的精神狀態裡，並不存在一個非此即彼的取捨或者矛盾，反而是一種或此或彼的曖昧可能。在文學領域，翻譯風格是有理論可循的，而在社科領域這些翻譯策略還很難達到一個理論化的高度，李康的策略就是儘量讓他的翻譯風格能夠呈現出原著本身的理論所指。
對於李康而言，他並不敢奢談自己是否適合或鍾情翻譯，渡過時光的方式有許多種。而以每日“量化指標”的“機械單調”的翻譯，是他戰勝無聊、克服消沉、避免荒廢的歷程，一種最具有“質性”、最擺脫“機器”的日常工作。
同題問答
介面文化：你最喜歡的翻譯家是誰？
李康：社科翻譯真的很難講最喜歡，我羡慕文學翻譯家的一點是，他喜歡哪個作家的文字風格、人生姿態，就可以選擇那個人來翻譯，但是我選擇的餘地就很小了，不能因為我不喜歡吉登斯的風格我就不譯他，因為他很重要。社科翻譯只能說最欽佩的翻譯家，我最欽佩的就是劉北成老師。我原來只是看過他譯的書，後來見過他本人幾回，他枯瘦枯瘦的，一看就是非常嚴謹、認真，好像被翻譯熬幹了一樣。我知道翻譯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是靠音樂挺下來的，不知道他是靠什麼挺下來的。他待人很好，非常謙卑，譯者首先應該很謙卑，雖然有時是出版社的需要，但譯者不能只是志得意滿地四處走台簽售，而應該請大家來幫你發現翻譯中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臺灣的翻譯家彭淮棟，他的文筆讓我覺得自己的文字提升空間太大了，我也很羡慕閻克文先生，羡慕他能相對游離於高校體制之外，不用上課不用帶學生，不用考慮其他名利的問題，多年如一日地專注於某個流派、某個人的翻譯，如果能有這種“待遇”，也是一種享受，當然，上課教學也是另一種享受。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應該側重直譯還是意譯？
李康：社科翻譯跟文學翻譯不一樣，這裡主要涉及四個問題，一是如何發現術語，尺度和範圍其實有一定的浮動；二是研究範式會發生變化，範式一變就要校正之前的翻譯；三是如果不存在公認通譯，跟自己的術語體系統一還是跟別人的協調；四是讀者需求不一樣，西方經典學術著作常常會有好幾個譯本，學生版、普及版，考訂版、研究版，標注清楚。一本真正的經典，如果面對大一新生，或許更需強調語言流暢，如果針對專業研究人員，文字上有棱角不要緊，精確到彆扭都是允許的，倒是怕譯者自作聰明地追求所謂“達雅”。
介面文化：你現在最想翻譯的作品是？
李康：目前主觀客觀都不允許再做翻譯了。遠期的話，一是想譯類似《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這種從研究主題和素材到文筆都較具文學性的社會理論，二是想譯比《社會的構成》和《教育思想的演進》更大部頭、更經典的作品。
介面文化：當一部作品出來時，你是否心驚膽戰有人來挑錯？
李康：我自己是處☆禁☆女座的，我特別希望有人挑錯，關鍵是沒什麼人挑錯。現在跟我十幾年前開始翻譯的時候條件不一樣了，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你是一個優秀的學者，你不需要看譯著；如果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你也不需要看譯著；而如果是一個英文不好只能看譯著的學生，你又挑不出錯。我從老師的角度，覺得翻譯絕對是有必要的，是造福；但是從學者的角度，做翻譯完全就是奉獻，我自己讀一本書一周就讀完了，可要翻譯一本書就得一年，收入多少、算不算成果那都不說了。你認為有水準的讀者會替別人費時間認真查對嗎？有，很少，我很敬重這些讀者。許多人大概挑幾個硬傷，罵兩句這書譯得真爛啊、中國學界沒救啦、大家學好外文吧，也就是了。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應該拿版稅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費？
李康：如果是經典著作，應該是版稅，現當代著作的話，稿費會好一點。社科譯著就沒有什麼暢銷書，頂多就是《規訓與懲罰》的這種，那也是非常罕見的；另外出版社買的都是有期限的版權，期限很短，一共就幾年，再加上翻譯和出版的週期，出版時已經快不能賣了，所以在這件事上，譯者也沒設麼選擇。或許可以綜合一下，有一個基本的稿費保底，每次加印再有相應的版稅。
介面文化：你覺得翻譯的稿酬應該是多少才合理？
李康：我翻譯第一本書的時候是1998年，那時候三聯書店給的稿費是千字35元，我為生活所迫，給翻譯公司幹是千字120元，一天就能翻譯一萬字，現金立取，而且不用交稅，學術翻譯所花費的時間幾倍于商業翻譯。我認為與其去討論稿費是否合理，不如去討論一下稿費抽稅的方式是否合理。稿酬太高也不合理，因為出版社買版權的成本本身就不低了，競爭拍賣一下更高。但是抽稅的方式真的不合理，哪怕一本書你翻譯了三年、五年，在抽稅的時候都是按一次性收入計算的，因此抽稅的比例很高。表面上看你是一次性拿了一兩萬、兩三萬， 實際上這是幾年工作的酬勞。出版社有沒有可能像過去對待老翻譯家一樣，預支一部分，或者每個月分期付款，這樣就不用抽這麼多稅。這不是偷稅漏稅，這是對翻譯所得合理的納稅方式。操作上肯定有困難，我就是開個腦洞。
介面文化：你對當今電子辭典和網路資料運用有何看法？
李康：我本人是一個工具書愛好者，光詞典、地圖冊的收藏就有滿滿一書櫃，但同時我又是一個狂熱的電子書收集者。電子辭典攜帶方便，搜索快捷，但是翻檢紙版工具書經常能在臨近詞條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聯想，一些詞源上、知識上隱秘的關聯。地圖集、歷史年表之類也是紙版為上。我收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辭典，比如《世界文化象徵辭典》、《東西方圖形藝術象徵辭典》等等，翻譯到一些涉及民俗學、人類學的內容時，比如八腳蜘蛛，比如形容一個女人是石榴，單純查詞意還不夠，要看圖，看它在特定文化中的引申義，這種情況下，紙版詞典不可替代。更不要說往往需要好幾本詞典互勘。
介面文化：你認為翻譯是否在分為流行文化、純文化還有官方用語等不同的體系？
李康：
介面文化：你怎麼解決外來詞匯中文化的問題，是否會自己創造新詞？
李康：創造新詞是為了做區分，跟舊的話語系統做一個區分，何時發現需要作區分呢？研究往前發展的時候，學理的理解更深了一步，才需要這種更細化的區分。所以發明新詞，都是為了製造陌生感，就像當年譯佛經一樣。只有製造了陌生感，讀者在讀的過程中才能有耳目一新（refreshing）的感覺，完全通俗化的閱讀，雖然流暢，但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入門級的閱讀，不是研究級的閱讀。入門級的閱讀應該讓讀者感受不到譯者的存在，而研究級的閱讀，則是要讓讀者時時刻刻保持對原著的敬畏之心，戰戰兢兢，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深淵。好的翻譯，能讓讀者和譯者都謙卑前行，得大喜悅。
譯作展示
《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
李康：這兩部指南屬於新世紀以來重寫社會學史的集體努力，挑戰既有研究視野的美國中心主義，彰明歐美差異乃至歐洲內部豐富多元的國別傳統；恢復被實證主義主宰的社會學理論與價值規範取向的政治哲學乃至神學問題意識對話的可能；突破當代社會理論三大家吉登斯、布迪厄、哈貝馬斯的格局，介紹英法德三國社會理論研究的豐富拓進；凸顯歐美與拉美和亞洲在社會理論問題意識和實踐關注上的差異，反映多元文明對話；將記憶、身體、性別、城市空間、國族認同等當代社會文化研究熱點置於相關歷史脈絡，強化對於經驗研究主題的文化背景特定性的理論自覺。
“社會理論新視野”叢書
李康：這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社會文化理論叢譯文，選譯自英國SAGE出版社的TCS（Theory，Culture&Society）叢書，希林的《身體與社會理論》《科技、文化與社會中的身體》和奧尼爾的《身體五態》全面呈現了身體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傳統、前沿研究進展和學科交融可能；伯基特的《社會性自我》、瓦格納的《並非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社會科學歷史與理論一探》亦是以社會理論核心範疇為統貫線索，重新梳理社會理論流變的佳作；《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法國社會理論》和《社會學何為——社會道德生活的基本形式》分別展示了思想家個人、國別傳統和特定視角這三類“個案”如何貫徹將倫理維度重新帶回社會學理論史圖景。這一系列中還夾帶了兩本不屬於TCS系列的“私貨”，特斯特的《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和卡夫雷拉《後社會史初探》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作品。
《教育思想的演進》塗爾幹
李康：《教育思想的演進》是我的譯作中文字風格和學術思想整體比較平衡的一部。渠敬東當時大力系統引介塗爾幹的作品，也特別關注西方思想史大格局下的教育思想，這本書就是他推薦給我翻譯的。這部歷史社會學早期經典格局宏闊，行文清晰，是觀念史與制度史水乳☆禁☆交融的典範之作，在翻譯中需查考大量史實細節，在統稿做譯注前，我還特意花了當時每月到手工資的一半，買了二十卷《不列顛百科全書》作為參考書。
李康：社會學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哈佛大學、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譯著有《反思社會學導引》《社會的構成》《社會學》《教育思想的演進》《身體五態——重塑關係之形》《帕森斯學術思想評傳》《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埃利亞斯與現代社會理論》。
（本文圖片攝影/呂萌）